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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往史里说 《马可波罗行纪》是一本被称为世界奇书的作品。它首次全面向欧洲人介绍了他们一直向往的东方世界，成为欧洲人认识古代日本的唯一途径。 这本书至今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从马可·波罗对日本的描述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借助东方文化来认识和了解东方世界的。  《行纪》中马可·波罗对于日本的描述《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涵盖了马可·波罗对日本的描述，分别在第158章、第159章和第160章中。 通过这三章的描述，马可·波罗向欧洲人介绍了他眼中的日本，涉及了日本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居民信仰、物产风俗等方面，并详细叙述了中国元朝忽必烈汗第二次遣军征日的情形。  根据马可·波罗的介绍，日本国（又称为Zipangu）位于中国大陆以东约1500哩（约合2413.5公里）处，是一个岛国。 岛上的居民信仰佛教，崇拜和供奉的偶像与中国的契丹和蛮族的偶像相似。 岛上富有黄金、宝石和珍珠，其君主的宫殿顶部采用精金制作，地面铺满金砖，连窗栏也是由精金制成，非常富庶华丽。 元朝大汗忽必烈一听到这些消息后心动不已，有意图夺取这些财富。于是，两位男爵被派遣前往征讨日本。  然而，由于元军缺乏海上作战经验，并且两位男爵之间存在矛盾和互相猜忌，加上遭遇了剧烈北风的袭击，导致元军最终失败。 此外，在叙述这次元朝征日战事时，马可·波罗还提到了日军中有八人具有神奇的力量。 称他们在臂上嵌入石块作为护符，这些石块能够保护他们免受铁器的伤害。最后，这些具有神奇力量的士兵被将领用杖打死。  马可·波罗还提到了日本的一种恶俗，即如果俘虏无法支付赎金，就会被杀并食用，据称这是世上最美味的肉。 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虽然在中国逗留了近17年，游历了许多地方，但并未亲自到过日本。 因此，马可·波罗对日本的描述被视为他眼中的异域形象。这种异域形象往往是根据本土文化的传统模式进行重构和改写的产物。 融入了本土情感和观念，既有真实性又有虚构性，既能反映异域文明，又能展现本土文化精神。  马可·波罗日本观的取景中国和日本地理上相邻，一衣带水，即使在交通技术不发达的时期，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直源远流长。 历史上，中日两国的关系主要以友好往来为主，当然也有不和与战争的插曲。元代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在元代之前，中日之间主要是友好往来，尤其是隋唐时期，是两国交往的黄金时期。  然而，13世纪后，蒙古帝国开始横扫欧亚大陆，其中包括中国，由忽必烈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 忽必烈不仅希望建立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还要通过外交扩大其帝国的正统地位和权威。因此，忽必烈对于日本多次向中国贡献的历史表示赞扬和仰慕。 这种赞扬背后不仅体现了对征服更多土地和财富的渴望，更重要的是通过延续中日贡赐关系来证明帝国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然而，从1266年到1274年，忽必烈多次派遣使者与日本通好，但未得到回应。忽必烈因此愤怒，并决定采用武力征服日本。 他在1274年和1281年分别发动了两次进攻日本的战争，这被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然而，这两次战争最终以元朝失败而告终。元朝统治期间，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但两国的民间交流并未中断，商业贸易是主要的交往形式。此外，僧侣之间的往来也非常频繁。  总的来说，到了马可·波罗时代，中日双方已经基本界定和认识了彼此的情况。 虽然马可·波罗并未亲自到过日本，但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这使得他对日本的认识主要依赖于他在元代中国所获取的信息。 换言之，元代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对马可·波罗对日本的观点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马可·波罗的本土文化心理马可·波罗在《行纪》中几乎全书都描述了日本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居民信仰、物产风俗等方面，除了大篇幅地叙述忽必烈汗对日本的战事。 这是因为这些描述反映了马可·波罗深层文化心理中本土文化心理的外在显现。 马可·波罗出生在威尼斯一个世代经商的贵族家庭。当时的威尼斯已成为欧亚贸易的枢纽，尤其是东方货物进入中欧和北欧的重要港口和集散地。  中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印度和西亚的特产都非常珍视，商人们乐意从东方进口丝绸、珠宝、香料等贵重物品以获取巨额利润。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也是如此，在1260年兄弟二人经商途经君士坦丁堡，继而途经中亚到达中国，见到元朝皇帝，并于1269年奉皇帝之命返回威尼斯。 父叔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描述的东方世界让马可·波罗心生漫游东方的想法。两年后，带着地中海丰富的商业氛围，马可·波罗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在中国生活的17年里，马可·波罗始终以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活动。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以敏锐的商人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 有学者推测他可能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为提供资本的主人赚取利润。 显然，地中海的时代氛围和商业家庭的影响对马可·波罗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更加关注与商业相关、特别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物品和财富。 因此，马可·波罗将目光聚焦在富饶无比的东方世界，视其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财富。 他关注东方人民使用树皮制作纸币进行货物交换、川湖和山中产出的金块、杭州作为世界上最富丽名贵的城市，以及日本岛屿据有无限黄金等。 基于这样的视野，马可·波罗在书中着重描述了与商业贸易相关的领域，如日本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居民信仰、物产风俗等。 马可·波罗日本观的形成马可·波罗在《行纪》中对于日本的各种认识，是通过中国的各种信息和了解得到的。 这些信息是他了解和认识日本的基本来源，并通过他本土文化的视角对这些信息进行裁剪，形成了他的对日本的观点。 首先，马可·波罗对于日本地理位置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准确之处。《行纪》中记载的日本距离中国的里程数远大于实际的中日间距离。 这可能是因为马可·波罗不了解里程的精确概念，或者在历次传抄和转译中产生了错误。无论如何解释，马可·波罗的记述相对于实际距离来说夸大了很多。 这也表明马可·波罗在《行纪》中的描写并不是以地理学家或军事学家的身份，而更像是以商人和旅行者的身份留在中国的。 其次，关于元朝第二次征日的描述，马可·波罗恰好在中国，因此能够亲身听闻此次战事。由于马可·波罗成长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可能存在隔阂。 而且作为一名商人，他对行军打仗不甚了解。因此，马可·波罗对于这场战争的描写只能依靠对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 可以推测，忽必烈帝国的公共空间向马可·波罗传递着日本拒绝臣服于中原帝国的信息，这是导致这场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可·波罗对日本杀俘食尸的描述反映了中国深层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心理。 然而，由于《行纪》在历次传抄和转译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变得五花八门。 战役的时间和过程的描述不准确，甚至连东方人佩戴护身符的风俗都被夸大赋予了神奇力量。 马可·波罗作为一名基督徒对东方宗教了解有限，他在《行纪》中将东方教徒都归为偶像教徒，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 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有盛行的佛教，但由于他的见闻和在中国的游历，他更自然地将这种偶像教与中国的佛教联系在一起。 因此，马可·波罗可能并不了解中日佛教传承的关系，但无意中道出了两者相似之处。 马可·波罗对于日本黄金的描述是对游牧民族财富占有欲的反映。忽必烈帝国在征兵宣传时会鼓动官兵参与战争，声称征服日本后将获得巨大财富。 马可·波罗对于日本黄金无限、用来造宫殿的描述正是对这种宣传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作为商人的眼光让马可·波罗将与黄金、珍珠相关的描述记录下来，摒弃了他认为无用的事物。 尤其是很多日本商人用黄金换取铜钱的事实让他联想到了更多可能。因此，当他听到关于奈良时代金殿、金堂的传闻时，就自然地把它们想象成以黄金为顶部、金砖铺地。 马可·波罗对日本的描述并不客观准确，但从这种描述中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文化上某种传承与交流的一种反射。 马可·波罗的日本观的形成生动展示了一个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欧洲人如何通过东方文化来认识和了解东方世界，并揭示了本土文化心理对异域文化解读的潜在影响。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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