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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战国至两汉时期，处于一种古典军国主义的状态，社会的动员能力极强。 这个时候，国家动员老百姓建设宫殿，是不太要花钱的——甚至吃饭都需要老百姓出钱（不绝对如此）。 这里面的逻辑是因为秦汉时期，国家要给老百姓分田、分房（宅基地）、还要提供生产资料组织生产，所以对应的，老百姓给国家搞建设服徭役，属于一种义务。 这种情况下，国家搞大工程的成本就很低了。 到了唐朝，虽然国家还分配土地、宅基地和生产资料，但是时代不一样了，国家征召老百姓搞建设得要发工资了。 这里面的原因，或许与隋炀帝有关，大概是因为隋炀帝在任时好大喜功，导致强盛的隋朝二世而亡，所以到了唐朝，无论是李渊还是李世民，在动员民力的时候，都非常谨慎。 比如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所以势如破竹，却戛然而止，就是因为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的教训，怕一次性动员民力太久，耽误了生产，所以未能一战灭国后，就及时收兵，让军队回家搞农业生产去了。 所以，隋唐时期的动员制度，虽然能低成本动员民力，但成本已经比秦汉时期高了很多——不仅要给参加工程的百姓发工资，还要包吃住，还要大力度的免税。 到了宋朝，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宋朝由于得国不正，其皇权是在军事贵族的半推半就下，从柴荣的后人手上抢过来的。 关键是宋朝开国皇帝得国不正就算了，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是得国不正，疑似谋杀了自己哥哥得到的皇位，还把自己哥哥的孩子坑得要死，关键是哥哥的孩子还很贤德，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宋朝八贤王。 所以，在两任得国不正的皇帝下，宋朝皇室不得不和勋贵阶层和士族阶层妥协，共治天下，以此获得皇权的稳定。 具体表现就是，宋朝对军事勋贵就是采取养猪政策，而对士族阶层则让渡权力，使得宋朝的士族官员可以自由经商和兼并土地，并且享有极大的法律豁免权。 皇权的衰落，使得宋朝的经济高度自由化。 宋朝由于皇权旁落，所以国家手上没有多少土地，因此没有条件像秦汉、隋唐一样由国家分配土地。加上让利给士族的需要，所以宋朝干脆就不设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了。 这时候老百姓就不干了——国家没有给我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们给国家打工服徭役？ 于是宋朝老百姓抵制国家徭役的程度非常的激烈，甚至不惜造反来抵制税收和徭役。 打个比方，宋朝有什么大的宫殿？ 答案：没有 一来是宋朝政府连征地都搞不定。 二来是宋朝政府组织动员能力一塌糊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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