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体制下为何会有“冰棍队”？关键在带头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这几年因为考察瑷珲腾冲线的缘故，常常跑内蒙古和山西。现在从北京出发乘高铁去内蒙古和山西很方便，距我最近的高铁站是清河站。

今天去清河站乘车，无意中看见了清河站的老站牌。北京去内蒙古和山西的高铁是在当年詹天佑设计的京张线基础上新建的，清河站也是在京张线老清河站基础上新建而成。

清河站（资料图）

候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

1976年春，我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号召，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彼时知青插队已经接近尾声，多数情况下，各地城市都是就地安排中学毕业生插队落户。那年我们人大附中200多名毕业生被安排到近郊的东北旺人民公社就近消化，我被分配到东北旺公社上地大队插队。

1976年3月26日，我们来到了上地村。

上地这个名字，在外人听起来多少有些奇怪。其实，上地是高地的意思。我们上地村庄及土地是一片高地，大约比周围高出4米左右。与我们相邻的清河公社车站生产队紧挨清河，地势低洼，可以种植水稻和蔬菜；而我们村因为地势高，就没有水田，也不能种植蔬菜，只能种大田和果树、林苗。

车站生产队因比邻清河火车站而得名。它与我们只有一路之隔，但经济情况却有天壤之别。

有一次我们在村东面玉米地里耪地，地头与车站生产队的田地挨着。歇息儿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位跟我说，这个车站生产队是个“冰棍队”。我非常不解，我们两队地挨地，他们怎么会这么穷呢？！那位同伴儿说：“穷？！他们可不穷！”

那时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采取“工分制”，即评工计分制。拿我们上地来说，青壮年男社员一般每天可挣到10个工分，女社员一般是8分，我们男知青一般是5.5分，女知青是5分。每个工分的分值要到年底根据全年生产队的投入产出情况折合成货币计算出分值。公社社员全年所得工分总数乘以分值就得出了全年收入。

1976年，我插队的第一年赶上了上地大队的丰收之年。那年年底全大队决算，分值是两毛六，即人民币0.26元。在人民公社年代，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收入啊！以青壮年男社员计，一天10个工分，当年分值0.26元，一天可挣2块6；一个月30天计，每月可挣78块。要知道农民可是没有星期天的，一年从头干到尾，最多也就是过年那几天休息一下。当年，78块可抵得上一个大学里副教授的月工资了！那时，大学毕业生工资一般是56块，研究生62块。

可是车站生产队就惨了，“冰棍队”！冰棍队什么意思？就是每个工分分值仅仅3厘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挣10分也就只有3分钱。那时，夏天的冷饮主要是冰棍，而当时的冰棍一般分两种：“奶油冰棍”，5分钱一支；“小豆冰棍”，3分一支。在车站生产队干一天，居然只能挣到一个小豆冰棍的钱。

我不解地问同伴儿：“不可能吧？一天挣三分钱怎么活命呢？！”同伴儿笑了笑，说“他们可不穷。”他冲着不远的清河火车站那边努了努嘴儿，说：“就吃它！”哦！吃车站？！他指给我看不远处的清河火车站货场。

当年清河火车站主要是货运，供应北京市所需物资。时近秋天，北京冬季取暖需要大量煤炭，煤炭主要从山西大同等地运来。清河火车站是煤炭转运的重要枢纽。我看到一辆辆运输公司的运煤车从货场开出。那些运煤车装得满满的，也不苫上，一遇颠簸煤粉便撒了一地。

在同伴的提示下，我才注意到，在货场门外有几个妇女蹲在路边，路上摆了一些砖头。运输公司的车不管不顾地从货场里开出来，压在砖头上一颠，“咣当”一声、“哗啦”一下，撒下一片煤粉。车一过去，那几个妇女便抢上前来，连扫带铲，几下子便搞上了半桶煤。

原来如此！冰棍队也有生财之道啊！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车站吃车站呐！想想也是，如果这样可以来钱，谁还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儿，在土里刨食呀？！

想到这儿我有点失神儿。定定神儿，再看看眼前这座宏伟壮阔的清河新车站，往事早已化作云烟。

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中断了12年的高考招生。我幸运地作为漏网之鱼考上了大学，离开了上地。但那两年的经历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变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与上地村当年的几位同伴儿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大家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因为自己后来从事的专业的缘故，这些年我时常回想起当年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同样在人民公社体制之下，有些地方，像我们上地大队，就搞得很好，而又有许多地方搞得就很差？

这些年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随着对一些问题观察思考的深入，渐渐地我觉得我想明白了这些问题。2017年走读京杭大运河的徒步考察路上，我还专门做了一些考察和调研，比如在天津的东、西双塘和大邱庄，在江苏的华西村等等。

从上地村和车站生产队比较看，我相信与全国当年的情况也相似，人民公社搞好搞坏的关键，是人力资源的问题，关键在于公社以及生产队的书记、队长。

走读运河考察江苏华西村时，我意识到了“克里斯玛”问题。吴仁宝式的具有奉献精神和组织能力的“带头人”，是决定人民公社体制运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同理，当年上地村与车站生产为什么有天壤之别，想来想去恐怕就是因为我们村有一帮优秀的“克里斯玛”。

农忙季节吴仁宝为村民送饭（资料图）

当年上地大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带头人，他就是我们的大队长许善垠。

我刚来上地就听说过这位“许旅长”——“旅长”是许善垠的绰号。许善垠30来岁，面目俊朗，身材中等偏高偏瘦，一头浓密的黑发，上唇居然留着一抹小胡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身深棕色亮光光的皮肤。他往人堆儿里一站，绝对是最醒目的那一位。

虽然身材消瘦，但他却有惊人的力气。拿铁锹活儿来说，我们挖土要用脚蹬一下铁锹，许旅长有时两手一推，铁锹便插入土中。真不明白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干巴劲儿。

许旅长凡事以身作则，事事出众。作为村里的领导干部，他处事公道，平时话不多，但说出话来总能让人心服口服。

现在回想起来，这位许旅长真有些魅力，就连我们这些小知青也愿意围着他转。跟他一起干活儿不累，似乎也不敢累。

上地为什么好？地好？水好？人好？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当年我们上地的“人和”，恐怕就是因为有“许旅长”一班优秀的带头人。但是，像“许旅长”这般优秀人物毕竟总是少数，是稀缺资源，可遇而不可求。

我想，这恐怕就是“冰棍队”存在的原因，恐怕也是人民公社最后不得不散伙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