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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解放时的河南大学校门 作者简介：鲁枢元（1946- ），人文学者。现任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创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出版有《创作心理研究》、《超越语言》、《生态文艺学》、《陶渊明的幽灵》等著述。曾荣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及柯布共同福祉奖。 赵以文，原名体恒，河南省尉氏县人。1926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新郑县协助北伐军总政治部派出的董雅宇（共产党员）、王培棠（国民党员）等秘密策划扰乱敌军后防，迎接北伐的工作。同年秋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地下机关交通员。1928年，先后参加汲县共青团县委和郑州城乡党团的重建活动。同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在开封被捕入狱。1929年夏被释放。1933年考入河南大学。就读期间和该校地下党员苗树勋（即苗化铭，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康午生（即王国权，曾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赵毅然等组织'今日社'出版今日月刊，曾多次被敌特机关传讯。'七·七'事变后，应邀任洧川中学校长，以学校为基地，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成立中共洧川县委，任县委书记兼中心县委书记，其间发展许多共产党员（后多数为党政军高级干部）。1940年春，由于身份暴露，被撤消校长职务，逃至甘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0～1949年春，先后在甘肃国立第十中学、甘肃师范学院附中任教。在国立十中期间，曾介绍地下党员周培中到该校任教，团结教育一批进步青年走向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开封师范、河南师范专科学校、郑州师范、郑州大学任教，曾任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河南文学协会副秘书长、河南文学理论学会会长、民盟河南省委委员。 作者授权学人Scholar首发，转载需获得授权 那时我已经调入苏州大学，郑州大学文学院邀我主持当年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事后，我说去看看赵以文先生。研究生们都说不知道赵以文先生，一些青年教师也含含混混地说，好像听说有这个人。我很悲哀，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太不注意学统的传承，忙于搜罗时新知识，乐于追逐走红文人，而对身边曾经存在过的学术光景、人文遗存，从不放在心上。 我邀请了两位刚刚答辩过的研究生，买了一大束鲜花，一起去看赵以文先生。 到了赵先生住的楼门前，几位坐着闲聊的邻居说赵先生不在家，保姆推着出去已经多会儿了。正说着，就看见东边的大路上一辆轮椅缓缓过来，我慌忙迎上前去，赵先生歪在轮椅里眯着眼睛，似睡非睡。我大声喊：“赵先生，我来看您了，我是枢元，鲁枢元！”先生勉强睁开眼睛，看看我，又闭上了眼，似乎已经认不出我了。记得前边几次我来看他，他还在写回忆录，兴致盎然地拿给我看；谈到江河日下的世风，总忍不住要发泄许多牢骚。最后一次，先生也还能提着劲儿，坚持把我送到屋门以外。这次看来是真不行了，毕竟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 保姆是位四五十岁身体健硕的妇人，听我自报姓名，她显得有些吃惊，说：你就是“枢元”，“昨天在洗手间先生还喊你的名字！”她说近年来先生已经有些神志不清，有时会说胡话。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先生本来就是个感情细致的人，在产生幻觉的时候还想起我。我心中感到一阵酸楚。 1981年我已经在《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了几篇文章，希望从已经服务十年的铁路师范学校调进郑州大学教书，托人从中说和，事情仍不顺利。中文系主任说不想再要河南大学毕业的人，因为中文系里“铁塔牌”已经太多，怕引起“近亲繁殖”。这理由其实是很充足的，主任也完全是出于公心。因为有几位“铁塔牌”学长的热心疏通，我终于还是进来了，其中力挺我调入的就是时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的赵以文先生。在那年4月15日的日记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调进郑州大学不几年，正赶上新时期文学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而我竟阴差阳错地出了不少风头，得到一些媒体的好评，赵先生看了，比我还高兴！记得有一次要往上推荐什么拔尖人才，校方一时把我漏掉了，没想到赵先生竟然找到校长车得基先生那里为我力争，并且流了眼泪。我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慌得校长竟然跑到教研室找我表示歉意！（德高望重的车校长也已经作古多年，我时时会想起他）。 赵先生出生在1909年，比我父亲还要年长10岁，老家是河南省尉氏县榆林赵村，而我外婆家是通许县孙营，与尉氏县交界，对于那一带的风土人情并不陌生。赵先生出身于一个乡村士绅的大家族，却像那个时代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知识青年一样，为了打破凝固的日常生活，为了追求朦胧中的生命理想，便早早离家出走，投身革命风潮，颠沛流离，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
民国时期的赵以文、李培义夫妇 据尉氏县县志记载，赵以文先生17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协助北伐军总政治部派出的董雅宇（共产党员）、王培棠（国民党员）等地下人员秘密策划扰乱敌军后防，迎接北伐军的到来。1927年秋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地下机关交通员，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开封被捕入狱。1929年夏被释放后流亡北京。1933年考入河南大学。'七·七'事变后，任洧川中学校长，积极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任中心县委书记。 赵先生晚年回忆说，他是在革命一再受挫，谋业屡屡落空，才由北京回到开封，报考河南大学的。由于他中文功底好，在北京时又曾听过胡适、鲁迅、侯外庐、许德衍等著名学者的讲演，眼界开阔，于是便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河南大学文学院，为了自食其力解决生计问题，他同时在离河大不远，步行约20分钟路程的双龙巷中间路段、静宜女子中学对门，“一位在邮政局任职的老职员家里当家庭教师”，月薪20块现洋。这双龙巷就在我家西头，静宜女中就是我读过的开封八中的前身。而那时我当然还远未出生，记得祖母说过，祖父在开封县衙门里当伙夫，每月薪水才7块钱，一家五口人也就勉强赖以糊口了。 已经在北京见过“大世面”的赵以文，看“河南大学”，就显得有些“土气”，原因自然是河南闭塞、文化落后，加之连年的天灾人祸，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但赵先生也说，在他求学河南大学这几年里，河南大学里倒是一派兴旺景象，学术之活跃，不亚于周围省份的大学。后来写出了《红日》的吴强，写出了《李自成》的姚雪垠，写出了《燕山夜话》、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邓拓，都是他前后届的同学。赵以文先生晚年撰写过一篇题为《从彰德高中到河南大学》的回忆录，一次我到家中看望他，他拿给我看，当时我正在郑州市政协负责文史方面的工作，便拿去介绍给《河南文史资料》，发表在1992年第1期上。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求学时的经历： 凭心而论，赵以文先生这时每月有20块大洋的补贴，他的读书生活应是很优裕的，他也亲口告诉过我，那时住在河大校园内的东三斋，每月三五块钱就可以在校外的饭馆里“包伙”，有伙计把饭菜送到宿舍，每顿都有肉食。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改初衷，没有放弃他干革命的凌云壮志，仍在积极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5年春天，他的夫人李培义女士在杏花园教育实验学校被捕，他在同学张冠三房间的床底下潜伏了八个小时，在黎明前黑暗的掩护下溜出东斋，从后边的荒草丛中绕到大礼堂西侧，翻墙逃出校外，才躲过一劫。1940年春，由于身份暴露，被撤消中学校长职务，在日军特务机关的追捕下被迫逃至甘肃，仍然从事教学工作。全国解放后回到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在郑州大学安下身来。 赵以文先生由于热衷于革命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但他却有一位在当代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女儿，即王瑶先生的弟子、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研究室的赵园。赵园与我同岁，当年我在郑大教书时，她回来探亲，我曾经请她为我的研究生讲过课。赵以文先生辞世后，赵园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父亲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个“左翼”文学青年，十几岁的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担任过中学校长，传递过地下情报，常年独自在异地漂泊，领略过铁窗风味，经受过酷刑折磨，为了组织民众抗日，不惜将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的办公桌上！ 青年时代的赵以文先生真像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但我接触到的赵先生却已经丝毫没有了这些英雄气概。那时的赵先生已经过了七十岁，是一位瘦弱、善良、甚至有些敏感、脆弱的老人。革命成功之后，老家的亲属中因“地主成分”受到“管制”或“镇压”，夫人李培义也由于自由独立、口直心快的性格被打成“右派”，“革命”对于他来说就像只“魔棒”，挥来挥去都又打回自己身上。暮年的赵以文先生显得有些弱不禁风，像一棵久经风霜摧残的芦苇，似乎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将它吹倒。有时和他老人家聊天，为了社会上一些司空见惯的坏人坏事，他也会义愤填膺，但结局总是自己感伤，暗自流泪。 退休后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见到的赵先生最幸福的时光。
退休后的赵以文夫妇   赵以文先生为自己草拟的《遗著》、《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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