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7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提出了“开展全省武装斗争”的口号，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各地，组织各族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2月，在建水召开会议，部署发动大规模武装斗争。在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桂滇边工委的领导下，至1948年底，先后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左江支队、右江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边纵队、禄劝彝族游击大队、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峨山游击大队等人民武装，共3万余人，攻克了20余座县城，建立了滇东南、罗盘、弥泸、思普、滇东北、滇中等12块革命游击根据地，为加强党在长江以南地区的领导和对革命武装的发展建设，1948年12月27日，经中共军委中央决定，朱德总司令发布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等3个南方边区纵队的命令。 1949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以统一领导云南、桂西和黔西南边区党的组织、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 1949年1月，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部署需要，军委中央命令战斗在桂滇黔边的“自救军”第一纵队与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和滇东南的开广、罗盘、弥泸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下辖12个支队，2个独立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闽赣粤边、桂滇黔边纵队成立宣言 1949年1月，敌工小组向昆明的军统特务投寄警告信。在特务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慌，特务们私下里嘀咕：我们抓共产党，可他们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可我们住在哪儿人家却很清楚，后果很可怕！ 就在这种形势下，昆明却发生了一件大血案。原来，抗战胜利以后，百废待兴，而蒋介石政府却又悍然发动反共内战，使其本来已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法币此时已一文不名。昆明街头及省内各县已拒用法币，公开出现买卖银币和外汇的黑市交易。为替代已彻底崩溃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限期收兑法币、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金圆券由中央银行发行，券面分为壹佰元、伍佰元、伍十元、拾元、伍元、壹元以及用铜、镍、银铸造的分、角辅币。金圆券的发行采用十足准备金制，其中40%以黄金、白银及外汇作保证，其余部分则以有价证券和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担保，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规定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200元(后改为1000元)、白银每市两兑换3元(后改为15元)、银币每元兑换2元(后改为10元)、美元每元兑换4元(后改为20元)。同年8月23日，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开始发行金圆券。发行之初，物价尚且稳定，云南发行的金圆券最大面额也仅为10元。后因国民党连吃败仗，物价开始节节上涨，所需筹码也随之增加，当年底，发行额已达80亿元上。昆明地区的物价上涨了数十倍，且一日数变，饭馆里吃饭，吃第一碗时一个价，待吃到第二碗时，价格已上涨。金圆券所需面额急速增大，50元及以下面额的纸币已无法使用。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绝回收停止使用的50元紫色票面金圆券，激起昆明市民的愤怒，迫于生计的市民冲至南屏街，捣毁该行，以泄心头之忿，军统特务、原警备处长李毓祯下令，逮捕群众两百余人。卢汉被煽动性的汇报激怒，立即驱车前往现场，亲自审案，不问青红皂白当场枪毙21人，造成轰动一时的昆明“南屏街大血案”。 新华社于2月22日在陕北发出评论《警告杀人犯》，警告卢汉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等人，放下屠刀，悬崖勒马。全文如下： 继本月十二日国民党云南省伪主席卢汉下令屠杀挤兑伪金圆券市民廿一人的大血案之后，本月十七日，在国民党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持之下，国民党伪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又下令屠杀了上海交通汽车公司三个领导反饥饿罢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与此同时，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紧逮捕和屠杀革命分子。据确息：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将一部分被监禁的革命分子秘密处死或投入黄浦江中溺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现正重新逮捕一度交保释放的“未判决的政治犯”，并准备将他们秘密处死。而且这样做的，还不止上海和西安两个地方。这种情形，甚至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也不加以隐瞒。该监察院在本月十五日的一个决议中曾经指出。各地特务机关不仅继续以政治理由非法捕人，而且他们的这种活动正在变本加厉。这是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匪帮屠杀人民的新的血债。对于国民党杀人犯们的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全国的人民，首先是解放区的人民已表示了正义的愤恨。 这些血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匪帮由于他们濒于覆亡而装出来的虚伪的和平姿态，决不能掩盖他们正加紧屠杀和平人民的真实行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正因为日益接近死亡而十倍百倍地加紧对于人民革命的拼命反抗。这些血腥事件正教育全国人民去认识这个不可移易的真理。我们现在郑重警告那些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你们如果连这种血腥罪行都不能立即确实地制止，那么你们就不能使人们相信你们的任何言词，那么你们就不能表示你们与那些穷凶极恶的国民党死硬派有什么分别。至于那些杀人的凶手们，他们决不能逃避他们的全部罪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追寻这些杀人犯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战争罪犯必须严惩，杀人者必须偿命，血债必须付出加倍的利息。  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陈大庆 敌工小组将载有《警告杀人犯》的一期《新华电讯》直接投送卢汉公馆，引起卢汉很大震动。卢汉也知道，在自己身边就有地下党，他也知道共产党人，一旦有必要，他们很有可能不惜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以命相搏。这给卢汉敲起了警钟，使他不得不进行认真地思考：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也就是从此以后，卢汉开始逐步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将“拥蒋、反共、保己”改为“拥蒋、容共、保己”。 1949年5月，敌工小组负责人高志远调思普区工作，市委委员赖卫民接替领导敌情工作。将特工支部机关设在与沈醉住处仅一巷之隔咫尺相望的靖园新村45号内。 1949年5月，在原有的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新联”等的前提下，经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1949年8月由赖卫民批准成立）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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