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它以立法形式提出了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唐律疏议》将各种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纳入“十恶”的“不孝”，规定凡是诅咒谩骂祖父母、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打他们的，要问斩，过失杀死他们的，要流放到三千里之外，打伤他们的，要判徒刑三年；如果儿媳不孝顺公婆，应被休掉；媳妇辱骂或殴打公婆的，要加重处罚等。
《唐律疏议》还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即明文规定父母健在，子女不能够出远门，不能与父母析产别立门户。这样能够有效地保证子女不离父母左右，时刻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老了以后，子女要供给饮食、精心服侍，否则处徒刑，此项规定较好解决了“空巢”现象。若子孙家境贫穷实在无法供养，则不在此限。
唐朝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诸多尊老做法。据《唐大诏令集》，唐太宗在“即位赦”中即特别提出，“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所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
另外，唐朝还建立了“补给侍丁”的制度，官府免费给民间老人安排护工（侍丁）。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户令规定的配给标准是：“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给百岁老人的护工增至5名。政府安排的这些人全部免除服徭役义务。同时，唐朝礼制还规定乡村庶民年老时能得到照料，并为他们提供生产上的劳动人手。乡村老人依均田令分得40亩（唐亩）田地，但到年老之时已无力耕种自己的那份土地，分给侍丁，这就保证了老人土地的耕种与收获，使老人晚年生活有了物质保障。唐朝老人的侍丁，不一定是家人、同族的人，也可以是外姓，只要双方愿意，上报政府，就可以履行奉养义务。
在唐朝，尊老养老制度备受皇帝重视。据《册府元龟》上所列资料统计，唐朝各位皇帝下发有关养老诏令的次数多达73次，其中以唐太宗为最，在位23年下“养老诏”28次。而《册府元龟》所记并不全，实际不止73次。唐朝规定，每年仲秋吉辰，皇帝亲养三老五更于太学。通过这样的礼仪形式，为社会各阶层树立尊老养老榜样，从而引导社会上形成尊老养老的风气。还规定地方官员要经常到高龄老者家中进行慰问，有时皇帝亲自前去慰问。如唐高宗“以河南县大女张年百三岁，亲幸其第”。唐朝提倡、鼓励政府官员承担起家庭养老的重任。政府官员赡养老人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把需要赡养的老人带到任职之地；二是路远或权重的官员携带老人不便，采用申请移职到家乡或者老人移居就养的方法。可见，儿子赡养父母是唐朝自上而下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
唐王朝还下诏赏赐老者，以示尊老、侍老。赏赐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赐物。比如，唐太宗即位，大赦天下：“年八十以上各赐米两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在《赐高年几杖诏》中规定：“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鸠杖，所司准式。天下诸州侍老，宜令州县逐稳便设酒食，一准京城赐几杖。其妇人则送几杖于其家。”另一种是赐官爵。如唐玄宗在《加应道尊号大赦文》中规定：“其京城父老，宜各赐物十段，七十已上仍版授本县令，其妻版授县君。六十已上，版授本县丞。天下侍老，百岁已上版授下郡太守，妇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版授上郡司马，妇人版授县君。”
唐朝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救济于一体的助老济困慈善制度。唐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设有“悲田养病坊”。《事物纪原·贫子院》记载：“悲田养病坊”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是唐代寺院设置的半官半民的慈善机构。最初 ，这些慈善机构都设于帝都长安及东都洛阳，以后开设于各道诸州。从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置使专知”，由国家设官进行管理，但仍由佛教寺院协力管理经营，而在地方上大多为寺院经营，由僧尼直接管理。唐代的这种机构可以说是中国养老院的雏形。
唐代礼制还规定子女对老人要给予精神的安慰，即“精神养老”。当时，流行一个名词叫“色养”。所谓“色养”，说得通俗简单一点，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一代名相、时任司空的房玄龄，不只为臣称职，赡养老人方面也是“道德楷模”，当年房玄龄“色养”老人极为到位，《贞观政要·孝友》称，房玄龄“事继娘，能以色养，恭谨过人。”
而在当代，不但有的百姓因不愿赡养老人而对簿公堂，甚至还出现少数人遗弃、虐待自己的父母。对照一千多年唐朝的敬老尊贤，不能不为这样不尊不孝的举动感到汗颜。
当然，包括唐朝在内的中国古代保护老年权益、养老的法律带有纲常礼教的封建色彩，并不适应与时俱进的今天，但毕竟促进了中国古代养老尊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其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客观事实也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