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在谈及鸦片战争中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时，认为这场斗争 “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一些权威资料也认为“三元里抗英，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场战斗”；“……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力量”现行观点似乎已成定论：三元里斗争是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行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类看法有悖于史实。

 

    一、从斗争的起因来看，三元里等地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并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有不少资料认为，是“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的订立，激起了人民的武装反抗”。事实上，据各种文献记载，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暴尸；二是劫掠财物；三是戏辱妇女。广州沦陷的第二天，英军在广州城外大肆掠夺，并打开郊外双山寺存放着的一些外籍人权厝的棺榇，观看尸首。依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大不敬的行为，只有禽兽才做得出来，中国人民淳朴的孝心，决不能容忍死去多年的祖宗受人骚扰，不得安宁。更有甚者，英军闯入村庄，抢劫耕行，以补充军需。英军的抢劫耕行，触动了农民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户来说，失去基本的生产耕具是无疑把他们推向了破产的深渊。 从以上事实，可看出三元里等地人们斗争目的是为了敬祖敬宗，维护自己的生存基础，维护自身利益，这与教材上所说的“反侵略”之说是大相径庭的。

 

    二、当时的中国民众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则缺乏推理演绎的前提。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行动上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在英军肆虐的地区，在其他地区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而后者则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中，虽不乏一些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是正心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活动在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马乌涌（炮台）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的观看自己的朝廷与我军（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还有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所不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老百姓早以习惯了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变动。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了一种传统，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在三元里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半年，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做了顺民甚至“良民”。（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一旦民众的此前利益受到侵犯，如棺榇被开，财物被掠，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愤怒的民众必然会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

 

    三、从军事角度观察，三元里抗英并无决定大局的意义。

 

    在中方文献中三元里战中歼敌数目有“十余人”，“百余人”，“二百余人”，“七百四十八人”等诸多说法。其中以“二百余人”一说最为流行。但综合英军的资料来看，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人员应该在5人左右，伤20余人，更何况主要是因为是由于大雨打湿了了英军的枪械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而当时四方炮台及附属设施附近共有英军千余人，有数门大炮（不是清军的那种土炮）。一旦天晴，从以梭标等武器为主的农民之间轰开一条路问题不大。这样的胜利显然是无法对形势发展产什么影响，然而，后来有人宣称，若不是广州知府余保纯的劝解，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甚至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这些说法显然是过于夸大其词。三元里一战，英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惧怕民众（毕竟人数上处于巨大劣势），但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正如胡绳所言：“有些……人认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的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还原一下真相：1841年5月29日，一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村抢劫（一说调戏某村民的妻子），村民奋起搏斗，击退英军。为了防止报复，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等围困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命令英军（一个连，约60人）出击。到达牛栏冈附近，被七八千农民团团围困。时大雨倾盆而下，英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穿着皮靴在稻田泥泞中寸步难行。双方遂展开肉搏，但毕竟群众是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手拿锄头的农民，虽然英勇，但最后英军在援军（一个燧发枪连）帮助下还是逃回四方炮台（不是农民不勇敢，实在是装备太落后）三元里一仗，英军死5人（有的说法更少），伤20余人，少校毕彻因病猝死（病因尚不明，怀疑心脏病）。群众死约20余人，伤者不详（所以称不上大捷）。有学者说英国一个连被全歼或几乎全歼，那是为了政治需要编造的。清军几万人都打不死几个英军（主要是因为武器装备），何况农民（请勿说清军作战不如农民勇敢，那是胡扯）！

 

    此后，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 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想强攻可是没有攻城武器，总不能拿着镰刀往上冲吧！）英军则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英军立即派奸细（可是汉人呦）混出重围，威胁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去解围。余保纯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让他们劝散了群众（一劝就散了，可见也不坚决）。

 

    综上所述，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或演绎成了什么大捷，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三元里抗英斗争虽然在客观上有一定反侵略意义，但如果将其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给予人为的放大，那么它的意义便逐渐失去其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