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陆军史话（前篇1）

阿里巴巴yht 2023-09-30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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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这期开始陆军的部分

起源——从远古到中世纪：

根据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德国的古人类活动的痕迹最早可以追溯到60万年前（1907年发现海德堡人下颌骨），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一带该地开始有早期文明的痕迹，最早的定居者则是印欧人。到青铜时代晚期，瓮菲尔德文化（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750年）已经取代了当地早期的钟形烧杯、乌内蒂斯和古墓文化。从瓮菲尔德文化发展而来的哈尔施塔特文化是公元前12至8世纪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至6世纪）的主要西欧和中欧文化。接受了这些文化特征的人被视为凯尔特人，后来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德国北部的日耳曼人向南扩张，逐渐取代了中欧的凯尔特人，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

到公元前后，在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已定居着许多日耳曼部落，并于113年首次与罗马人交战。公元前1世纪中叶，共和罗马政治家朱利叶斯·凯撒在高卢战役期间架起了已知的第一座横跨莱茵河的桥梁，并带领一支军事特遣队穿越并进入当地日耳曼部落的领土。到公元前60年，酋长阿里奥维斯图斯领导下的苏埃比部落已经征服了莱茵河以西的高卢埃杜部落的土地。随后的计划让来自东部的日耳曼定居者在该地区定居，但遭到了凯撒的强烈反对，他已经发起了征服整个高卢的雄心勃勃的运动。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58年在孚日战役中击败了苏埃比军队，并迫使阿里奥维斯图斯撤退到莱茵河对岸。

后来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认为，征服莱茵河和多瑙河不仅是常规的外交政策，也是对抗日耳曼人入侵仍然叛逆的高卢的必要条件。因此从前12年到前9年，他的养子尼禄·克劳蒂乌斯·杜路苏斯多次对日耳曼人进攻，并征服了多个日耳曼部族，许多日耳曼部落在这个时期里也接受了更加先进的罗马文化，尽管这些部族大多不是真的降伏于罗马，而是有着自己的算盘。前8年杜路苏斯在撤退时从马上摔落负伤死亡。他的兄弟提庇留从前8年开始恢复杜路苏斯的进攻。4年他征服了至此为止一直反抗罗马的切鲁西人。为了继续向易北河进发，罗马人在莱茵河东建立了一系列城市。今天德国黑森州的一些城市的名字来自于拉丁文。

日耳曼人的抵抗似乎被消灭后，普布利乌斯·昆克蒂利乌斯·瓦卢斯受命在被占地区引入罗马的法律和收税。他在那里同时是省长和莱茵河军团的最高指挥官。瓦卢斯在此前在叙利亚就已经获得了一个残暴贪婪的名声。他的统治很快就激起了日耳曼人的反抗。他下令严惩反对罗马的人，而他引入的税在日耳曼人眼里非常不公平。对日耳曼人来说，只有奴隶才交税。在公元9年，熟悉罗马战术学说的酋长阿米尼乌斯在团结了各个日耳曼部落后决定向罗马举起反旗，他巧妙的利用了瓦卢斯的信任，将后者的军队引入圈套，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消灭了一支由三个罗马军团组成的罗马军队，此次战役阻止了罗马帝国向日耳曼地区的继续扩张，保障了莱茵河东部日耳曼人的独立地位，从此罗马帝国与日耳曼部落之间大致以莱茵河为边界。

此后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战争依然不断，直到83年罗马皇帝多米提安决定将罗马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向北移，并在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北建立了一条很长的界墙来保护罗马和日耳曼之间的边界，即后来所说的日耳曼长城。

和其他古代部落一样，战争是日耳曼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日耳曼民族之间和内部的冲突。不过现代关于日耳曼战争和军队的历史信息几乎完全取决于希腊罗马的资料，尽管它们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日耳曼军队的核心是由跟随酋长的一群战士组成的comitatus（随从）。随着随从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名字可能会与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许多随从充当辅助人员（罗马军队中的雇佣兵单位）。

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军队主要由步兵组成，他们在近距离战斗中以紧密的阵型前进，塔西佗提到了日耳曼人使用的单一阵型，即楔形（拉丁语：cuneus）。而骑兵很少见：在罗马时期，少量的骑兵主要由酋长和他们的直接随从组成，而且在作战时候他们更喜欢下马战斗。然而，由于后来与各种游牧民族的接触，哥特人等东日耳曼民族则发展出了配备长枪的骑兵部队。根据现代考古发现的研究，大多数日耳曼战士都装备长矛和盾牌，并且经常带着剑。地位较高的人经常被马刺埋葬，有些士兵使用的头盔和锁子甲则是罗马制造的。

罗马和日耳曼众部落此后以莱茵河/多瑙河为边界度过了一段相对来说相安无事的时期，直到公元4世纪民族大迁徙的开始才打破了这一情况。自407年开始的一段时期中，各莱茵河沿岸的日耳曼部落渡过莱茵河并在今天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建立一系列王国，这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希尔德里克一世在457年建立的墨洛温王朝，由于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的崩溃，使得高卢地区陷入多个蛮族王国并立的局面。其儿子克洛维一世趁机在486年击败并杀死了高卢总督西阿格里乌斯，夺取苏瓦松及其周边地区。接下来，克洛维一世逐步统一了所有法兰克人部族并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最终在507年，随着克洛维一世在武伊勒击败西哥特王国的军队并杀死阿拉里克二世，墨洛温王朝征服了整个高卢并迁都到巴黎。

511年克洛维斯死后，他的四个儿子瓜分了他的王国，包括奥斯特拉西亚。奥斯特拉西亚的权威从自治到皇家征服来回传递，因为连续的墨洛温国王交替地联合和细分法兰克人的土地。

在5世纪和6世纪期间，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征服了图林根人（531至532年）、勃艮第王国和梅斯公国，并击败了丹麦人、撒克逊人和西哥特人。克洛塔尔一世（558至561年）统治了现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萨克森进行了军事远征，而现代德国的东南部仍然受到东哥特人的影响。撒克逊人控制著从北部海岸到南部的哈茨山脉和艾希斯费尔德的地区。

718年，查理·马特与撒克逊人发动战争以支持新人。743年，他的儿子卡洛曼担任宫相，重新与撒克逊人作战，撒克逊人曾与巴伐利亚的奥迪洛公爵结盟并帮助他们。到750年，天主教法兰克人控制了高卢、德国西北部、施瓦本、勃艮第和瑞士西部的广阔领土，其中包括与罗马教廷结盟的阿尔卑斯山口，对抗对罗马教廷构成永久威胁的伦巴第人。

751年，墨洛温王朝国王的宫相丕平三世在教宗和法兰克贵族的支持下，推翻墨洛温王朝，成为法兰克国王，开启加洛林王朝时代。丕平上位后不久随即站在教宗一边反对伦巴底人，作为对之前教宗派主教来到巴黎为丕平加冕的报答。751年，由于伦巴底人攻占拉文纳，教宗斯德望二世亲自到法兰克王国向丕平求救。754年，丕平进军意大利，强迫伦巴底国王埃斯托夫答应将拉文纳及其新近占领的土地交给教宗，756年丕平还打败并俘虏了伦巴底国王，他还在之后与阿基坦公爵魏法尔连续打了九年的阿基坦战役。

768年丕平去世后，他的长子查理曼巩固了他的权力并扩大了王国，查理曼在之后进攻帕维亚，结束了200年的伦巴第王国统治，并于774年自立为伦巴第国王，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又征服了东部的斯拉夫人和潘诺尼亚阿瓦尔人以及撒克逊人和巴伐利亚人等所有部落，自罗马帝国以来首度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于800年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Imperator Romanorum（罗马人的皇帝）。

但查理曼去世之后，其三个孙子之间为延续分割继承的习俗或引入长子继承权而发生争执，导致加洛林帝国被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分成三个部分。日耳曼人路易获得了王国的东部即东法兰克，它涵盖了莱茵河以东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土地。西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左岸的西法兰克王国就成为后来法国的基础；而东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右岸讲德语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日耳曼王国的基础，成为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是今天德国的雏形；中间的部分成为后来法德争斗的根源。这包括德国部落公国的领土——法兰克人、萨克森人、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在第一个非法兰克人国王捕鸟者亨利的统治下联合成一个联邦，他从919年统治到936年。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建立萨克森王朝。萨克森王朝的地域大致位于今荷兰、德国西部、瑞士和奥地利，并第一次使用了“德意志”这一名字来作为新国家的称呼，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历史也就此开始。在他之后的继任者奥托一世则于936年7月31日，由美因茨大主教希尔德贝特在亚琛加冕为德国国王，后来奥托又在961年受教宗加冕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从962年一直延续到1806年，但其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是一系列Reichsstand（帝国政治体）一起组成的一个邦联。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这些政治体约有300个。其中许多Kleinstaaten（“小国”）面积甚至不超过几平方英里，且由于随意的领土划分或者继承法，大量的神圣罗马帝国邦国都是由许多不连续的部分组成的，这导致了无数的飞地的产生，因此帝国经常被称为Flickenteppich（“拼布地毯”）。

神圣罗马帝国中的许多政治体都拥有自己的军队，中世纪的德国军队主要由少量的贵族、骑士或者国王的私人手下加上占据绝对多数的征召入伍农民组成。在中世纪的德国，Ritter（骑士）被认为是德国军队的精英，因为他们的全部目标是为战争而练习，他们还通过参加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或者作为一种训练方式。 Ritter被认为是最低的贵族，但同时也是许多领主的主要防御手段。所有的骑士都是贵族，但并非所有的贵族都是骑士，贵族不是军事阶层，但恰恰相反，他们凭借巨额财富避免了军事冲突。同样，骑士更有可能蹂躏乡村以使一个国家屈服于他们的权威，而不是寻求公开战斗来证明他们的能力，后来这些德意志骑士还组建了一些骑士团作为自己的军事组织，最出名的是后来的条顿骑士团。

在中世纪德国的战争史上，攻城战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因为这是征服夺取领土的主要方式，其也带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其中一项主要进步是投石机的广泛使用。随着盔甲的后续发展，手持武器也进行了改良以应对这些发展。例如，剑变得更薄并更加尖锐，以便穿透板甲之间的缝隙。在攻城战中，弩也更常用于防御城堡。为了攻击城堡，纽力炮则被发明出来用于连续发射长矛，但主要用于德国以外的地区。马镫则成为中世纪野外骑兵作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护胫的出现对于保护小腿则也很重要。

中世纪德国的防御工事则与之前罗马的防御工事相似，堡垒通常构造良好，可以有效抵御攻击，还有几种其他的防御工事，例如护城河、山堡、城墙乃至于经过加固的住宅等。但在后来马扎尔人和维京人劫掠时期，诸如护城河之类的简单防御工事对入侵者起不到阻拦作用，而1200年德国只有12个有城墙的城镇，其中9个还是原来的罗马城墙，导致许多城镇因防御不足而遭到严重破坏。

中世纪早期大量的战术仍然基于罗马的思想。比如训练、编队和布阵等，其中古罗马晚期作家维盖提乌斯的著作《论军事》，是不少中世纪指挥官的参考书。一些现代研究认为骑兵完全主宰了中世纪的战场，但其他人则认为步兵在早期仍继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主要由骑士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蹂躏乡村并迫使人们在物资耗尽时屈服。这些策略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罗马时代幸存的作品中学到的。

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都从他们的加洛林祖先那里继承了他们的行政能力，因此能够派出比中世纪军事史学当时认为的规模大得多的军队。十世纪德国的军事组织效率远高于想象，这可以从本世纪进行的需要大量后勤保障的战争中看出，奥托一世整个在位期间一直征战不休，既包括了对内战争也包括对外战争。在对内方面上，938年，奥托一世镇压了由法兰克尼亚公爵埃贝哈德和洛林公爵吉塞尔伯特联合发起的叛乱。929年—941年，他又镇压其弟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一世的叛乱。944年，封女婿康拉德（“红色”）为洛林公爵，此人后来与他反目。946年，奥托率军干涉法国内战，先支持反对国王的法兰克公爵伟大的于格（卡佩家族的成员），后转为支持西法兰克国王路易四世。

对外方面上，奥托一世是最早侵略斯拉夫人的条顿君主之一。950年，他迫使波希米亚公爵波列斯拉夫一世称臣。951年，奥托又率军入侵意大利，征服伦巴第，自称意大利国王，并与意大利统治者洛泰尔的遗孀埃德莱德结婚。953年，女婿洛林公爵康拉德与长子士瓦本公爵鲁道夫发动叛乱，被奥托一世迅速镇压。955年，马扎尔人入侵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奥托一世则在奥格斯堡战役中击败长期侵扰德意志的马扎尔人，使之转向定居生活，建立起匈牙利国家。最后在962年2月2日，教宗约翰十二世在罗马为奥托加冕，称颂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始，但后来他因为此事而又陷入与拜占庭帝国的常年冲突之中，双方的战事从966年一直持续到972年，直到当年结束，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一世最终承认了奥托的西帝国皇帝头衔，最终奥托一世在王权无比强大的气氛中去世。

奥托一世死后，王位由其子奥托二世继承，他在961年父皇尚在世时即已加冕为国王。奥托二世在位期间基本继承了其父的大部分政策，977-978 年间的三亨利战争是其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是三位德国王子（他们都被命名为亨利）对奥托二世的短暂叛乱。三个亨利分别是奥格斯堡主教亨利一世、牧马人亨利和小亨利一世公爵。在三个亨利的叛乱结束后不久，奥托与法国国王洛泰尔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后者入侵了洛塔林根，并以20,000名士兵袭击了皇城亚琛。奥托被迫逃往多特蒙德，在那里他做出了有效的反应。然后他反攻法国并围攻巴黎，但在冬季被迫撤退。然后他转向击败叛乱的王子，他通过围攻叛军聚集的帕绍来做到这一点。奥托占领了帕绍，并因叛乱而惩罚了三位王子。之后981年奥托二世侵入意大利。982年，他率领德意志与萨克逊士兵组成的联军，在卡拉布里亚战役中败于拜占庭—阿拉伯联军，此役奥托二世丧失四千名士兵，不得不逃回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

奥托二世死后，11世纪的德国陷入内战，尤其是在1070年代和1080年代。它始于1056年亨利四世在位期间。尽管内战期间，亨利四世仍然在1081年和1084年两次抽空围攻罗马。内战的斗争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基础，并导致帝国在之后瓦解成了数百个较小的政治体。

德意志地区的持续混乱直到1155年才宣布结束，腓特烈一世皇帝（即著名的巴巴罗萨或红胡子腓特烈）通过外交和巧妙安排的婚姻设法恢复了和平。他声称帝国直接控制了意大利，并先后多达六次入侵意大利北部地区，但最终在1176年于莱尼亚诺被伦巴底联盟的军队所击败，但最终还是通过政治联姻获得了对西西里的统治权。在国内，他则在1174年打败了自己的表弟狮子亨利，后者一直是他的长期竞争对手，亨利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剥夺，只保住了不伦瑞克和吕讷堡。

1189年，腓特烈一世在与教宗和解后，与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一起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他最终未能到达圣地。在带领德军东征的途中，68岁的老皇帝在骑马渡过萨列法河（Saleph，即中世纪拉丁语中对格克苏河的称谓）时，意外的堕河溺亡。他大部分的军队在此之后返回了德国。只有儿子士瓦本的腓特烈带领其余5000人到安条克，但不久后他亦于1191年在阿卡围城战中因感染疫病逝世，其麾下部队也在之后不得不撤回本国。

1198 年十二世纪末，德国王位之争开始。其起因是亨利六世的意外去世，出现了继位危机。结果是一场持续了近17年的冲突，直到亨利六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二世能够重新获得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和权力为止。

1230年，条顿骑士团的天主教修道会发起了普鲁士十字军东征。这场运动得到了马索维亚的波兰公爵康拉德一世的军队的支持，最初旨在使波罗的海的古普鲁士人基督教化，这引发了之后长达300年的北方十字军入侵。在这个过程之中，包括条顿骑士团、宝剑骑士团和利沃尼亚骑士团等在内的德意志骑士团与当地的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发生了几个世纪的长期冲突，其结果是导致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基督教化，德意志商人的陆续到来也导致了诸如塔林和里加等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德意志骑士团在之后还企图更进一步的征服立陶宛乃至东正教的俄罗斯地区（普斯科夫共和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但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这其中，条顿骑士团在征服普鲁士地区和古普鲁士人后，在1234年建立了条顿骑士团国。骑士团国仅承认教皇权威并以稳固的经济为基础，并在接下来的150年中稳步扩张，与邻国（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发生了长期冲突，最终1410年波立联军在在坦能贝格战役中对条顿骑士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破了其继续扩张的企图。勃兰登堡的最后一位大团长阿尔伯特于1525年皈依路德教，并将骑士团剩余的土地变成了世俗的普鲁士公国，并定都柯尼斯堡，1701年，普鲁士公国又升级为普鲁士王国，并在之后成为德意志统一的核心推动者。

20世纪绘画中的楚德湖战役，此战中条顿骑士团军队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率领的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联军所打败，使其征服俄罗斯的计划破产

由条顿骑士团所修建的马尔堡城堡，曾为骑士团的总部，后来该地成为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国家纪念物

与此同时，腓特烈二世皇帝奉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命令发起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他通过外交手段毫无死伤进入圣地耶路撒冷，并重建耶路撒冷王国并自任国王，同时与原国王的女儿布里昂的约兰德结婚。他这些史无前例活动成为格列高利九世反对他的借口。格列高利九世谴责腓特烈公然与异教徒签约，并派军队进攻西西里(教宗国在罗马一带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然而，教皇大大低估腓特烈二世的力量。腓特烈二世迅即班师回意大利击溃教皇军队。双方于1230年休战，格列高利九世解除对腓特烈的绝罚。之后他又率军击败入侵奥地利、摩拉维亚及波希米亚等地的蒙古军队，并在之后对意大利南方的反腓特烈城市联盟进行讨伐，但于1246年在弗萨尔塔战役中被意大利同盟打败，他的儿子也在此战后被俘，后来死于中风。

在腓特烈二世死后，霍亨斯陶芬王朝垮台，之后在1239年至 245年之间爆发了特尔托-马格德堡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现代德国的勃兰登堡州，是一场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结果是虔诚的奥托和勃兰登堡的约翰一世（共同统治勃兰登堡的兄弟）扩大了他们在德国东部的财产。随后帝国进入了一个没有皇帝的空位期（1250-1273）。这一空缺期最终随着士瓦本公爵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当选皇帝而告终，此后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1419年胡斯战争的爆发。

迈向近代：

1415年，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国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中被罗马教廷判决为异端并以火刑处死后，引发了支持胡斯的地方贵族及民众起兵对抗罗马天主教会以及支持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结果导致了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罗马天主教会的坚定追随者西吉斯蒙德皇帝获得了教皇马丁五世的支持，他于1420年发布了教皇诏书，宣布进行对胡斯人的十字军东征。直到这时为止，正式意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才首次出现，其最初是1422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上，通过将来自帝国各个地区的特定分遣队集合起来而组建的。

但是由扬·齐兹卡（Jan Žižka）领导的胡斯派人采用新颖的战术加上波西米亚发达的军事工业的支持，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屡次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甚至还在之后发起反攻，多次侵入德国中部地区。直到1432年，天主教势力利用胡斯派的内部矛盾，买通了较亲天主教的圣杯派后才在利帕尼战役中对胡斯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残余的胡斯派军队则继续坚持到1437年，才在西翁之战中中被歼灭，最后一个据点塔博尔城则维护了相对的独立，直到1452年才最终陷落。

胡斯战争结束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493年开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在统治期间对帝国进行了深度改革，在军事方面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是一位重要的改革家，首先是下令创建了帝国行政圈（Reichskreise)，其目的是组织帝国军队、征税和作为执行中央命令的直接机构。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组建了国土佣仆（Landsknecht），这是一支仿照同时期的瑞士佣兵部队组成的雇佣兵军团，于1486年首次亮相，最初有6,000–8,000名士兵，国土佣仆的基本组织结构与战术都与瑞士佣兵类似，但根据需要增加了长枪兵的比例，并且往部队里添加了火枪兵而不是弩手，并开发了新的战术，从而提高了作战能力。他将其中一个单位交给了霍亨索伦伯爵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后者于1487年在布鲁日与瑞士教官一起训练他们成为“黑卫队”。 1488年，马克西米利安组织了施瓦本联盟，组建了一支由12,000名步兵和1,200名骑兵组成的军队来威慑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这被认为是在德国组建的第一支雇佣兵军队，之后这些部队参加了多场战争，除了为皇帝本身服务外，国土佣仆还作为雇佣兵在其他国家参战，他们参加了1490年的奥匈战争、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和意大利战争等，到15世纪，国土佣仆开始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雇佣兵军队之一，并成为瑞士佣兵的最大竞争对手兼死对头。

除了国土佣仆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是哈布斯堡王朝军火工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在整个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军火库和兵工厂，特别是将纽伦堡发展成了一个大型的军工生产城市。他在位期间对火炮进行了标准化（根据炮弹的重量）并使它们更具机动性。他赞助了新型大炮的开发，发起了许多改进火炮射程和威力的创新运动，并关注冶金学的发展，因为老式的大炮经常因炸膛而伤害他自己的部队。根据当时的说法，他可以部署一门由105门大炮组成的炮兵部队，包括各种尺寸的铁炮和青铜炮，其麾下的炮兵部队被一些人认为是当时最发达的。他后来经常使用的一种典型战术便是：炮兵先攻，骑兵充当突击部队，攻击侧翼，步兵在中路严阵以待。

国土佣仆的出现和火器的大量使用最终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导致了骑士阶层的崩溃，同时德国的军事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企业家开始兴起，他们通过分包商制度组建雇佣军在战争中获利，通常这些人会自己担任自己军队的指挥官，拿钱办事，德意志雇佣兵在欧洲接下来数百年的战争中因此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除了两点主要的改革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军事改革还涉及了许多其他方面，例如军队兵种革新和创建了早期的军队卫生体系等。前者之中，1500年，他以法国宪兵为榜样，重新组织了他的重骑兵，称为kyrisser。这些骑兵仍然主要是贵族组成并身披重甲，但经过了轻量化改造，因此要灵活许多——这些骑兵是后来胸甲骑兵的前身。同时非贵族开始被接纳为骑兵（主要担任轻骑兵——配备长枪或长枪），偶尔，他也将他们封为爵士，在其在位时期，一些骑兵还开始用火器来取代冷兵器。在军事医学中，马克西米利安引入了结构化分类（分类本身从古埃及就已经存在）。在他的军队中，首先按照优先顺序对伤员进行分类和治疗——在战争时期，军人优先于平民，军衔较高的优先于较低的军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做法陆续被其他军队所效法。同时他还下令每一个分队（200-500 人）的每个队长都必须带上一个有能力的军医，并为他提供药品和设备，这导致了军队医疗服务的形成，在当时随军军医的任务主要是提供急救和尽快用手推车或者轿子将伤员撤出战场。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期的两种火器，分别是双人使用的大型火绳枪和在围攻库夫施泰因时期使用的大炮

保存至今的一具马克西米利安盔甲，代表了16世纪早期德国板甲的风格，其得名是因为据传这种盔甲最早是为其本人专门制造的。

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议会上，帝国军队的兵力被确定保持在20,063名步兵和4,202名骑兵的水平上，后来这个数字被简化为20,000和4,000。为这种规模的军队支付的每月费用被称为罗马月（Römermonat）。帝国登记册（Reichsmatrikel 或 Heeresmatrikel）确定了组成帝国的各个国家的贡献要为军队做出的贡献，第一个登记册出版于1422年。

1681年的帝国军队宪法（Reichsdefensionalordnung）最终确定了军队的组成，以及由各个帝国政治体提供的特遣队各自的规模。最终的总兵力现在固定为40,000 人，包括28,000名步兵和12,000名骑兵，其中包括2,000名龙骑兵（即骑马步兵）。在紧急情况下，军队的规模可以通过将特遣队增加一倍或三倍来增加。这种倍数在拉丁语中被称为duplum和triplum。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它不能与后来的帝国常备军（Kaiserliche Armee）混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并不是一支随时准备为帝国而战的常备军，而且听命于帝国议会而不是皇帝本人，且仅在有危险时才临时征召，在实战中，帝国军队往往对地方的忠诚比对皇帝的忠诚更强烈，至于帝国常备军的介绍，请看之前的奥地利陆军部分。

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改革的同时，早期现代欧洲社会在14世纪的灾难之后逐渐发展，因为宗教服从和政治忠诚度在大瘟疫、教会分裂和长期王朝战争之后下降。城市的兴起和新市民阶级的出现侵蚀了封建主义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秩序。其中在德意志地区，商业精英在德国南部快速发展的城市（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中建立了许多商业企业，其中最显赫的家族是福格家族、韦尔瑟家族和霍赫施泰特家族等。这些家族凭借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从根本上影响了15和16世纪帝国的政治事务。

而在同时期，马丁·路德为反对赎罪券买卖而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后来又在1517年发起了德国宗教改革，1519年即位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不单要对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还卷入对法国及教宗的长期战争，导致他在帝国的地位被削弱而无力阻止宗教改革的进行。而同时期帝国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则最终引发了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起义，这场起义最初起于德意志地区，随后又发展到周边的拜恩、普法兹、符腾堡、奥地利和瑞士等地，整个起义持续了两年时间，到1526年才被镇压。

到1618年，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390个領地，如公国、侯国、教會领地、自由邦、自由城市、骑士领地等，而对哈布斯堡奥地利在帝国内部重振皇权政策的反感，以及因为宗教改革造成的占诸侯大多数的新教诸候对天主教皇帝的敌视，则最终在此年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此年哈布斯堡的腹地波希米亚爆发叛乱，斐迪南二世被废黜为波希米亚国王，取而代之的是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虽然波希米亚叛乱很快被镇压，但战斗扩大到了莱茵河上游的普法尔茨，其战略的重要性吸引了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的参与，于是德意志地区卷入了三十年战争。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外国君主，如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帝国境内拥有领土，且可以以藩侯的身份参与政治，他们不久也就加入了战争。反复的外国干预将一开始的内部王朝争端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全欧范围内的冲突。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618年持续到1635年，在此期间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成员之间的内战，外部势力主要起支持支持作用。1635年之后，在法国和瑞典结盟，以此对抗同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斐迪南三世和西班牙，战争的烈度不断加大，大量的人员物资被投入，帝国成为了群雄逐鹿的战场。1648年秋，三十年战争以帝国战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该条约规定了帝国给予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国提供更大的自治权，并明确了尼德兰从西班牙独立、瑞士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瑞典和法国从中获益，吞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领土。通过长期的战争，法国成功地达成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实现中欧地区政治的碎片化的目的。法国由此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一跃成为陆上最强大的力量，战争末期的局势也预示了法国在太阳王治下的爆发。对于德国而言，这场战争使得原本就分散割裂的帝国更加松散，此后德意志地区一直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战争对长期领导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它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英法那样统一的君主制国家目标成为泡影。这一目标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未能实现，直到250年后来自东北边区的普鲁士通过绝对武力才得以达成这一目的。

除了这些大的宏观层面上的东西外，三十年战争也极大的促进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革新。仅就德意志地区的军队而言，在战争早期步兵仍然是其军队的中坚力量，沿袭了国土佣仆使用的基本战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长枪兵和滑膛枪兵。随着战争的进行滑膛枪的比例开始增长。战争初期，两者者人数几乎持平，很快两者的对比变成了2:1，滑膛枪更受青睐，到1641年，仅有1/5的帝国军队装备长枪。这些长枪兵以纵深队形作战，精通肉搏战，一开始滑膛枪被视为长枪兵的补充，而当30年战争结束时，双方的角色已经反转了。

早期所使用的西班牙大方阵式的阵型也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被淘汰，战斗队形逐步改变为线列，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阵线通常由一组有两个正面的长枪兵组成，10列纵深的长枪兵位于中央，6-10列纵深的滑膛枪手位于侧前方。保留了纵深队形，最富经验装备最好的士兵们布置在外侧，保护脆弱的侧翼。由于给滑膛枪装填弹药很费时间，因此滑膛枪手使用轮换线列阵，后排枪手依次替换第1排或前2排的枪手。第一排齐射后，随即一分为二，留出前方空地，退向两边或退回队列中，在两边重新组队并装填弹药。这样，就能保持连续不断的齐射。当对方骑兵或步兵冲锋时，滑膛枪手则撤回长枪兵之后，后者装备精良，更适合肉搏战。这样一个轮换式的阵线已经具备了后来拿破仑战争时代排枪方阵的一些基本特点，并且表示火枪兵开始成为战斗的核心部分，在吕岑战役中，神圣罗马帝国将领华伦斯坦还首次使用了没有长枪兵支援的“独立滑膛枪兵”体系，其任务是通过多排齐射加强火力，或支援本方攻势，或化解对方进攻，某种程度上已经很接近于后来此类兵种的标准用法。

阿尔布雷希特·文策尔·优西比乌斯·冯·华伦斯坦，波西米亚出身的神圣罗马帝国将领，他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普鲁士的崛起与拿破仑战争：

1415年，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将勃兰登堡赐给武将霍亨索伦的腓特烈为封国，封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称“选帝侯腓特烈”，肇始了500多年的霍亨索伦王朝。1473年“选帝侯腓特烈”第三子阿布雷希特三世为选帝侯时立规，勃兰登堡选帝侯称号属直系继承，非长子也有继承权，领地不得分割。据此，其长子约翰·西塞罗成为选帝侯。1525年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宣布停止附庸于罗马教廷，公开改信信义宗，将骑士团领地世俗化，建立普鲁士公国。1618年，也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侯国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透过与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爱女安娜的政治婚姻，担任普鲁士公爵，创造了勃兰登堡-普鲁士。

在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统治时期（1640年-1688年），普鲁士国力日趋强盛，后来在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神圣罗马帝国为了换取普鲁士的支持，将普鲁士公国升为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一世在柯尼斯堡被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自此，普鲁士作为一个王国才正式存在。

腓特烈一世在1713年去世后，由绰号“军曹选侯”、“士兵王”（Soldatenkönig）的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继位。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位性格严厉的“战士国王”，他以极其粗暴的军训作风对待臣民，在普鲁士实行军国主义的统治模式，将建军备战作为其政策的核心，甚至连最大的兴趣都是检阅军队。

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不久后就下令在国内实行分区征兵制，并强迫每个农民在其各自的辖区内必须至少参军三个月，以提供半数的兵源，另一半则为外国雇佣军，把普鲁士军队的数量从3.8万扩大到8万人，至于军官团则由德国容克阶层组成，尽管后者最初并不愿参军，但贵族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点并将参军作为一种个人的荣耀和争取更高地位以及权利的机会。腓特烈.威廉一世还开始引进一系列的军事创新，这些创新包括为步兵引入铁质推杆，以及发明了正步作为部队行进的步法。他还极大地增加了音乐在军队中的作用，在军队里引入了大量的军乐队，尤其是鼓手和鼓手，在战斗中使用音乐来提高士气，新国王还不遗余力地训练普鲁士军队，专注于燧发枪的射击速度和编队机动性。这些变化赋予了其部队极高的灵活性、精确性和战斗射速，这在那个时期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通过钻孔和铁推杆，当时每个普鲁士士兵每分钟能射击六次，速度是大多数其他军队的三倍。

此外，他还引入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使用笞刑和绞刑对待逃兵，并让普鲁士军队的制服和武器被标准化，在有些部队里，就连胡子的长度也必须一致，不能充分长出胡须的士兵则要在自己的脸上画出轮廓。腓特烈.威廉一世还将他父亲华丽的皇家卫队缩减为一个团，被称为波茨坦巨人掷弹兵团，全部由身高在172公分以上的男性组成。到他的统治结束时，普鲁士已经拥有欧洲第四大军队（80,000名士兵），成为欧洲的一大军事强国。

腓特烈.威廉一世最终于1740年5月31日去世，其子腓特烈·霍亨索伦·冯·普鲁士（腓特烈二世或更有名的名字腓特烈大帝）即位。腓特烈二世年轻时对音乐和哲学比对战争艺术更感兴趣，这导致他与他父亲之间一直关系不和，但当他个人即位后确表现出比父亲更卓越的军事才能，后者一上位就立即解散了昂贵而且不实用的波茨坦巨人团，并利用他们的资金建立了七个新团和一万名士兵，新国王还增加了16个营、5个骠骑兵中队和一个近卫骑兵中队。

腓特烈二世在作战时候经常亲自指挥他的军队，在位期间，他指挥普鲁士军队参加了十六次重大战役和各种围攻、小规模冲突和其他行动，最终实现了他几乎所有的政治目标。他经常因其出色的战术技巧而受到钦佩，尤其是他发明的斜线式战术，即一次进攻集中在对方阵线的一侧，即使他的部队总体人数较小，也能获得局部优势。更重要的是他的作战成功，尤其是利用内线来阻止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对军队的统一并保卫普鲁士的核心领土。

此外，腓特烈二世还是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军事理论家，他的分析源于他丰富的个人战场经验，涵盖了战略、战术、机动性和后勤问题。奥地利共同统治者约瑟夫二世皇帝后来写道：“当普鲁士国王谈到与战争艺术有关的问题时，他对战争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阅读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书籍，那么一切都是紧绷的，扎实的，非常有启发性的. 没有迂回的说法，他为他的断言提供了事实和历史证据，因为他精通历史。”他撰写的书籍《战争原理》（Die General Principia vom Kriege）则集中体现腓特烈对自己早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不仅仅是形而上的战争理论，而且贴近实际，是当时最好的战争实践指南，他还被认为是现代战役学的创始者。

在即位后不久，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就争夺中欧西里西亚地区主权而爆发了西里西亚战争，普鲁士军队在什未林元帅的领导下，在莫尔维茨战役（1741年）中首次取得了对奥地利的胜利，之后又在查图西茨会战中再次取得胜利，迫使奥地利通过布雷斯劳和约将西里西亚让给了普鲁士。

1743年9月，普鲁士举行了第一次秋季演习（Herbstübung）。陆军的不同部门测试了新的编队和战术；秋季演习此后成为普鲁士军队的年度传统。奥地利之后试图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收复西里西亚。尽管在1744年成功地战胜了普军，但随后他们在霍亨弗里德贝格战役和苏尔战役（1745 年）中被国王本人击溃。普鲁士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尤其是齐腾骠骑兵。弗雷德里克国王的好朋友汉斯·卡尔·冯·温特费尔特则因其在霍恩弗里德堡的出色表现而声名鹊起。

1750年代普鲁士的外交形势越来越严峻。首先腓特烈与英国交好，缔结《白厅条约》，保证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大大触怒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而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和她的首相柯尼次（Kaunitz）成功联合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和法王路易十五（史学家将法奥结盟称为外交革命），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绞索，积极准备收复西里西亚。1756年，腓特烈看到形势日益严重，决定与其坐等战争降临，不如对奥地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于是七年战争由此展开，他的部队首先打进在这场纷争中与奥地利结盟的萨克森选侯国。

之后普鲁士同时和三个邻邦大国作战，即奥地利、法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三国在奥地利外相柯尼次的发起下组成联盟）。当时普鲁士和联盟的军队人数比为1:3，人口数之比更达1:20。经过7年大战，普鲁士几次面临亡国边缘，但腓特烈坚持到了最后，并最终因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俄罗斯帝国在1762年沙皇彼得三世即位后改变立场，并同瑞典一样与普鲁士单独缔结和约），最终保住了西里西亚；他个人也获得军事史上永世的不朽英名，赢得“大帝”的称号，更树立“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普鲁士亦一跃成为欧洲五巨头（其余四国为奥地利、法国、英国和俄国）之一。

到1776年，普鲁士军队由187,000名士兵组成，其中90,000人是普鲁士中部和东部的普鲁士臣民。其余的是外国（德国和非德国）志愿者或应征者。到腓特烈二世统治末期，军队已成为普鲁士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拥有多达200,000名士兵，是继俄罗斯和奥地利之后的欧洲第三大军事强权。整个普鲁士所有的社会阶层为国家和军队服务——贵族领导军队，中产阶级供给军队，农民组成军队，以至于弗里德里希·冯·施罗特部长评论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

在同时期，那些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则被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光芒所掩盖，这些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伐利亚、萨克森、黑森-卡塞尔和汉诺威等，他们也都拥有各自的军队，但规模普遍较小，相对于普鲁士而言战绩也不是很出彩，还有一些德国军队作为雇佣兵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服役。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黑森-卡塞尔伯爵腓特烈二世在1760-1785年间统治期间，英国租用了其麾下的许多部队作为雇佣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用于对抗大陆军部队，前后大约有30,000名士兵被送到美洲服役。他们被称为黑森人（Hessians），因最大族群即人数总和的30,067人当中有12,992人来自黑森-卡塞尔地区。他们以完整的部队编制赴任，使用自己原有的制服、武器、军官。

黑森佣兵不单独行动，贵族领主会决定是否将整支部队出租。许多人是被强制征召（Impressment）进入黑森部队服役的，逃兵会被迅速处死刑或被连队处夹道鞭笞（Gauntlet）。在美国独立革命中，黑森佣兵大约占英军人数的四分之一；包括有猎兵、骠骑兵，三个炮兵连队和四个营的掷弹兵。大部分的步兵是称作“猎兵”的狙击兵以及鸟枪兵、燧发枪兵（fusilier）。他们的武装是滑膛枪，炮兵使用3磅加农炮。最初每团平均由500至600人组成，后来在战争中每团只有300至400人。这些德国佣兵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战斗，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返回德国。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此时的普鲁士由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1786-97 年）领导，但腓特烈.威廉二世对战争毫无兴趣，他将军事责任委托给年迈的不伦瑞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德，导致军队的质量开始下降，普鲁士军队并没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付革命的法国。军官们仍然保留了大约四十年前腓特烈大帝使用的相同训练、战术和武器，军队变得越来越过时。相比之下，法国的革命军队，特别是后来在拿破仑·波拿巴的领导下，正在开发新的组织、供应、机动和指挥方法。

围绕法国传播其革命理想的努力和反动皇室的反对，欧洲其他各国迅速组成了反法联盟，战争于1792年爆发，由普鲁士、奥地利和黑森军队组成的联军入自1792年7月开始入侵法国，起初主要由普鲁士老兵组成的不伦瑞克军夺取了隆维和凡尔登要塞，但其攻势之后在瓦尔密战役中被法军所阻止。之后普鲁士退出了联军，于巴塞尔签署了和平条约，承认法国对莱茵河左岸的占领。

1804年5月18日，拿破伦称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则纠合英国，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年，同盟军入侵法国的盟国巴伐利亚，另一只同盟军进攻拿破仑控制的意大利。拿破仑自本土挥军渡过莱茵河。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法、俄、神圣罗马三国军队打了一场“三皇会战”，结果法军不但守住巴伐利亚，更攻入神圣罗马帝国的摩拉维亚，同时将同盟军赶出意大利，并在普鲁士境内打败俄国援军。12月16日，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签订《普勒斯堡和约》。和约签订后，拿破仑成立以自己为护国公的莱茵邦联，以整固自己在德意志地区的盟友。1806年7月12日，在拿破仑的威逼利诱下，原来的16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邦签订《莱茵邦联条约》（Rheinbundakte），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加入邦联。同时，拿破仑对奥皇弗朗茨二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并且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等称号。最后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的称号，仅保留奥地利的帝号。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而同时期的普鲁士则称得上山河日下，1797年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去世后，普鲁士国家破产，军队严重过时，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1797-1840）继位后，领导普鲁士参与了灾难性的第四次反法联盟。结果是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萨尔费尔德、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拿破仑更是在之后占领了柏林。普鲁士人本来引以为傲的纪律崩溃了，步兵、骑兵和卫戍部队成建制的向法军投降。虽然一些普鲁士指挥官表现出色，例如埃劳的莱斯托克、科尔贝格的格奈森瑙和吕贝克的布吕歇尔，但他们不足以扭转耶拿-奥尔施泰特的失败。普鲁士在此战后遭受重大领土损失，常备军只剩下42,000 人，并在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中被迫与法国结盟。

军队所遭受的失败震惊了普鲁士当权派，在腓特烈大帝的胜利之后，当权者们曾自信满满的认为普军是不可战胜的，结果这会却结结实实的被打脸了。吃到了战败的痛苦后，冯·斯坦因男爵和总理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伯格很快开始使普鲁士国家现代化，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则受命开始改革军队。他领导了一个军事重组委员会，其中主要包括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将军、卡尔·冯·格罗尔曼将军和赫尔曼·冯·博伊恩将军。普鲁士军官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协助重组。由于对民众在1806年战败时候的冷漠反应感到沮丧，改革者希望在国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斯坦因还于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并于1808年建立了地方市政府。

军队的指挥体系被彻底重组——在1806年的143名普鲁士将军中只留下了布吕歇尔和陶恩齐恩，其余的人要么因为无能被直接炒鱿鱼，要么转入预备役或者闲职位，尽管后来许多人被允许在1813年的战争中挽回他们的名誉。军官团则于1808年开始开放给中产阶级，而晋升机制也被改革，要晋升到更高级别军衔必须以接受的教育为基础，而非之前单纯的出身论。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国王于1809年创建了战争部，沙恩霍斯特则于1810年在柏林创办了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即后来的普鲁士战争学院。

沙恩霍斯特主张采用法国普遍使用的征兵制。他创建了现代的征兵体系，每个营每月更换3-5名士兵，这样每个营每年最多可以培训60名额外的士兵。该系统为军队提供了30,000至 150,000名储备兵员。同时还引入了短期（3年）义务兵役制。由于法国人禁止普鲁士人组建师，普鲁士军队被分为六个旅，每个旅由七到八个步兵营和十二个骑兵中队组成，另外有三个炮兵旅作为补充。

体罚大体上被废除了，而士兵们则在战场上接受了训练，并接受了轮换战术。沙恩霍斯特还通过联合兵种促进了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工兵）的整合，针对拿破仑战争更新了装备和战术。约克在1812年发布的野战手册强调了联合兵种和更快的行军速度。 1813年，沙恩霍斯特成功地为每位战地指挥官配备了一名在学院接受过培训的参谋长。

一些军事改革遭到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例如约克，他们认为中产阶级军官会侵蚀贵族军官团的特权并引入大革命式的思想。结果是1813年沙恩霍斯特去世后，军队改革运动被迫中断，因为军队中的容克阶层担心自己的地位会不保。

改革者和大部分公众曾经呼吁腓特烈威廉三世在1809年与法国的战争中与奥地利帝国结盟。然而，当谨慎的国王拒绝支持新的战争时，席尔率领他的骠骑兵团对抗占领的法国人，期望引发全国起义。国王则认为席尔是叛乱分子，结果导致少校的叛乱在施特拉尔松德被法国盟友镇压。 1812 年的普法条约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的大军提供20,000名士兵，这支部队先是由格拉维特，然后是由约克指挥。

1812年拿破仑从俄罗斯撤退期间，带领远征军的约克单独与俄罗斯签署了陶罗根公约，打破了普法同盟。随着拿破仑法国的失败，腓特烈威廉三世迅速开始动员军队，并在不久后加入第6次反法同盟，随着一起倒戈的还有原莱茵邦联的那些成员们。与1806 年相比，普鲁士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这次支持对法国的战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加入了军队。在布吕歇尔和格奈森瑙的领导下，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战役（1813年）和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参谋人员对普鲁士军队不同单位的同时行动能力印象深刻。

铁十字勋章于1813年由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引入开始作为军事装饰，后来则成为德国军队的知名象征物。在他的《战争论》一书出版后，克劳塞维茨则成为了著名的战争理论家。同时，普鲁士还在1814年成立了总参谋部，并成立了后备军，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候，普鲁士有136,000名常备军和163,000人的后备军，每名士兵参军后将在正规军服役3年、之后是两年的预备役，最后还要在七年的时间里每年到后备军服役几周时间，直到39岁为止，例如布吕歇尔等一些将领还要求将后备军的地位提升到和正规军一致，或者干脆将两者合并，以将军队和民间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一支更加平民化的军队，但这个要求被普鲁士的保守阶层所抵制。

德意志统一：

作为拿破仑战争的直接后果，德意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战后迅速发展，拿破仑战争后，列强重新划分欧洲的政治版图。1814年的《巴黎和约》第6条提到了德意志邦联国家的建立。欧洲政治家在奥地利梅特涅亲王的领导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组织欧洲事务。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中相关法案通过，德意志邦联宪法生效，正式确定了德意志邦联的成立。

德意志邦联的永久主席国为奥地利帝国，永久副主席国为普鲁士王国，剩下的德意志邦国均为普通成员。邦联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法国的拿破仑侵略后所余留下来的德意志小国们，其法理依据是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其合法性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以集权程度来说，它比之前的神圣罗马帝国、莱茵邦联更加松散，邦联中的各个成员国既不是军事同盟、也不是贸易同盟，没有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将它们团结在一起，各个成员国之间也屡屡发生内斗，导致了整个邦联的功能经常无法运作。邦联松散的组织结构以及低下的行政效率也引发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的不满，他们强烈渴望自己脚下的土地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组织。随着统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除奥地利和汉堡外，全部德意志邦国都加入该同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统一的德国国家、统一的货币、法律制度和政府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军事上，组成德意志邦联的各个邦国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在邦联的架构下透过各邦国分别调拨部队的方式共同组建了一支陆军；遇有战事时，各邦国均有义务维持特定邦联部队的补给与支援。这支陆军统称为“德意志联邦陆军”，曾广泛参与19世纪内的各场冲突，如1848年至1850年的第一次普丹战争；但至1864年的第二普丹战争爆发时，邦联诸国间的局势已十分紧张，最终造成以普鲁士王国及奥地利帝国为首的邦联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后瓦解。

在战后的普鲁士，1819年的宪法危机期间，腓特烈.威廉三世决定普鲁士将继续遵守之前反GM的卡尔斯巴德法令。普鲁士内部的保守势力，例如维特根斯坦，则继续反对实施征兵制和后备军制度，因为后者在其眼里代表了一种大革命式的理念。 1819年，腓特烈威廉三世决定缩减后备军规模，将其置于正规军控制之下，导致博因和格罗尔曼辞职，改革运动告一段落。博恩的开明公民士兵的理想被独立于或疏离于平民社会的专业军队的想法所取代。

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被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视为最适合统一德国的国家，但保守派政府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继续使用军队镇压自由派和民主派，并引发了许多自由主义者的不满。随后即位的腓特烈.威廉四世 (1840-61) 最初似乎是一位自由主义统治者，但他反对颁布改革者要求的成文宪法。当1848年革命席卷整个德国时期，国王不情愿地同意在首都建立民防部队（Bürgerwehr）。并第一次召开了起草宪法的国民大会，但后者缓慢的行动步伐让普鲁士反动势力得以借机重新集结。弗里德里希·格拉夫·冯·弗兰格尔将军指挥普鲁士军队重新占领了柏林，他们还得到了厌倦人民革命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普鲁士军队还随后被用来镇压德国许多其他城市的革命。

此后经过长时间讨论，新的普鲁士宪法在1850年正式开始执行，此宪法以议会为基础，但仍维护国王的至上权威；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宪法制订了由三级投票制的普选选举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此投票法与纳税数量有关，因此超过80%的选民只控制了1/3的席位。而军队则是宪法之外的禁卫军，只服从国王本人。普鲁士战争部长是唯一一个需要宣誓捍卫宪法的士兵，而斯特罗塔、博宁和瓦尔德西等偏自由派的部长因他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国王或议会的批评。军队的预算必须得到议会下院的批准。许多美化军队，尤其是描述军队参与拿破仑战争的小说和回忆录开始大量出版，以在民间建立舆论基础。而到1856年，和平时期的普鲁士陆军由86,436名步兵、152个骑兵中队和9个炮兵团组成。

1857-88年担任总参谋长的老毛奇在任职期间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他扩大了总参谋部，创建了和平时期的部门，例如动员部门、地理统计部门和军事历史部门。 1869年，他出版了作战层面的战争手册《大部队指挥官须知》，写道：“现代战争的特点是争取做出伟大而迅速的决定”。老毛奇也是对军官进行图上作业训练的坚定支持者，并将后膛装填步枪和后膛装填火炮引入部队，这使他们能够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开火。老毛奇还利用了正在大规模修建的铁路系统，将普鲁士境内的铁路线建设引导至可能的军队部署地点，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对军队的快速部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普法战争和一战二战中德军都因此而收益良多。

由于现代军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笨重，无法由一名指挥官负责全部行动，因为老毛奇发展了现代式的指挥结构，将本来的一个大兵团改为多个独立的小型单位进行协同作战，并出版了《大部队指挥官指示》一书，提出指挥链分散的概念，以及分进合击、快速突破、外线作战等分散单位行动的概念。这项创新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指挥官失去了对其部队的总体控制权，因为当时其主要的可以使用的通信手段在当时是视觉（视线）或信使，无论是骑乘还是步行。通过“完全服从”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传统概念现在已经过时，因此必须将作战主动权、指挥权和控制权分配到指挥链下游的某个点。在这个新概念中，要求远距离分遣队的指挥官在他们的决策中发挥主动性，老毛奇强调了培养能够在高级指挥官意图范围内做到这一点的军官的好处。

与此同时，毛奇还制定了军队行军和补给的相关条例。例如规定在同一天时间里，一条路只能移动一个兵团；因为把两三个兵团放在一条路上，就不能在前线的战斗中及时动用位于后方的兵团。而几个兵团如果紧挨着驻扎在一个小地方，那么可能一两天都吃不饱。据此，他推断，战略的本质在于安排兵团分开行军，集中兵力作战。为了使一支庞大的军队易于管理，必须将其分解为若干单独的作战单位，每个单位都在指挥官的领导下，根据总司令关于方向和方向的指示来规范其行动和行动。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是普鲁士军事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于1857年至1888年任普军和德军总参谋长，后领导指挥普军参加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年-1871年），在色当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德意志统一作出重大贡献，受封伯爵并于次年晋升元帅。

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逝世，威廉一世即位。1862年他因军事改革所需预算及税收问题与国会发生冲突，本拟退位，但在前驻法大使俾斯麦的建议下收回成命。俾斯麦表示支持军事改革，并称若任命他担任首相，他将不惜一切强行推行陆军改革和新兵役制度。1862年9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首相。俾斯麦出任首相，这标志着德国统一进程的开始。

新国王上台后很快要求扩大军队的规模——虽然普鲁士人口自1820年以来从1000万增加到1800万，但每年的军队新兵人数仍然保持在40,000人，同时他还以偏保守派的罗恩取代了博宁的战争部长一职。

政府于1860年2月提交了罗恩制定的军队改革法案。议会反对其中的许多条款，特别是削弱后备军的兵力，并提出了一项修订法案，取消了政府希望进行的许多改革。财政部长帕托在5月 5日突然撤回了该法案，而是简单地要求将临时预算增加900万塔勒，并获得了批准。威廉一世在此前已经开始创建“联合团”来取代后备军，在帕托获得额外资金后，这一过程有所加快。尽管议会反对这些计划，威廉还是在曼托菲尔的指导下组建了新的军队。自由派和中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只能作为正规军的辅助力量，后者主要由忠于霍亨索伦君主制的农民和保守的容克组成。

与新建立的意大利一起，俾斯麦创造一个外交环境使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战争的前奏大致发生在法兰克福，两个国家都在议会上宣布自己是德意志诸国的代言人。1866年4月，佛罗伦萨的普鲁士代表同意大利签订秘密协定，保证在对奥战争中相互帮助。次日，法兰克福议会的普鲁士代表提出计划，希望订立国家宪法，建立直选议会，提供普选权。德意志自由派对于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的关系早有所见（俾斯麦哄骗和欺凌议会代表），因此自然对此计划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只是增强普鲁士实力的手段，而非一个先进的改革方案。

1866年4月，意大利军队在蒂罗尔和威尼斯边境活动的消息传到维也纳，关于宪法的争论陷入搁置。奥地利政府下令在南部地区进行局部动员；意大利则以全面动员作为回应。虽然多方呼吁理智思考和行动，意大利、普鲁士和奥地利继续向着开战前进。5月1日，威廉将普鲁士军队指挥权交予冯·毛奇，而他次日也开始进行全面动员。

在议会中，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Mittelstaaten，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大公国、萨克森-魏玛、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科堡和拿骚公国）支持在邦联内彻底解除动员。这些国家拒绝俾斯麦的软硬手段，不愿支持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图。普鲁士战争内阁也意识到在德意志诸国中他们唯一的盟友是两个靠近勃兰登堡的小国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而这两个国家基本没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他们还意识到普鲁士只有意大利一个外国盟友。

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下令军队进攻。他的军队较晚到达战场，并且地理位置也颇为不利，但卡尔仍然立刻命令军队投入战斗。普鲁士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取胜，迫使哈布斯堡王朝结束战争，并为“小德意志”方案（即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打下基础。

虽然许多德意志国家开始站在奥地利一方，它们却采取防御性的态度，对普鲁士军队没有有效地运用自主权。奥地利军队由此要面对在科技和战术组织动员等各个方面上领先的普鲁士军队，支持它的只有萨克森。法国承诺给予援助，但来得太晚且不足。更为复杂的是，意大利在南部边境的动员使奥地利需要从普鲁士方面调动一部分兵力，在威尼托和亚得里亚海开启第二战场，发起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加上克尼格雷茨战役中普鲁士取得无可争议的决定性胜利，最终导致了奥地利的战败。普奥战争对于德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前统御德意志地区、东西两线对抗列强长达五百年的哈布斯堡家族被彻底逐出德意志事务，同时，它失去了南德天主教国家的支持以及丰腴富饶的北意大利（伦巴第-威尼托），实力大受折损。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于次年和境内的马札尔贵族妥协，建立起脆弱而松散的二元制共主国家。

而普鲁士则在之后合并数个小邦（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法兰克福自由市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组成北德意志邦联，作为已经解体的德意志邦联的临时替代品。同时主导订立了旨在维持联邦陆军与联邦海军正常运作的条约。邦联内后来进一步制定的军事义务相关法律也采用了该条约的多项条款。此外，邦联更与各成员国达成协议，使各邦国军队于战争时划归普鲁士陆军指挥，同时赋予后者掌控各军队训练、装备与战略的权力。

到1870年，普奥战争带来的三大启示已经变得明显。首先，通过武力，一个强国能够挑战旧的联盟和1815年建立的势力范围体系；其次，通过外交手段，有能力的领袖能够创造一个环境使敌国首先宣战，迫使“受害者”一方的盟友进行帮助；最后，普鲁士的军事实力远超奥地利，因此它是邦联（或德意志诸国）中唯一能够保卫各国不受外部介入或入侵的国家。1866年，大多数中等规模的德意志国家都反对普鲁士，而到1870年这些国家都被迫使或诱使同普鲁士进入相互保护的同盟。如果一个欧洲国家对其中一国宣战，所有国家都会支援受到攻击的一国。通过对欧洲政治的巧妙操控，俾斯麦创造了一个外交环境，使法国成为德意志事务中的进攻一方，而普鲁士则成为德意志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和他的保守派盟友们在费尔南多七世名下重建西班牙的君主制。在此后的四十年中，列强支持西班牙王权，但1868年的事件将会进一步挑战旧的体系。在西班牙发生的革命推翻伊莎贝拉二世，而当伊莎贝拉在巴黎享受奢华的流亡生活时，西班牙的王位仍然空缺。为了寻找合适的天主教继承者，西班牙向三个欧洲王侯提出邀请，但作为区域权力协调者的拿破仑三世拒绝这三个人选。最后在1870年，摄政提议将王位交给霍亨索伦天主教分支的王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的利奥波德。史学家们将此后的骚动局面称作“霍亨索伦候选”。

在此后的几周内，西班牙的提议成为欧洲的重要话题。俾斯麦鼓励利奥波德接受这一提议。倘若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能够在西班牙登上王位，这便意味着在法国的两侧都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国王。这对于俾斯麦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外交大臣格拉蒙公爵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格拉蒙起草一封言辞尖锐的最后通牒给霍亨索伦王朝的家长威廉，称倘若任何霍亨索伦王朝的王侯接受西班牙王位，法国政府将会做出回应——虽然回应本身模棱两可。利奥波德宣布退出，解除这一危机，但法国驻柏林的大使并不愿作罢。他直接找到在巴特埃姆斯休假的威廉，要求他保证绝不会再让霍亨索伦王朝成员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威廉拒绝给予如此肯定的答复，此后向俾斯麦发出电报，描述法方的要求。俾斯麦利用这份电报——《埃姆斯密电》——为模板，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他将言词修改得简略而尖锐，而在法国方面的翻译之后产生更大的变更，最后激起法方的愤怒。法国公众仍然对萨多瓦的失利耿耿于怀，要求开战。

在普奥战争之前和之后，拿破仑三世都尝试从双方获得土地的补偿，但作为和谈调解人的他最终一无所获。他希望奥地利能够加入一场复仇战争，并且希望其盟友（尤其是南德意志的国家诸如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也能够加入。随着1866年的协定使所有德意志国家在军事上结合到一起（虽未必情愿），这一希望最终也落空。于是，法国没能在德意志诸国的支持下打一场复仇战争，而是只能单独与所有德意志国家开战。

法国于1870年7月15日动员其军队，导致北德意志邦联在当天晚些时候以自己的动员作出回应。1870年7月16日，法国议会投票决定对普鲁士宣战；8月2日，法国入侵德国领土。德国联军比法国人更有效地调动军队，并于8月4日反攻入法国东北部。

由于德国军队在人数、训练和领导方面都占优势，并且更有效地用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铁路、后膛装填步枪和大炮。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因此在法国东部取得了一系列迅速的胜利，尤其显著的是梅斯围城战和色当战役，并最终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导致了第二帝国的瓦解；拿破仑三世投降后，国防政府于9月4日在巴黎成立，并将战争持续了五个月。国防政府尝试从北部和东部击败德军并保证首都的安全，但均被德国军队击败。德军随后围攻了巴黎四个多月，直到它于1871年1月28日投降并签订凡尔赛停战协议，以此结束了战争。

在战争的后半部分，德国的胜利几乎可以完全保证，南德各邦宣布他们加入普鲁士主导的联盟，并合并为德意志帝国，接受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总理俾斯麦领导。1871年1月18日，在腓特烈一世于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国王170年后，威廉一世在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除了奥地利、卢森堡和波西米亚之外，绝大多数德国人第一次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下团结起来。与法国停战后，法兰克福条约于1871年5月10日签署，条约规定法国给予德国数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割让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和洛林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后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帝国领。

为庆祝色当战役举行的色当日活动，勃兰登堡门挂满灯饰。横额上写着“在神的带领下的一个新转变

普法战争中德国对法国的快速胜利令中立的观察家们感到十分吃惊，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预计法国会取得胜利，其中大多数人预计会打一场漫长的战争。直到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德国人所拥有的战略优势才在德国以外得到体现。其他国家很快发现了革新后的军事系统给德国人带来的优势，并采用了他们的许多创新，特别是总参谋部、普遍征兵和高度详细的动员系统。

毛奇开发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成立是为了研究普鲁士以前的行动并学会避免错误。该部还极大地增强了毛奇控制分布很广的超大阵型的能力。总参谋长，实际上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独立于战争部长，只对君主负责。此外，普鲁士的军事教育体系优于法国模式；普鲁士参谋人员接受了训练，表现出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这正是毛奇之前所期望的结果。

而之前整合正规军和后备军的军队重组，以及规定在动员时征召所有达到军龄的男性普鲁士人这两项改革措施。使得尽管法国的人口比所有参加战争的德国北部国家的人口都多，但德国人却能动员更多的士兵参战（55万对50万），且由于每个普鲁士军团都驻扎在一个地区主要城市周围的军区内，因此能够还迅速集结起来。而且和平时期的准备工作加剧了这些差异的影响。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制定了详细的铁路系统动员计划，而这些计划又部分地根据总参谋部铁路部门的建议而制定，这对于在战时通过铁路迅速的调集部队和物资非常有利。总之，普法战争可以算是之前普鲁士一系列军事改革的成果汇总，证明了这些改革的切实有效性，德国也在之后取代法国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心目中的第一陆军大国，并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