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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全国上下一片哀嚎，无人不敬意着、缅怀着他。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他严于律己、勤奋刻苦，时刻都在为人民服务，被人们称为“好总理”。 但也有人曾这样评价过周总理：搞外交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八级泥瓦匠。其暗示周总理在处理内政方面，相比在外交领域的游刃有余，要略逊一筹。 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外交界的能工巧匠在美国外交家基辛格所撰写的《论中国》中，他是这样评价周恩来的：“他是我遇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总是能以超人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他的直觉敏锐，好像能穿透人心。” 抗战末期，中国的外交事业其实已经有了起步，只不过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这还称不上是外交。而最早的一次外交，还要从由周恩来组织的接待外来访问团开始说起。 彼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共产党所带领的人民军队展开猛烈攻势，屡战屡胜，深受国际的关注。周恩来见此机会，抓住机遇，立刻展开了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  1944年，一个国际自发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来到延安做访问。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受外国正式来访。 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周恩来为了确保接待和联络工作顺利进行，特意在延安设立了外事组，下设多个部门，分别负责此次的外交工作。本次访问虽然没有改善中国的外交环境，却也不得不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次外国记者的访问是中国展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开始，也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外交工作的开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作为党的代表人物和卓越英雄，周恩来出席开国大典，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开启了他正式的外交生涯。 在新中国开放之初，中国外交犹如初生犊步，步履艰难，摸索前行。中国初建，国际上看不起这一小国，不肯承认我国地位。 而周恩来堪称外交界的能工巧匠，像艺术家般精湛地雕刻出国际关系的底蕴。他以独具眼光的谋略，游刃有余地化解中国的外交困境，塑造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的瑰丽画卷。 他明白：“要想让他国与中国建交，就得先立好底线之墙、原则之垒。”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的时候，首次提出了称为中国外交底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主张尊重彼此独立，避免干涉他国事务，追求平等互利和和平相处。 这些原则成为中国独立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也受到世界普遍认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筑起一道坚实的墙壁。 从此，中国的外交事业真正有机会、有能力、有手段迈出坚韧的步伐，让国际看到，中国不再是懦弱的敌人，而是强大的朋友。  在周恩来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中，不乏令人嘉奇异闻的趣事。就如基辛格所说，无论是与世界强国的高层会谈，还是与普通民众的亲切接触，周恩来始终以自信、耐心和幽默的态度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智慧和友好。 一次，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恩来时，无意间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支派克钢笔。由于派克钢笔是美国产的，他便充满讥讽地问：“总理阁下，请问作为中国人，您为什么会使用我们美国制造的钢笔呢？” 周恩来回应说：“这支钢笔可是有故事的。它是一位朝鲜朋友在抗美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送给我的礼物。我觉得这份特殊的礼物有纪念意义，虽然我本人对这没有贡献，但礼物我无法拒绝。所以保留了这支来自贵国的钢笔。”  此言一出，美国记者顿时哑口无言。周总理的这番话不就是在暗讽美国于朝鲜战争中失败的状况吗？还有一次，周恩来受邀访问苏联。 当时，赫鲁晓夫颁布了一项修正主义政策。这完全背叛了苏联一开始对共产国家的理想，其只不过是赫鲁晓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对此，周恩来深表痛恨，不禁批评起来，这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而赫鲁晓夫并未直接回应，反而转向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你的批评我接受，但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我出生于工人阶级，而你出生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在指责周恩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表看法。  周恩来则说道：“没错，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他意外地将赫鲁晓夫的刺向自己的毒箭反射回去，直指赫鲁晓夫自己。据说，这番回应一度大火，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间传颂的佳话。 周恩来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灵活的思维，他善于在复杂多变的外交局势中灵活转换思路，妙手处理各种复杂情况。 不论面对多么棘手的外交局面，他都能够沉着冷静，审时度势。他不仅具备了丰富的外交技巧，还拥有广泛的知识背景和人际关系，能够切实理解各方立场和诉求。  周恩来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沟通和建立信任的外交家。他深知外交不仅是处理国际关系，更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真诚、坦率和公正的态度与各国领袖交往，建立了广泛的外交网络，推动谈判达成双赢的结果。 总的来说，周恩来在外交领域无人能敌，他能工巧匠般的外交手腕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二、精益求精的泥瓦匠1971年，其中有一男子曾在周恩来左右工作。面对他人询问其对周恩来的看法时，他评价：周总理在处理内政方面就是个八级泥瓦匠。 都说，内政问题十分复杂。它的复杂性不在于无法处理，而是其曲折、多层次的矛盾众多，各方利益交织，需要综合考虑才能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 这种曲折性来自不同群体、利益、观念和历史背景的碰撞，使内政问题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听人说不如用眼看”，来看看周恩来究竟怎样处理繁琐的内政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严重破坏，派系之间的争斗和相互指责使得党内团结岌岌可危。这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严峻局面。他在中央会议上强调不要激化分歧，而是采取政治说服。 随后，他前往当地，深入了解情况。他在党刊《出路》上发表了文章，首先向当地党内明确要先积极工作，后开始吸收新同志，逐步改造产生矛盾的党群，并培养他们的团结斗争精神。 此外，周恩来始终坚持以教育为突破口，教导党内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以及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通过讲解中国实际和共产党理想信念，重新树立党群观念，解决了这一矛盾。  1935年，国内不仅有日军侵华的外忧，还有与国民党斗争的内患。中央及时意识到时局变化，认为应当让国民军与红军联合抗日。 周恩来得知此事，开始展开推行。 他先是派遣手下多次会晤张学良，先建立起友好联系，又突出自己所代表的共产党地位。一年后，他与张学良在延安相逢。他表示要“逼蒋抗日”，统一作战，赶走外敌。 于是，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签订国共合作协议。 最终，内战暂时结束，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大获全胜。 在处理国共矛盾以及党内矛盾方面，周恩来展现出非凡的能力。他善于利用和洞察人心，巧妙而智慧地处理内部矛盾。他深谙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懂得人的情感和信仰能在政治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推动多方面的政治协商，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的需求，周恩来提议建立人民政协，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 于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人民政协的创立和大会的召开都经历了周密安排。他亲自接待了众多民主人士，展现出共产党的宽广胸怀和谦虚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评价。 然而，筹备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确定参与新政协的人选和起草共同纲领。 毛泽东和周恩来花费了大量心血制定这份纲领，进行了反复修改。他们接纳了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多次对“共同纲领”做出调整。 最终，数次修改过的共同纲领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少数人也对结果表示满意。在这整个过程中，真正、彻底的民主终于得以体现。 开国大典前夕，人民政协成功建立，共同纲领完美呈现。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刻，一切都重新开始。中国站起来了，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在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周恩来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他紧随毛主席的旁，全身心致力于尽量减少这场动荡带来的伤害，呕心沥血。 在狂飙肆虐的年代里，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遭受着严重迫害。在这一时刻，周恩来不忘国家的需要，着眼国防科技发展，展现出对文化人的关切和保护。 他多次在政策中强调，文化人群体应受到特别的保护和重视，并亲自主持国防办，制定措施保护这些国家的宝贵人才。 其中，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关照。周恩来了解到钱学森等科技人员的重要性，他保护、支持他们，为他们创造了艰难环境下继续科研的条件。 在周恩来的鼓励和关怀下，钱学森带领一众科研专家克服了巨大困难，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丰硕成果。 综上可见，周恩来在处理内政的时候，不仅仅看表面现象，而是深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实情的核心。他能够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化解紧张局势，拉近人心的距离，倾听各方声音，理解彼此立场，促成共识。 所以，有人说“周恩来搞外交是把好手，搞内政就是个泥瓦匠”。 的确如此，周恩来总理是外交界的能工巧匠，也是内政方面的泥瓦匠。然而，这个泥瓦匠不是八级泥瓦匠，而是精益求精的泥瓦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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