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7月1日，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从苏州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与日籍犯人中岛成子关押于一室。由于牢房内只有一张铁床，陈璧君年龄偏大，身体又不好，就让她睡床，中岛成子睡地铺。 提篮桥监狱在收押陈璧君以前，干部对其作了认真研究，甚至对她的称呼也很注意。过去，陈璧君在广州、南京、苏州监狱关押时，看守人前人后都称她为“汪夫人”。有一次，一名国民党少将在南京看守所，因为叫了她的名字，而受到她的当面辱骂。 新中国的监狱不可能称其为“汪夫人”或“陈先生”，于是规定：干部与犯人、犯人与犯人之间，一律称番号，不叫名字。 陈璧君入监后，她的番号为20304，简称304。这下，她无话可说了。 干部考虑到陈璧君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喜欢阅读书报，于是每天供犯人阅读的报纸来了，一般先让陈壁君看；监狱图书馆书籍的借阅，也给她一定的优惠。 入狱初期，尽管陈璧君不认罪，不服判，但是她看书还是十分认真，经常读的有《联共党史》、《居里夫人》、《母亲》等书籍。 进监狱不久，干部耐心地教育陈璧君，要她深挖思想根源，写出自己的罪行。她总是摇头说:“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 她反而大肆吹嘘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冒死赴北京参加刺杀清廷摄政王，如何留学法国，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 当监狱干部批驳陈壁君的谬论时，她还狡猾地说：“我是反蒋，你们也是反蒋的，应该是同志。为什么你们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把我关起来?” 当时，陈璧君最大的思想问题是，她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判决，希望能更换人民政府的判决书。她多次说过，也书面写过这样的话:“我申请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 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人民政府对陈璧君等人始终没有改判。 后来，在党的政策和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召下，陈璧君的思想有了转化，表示要好好反思几十年的经历，清理清理自己不合时代节拍的思想。 陈璧君在服刑期间，看到部分女犯人到苏北大丰的劳改农场劳动。1954年，她也报名想去农场，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监狱干部考虑到她年老体弱，反复做其工作，她才放弃了外出劳动的念头。 另外，读报成了她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她在1957年时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说道：“我得不到报纸，我神志会不正常，不能冷静、清醒。在解放后的七年中，《解放日报》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元素了……《解放日报》给我对于世界的怀疑，以无声的解答。我离不开《解放日报》，或未看完，给人拿去，我怎样能不痛心失望呢?怎样能不使我切盼自由和想立即死去呢?” 此外，在改造过程中，监狱干部的言教身教对陈璧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上写道:“为什么人民政府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呢?是她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深深了解政策，和她们品质优良的缘故。” 陈璧君被捕前，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症，还有几十年的关节炎；在其病历卡上，还有着胆结石、卵巢囊肿等记录。她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先后5次到监狱医院住院治疗，累计前后共计1791天。这也就是说，她自关押到提篮桥监狱的近10年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 她最后一次住院是在1959年5月2日。这次，她自知病重难治，吵着要回到监房去，不愿死在医院里。最终，她还是于6月17日晚上9点15分，病亡于监狱医院。 1959年6月18日，陈璧君病故后的第二天，有关部门首先打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陈壁君同父异母的妹妹陈舜贞（褚民谊夫人）。 但是，陈舜贞却以年老体弱为由婉拒。不过，她还是推荐了居住在上海的一位远方亲戚谭文亮，来处理姐姐的后事。 谭文亮当时任上海郊区某中学教师，是陈璧君长媳谭文素(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平时作为陈璧君的亲属，常到提篮桥监狱探视。 6月18日，谭文亮接到电话，希望他及时到监狱来处理陈璧君后事和领取遗物等。陈璧君狱中喜欢读书看报，自费订阅了不少报刊，购买了许多书籍，所以遗物中书籍数量比较多。其次，还有一些衣服被褥等物品。 由于当时谭还未结婚成家，住在集体宿舍内，无法安放陈璧君的遗物。所以他就领回了二三支钢笔以作纪念，其他遗物请监狱按规定处理。 另外，谭考虑到陈璧君的子女都健在，并居住在香港，无法马上赶赴上海。他作为远房亲戚，应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几天后，谭文亮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陈璧君的子女全权委托他处理陈璧君的后事，并听从政府按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1959年6月22日，上海某部门对陈璧君的尸体作了检验后，谭文亮见到了陈璧君的遗体。她身穿一套蓝色全新衣服，脚穿一双新布鞋，脸色安详。 随后，谭文亮把陈璧君的遗体运到上海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将其骨灰从上海邮寄往广州。陈璧君的子女又托人，从广州把骨灰盒带回香港。 1960年秋天，陈璧君的子女把她的骨灰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