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大教授在《东南学术》探讨中国近百年来恩格斯记忆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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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Marxist Theo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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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恩格斯日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主要表现为纪念文章的发表。恩格斯纪念与记忆侧重于一般性译介与叙述，往往与时代背景产生关联，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重要思想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恩格斯越发受到重视，作为“革命导师”“革命战士”的“革命精神”成为纪念与记忆的重要诠释对象，这是革命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映。该时期也出现不少从学术角度研究恩格斯思想的文章，体现出恩格斯学术记忆的重要地位，以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恩格斯记忆渐次丰满，越来越客观理性，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历史记忆；中国；

二

革命记忆到学术记忆的勃兴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恩格斯的纪念活动逐渐增多，成为传衍和书写恩格斯记忆的主要途径。此时革命理念尚未完全消散，国家和社会在传递和阐述恩格斯记忆时多侧重于革命记忆，而忽略了他的其他记忆面相。1950年恩格斯诞辰130周年，《人民日报》转载苏联哲学家米丁纪念恩格斯的文章，视其为“伟大的革命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的领袖”。1953年恩格斯诞辰133周年，《人民日报》刊载苏联阿·李赫拉特《为工人阶级事业而斗争的伟大战士——纪念弗里德利赫·恩格斯诞生一百三十三周年》，强调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马克思的挚友和战友”。这些记忆显然延续了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恩格斯的印象与记忆刻写，视之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和领袖，顺其自然地称之为“革命导师”。朱农介绍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生”，以宣传即将出版的《恩格斯传》，希望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战士的革命战斗精神和无限忠于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革命导师”“革命战士”被用来形容恩格斯，不仅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意识形态的某些侧面，也体现出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需要以革命记忆为凭借。

该时期革命记忆持续高扬，恩格斯纪念与记忆也将革命记忆作为阐发与叙述的重点。当然，恩格斯本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相关论述进一步加强了恩格斯纪念与时代环境间的契合，使恩格斯革命记忆的阐释具有了现实土壤。纪念与记忆往往服务于现实政治，根据现实需要唤醒和发掘某些方面的历史记忆，甚至重新诠释和书写以符合人们的期望。该时期涌现出诸多强调恩格斯革命记忆的纪念文章，如朱光《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四川日报》1956年11月28日）和《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纪念恩格斯139周年诞辰》（《辽宁日报》1959年11月28日），于向阳《学习恩格斯的革命精神》（《广州日报》1960年8月5日），余汇文《学习恩格斯的伟大革命风格——纪念恩格斯诞生140周年》（《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27日），王茂喜《伟大的战斗的一生——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安徽日报》1960年11月28日），理文《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9日），刘方军《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一学习革命导师恩格斯敢于反潮流的精神》（《重庆日报》1973年11月9日）。“革命导师恩格斯”既是其真实形象的合理表述，也是当时政治诉求的集中表达，只有如此才显得顺其自然和理所当然。恩格斯的革命记忆成为当时的潮流和标志，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沿袭了革命理念，或可称作“革命的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不仅强调了恩格斯的革命记忆，也从学术角度阐发恩格斯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学术记忆成为与政治记忆即革命记忆并行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也是卓越的学者。人物思想的学术研究也是纪念方式的一种，当时各种报刊不少文章根据中国实际情形阐发恩格斯思想，突显恩格斯记忆的时代性。较为典型的如章有义《恩格斯论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用阐述恩格斯思想的方式纪念恩格斯逝世58周年，同时作者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他撰写此文的深层目的是因应社会现实需要。于是，作者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因为“我们祖国现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任务。而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工业建设的高涨不能不要求相应地稳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就更有其迫切的意义了”。

如果将考察的视野放宽，可以发现更多例证。恩格斯记忆作为现实社会的思想滋养而成为学术记忆阐释的重点，如朱英重点诠释了恩格斯的集体化思想，陈昌浩也指出：“当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来认真地学习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原理，是非常必要的”，并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等方面详尽论述了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何琳为纪念恩格斯诞生135周年而撰文，重点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这些学术研究虽有其独立性，但终究难免受政治与时代的影响。

此外，恩格斯的著作也大量发行，人们开始广泛研读。当中，恩格斯的治学精神尤其受到关注。如仲乡《学习恩格斯刻苦勤奋的治学精神》（《山西日报》1961年11月28日）、克家《学习恩格斯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内蒙古日报》1962年11月28日）等文，侧面反映了恩格斯的学者风范。此后，学者身份在恩格斯记忆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回归到学者的认识和记忆或许更接近恩格斯的真实形象。当时还有人专门就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发表60周年撰写文章，重点研究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该时期的恩格斯记忆虽然革命与学术并重，但学术记忆更多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这不仅反映出时代特色，也体现出恩格斯的某些本色。

“文革”结束后，恩格斯纪念与记忆朝多元方向发展，纪念方式以及记忆的形式与内容更为丰富和理性，也是真正从学术意义上纪念恩格斯的开始，用学术研究纪念恩格斯成为鲜明特色。《人民日报》和行业性、地方性报纸都发表了不少纪念恩格斯的文章，并将恩格斯作为榜样模范，学习其优秀品德精神。专业刊物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恩格斯的学术研究论文。如恩格斯逝世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和诞辰160周年、170周年等重大周期性纪念时间，即有不少学者用学术研究成果纪念恩格斯，“纪念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纪念化”研究虽被一些人误以为狭隘与功利，但也是学术研究之常态。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恩格斯的文章达数千篇之多，其中专门为纪念而作的至少数百篇。恩格斯纪念的学术化不仅使其记忆更加多元，也朝越来越理性客观的方向发展。

恩格斯记忆的学术化还体现于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学术研讨会、座谈会本就属于“学术纪念”的范畴，故其举办日期多在恩格斯逢十诞辰或逝世周年之际。其中有专门阐述恩格斯哲学思想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专门研讨会，还有恩格斯新闻思想方面的学术研讨会，等等。此类会议集中阐发恩格斯的生平与思想，推进恩格斯研究，也使历史记忆得以集中展现。恩格斯学术研讨会这一纪念形式是“文革”后才在中国出现的新方式，而在国外出现相对较早，如1955年纪念恩格斯诞辰的理论会议即在柏林举行。

该时期还有关于恩格斯著述发表周年的纪念文章。1976年，科学界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100周年，北京动物园工人理论小组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学史组发表了《光辉的文献，锐利的武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北京动物园工人理论小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学史组：《光辉的文献，锐利的武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卢继传发表了《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卢继传：《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根据时代需要阐发了恩格斯的思想，深化了恩格斯的相关历史记忆。恩格斯思想现时化的同时，其实也是恩格斯记忆的现时化。

1980年，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100周年，也有多人撰写文章以示纪念，如林卓才《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根本条件——纪念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作一百周年》。19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00周年，因该著述的影响力巨大，各界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纪念，初步统计有数十篇之多，从多个方面对该著述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以及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进行了阐发。此后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120周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20周年，《致敏·考茨基》写作100周年，《费尔巴哈论》发表100周年，《法兰西内战》发表100周年，《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发表100周年，《自然辩证法》发表9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50、160、170周年等，均有纪念文章。关于恩格斯著述发表的纪念也肯定和强固了恩格斯作为学者的记忆，强调其学术思想的阐发和影响，使得恩格斯的学术记忆绵延流长。

恩格斯纪念的多样化还体现于其他纪念方式的出现。如为纪念恩格斯逝世9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建造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1985年8月5日，我国第一座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在上海复兴公园揭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编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新版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弗·恩格斯画传》。

该时期各种纪念方式以阐发恩格斯的学术记忆为主，大都以呈现恩格斯的学术思想作为根本出发点。学术记忆较之政治记忆而言更具理性成分。理性记忆逐渐占据恩格斯历史记忆的主体，显然是时代与社会变迁的结果，其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与学术环境越来越良善不无关系。恩格斯更多地被视为一位学者，恰恰是中国社会渐趋稳定，国家繁荣富强的体现，理论创新依旧必要，但恩格斯提供的是理论资源，其身份并非政治运动的旗手。

三

记忆的特点

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滋养和基石，在现代中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皆未设置与恩格斯相关的固定的纪念日。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较少专门纪念某位外国人物的传统有关。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的纪念较多，且相对固定。每逢相关纪念日，便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国家层面的领导人亦会撰写纪念文章。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恩格斯的纪念活动相对较少并略显单一。虽然恩格斯纪念并未纳入国家纪念活动范畴，但纵观中国近百年恩格斯纪念也呈现出某些特点。

其一，从文字纪念到多元的纪念方式。文字纪念历来是各种纪念的主要形式，也是最能表达纪念意涵的方式。发表纪念文章、进行纪念评述、布置纪念场景等，文字在其中皆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早期恩格斯纪念与记忆的表达也离不开文字，零星的记忆更是用文字进行描绘。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关于恩格斯纪念出现有多种纪念方式，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发行纪念邮票以纪念恩格斯。1955年和1960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35、140周年，发行有纪念邮票。到了改革开放后，更是涌现出新的纪念方式。除了前述所言的纪念形式外，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介的发展，还出现了网络空间的纪念，在互联网上发表纪念文章，通过一些有趣的图片进行深刻意象的表达，同时也赢得网民关注。百度百科、360百科等都有恩格斯诞辰纪念日的普及和介绍，讲述恩格斯生平及其成就。近些年，微信公众号的普遍流行，也迅速传递着恩格斯的形象和记忆。这些新型纪念形式配以学术论文、研讨会等学术研究，更广泛而快速地传递了恩格斯记忆。

其二，从政治记忆到丰满的记忆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恩格斯的记忆主要服务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所以，恩格斯思想的阐发有其侧重点，以政治记忆为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服务于国家危难，试图利用恩格斯思想指导抗战，指导中国人民的国家建设。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则主要侧重于革命记忆，将恩格斯视为革命导师、革命战士，阐发其革命精神。如此自然限制了对恩格斯的认识，多数强调恩格斯某方面的思想与事迹，记忆也显得单调。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恩格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政治，恩格斯的各方面思想被逐渐发掘出来，恩格斯记忆也变得越来越丰满，社会形塑下的恩格斯形象逐渐回归平凡与日常。此种变化主要源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使得恩格斯记忆亦随之多元。相关阐释不仅注重其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也强调他的经济思想、治学态度、美学原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贡献，使立体而多维的恩格斯记忆成为显示。

其三，从感性记忆到客观的理性记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恩格斯记忆是偏于感性的，主要依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发掘恩格斯思想，使记忆更偏重随意性。并且当时关于恩格斯的纪念与记忆较少，很多还属于一般性介绍，以及恩格斯自身文字的呈现。感性记忆也意味着当时对恩格斯的认识有限，或者根本未将恩格斯作为独立的重要人物，更多属于马克思的挚友和战友。从感性到客观理性也符合一般事物的认识规律，社会稳定下学术事业繁荣，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越来越全面客观，成为恩格斯客观理性记忆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客观理性记忆的说法是指恩格斯更多地作为“学者”，而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客观理性的恩格斯记忆使恩格斯获得了自己应该具有的地位，当然，历史记忆也是随现实环境而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许还会发掘出关于恩格斯更多的历史记忆。不难理解，恩格斯记忆就普遍意义而言是根据现实需要制作的历史记忆，强调“当下的关注决定了我们记忆过去的内容及其方式”。当今社会更趋于一个理性的社会，如此才能有理性的恩格斯记忆。

从历史记忆与事实情况而言，今人关于恩格斯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一情况或与域外记忆资源如何实现中国本土化有关，包括恩格斯在内的诸多国外著名人士的历史记忆，哪些人物的记忆应该中国化？应该中国化哪些部分的记忆？如何实现这些记忆的中国化？等等。诸多相关问题皆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域外记忆资源的中国本土化问题有其特殊性，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对域外记忆资源的认知往往难以深刻。整体而言，恩格斯记忆没有国家层面的高层次纪念活动，多半被马克思的光环笼罩着，“马恩”虽然并称，但中国共产党往往只在纪念马克思时述及恩格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谱系一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序，就这些经典作家而言，恩格斯应该是其中被现代中国最少关注的，或许也是其中唯一未被独立纪念与记忆的。纪念活动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恩格斯的纪念活动整体上略显单调，这也留下了诸多可以继续提升的空间。应该相信，未来的恩格斯纪念与记忆能够，也应该更为丰富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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