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宋时期的碑刻“开封府题名记碑”，碑上刻录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一百余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的名单，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与史料。 如果我们在崇宁四年来到开封府，会看到这块“题名记碑”就竖立在府衙中。宋王朝的每一个衙门，都有一块“题名记碑”，勒刻着本衙门历任行政长官的名录。这是宋政府的一个惯例。为什么宋政府会形成这样一种惯例呢？让我引述几位宋人的说法，你就明白了。 韩膺胄《太平州知州题名记》：“本朝内自三省百司、外自监司州县，皆有题名记，非独以记岁月到罢，亦所以稽其人之贤否，考绩用之若何，揆他日之迁陟，后来者得以鉴观。” 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 邹浩《颖学题名记》：“异日，必有按子之所载以指而议者，曰'某人如此，可以为法’，曰'某人如此，可以为戒’。日月逝矣，其得失是非，炳炳耳目中，犹足以动来者之心。” 吴永叔《德清县厅壁记》：“县之有厅壁记，岂但识姓氏表年月哉？盖善善恶恶，欲俾后之观者历指其名，议之曰：某人贤，某人否。则将从善而知慕，见不贤而自警。是亦教化之一助也。” 换言之，宋人相信，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官一任，应该留下姓名，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古人珍视身后名，是留下骂名，还是留下美名，为官者心里会掂量掂量。 可惜因王朝更迭，沧海桑田，宋代“题名记碑”存世的实在不多，“开封府题名记碑”能保存至今日，堪称奇迹，当年开封府沦落敌手，金人没有毁掉它；明末黄河决口，整个开封城都被黄泥水淹没，这块“题名记碑”居然未被埋没；后又曾被弃之街头，后来修建防空洞，见这碑石结实，又将它砌入墙内，这倒使得它阴差阳错地躲过了劫火，得以保存下来。而另一块镂刻崇宁四年至北宋末开封府尹名录的“开封尹题名记碑”，却被毁坏。 “开封府题名记碑”刻录的开封府知府共计一百八十三名，有意思的是，我们从碑文中找不到包拯的名字——在宋后的杂剧、小说、评书中，包拯可是名气最盛的开封府知府。 宋人刻“开封府题名记碑”，当然不会遗漏掉嘉祐二年（1057）权知开封府的包拯。元朝人有一个名叫王恽的诗人夜宿开封后署，读“开封府题名记碑”，曾写下一首诗：“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诗文中的“包范”，即包拯与范仲淹，显然碑上有包拯之名。明清时，“开封府题名记碑”被从开封府衙移至包公祠内：“（开封府署）东有包孝肃公祠，祠内有宋开封府题名碑” ，表明改朝换代之后，“开封府题名记碑”的功能已发生了变化——从供人指名评点历任开封府长官变成纯粹为了纪念包拯一人，这也说明碑上必刻有包拯的名字。 那么，为什么现存的“开封府题名记碑”上找不到“包拯”二字呢？如果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看这块石碑，会发现碑上有一个光滑的凹坑，这个凹坑原是包拯名字，相传历代参观碑文的人因敬仰包公，看到包拯的题名便抚摸一下，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千百年来，人们的手指头居然将石碑磨出了一个凹坑。  这个传说可能是真的，因为南宋末的周密记录说：“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 可知南宋时，包拯的题名已出现了指痕。 好了，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作为开封府行政长官的包拯，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呢？或者说，宋朝的开封府知府，是一个多少品的官职？ 宋朝知府是几品官？ 如果我们问的是明清时期的知府品阶，回答起来会很容易，因为明清知府的品阶是一目了然的；进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层级分明，同一层级，同一品秩；不同层级，不同品秩。非常符合强迫症患者的审美。 明朝的地方政府分为三个层级：省—府—县。省的行政长官承宣布政使为从二品官，掌管一省监察与司法的提刑按察使为正三品。府郡一级，明初曾分三等：税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正四品；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从四品，未久，所有府郡合并为正四品，不复有品级高下之别，惟应天府与顺天府保留正三品的品秩。明初也将天下县分为三等，上县秩从六品，中县秩正七品，下县秩从七品，但很快又并为正七品，惟京郊的大兴、宛平两个京县，秩正六品。 因此，如果你问明代知府是几品官，我的回答可以脱口而出：除了应天府与顺天府的知府，其余的通常都是正四品官。 清代的地方政府有四个层级：省—道—府—县。省一级的首长为督抚，其中总督官阶正二品，兼兵部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巡抚官阶从二品，加侍郎及副都御史衔者为正二品。道一级的长官叫做道台，清前期品秩不固定，乾隆十八年（1753）定为正四品。府一级，知府的品秩原为正四品，乾隆十八年改为从四品。至于知县，除了大兴、宛平、承德与曲阜四县为正六品之外，其余的一般都是正七品。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清代的一名知府，通常都是从四品官（乾隆十八年之前为正四品）。 但宋代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我们以前讲过，宋朝的地方政府建制实行虚三级制：路—州郡—县。府属于州郡一级政府，我们称之为“统县政府”。宋朝的州郡，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等第，组成不同的体系。 宋朝的州郡分为府、州、军、监四个类别，都是“统县政府”。其中，府的地位均略高于州；军多设立在军事要塞，类似于军事特区，兼辖民政；监多设立在产矿、产盐、铸钱之地，类似于经济特区，亦兼辖民政。军监与州同级，地位同“下州”。何谓“下州”？马上会说到。 宋朝的府有京府、次府之分，京府为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其余的皆为次府。州则有“州等”之别：按照州所辖户口之多寡，宋政府将各州划分为上州、中州、中下州和下州四等；又根据地望，将一部分州划成辅州、雄州、望州、紧州。这样，宋朝的州共分成八个州等：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州等的高低，关系到州长官（知州）职钱之多少，州等越高，职钱越多。 宋朝的州府又有“州格”：所有州府分为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四等，节度州的等第最高，按惯例，州郡要成为府，必先升为节度州，“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 ，因此，宋朝的府往往又保留着节度州的军额（跟府州军监体系的“军”不是同一回事），如临安府的军额为“宁海军节度”，绍兴府的军额为“镇东军节度”。州格的高低，则关系到知州（知府）的公用钱（州长的办公经费）数目，节度州长官每年的公用钱有一百贯，防御、团练、刺史州则只有五十贯。 州等与州格是两套平行的体系，毫不相关。不过，不同的州等与州格又代表着不同的品级。就州等而言，若依唐制，下州长官的品秩为正四品下，中州为正四品上，上州为从三品，辅、雄、望、紧州地位同上州。宋承唐制，前期曾以上州刺史为从三品官阶、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上官阶、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官阶。就州格而言，宋人自称，“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 ，至于防御州与团练州，清代学者钱大昕说是四品州 ，似不确，按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乃是同为五品州。 ——如此说来，我们想判断宋朝一位知府（知州）的品秩，只要先了解其任职州府为何州等或州格，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可以。因为州等只能够说明：按唐制的设定，上州的行政长官（刺史）为三品官，中州、下州的行政长官（刺史）为四品官；州格也只是表明：按元丰新官制，节度州的名义长官（节度使）为三品官，防御州、团练州与刺史州的名义长官（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均为五品官。但是，请注意，不管是州刺史，还是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宋时都不再是州郡的实际长官，而变成了虚衔、阶官；宋代州郡的实际长官叫做知府、知州；知府、知州都属于差遣，差遣跟品秩并不挂钩；跟品秩有关的是官员的本官。 这就要讲到宋代复杂、紊乱的官制了。 元丰改制之前，宋朝一位官员所获授的官职，通常有本官、馆职、差遣。本官指“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官司之正官，如尚书左右仆射、丞，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寺监卿少、丞簿等”；差遣是“临时委任的职务名，常带有'判’、'知’、'勾当’、'管勾’、'权’、'直’、'举’、'提点’、'提辖’、'签书’、'监’等限定词”。馆职则指“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三馆秘阁官等，用作内外差遣所带荣衔”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学术性头衔。 三者的功能各不相同，“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在这一官制下，“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比如说，宋朝（元丰改制前）的一名刑部尚书，并非真是刑部的长官，刑部侍郎也不是刑部副长官，他们既不用到刑部上班，也不管刑部之事，真正主持刑部事务的官员，叫做“判刑部”、“同判刑部”，属于差遣。至于刑部尚书、刑部侍郎，仅仅表示享受刑部尚书、侍郎的品级与俸禄待遇，他们的实际职务，还是要看差遣。差遣才代表了官员的职务、职权、职责。 这一官与差谴相分离的官制深受诟病，宋人自己就提出过猛烈批评：“今之所谓官，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浑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员数滥溢，是以官吏愈多，而万事益废。” 元丰改官制，以《唐六典》为蓝本，正名责实，恢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正官的职权，才改变了官职“名实不副”的局面。 根据元丰新官制，吏部尚书便是吏部的长官，吏部侍郎便是吏部的副长官，不再仅仅表示品级与俸禄待遇，而是有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元丰新官制又以原来的散官为基础，制定了阶官系统，自“承务郎”至“开府仪同三司”，共有二十五阶，表示官员的品秩与俸禄标准，因此叫做“寄禄官”。职事官与寄禄官是相分离的，延续了元丰改制之前官与差谴相分离的精神。官员的薪酬也分成两个部分：俸禄取决于寄禄官；职钱取决于职事官。 不过，元丰新制只是改革了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制，外官还是维持原来的名目，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公事、知府、知州、通判、知县等官职，仍然保留着差遣的性质。差遣跟品秩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若要判断宋朝一位知府为几品官，必须去看他的本官（元丰改制前）或寄禄官（元丰改制后）。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嘉祐二年三月，刑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包拯权知开封府。“刑部郎中”是包拯的本官；“龙图阁直学士”是包拯的馆职，相当于“副研究员”之类；“权知开封府”为差遣，是包拯的实际职务。在宋代，“权知”通常有两种意思，一指暂时性的代理；一表示任职者资历不够。开封府因为名义上的首长为府尹，知开封府事者（实际的行政长官），几乎必带“权知”二字，表示暂时代理之意。开封府尹是有品阶的，但“权知开封府”却无关品秩，包拯的品秩取决于他的本官：刑部郎中。为从五品上。 包拯的继任者——欧阳修担任开封府知府时，品秩又跟包拯不一样，因为欧阳修以右谏议大夫、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权知开封府，本官是右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馆职是龙图阁学士，相当于“研究员”。 事实上，每一任开封府知府的品秩都未必相同，如太平兴国四年（979），沈伦以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出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为从二品；咸平三年（1000），温仲舒以礼部尚书权知开封府，为正三品；咸平五年，寇准以刑部侍郎权知开封府，为正四品下；咸平六年，陈恕以尚书左丞权知开封府，为正四品上。 因此，如果非要问开封府的知府为几品官，我们只能说，不一定。  先当宰相，后任州长官 进而言之，我们很难说宋朝的知府、知州一职究竟是何品阶。来看一个例子： 熙宁七年（1075）十二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为密州知州，他的官职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是苏轼的官，从七品上（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直史馆是苏轼的馆职；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的差遣。此时苏轼是从七品官。 过了一年多，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轼的官职结衔已变成“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知州事、骑都尉、借紫”。差遣还是原来的差遣（知密州），馆职也是原来的馆职（直史馆）；不过苏轼的本官已从太常博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还获授“骑都尉”的勋级，获得“借紫”的服章待遇（元丰改制前，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改制后，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朝廷有时会特许品秩较低的官员穿紫色或绯色官服，此即借紫、借绯）。 你看，同一个人（苏轼），同一份职务（密州知州），品秩却不一样：熙宁七年的苏轼只是七品官；到了熙宁九年，则升为六品官了。 从理论上说，一品大员与九品芝麻官都可以成为宋朝的州郡行政长官。事实上也是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单： 熙宁六年（1073），韩琦以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的身份判相州，为正一品官；咸平四年（1001），张齐贤以尚书右仆射判永兴军，为从二品官；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为正三品官；嘉祐五年（1060），韩绛以右谏议大夫知蔡州，为正四品下；元丰六年（1083），蒲宗孟以中大夫知汝州，中大夫为元丰改制后的寄禄官，正五品；崇宁元年（1102），朝奉大夫、知蔡州欧阳棐管勾崇道观，朝奉大夫为从六品；元丰八年（1085），朝奉郎吴安持权知滑州，朝奉郎为正七品；嘉定十年（1217），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事，奉议郎为正八品。 你看，宋朝知州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一品，都有。这是宋朝知州与明清知府的一大不同之处。 那么作为政府领袖的宋朝宰相，又是几品官呢？ 也是很难说。 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唐朝差遣制度时说：“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前，宰相制度亦延续中唐以降之差遣制：自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正四品）以上，皆可通过获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权发遣枢密院公事”等差遣的方式上台执政，比如熙宁二年（1069），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以谏议大夫的本官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而谏议大夫仅仅是正四品官；同年，宋神宗升授三朝元老富弼为司空兼侍中（正一品），但富弼辞谢不受，改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正宰相，而左仆射则是从二品官。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你，其实我的本意并非要考据宋代宰相与州郡长官的品阶，而是想说明，在宋朝，不管是什么资历的官员，都可以担任州郡行政长官；四品以上官员，都有机会成为执政的正副宰相。 按宋朝任官惯例，凡寄禄官（本官）高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行”；高于二品及以上者，叫做“判”；凡寄禄官（本官）低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守”；低于二品者叫做“试”；再低者叫做“权发遣”。举个例子说，一品大员转任节度州长官，一般称为“判某州（府）”；八品官担任知州，通常就是“权发遣某州（府）事”。 行、判、守、试、权发遣的制度安排，可以让一名资历极浅的七八品小官也有机会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亦可以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宰相转任知府或知州。这两类情况在宋朝都可谓是家常便饭：张奎、范祥、吴安持、岳珂、傅崧卿等宋史留名的才俊，都曾以七八品小官的身份当上知州；吕蒙正、张齐贤、冯拯、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章惇、韩缜等名臣，都有过从宰相、副宰相位子退下来出知外郡的经历——请注意，他们并不是被贬官，而是换了一份差遣（职事官），品秩没有降低。 而在其他王朝，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一位宰相（包括明代的内阁首辅、清代的军机大臣）调离相位后转任地方官，除非是因为犯下过错被贬了职。可以说，其他王朝的文官系统是线性的，官员循资从低层向高层晋升；宋王朝的文官系统则是环形的，州郡长官可以转任宰相，宰相也可以转任州郡长官。 在现代议会制度国家，倒是偶尔可以见到有些职业政客先当上政府首脑，后出任内阁部长，比如以色列的西蒙·佩雷斯1984年任总理，1986年任副总理兼外长，1988年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2年任外交部长；澳大利亚的陆克文2007年当选总理，2010年任外交部长；还有日本的麻生太郎，2008年成为首相，其后又出任内阁财务大臣。 这是因为，现代议会制下，政务官系统与公务员体系是分离的，行政首长与内阁部长由选举与任命制产生，不受公务员体系排资论辈规则的约束。 宋朝对官员的任命也能够突破排资论辈的成规，极具灵活性，则是因为宋人建立了一套寄禄官（本官）与职事官（差遣）相分离的机制。 这一套机制，从制度渊源来看，有两个源头： 其一是“阶职分立制”。近代历史学家杨树藩先生提出：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至隋始见“阶制”之初型，唐朝形成阶职分立制，“宋袭唐制，元丰改制以后，其阶职分立制之运用，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阶，除每阶附以阶称、阶品外，并以'阶’来定俸额，通称'寄禄官’。官府编制之职称，曰'职事官’。按职事官大小、职务性质定津贴，通称'职钱’。同样性质之职官，支同等之职钱。阶俸则不然，视出身之高低，年资之深浅，考绩之优平而定。如此既区别劳考之分序，又顾到同职而同酬，堪称良制。” 杨树藩先生称赞的是元丰改制后寄禄官与职事官分离之制。 其二是“使职差遣制”。中唐之后，阶官因为皇帝横恩滥赏，逐渐失去评定资历的意义；职事官因为循资授官，也逐渐失去量才器使的作用。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唐王朝只好采用使职差遣制，以差遣的形式随才录用官员主持实务；原来的职事官则阶官化。不妨说，“使职差遣制”就是特殊的“阶职分立制”。 赵宋立国，彻底“以差易官”，全面推行使职差遣制：“得是官者，只以酬年劳而寄禄，不必任其事；任其事者，但在举其职，不必至是官。故自京朝六部诸司百执省台寺监之长，外至漕司州郡，尽为差事。上至故相，下至八品朝官，皆得为之，惟才之与，不论爵位。故以八品之太常博士为漕运使，故相为知州者”。 康有为对宋太祖彻底“以差易官”之举持高度评价：“事权轻重视其差，恩荣轻重视其位，两不相蒙，各有所得。才贤争效其职，大臣不怨遗佚，权贵不至尸位。善哉，复古之制，未有如宋祖者也。” 与杨树藩先生的看法略有差异，康有为更推崇的是宋代前期的本官与差遣分离之制，对元丰新官制则颇有微词：“王安石不知法意，徒务正其空名，元丰官制行，于是宋祖之美意不见矣。” 康有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元丰改制罢去“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将仆射的官阶提至从一品。宰相位高，循资推转，资历稍浅者便望尘莫及。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故，南宋初又复置参知政事。 但康有为对王安石的指责显然打错了板子，因为元丰改制时王安石已罢相，实未参与其中。不过，康有为又承认，元丰改制后还保留着行、判、守、试、权发遣之法，仍然可以“不拘品位以任事，宋祖之良法仍存焉”。“终宋之世为易得人，盖官爵并用之故也。奇才之士，爵位不贵也得差遣以自申；元老之臣，事权虽谢而有爵位以尊显。岂非两得之道哉”。康氏所言之“官爵并用”，与杨树藩提出的“阶职分立制”，实为同一回事。 今日我们说起宋代官制，总是习惯地认为其繁复多变、杂乱无章——这当然也没有说错，但康有为却能够从宋朝官制之杂乱中发现其“不拘品位以任事”的制度优势，并敢断言“宋官制最善” ，这便是独具慧眼了。  余话 不管是“使职差遣制”，还是“阶职分立制”，到了明清时期都不复存在。 一名明朝学者观察到，“唐制有勋，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勋阶高者；亦有勋阶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衔，凡阶高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高则称'守’，官与阶等，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同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 近人杨树藩先生著《中国文官制度史》，亦在“绪论”中说：“明之阶制，与唐宋不同，与元亦异。文官之劳考，不以阶定矣，反之阶随职事官之升进而赋予。于是“阶”之价值已失，无复叙劳之意矣。清代虽有阶称及阶品，其法悉如明旧。” 清人自称其官制“为法则精而密，而施于事则简而易知者矣”；历史学家却认为，“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矣”。康有为对清代官制的抨击更加激烈：“惟国朝之制，乃累百代之弊，尽去其精美，而取其粗恶也。其外表似近于宋、出于明，而实大相反。本朝已因元明之旧，全无三代唐宋官爵并行之法，又尽反汉明气疏以达之意，于是无可救药矣。” 阶职分立制、官爵并行之法的废弃，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其源可以追溯至元朝。康有为说，元人入主中原，“其时权要议制之臣，粗疏而不知法意，尽罢宋制，有官无爵，虽有勋阶，皆随官位而授之，不以为寄禄判行守试之地位也，于是唐宋以来官爵并行之良法美意，皆扫尽矣。” 研究元史的学者张帆先生亦说，“金元的官僚制虽以唐宋为蓝本，但因其是北方少数族王朝，只能做到轮廓大致仿佛而已，实际的复杂精密程度较唐宋远为逊色。金元虽然设立了四十二阶散官，但徒具形式而有名无实，以往繁密的资格、阶级制度大大化简了”。 其次，意味着君权的强化。张帆先生认为，“金元王朝带有明显的北方民族'家产制国家’特征，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皇权很少受到约束，唐宋以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大大削弱了，官僚自我扩张和'自利’的趋向受到了明显抑制；专制者至高无上，奴视臣下，前代优礼臣下之举多成具文。值此之时，用来优遇官僚阶级的散官制度受到漠视、趋于贬值，是顺理成章的”。明承元制，且比元制更为严酷；清承明制，又比明制更加刻薄。 阶职分立制的破坏，还意味着官僚体制的僵化。康有为比较了宋清官制的差异：“宋之六部诸司长官可以八品官判其事者；今则一切职事能达于上者必以一二品之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虽三品卿如大理、太常、太仆、光禄，古为极雄峻之位者，国朝尚不得预闻政事焉”，“苟官未至尚侍督抚，虽藩臬之尊，不得上达；内阁学士三品卿之贵，不闻政事，曾不得比宋世八品朝官也”。而清代一名初入仕途的官员，“欲至尚侍督抚之位，非经数十转不得至焉；经此数十转也，即使弱冠通籍，顺风直上，绝无左降，未尝病卧，亦必年已耆耄矣，精神衰耗矣，血气销缩矣，阅历疲倦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