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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建校
九十周年记 文/松 柏 2019年10月12日是重庆大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日，重大在沙坪坝校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校庆大会场设在风雨操场，受邀参加大会的是学校教授及为重大曾辉的前辈和师哥师姐们。庆典会场设在团结广场，此时的团结广场布置得像是开万国博览会，广场上蹦跳舞手的除却外国留学生，中国学生和国人难于寻觅。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重庆大学的科研成果展示，得到的回答是待100周年校庆时才展示，我顿时如堕入云里雾里，难道是怕今后这十年重大不会再出成果？重大历届的校庆活动，作为我们这几届 “工农兵学员”，鉴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易被人遗忘。不削世言俗目，怀着在重大度过的共和国难忘岁月和对老师传授知识的感恩，我来了，只是在曾留下过记忆的地方转转，寻觅当年的足迹。回到1966年，起始的文革断了我上大学梦，在等待去向的烦闷时日曾做了个奇怪的梦，不知何故我竟戴着丝绸大红花，骑在枣红马上，醒来百思不解，遂作打油诗一首：“眯眼事事好，醒来样样空；已是往昔事，复来在梦中。”几年后我由农村招工回城进入重庆国营长江电工厂，在火工车间作一名机修钳工，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的人生还有点价值。工厂招知青2000多人，能成为技术工人只是少数，我得意于别人羡慕的眼光，也就忘了世界的宽广。那是争创“三转一响”时期，上班忙于跟师傅学技艺，下班赶紧通炉子加煤球做饭，晚饭后匆忙到厂办学习班学习机械原理与机械制图。这也是，由于满足于技术工作，我竟然不知大学今年招生在即。197３年7月中旬，厂教育科陈德禄老师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出去读书，读书一直是我的愿望，如今有这个机会当然不愿放过。长江厂１９７２年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是由西南兵工局下指标，工厂指定单位负责推荐。但73年的“工农兵学员”学历圈定在初中毕业以上，由厂教育科以1:3推荐，再经过重庆市组织的语文、数学、政治“文化考查”（ 闭卷考试），达标后再择优选送，并不是社会所传言的“工农兵学员”为“交白卷”先生。虽然我很想去读书，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据说有的人已准备快半年了，而给我的时间仅剩９天，我怎么能与他们比！陈老师说，不要以为能当上技术工人就满足了，好的工作还多得很，只要你能上线，我保证你能读书。1973年西南兵工局下达给长江厂三个读大学指标：一个武汉大学分析化学专业，一个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一个重庆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我认为可试试读重大，于是车间就给我了9天脱产复习功课时间。中学时我的基础就打得比较扎实，再一个我在重庆４３中时与老师的关系较好，要考查的这三个科目最好的老师都愿帮我复习功课“打锭子”，数学有陈景润的同学徐明远老师，语文有教高三的朱葛云老师，政治有杨尚昆侄子李德楷老师。经过几天紧张复习，7月27日文化考查在南岸区上新街９２中进行。文化考查卷子是密封卷，由区教育局组织老师集体改卷，得分落定后才能开卷，据铜元局学区参加了改卷的老师讲，我的作文轰动了语文改卷场，老师将卷子相互传阅，并说有写得这样好的作文还少见。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车间范显庭主任找我谈话，要我承担制造“三七”炮弹火帽工段的机修工作，我不接受，原因是我当时还只是工龄一年多的学徒工，没有承担这项工作的能力，况且工厂还没有学徒工就担任主修设备的先例。范主任说，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车间领导反复研究做出的，“KV”（炮弹火帽代号）工段需要一个机修工，机修班钳工人手少，我们也是迫于没得法，车间知道你想出去读书，我可明确的表态，只要通知来了，我一天都不留你。由于辽宁张铁生事件，录取通知书直到8月底才发出。9月3日是到重大报到的日子，那天厂教育科真的向厂里要来一辆苏式嘎斯59吉普车，停在几年前我父母遭批斗的广东山职工二食堂前，他们给我胸前戴上大红花，一直送我到沙坪坝重庆大学，这大概就是“眯眼事事好”的谜底吧。在重大学习了三年多，如何来评价毛泽东希望的教改所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不好一言而蹴。文化考查中张铁生“交白卷”事件使他成了别人的钟馗，而他是否真的交的是“白卷”，他是否在辽宁农学院学到的知识仅为“马尾巴的功能”，这应由事实来回答。不加掩饰地说，几届工农兵学员只有“七三届”进行了文化考试，我们在重大学了三十二门课程，授课的老师讲，七三届素质最高，学的课程与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学习时间短，缺少了复习巩固的时间。我认为，未经文化考查的几届“工农兵学员”不能说就差，也不能认为那几年从大学校门出来的学生只有虾没有鱼，用政治来评判教育，以一点来否认6年“工农兵学员”的教育面，这是非唯物的。“开门办学”是工农兵学员的一个课题。进校的1974年春，我们专业的72届73届学生一道去河南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实习劳动，洛阳拖拉机厂全称为“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是原苏联援建中国150多个项目之一。1976年初冬的重庆寒冷奇特，早晨连续不断的白头霜使得重大五教学楼前的三合土路面冻呈粉沫状，踩上去就会发出“噗噗”的响声，留下一行脚印。1月8日早饭时分，五舍前球场边电杆上的喇叭传出播音员低沉感伤的声音：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这一噩耗使全校师生顿入冰窟，没有谁的指示便全校停课了，成百的学生涌向了学校总务处库房领纸、领笔墨等，做花圈，写挽联悼念周总理。此时系辅导员立马传来不准组织悼念的指示，校长兼党委书记张德林（后调往中央组织部），他既不反对也不组织，因此我们班自己扎了个大花圈，当日晚在五宿舍三楼过道上举行了悼念活动。第二天下午，接到通知可以把花圈送到团结广场集中摆放，很快团结广场就被大大小小的花圈占满，一直排到了重大校大门处。1977年，上面指示周总理周年忌日可举行悼念活动，故规模超前的悼念活动在团结广场举行。学校在团结广场竖起楠竹杆，拉上钢丝、电线，挂起了一串串灯笼，灯笼上写着悼念总理的诗词。几个月前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作为反革命罪证的一首诗：“我歌豺狼叫，我哭豺狼笑；举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现在也出现在悼念总理的灯笼上。沙坪坝有一种说法，沙区公园不如重大公园，节假日到重大来游玩的人数不胜数，而这两天天一麻黑，团结广场更是人山人海，前来重大观看花圈的市民络绎不绝。重庆建筑学院离重大不远，几个同学邀约到建院去看看他们的悼念活动，建院内一片寂静，只有广场主席台上一盏白炽灯发出昏暗的灯光，几个花圈冷落地摆在主席台四周。1976年发生的超乎我们认知的事，至今都无法有一个符合科学的解释。4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吉林市郊长宁县陨石雨，并回顾历史说：公元前三世纪，一颗陨石落地一度引出有关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死后国土四分五裂的谣言。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听到长宁陨石雨消息后他如是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他不止一次地站在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仿佛那天空上有谁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1976年9月9日，广播传来播音员低沉的毛泽东不幸去逝的声音。学校发出全面停课为毛主席致哀的通知，由于这是官方的组织自然规模超然，花圈直径大到四五米，重重叠叠排满整个团结广场。76年重庆还很穷，虽然重大有无线电专业，但当时仅有两台作教学用的大屏幕彩电，连重庆市委都没有。毛泽东去世市委借去了一台，剩下的这一台学校将它放在团结广场石台上，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广场上观看到了鲜花丛中毛泽东的遗容。重大悼念的会场设在东方红广场，高大的毛泽东塑像后为巨幅黑色屏风，屏风上白字“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尤为醒目。文革后期许多毛泽东塑像被拆除了，重大这座还矗立着。在悼念的日子里，塑像两旁由持枪学生轮流站岗，毕竟“工农兵学员”是毛主席高校招生改革的受益者，为他老人家站最后一岗心中也乐意。阳历九月初本应秋高气爽，但那几天重庆却是阴雨连绵，几天不避风寒雨细，我感冒咳嗽了近半个月才痊愈。毛泽东去世后一个来月，北京传来粉粹“王张江姚”“四人帮”消息，重大部分教职工亦在校园里燃放了烟花爆竹，聚集在一起饮酒，整个学校保持着谨慎的欢庆。此时我们即将离开学校，将从老师那里学得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用在祖国工农业生产上，国家的“大事”已不是我们所欲关心得了的了。在重大三年多，民主湖旁的饶家院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学习要用的笔墨纸张，与亲友的信来信往，都依赖着饶家院里的邮局、商店，甚至理发也不用去沙坪坝街上，这里有理发店。大院建筑秦砖汉瓦，雕梁画栋，具有明清的四合院风格，院内又含三个院落，每个又各自成四合院。饶家院始建于1860年，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 当“做大做强”之风吹过华夏时，这个被夕日称作“重大公园”的高校，也被吹了个底朝天。见证重大诞生的饶家院吹没了，2008年，一座高达121米标明为重庆大学主教学大楼在这里立起，这座堪称重庆当时的第一高楼，用了多少根钢筋、用了多少吨水泥，无意打听，但感觉到它似乎缺了点什么。 远眺树丛中露出的主教学楼楼顶，与他比肩的是张国立任学院院长的美视电影学院楼顶。2000年，该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由重大与香港美视电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美视(美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创办，为它拆除了炼钢专业熔炼厂、热能专业发电厂、机械制造专业实习厂等，使重大成为中国第一所被电视、电影综合的工科大学。曾经住过三年多的五层楼青砖木结构的学生五宿舍（冶金系学生宿舍）已消失，连同周边的教工食堂、医学院等已被一栋新学生五宿舍暨学生活动中心大楼替代，其花里胡哨的外表倒像是商品房。原独栋单层青砖宽敞的学生食堂，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不看铭牌便不知功用的外观同样像商品房的高层楼房，其铭牌表明它是学生三食堂。上世纪 70年代我国虽不富裕，学校代国家每月给学员发14.5元的饭票，食堂提供的菜经常是凉粉拌盐菜、粉丝烩盐菜，水煮耙胡豆……；主食是常规的白米饭、馒头，时有包谷耙来换换味口，每周五中午的一小瓢回锅肉，可够你回味到下星期五。 第九学生宿舍为女生宿舍，是当年建校时建的同款式学生宿舍之一，而今尚存的仅是它的一部分。宿舍朴素简洁的外观使学子能抵御世间的浮躁，安心与寂寞为伍做学问。第五教学楼还是那个老面孔，但它并未使心中记忆老化。五教学楼是一座综合性教学楼，大楼底层是阶梯教室，二楼是普通教室，我们上普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在这里。我们的高等数学老师茅岸迪（女）是华罗庚的徒孙，她的老师是西南师范大学的徐明远，徐明远是我中学时的数学老师。教我们《马列主义原理》课的老师叶峻，是为照顾家庭关系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调来重大的研究员级老师，他妹妹是我关系好的同中学高年级同学。叶峻老师的课我也已基本还给他了，唯一还有点印象的是，政治经济学课中关于商品与货币的发行必须遵循1:7的原则，否则会产生经济危机。最有意思的是教我们物理课的杨学恒老师，他是研究现代物理类星体的学者型老师，凡杨振林、李政道回国讲学，他都要去北京听讲。他上课没有讲稿，对经典物理他背得滚瓜烂熟，他授课语言不多， “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是他讲课最多的话，然后就噼里啪啦写上一大黑板。这可苦了他的学生，72级金热班同学就拒绝听他的课，杨老师只得挨寝室一个个的去请。五教学楼三楼以上是基础学科实验室，如物理、电工、化学等，冶金系金属金相实验室就在三楼。我做毕业论文那年，有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忘了时间，被锁在楼里等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出来。在五教学楼不远的小山梁处是重庆大学图书馆，这里前能眼收整个重大教学区，后能观望师生生活区，是重大校园内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据传说因为当年设计该图书馆时少算了根号2，故得到这外形视觉均平平的一楼一底矮楼。 因为图书馆是坐冷板凳的地方，故阅览室内设置亦简朴大方。当时我们一般不在阅览室坐阅，只在卡片盒找到书目后借出在寝室细读。 不曾问询原重大图书馆在何年何月被拆除，现在原址上却被重大行政办公大楼占有，而新建的重大图书馆只能紧挨着办公大楼。远观楼群簇拥的图书馆，到底图书馆在逸夫楼内，还是逸夫楼在图书馆内，需细心观察才成。重大本是一所思维严谨的工科大学，但他的图书馆外貌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时髦超前的星级宾馆。 重大新图书馆新图书馆内其装饰、设施令人吃惊，据说有的小阅览室是要付费才能进入的。据校庆信息，希望重大校友向图书馆捐赠书籍，并可在扉页上留下自己的祝辞。但我是不请自来的、位卑的“学员”，不敢与“学子”同一屋檐，只能捐上书一册，向曾授予我们知识的老师作一汇报并叩首感恩！在重庆大学诞辰90年之际，重温“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起乡邦、振导社会”宗旨，不忘迈入重大的初心。回重大观光母校建立90周年庆典，漫步在民主湖畔，蓦然见卢作孚半身塑像竖立在湖边草坪上，观塑像铭文：卢作孚，重庆市合川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曾任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任我校商学院教授（此语不妥 应为1946年）。短短 80余字的碑文，却是一段段历史的精炼，碑文采用毛泽东“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语，虽难定褒贬，但中国近代史上确实不可缺他一页，由此引发出对碑文作简要展开的尝试。民国初期，重庆已成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但教育还十分落后，特别是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为使重庆亦成为文化中心，社会贤达即掀起办学热潮，重庆大学便顺应诞生。1929年夏，刘湘时任四川省主席驻节重庆，他在李公度（重庆政务处处长）、汪云松（重庆商会会长）、朱叔痴（同盟会元老、巴县教育会会长）、温少鹤（商务日报社长）、李奎安（巴县参议长）等耆老的力促下，决定创办“重庆大学”，成立了“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卢作孚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重庆大学”最初拟选址在南城坪（即现南坪）刘姓大房，后刘湘决定暂借菜园坝杨家花园军队马队营房（即现重庆火车站处）作校舍。重庆城西佛图关下的菜园坝，是重庆城唯一的一块平坝，它所对的长江南岸，清政府在1904年在此建立了制币厂铜元局，故菜元坝成为水码头，到1925年，菜元坝已是街市纵横人口密集，上千户人家从事经商、钱庄、汇兑、堆栈、递送、餐饮、抬轿、苦力等行业，成为当时重庆最繁华地区。刘湘驻节重庆期间兼任铜元局局长，为给川军21军提供军火，就把铜元局改造成21军枪弹厂，菜园坝便成了军事要地。刘湘为筹集办学经费，除向社会捐资外，还下令在成渝两地每杀一头猪增收一角附加税，称“猪肉捐”，所以重庆大学当时又被称为“一所用猪肉捐建起的大学”。时筹集到18万大洋，一所刘湘任校长，李公度为常务副校长，开课时仅有45名学生的重庆大学，于1929年10月12日在菜园坝举行了开学典礼。两年后为求永久性校址，重庆大学动议搬迁，常务副校长李公度遍访城乡，得到巴县政府支持，新校址落地离重庆城西20余公里处的巴县红庙子（沙坪坝），选中以举人大院——饶家院为中心的900余亩田土建校。新重庆大学规模宏大，经多方筹集建校经费还缺60余万大洋。北大毕业的刘航琛是刘湘的敛财能手，他向刘湘献策，利用端阳节在朝天门赛龙舟之机，邀请重庆各商会财团大佬聚会，在会上募捐。1931年端阳节，刘湘在卢作孚的港务大楼大摆筵席，宴请重庆各商会财团大佬，酒过三巡，刘湘便提出为筹建重庆大学新校舍请各位先生捐款鼎力相助。说罢只见大门外两侧立涌出两排身挎盒子炮（即驳壳枪）的军人，几个同样装束的军人手托装有捐赠册的托盘，挨席请各位先生签署捐款数目。对刘湘的此举，无论说是城下之盟也好还是受威胁心不甘情不愿也罢，总之历史将记住这些曾为建重庆大学捐款的先生们，其捐赠数额超过刘湘的预想。“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将建校工程承包给英国建筑工程师莫里迅，1931年底，重大新校舍在巴县红庙子（沙坪坝）破土动工。莫里迅建筑师利用红庙子“一丘一壑”地形，将“壑”一部建成运动场，一部留作池塘，即后来的“团结广场”“民主湖”；在“丘”上建起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和图书馆等楼。1933年秋便迁到新校址，1935年重庆大学成为四川省立最高学府之一。 理学院（重大始创人之一工学院（留法建筑师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国军节节败退，华东、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陷。1937年秋，急需抢运进四川战略大后方的军工物资在宜昌长江边囤积如山，国民政府欲将民生公司全部船只收归国有，由军政部统一掌握，以便统一调配有利运输。政府此议遭到卢作孚坚决硬顶，他认为：川江是大后方的唯一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通车于1938年8月），而民生公司又是川江上唯一的运输力量，只要给予一定运费，公司有能力完成抢运任务。卢作孚的硬顶得到刘湘、杨森等地方势力的支持，并向军政部何应钦作了说明，如果强迫全部船只无偿打差，引起公司破产，必受舆论谴责对各方面都不利。蒋介石、何应钦等接受了建议。 当时长江即将进入枯水期，滞留在宜昌的人员、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民生公司驳船运力只有200-300吨，为抢时间，重要物资直接运到重庆，有的只运到万县，其余采用分段运输：第一段宜昌——三斗坪；第二段三斗坪——万县；第三段万县——重庆。分段运输大大加快了运输速度，最终在40天内把绝大多数物资和人员运抵重庆。这场发生在宜昌——重庆间被称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9万余吨物资，3万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被安全撤往重庆，民生公司付出16艘轮船被日机炸沉，116名公司员工献身，公司倒亏损400多万元的代价，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主命脉。一个民营公司为抗战一次就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到1940年宜昌沦陷时，民生公司共往内陆撤送150万余人和100多万吨货物，送出27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在战略物资转运后方的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亦向内陆转移。1937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国立中央大学分别致电刘湘和重大校长：“暂借地皮一段，备供建筑临时校舍之用”，10月2日，刘湘即回函称“极表欢迎”“重庆大学既有相当地皮可借，应迅速开工，以备应用。”很快重大就将松林坡区域近300亩土地借给中央大学建校舍。1931年重大购买红庙子饶家“一丘一壑”土地时，与饶家曾达成保留饶家院、祖坟和松林坡上一块风水地的协议。而今国难当头，以抗战为大，以民族生存为重，不再受协议的约束。在中大开建的同时，卢作孚还让公司送川军出川返空的轮船，无偿转运中大人员、书籍、仪器，为装运工学院航空工业系拆卸的三架飞机，不惜打通驳船船舱；还将农学院斥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装箱后装船运走。11月22日，仅用42天就建成40余栋校舍的中央大学就在松林坡正式开学行课。据史籍载，饶家尚未发迹前还在城里租房子住，1902年饶家 父子同赴成都参加乡试，并双双中举，此后老举人担任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小举人担任法政学校校长。1903年，有了钱的父子俩便来到城西红庙子（沙坪坝），买下了这座建于1860年的明清院子，并将这座院子扩建成三重四合院——举人饶家院。1931年重大新校舍开建时，基建工程部就设在饶家院内。1933年，新重大主要的教学楼已竣工，饶家院便成为重庆大学校部，李四光、冯简、马寅初、吴宓、何鲁、徐悲鸿、吴冠中、艾芜等第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教授、作家便聚集在重大饶家院，到1942年重大已成为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1946年卢作孚应重庆大学商学院聘请为客座教授，讲授工商管理学。1937年12月1日，西迁的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挂牌办公。1938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程到沙坪坝为重大校门题写“重庆大学”牌铭。岁月苍苍，当年创建重大的先贤们留在校园的院宅，随着后来者说不清的“需要”有的也消失了，但愿这十分“需要”数年后结的果不是十分后悔。2002年饶家院被拆除，仅存石匾、石鼓孤独于民主湖畔花丛中，十几年后丢弃的石匾、石鼓又成为重点保护文物，将其搬入图书馆内。对曾亲临过饶家院的人可能还认可这是文物，但不知者可能仅把它看作是人类曾留下刀痕的石头。2019年10月，国务院将沙坪坝重大始建院舍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但愿八百年后如饶家院位置上矗立的高楼也能享受到这样的殊誉。2019年10月 初稿，2023年9月修改于南坪花园村本名何清福，网名，松柏，1949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初中毕业生，共青团支部书记。文革中参加造反，属反到底派。后下乡当知青，1972年“顶替”退休的父亲到长江电工厂当工人。1973年推荐到重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厂技术科任职，后为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第三届感应热处理技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国家发明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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