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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战争第一阶段：三元里抗英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剧情反转的可能吗？问题的关键是，统治者答应的事情，还没问问百姓答应不答应，而这就是剧情反转的根源所在。一方面，“八省弁兵丧家狗，满城文武可怜虫”，清政府及其军队已经被打败，乖乖认输；另一方面，群众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大多数”，它正义进步的本性没有得到发扬，它深厚坚毅的力量没有得到挖掘。如今官家的力量被打败了，这个官家力量平日里除了作威作福，给人民制造苦难外，一无是处。这个力量不能为人民遮风挡雨，人民就自己站起来，为自己遮风挡雨。这个力量越腐朽，越是历史的多余，人民就越觉醒，越强烈地展现出其正义进步的本性和深厚坚毅的力量，去除这历史的多余，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官家力量，这大约就是近代史的斗争历程，而三元里人民抗英则迈出了这斗争历程的第一步。 一、战前情况说起三元里抗英的大背景，大约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少不了西方列强百年来到广州贸易犯下诸如治外法权、贩卖鸦片等欺压残害中国人的罪行，人民不会无缘无故仇恨，人民的怒火也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二是林则徐禁烟运动大长民族志气，而他经常依靠人民搞斗争，经常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意识和能力，激发起他们优良的斗争传统；三是封建社会有形形色色的基层组织，这些组织虽有控制人民、强化封建统治的不良之处，但也有组织群众、凝聚力量的传统。这几个背景结合起来，就孕育着广州人民搞一场抗英斗争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则是由侵略者胜利后骄狂异常、残害百姓引发的。 5月27日投降条款生效后，一面是三位人物和广东当局乖乖执行这些条款，一面是侵略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开始祸害自己控制下的地盘。这主要表现在占领城北炮台的侵略军开始派出部队，骚扰附近各乡镇，抢夺粮食，奸淫妇女，捉拿老百姓供自己役使，血腥对付反抗者，乃至“开棺暴尸”，“挖掘山坟，祸延白骨”，肆意妄为的心气越来越高。 这段时间，官府投降的消息传来，各乡群众已然表现出愤慨之情，而侵略者的奸淫掳掠，更使大家切齿不已，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群众的愤怒情绪不断上升。而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各乡民众都有了初步的组织，并且约定，一有警报就全体出动，互相援助。当时，广州郊区有不少社学组织。这种社学原是乡村学人课艺讲学之所，也是平时排难解纷之地，团练乡勇常常也以社学为单位组织训练，而在新形势下，社学很快就承担起组织群众保卫家园的职能。社学的领导者多为当地有威望、热心公务的正派乡绅，他们虽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但身在基层，更有保卫家园的强烈愿望，对新来乍到的侵略者有较强的斗争性。应该说，此时群众还不分贫富，团结一心，已经具备了反抗侵略的基础，只待一把火，燃起反抗侵略的怒火。 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离四方炮台只三四里，英军骚扰，首当其冲。5月29日，十多名英军士兵闯进村子，在村头调戏菜农韦绍光的妻子李喜。乡民们听闻鬼子进村了，纷纷赶往出事现场，手执锄头木棍，团团围住来犯者，展开武斗，当场打死七八个，剩下的狼狈逃窜。事件发生后，乡民们立刻聚会三元古庙，商议对策，意识到侵略者不会善罢甘休，必然前来报复，我们必须及早准备，迎击再犯之敌。为此，乡民们做出了两大决定： 一是全村16岁至60岁的男子都组织起来，团结一心，与侵略者一决雌雄，还举行了誓师仪式，以古庙的三星旗作为战旗，规定“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以“打死无怨”来表达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坚强意志。 二是派出代表赴邻近各乡求援，把更大规模的反抗力量动员起来，共同抗击侵略者，而三元里乡民的求援呼声迅速得到周围各乡社学组织的积极响应，此时社学组织不同程度处于动员中，一听到这呼声，立刻激昂起来，决心与三元里乡民一道战斗。如三元里北的萧冈举人何玉成，本在怀清社学办团练，致力于“联合本司各社学，保守乡闾”，一听到三元里求援消息，便“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积极推动各乡社学参加抗英斗争。驻石井的平海营水勇管带林福祥，也连日劝谕各乡联合抗英，“激以忠义，怵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他还以官家的身份与广州城内的高官大吏取得联系，建议城内军队和城外乡民共同举事，转败为胜。另外，园下田捐监生王韶光则以客家身份，联合东北六社客民奋起响应，广州北郊石行的打石工人与锦纶行的丝织工人也都动员起来，积极准备投入抗英斗争。当时，广州城北的三元里、棠下、石井、江村、大澜滩、园下田、龙归市、沙亭岗等一百余个乡的群众不同程度参加了这场斗争。 群众行动是迅速的。出事当天下午，各乡代表已然齐集牛栏冈将军庙，其中不乏如林福祥这样的具有军事才能的人物，高手在民间呀，因此会议很快就定下了明确的行动方案：一是各乡自成单位，制备大旗一面，写上乡名；二是以原有团练为基础组织武装，每50人为一队，公举领队一人，头缠红绡，指挥作战；三是各乡准备大锣数面，遇有警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四是15岁至50岁的男子一律出动，参加战斗，老弱妇幼转移别地；五是采用诱敌深入、包围突击战术，把敌人引诱到地形复杂的牛栏冈一带围歼。这方案比官家的那套要管用得多。 二、作战行动30日早晨，三元里等乡群众约五千人最先赶到城北高地聚集，敲锣打鼓，齐声呼喊“杀番鬼”。这时四方炮台的英军正要早餐，司令官郭富见群众前来闹事，下令施放排枪，驱赶群众，然而群众无所畏惧，大造声势。于是，这位司令官也顾不上吃饭，马上率领26团一部、49团三个连、37团、孟加拉志愿兵几个连及海军陆战队共1000多人，带着枪炮冲出炮台，扑向群众。群众且战且退，最后把敌人引诱到了牛栏冈。  三元里作战地图 牛栏冈一带水田四布，道路崎岖，周围山冈环绕，是聚歼敌人的极好战场。上午10时左右，英军到达牛栏冈一带。这时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逐渐形成包围圈。英军接连开炮，群众不但不散，反而愈聚愈多，到中午时分，足有近2万人。郭富见自己的部队突陷重围，马上命令各部人马或向左翼冲击，或向右翼抵挡，或试图突围。左翼26团窜进牛栏冈西南的杂葬岭一带的丛林中，被三元里、石井、唐夏等乡农民和丝织工人围困，左奔右突，随行的副军需总监毕霞少校在逃窜中与唐夏乡农民颜浩长等人相遇，颜浩长武艺高强，奋力战斗，击杀毕霞，这是此战中敌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官佐。右翼37团及孟加拉志愿兵沿山路逃窜，在柯子岭遭到打石工人的狙击，又流窜到黄婆洞，被群众砸得头破血流，乞命之声震山谷。 群众追击围歼英军之际，突然乌云蔽天，大雨倾盆。英军弹药尽湿，枪也打不响了，武器优势暂失，愈加拼命突围，无奈群众漫山遍野，侵略者冲出一道包围，又掉进新的包围。英兵穿着笨重的皮鞋，有的陷在四面皆田的泥泞中，狼狈不堪；有的龟缩瓜棚豆篱下，淋得如落汤鸡。抗英群众则抓住大雨时机，奋力拼杀，田埂旁，溪流边，山冈上，丛林里，到处是与侵略者搏斗的声影。群众手中的长矛，现在成了杀敌制胜的利器。群众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利用起来了，打得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恶战至下午4时，敌各路人马陆续逃出生天，逃回老巢，他们一天都没吃饭了，自然是又饿又累，疲惫至极，符合一支残兵败将的基本特征。而在清点人数时，发现37团一个连尚未回营，于是急忙派出两连部队，携带不怕雨淋的雷管枪，心惊胆战地深入群众战争的迷雾中。丢失的这个连此时在风雨中被打得晕头转向，数千群众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只得排成方阵，以尚能发射的来复枪自卫，在夜幕降临后一步步向四方炮台撤退。群众屡次向他们发动冲杀，或用长钩将敌兵从方阵中拉出砍杀，或以缴获的枪枝向敌兵射击。直到晚上9时，敌人最后一批部队才脱出重围，逃回四方炮台营地。当天夜晚，追击英军的群众将四方炮台围困起来，等待天明发动进攻。 一天的激烈战斗落下了帷幕，群众以英勇机智歼敌100多名，生俘12名，缴获大炮2门和不少刀枪弹药，可谓战果不菲，而腐朽官府的军队与敌人对抗了好几个月，也未必取得这样的战果。捷报传出，民心大快。31日清晨，又有不少群众从番禺、增城等县赶来，包围四方炮台的人数陡增到三四万人。广州城北一带，只见人头攒动，旗帜飘扬。昨天刚挨了一顿狠揍的英军，眼见包围的人群漫山遍野，心惊肉跳，一筹莫展。他们不得不在炮台上竖起白旗，乞求停战，他们常常迫使官军这么做，现在群众迫使他们这样做。 驻在商馆的义律惊闻城北剧变，急忙赶来，冲破群众包围——群众大概也没有为难，登上四方炮台，一看情况危急，极为棘手，怎么办？群众不好惹，官府好对付呀，马上派人送信入城，正告广东当局，如不能谕令群众解散，就要攻城。这时，三位人物还在城内，城内清军也没全撤走，赎城费也没缴完，城北剧变的消息传入城内，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出福建新至生力军助村民活缚义律，监而勿杀，挟使悉其船出外洋，还我汉奸，以是痛惩之机不可失”，但“当事相顾无敢任者，咸以为事在和后，不欲更为戎首，且款银已先给，设败盟，于我有害无利，坚却不用其策”。于是衮衮诸君一接到义律的旨意，马上派知府余保纯带领南海县令和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等人来到出事地点，首先向侵略者竭力表白群众闹事与官府毫无关系，哀求侵略者不要攻城——尽管他治下的百姓已经抓住了侵略者的命门。随后余保纯等来到声势浩大的群众当中，又是拱手作揖，请求运动的主体——广大百姓们停止攻击，不要再闹下去了；又是对运动的领导者——士绅们威胁利诱，指责他们无理闹事，如果把事情闹翻，六百万元赎城费就要由他们承担。士绅们等被余保纯等唬住了，纷纷动摇离去，广大群众也因暂时失去领导而相继解散。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就这样被它的官府破坏了。 但斗争并非没有效果。侵略者虽摆脱困境，但已成惊弓之鸟，不要说继续骚扰百姓，就是这块侵略之地也不敢继续逗留。第二天（6月1日）侵略军匆忙搬运装备上船，撤离城北炮台，退出广州城。义律为了掩饰败绩，临走时还不忘发个告示，将群众的斗争诬为“刁抗”，妄称“后毋再犯”。正义的群众当即针锋相对发表檄文，斥责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警告侵略者早日退出虎门，否则“或有千百般妙法，烧汝片帆不返”。如果胆敢再次来犯，“我们……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斫，一定要烧死汝等。……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们之厉害也”。 三元里抗英斗争，是民族抵御外侮优良传统的延续，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声，是人民革命进步本性的精彩展示。胜利属于敢于斗争、勇往无前的人民，敌人的坚船利炮可以吓倒腐朽的统治者，却吓不倒英勇的人民，只要敢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侵略者，没有干不成的正义事业，这是民族自信自强的根源所在。三元里一声惊雷，证明了统治者的腐朽，证明了侵略者的外强中干，证明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根源不在于我们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统治者丧失了奋起斗争的精气神。 再回到侵略者这里。侵略者被三元里诸乡人民赶跑，不但放弃了广州城，最终也撤出了虎门，恢复战前原样。但侵略者的各项战争目的均已达成，六百多万的赔偿拿到手了，广州贸易也恢复了，香港继续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以广州侵略成果为基础，它可以安心北上了，它正在调兵遣将，酝酿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以期彻底打垮清王朝的抵抗意志。 说一下三位人物打了大败仗，如何向道光帝交代。这段时间，广州打得火焰纷飞，而我们一直没让道光帝露面，当然他露不露面都不重要，广州作战进程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奕山照例按杨芳的路子走，还得玩讳败为胜的把戏，还得满足道光帝天朝大国的虚荣心，满足他对胜利的极度期盼。衮衮诸君一面投入几万军队、耗费几百万两白银打了大败仗，一面在奏折里捏词哄骗，胡吹乱嗙，于是惨败变成了大胜，自家溃逃变成了击退敌人：四月初一，“共烧逆夷大兵船二只，大三板船四只，小艇三板数十余只。此外，东路二沙尾烧小三板数只，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四月初三，英夷“分攻西炮台、天字马头、东炮台等处”，而诸将领督率部队，“并力抵御，轰沉火轮船一只……焚其三桅兵船一只，东炮台打折夷人大桅一枝，震落夷人四五名落水，直至三更后始行少退”；至于三元里人民的斗争胜利自然也在归入他们的名下，被渲染一番。 不过，造假也不能造得太过的，毕竟订立停战协定，纳币撤兵，于是还得拿出另一套说辞：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纠集大批部队“夷船三十八只，全数驶入攻城，另驾火轮船驶至泥城河面开炮”，结果使“河道梗塞，文报难通”，省城危在旦夕。但众夷还是心念天朝之威，主动“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再加上“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城民命”，于是决定“俯顺舆情，以保危城”，允许英夷“与各国一体贸易”，并拨出库款清偿商欠。如此一番操作，皆大欢喜，“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那么，三位人物的这一番掩饰真的能蒙混过关吗？当然不能，因为紧随他们的捏饰之词，揭露他们的奏折也摆在了道光帝面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和给事中骆秉章多次上奏，将广州战事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揭露三位人物的腐朽无能、朝廷军队的一败涂地，指出正是三元里民众的有力行动赶跑英夷。 道光帝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什么都清楚，只是什么都清楚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能做，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什么都清楚，才更感到自己的无能无助、信心全无。投入几万军队、几百万两白银，却是这样的结局，唉，认命吧，敌人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自己将不行，兵不行，器不行，技不行，胜利是无望的。既然英夷被赶跑了——不管是谁赶跑的，而英夷除了通商、赔款外加占领香港，似乎没提其它过分要求，和自己当初预想的相去不远，结局不算太遭，那么自己不如装糊涂，顺水推舟，满足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该论功行赏的论功行赏，该开恩的开恩，该准奏的准奏，把三位人物及其残兵败将全面塑造成一支凯旋之师。道光帝知道往三位人物脸上贴金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营造这个皆大欢喜就是维护皇权皇威的必需品。 现在广州城恢复了昔日的景象，衮衮诸君欢天喜地，皇帝的赏赐滚滚而来，只要是三位钦差保举的人物，皇帝皆予恩赐，于是顶戴花翎满大街，昔日残兵败将皆衣冠锦绣，眉飞色舞。奕山还不忘把赏赐的残羹冷炙分与三元里抗英的有功人员，又是摆酒庆功，又是奏请封赏，又是给予抚恤，几位领导此次行动的士绅因此还被保举为官，进入官家队伍，从此飞黄腾达。但也有拒绝与官府合作的人，一些立了战功的群众却拒不去报官领赏，不接受腐败官家的恩惠；而在民间，抨击官府投降媚敌的声音从未断绝。好了，不管衮衮诸君如何欢天喜地，在道光帝眼里，现在是一片阴云又散去了，又到了该享受太平，马放南山的时候，到了以节靡费，以惜兵力的时候，于是道光帝又酝酿着要撤退沿海兵力，赶快停止浪费统治阶级的资源，赶快恢复统治阶级的安享尊荣。 最后说一下林则徐的命运。在四月初一反攻战开始前，林则徐就被道光帝调往浙江效力，因此他没有亲历广州作战最后一幕。在浙江期间，他与裕谦合作，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对加强浙江海防作出一定贡献。广州战事结束后，风云突变，林则徐、邓廷桢再次受到道光帝严厉斥责，至于原因嘛，大约是奕山在奏折中经常贬损广东防务，有意无意把战事失利归咎前任总督。因此，道光帝的斥责就以军事内容为主：“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链，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致该省兵丁柔懦无能，诸多畏蒽。”“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而就其实质，越是战事失败，越是妥协之时，统治阶级就越痛恨这两位“惹祸的苗子”。于是道光帝对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清算：以“废弛营务”的罪名，“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鸦片战争第一阶段战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似是而非，对于侵略者来说，意犹未尽，还得继续干下去；对清王朝统治者来说，似是而非好啊，虽然损失了些钱财，但我什么都没承认，天朝体制依旧，一切恢复原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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