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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在这里与你相遇——
我7岁时父亲40岁，正当壮年，那时父亲在我心中形象是高大伟岸，结实有力气，这是我感到骄傲的一面，但父亲在家里独裁霸道，脾气暴躁，经常醉酒打人，母亲是家庭暴力最深重的受害者，我和二哥打也经常被父亲拿着杀猪刀追着，打人没有轻重，就像打阶级敌人似的毫无留情，下手极重。这是令人失望的一面。父亲的性格非常怪异，做事想当然，有时候简直不可理喻，比如，家里自留地里种的辣椒、茄子、瓜果等蔬菜的所有叶子都被他摘掉，只留下主茎，他的理解是蔬菜叶子吸走了过多的水分和肥料，蔬菜无法结果或者即使结了果也不壮实。这么荒谬的理论，非常人能够理解，与他讲道理动辄打人，他的观点永远是正确的权威的，不允许丝毫被质疑！
父亲的一生不乏愚昧的勤奋，但更多是无知的懒惰，他一向好大喜高，只要听到几句奉承好话就得意忘形不知道自己是谁，容易受人唆使，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是典型的脑膜炎，因而常常被人算计。据说“四清”时期我父亲受人唆使在派系斗争中被人利用，得罪了干部，后来几十年我们家一直为我父亲的运动参与买单，在那些阳光普照大地灿烂的日子里我家只能深处黑暗，在生产队里我家毫无地位，在日常生活里也最不受人待见，总之，一切利好之事与我家无缘，一切有关政治比如当兵、入团乃至加入红小兵等荣光之事与我家永远不沾边。 父亲杀猪一事原本可以补贴一点家用，但实际上对家里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大队有两个杀猪的，每人分管五个生产队，杀一头猪的工钱为1块5角钱，按规定我父亲必须上交生产队里1块3角才能折算到10分工分，公社还要抽税1毛钱。那时候生产队里最低收成只有1角四钱一天，就是说一个甲等劳动力一天的辛苦劳动折成钱币只有1角四分钱，按当时大米3角钱一斤的黑市价买不到半斤米，等于父亲杀一头猪只挣1角4分钱。这种剥削性质非常显著而又严重的钱币工分折算法是由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深思熟虑后共同定夺的，不知是在刻意卡我家里脖子还是在砍资本主义的尾巴？！在大队和生产队双重政治力量面前，我家毫无争辩挣扎的余地，只能忍气吞声妥协接受。还好，在那饥馑之年民多以食为天，父亲可经常以此酒醉饭饱，我从10岁开始也跟着父亲去杀猪为偶尔的一餐饱饭计啦。 父亲每次杀猪都是醉熏熏地回来，回到家里不是打母亲，就是唠叨二哥和我没有去跟他一起去杀猪，骂我们都没有用，老是自诩本事大，在外面杀猪有吃有喝，而家里两个不争气的东西不去吃，我也觉得父亲说得有点道理，毕竟守在家里面沒得吃空饿着肚子。但是我们有不去外边捞饭吃的道理，我俩兄弟还是没气力的小孩子，此时二哥的个子比我要矮点。为了不让父亲老是唠叨，也为了到外面好吃好喝，我就跟着父亲去学杀猪去了。 父亲教我杀猪，我也认真地学，在教的过程中，父亲只顾自己严厉地教，从不顾及我的感受，比如说刮猪毛这个程序，用开水烫过后开始慢慢地去刮，其实讲解操作要领再示范一下就行了。刚开始的时候操作不熟练动作不到位，父亲硬要手把手地去教怎样做。农村杀猪的现场都是围满了人，在场的大有我的同学，父亲这样的教法的确让我大失面子，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也要学，我打定主意：任父亲怎么教，学好了总不是坏事，何况还能打牙祭。 刮猪毛等打下手的事我很快会做了，但力气不够还不能下刀子杀猪，又跟了两年随父亲吃了几十头猪的杀猪饭，十二岁那年我正式操刀子了，动了刀子算是出师，以后就可以独立杀猪了。每年挨近年边是杀猪高峰期，我杀猪的头数比父亲杀的多些，我只吃饭不喝酒，操作时学会省力速度快很多，提猪上凳子之前我都会先安排好人手，把猪完全控制住以后我就一刀完事。 从十二岁起一直动到78年，挣到了吃的，但没有一分钱。那时候我看到街上供销社柜台里有高筒子和半简子橡胶雨靴摆着卖，高筒靴子不敢奢望，但我好想拥有这么一双半筒靴子，于是开始立志挣钱要卖一双，一则有这么一双靴子可以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下地做事方便。二则得瑟炫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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