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紫来源于炼丹术：五色烧珠、五色琉璃珠（硝子、料器）

盛江河 2023-10-04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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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02日夏历四月初十日周六

中国紫来源于炼丹术：五色烧珠、五色琉璃珠（硝子、料器）

女娲炼五色石补天

女娲补天的传说，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女娲补天用的是什么呢？五色石。

在《淮南子》卷六〈览冥训〉中记载了女娲补天的传说：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鍊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

这是中国古代记载里女娲补天所用的“五色石”。

此外，“五石”还指五种石料。后被道教用以炼丹。五石：道教谓五石可以炼制丹药，丹砂、雄黄、白凡、曾青、慈石。

早期道教提出用“五色石镇宅”，就是根据易经中，五色对应五个方位的观念，在家宅的东方用青石，南方用赤（红）石，西方用白石，北方用黑石，中宫用黄石来镇宅。

五石，一说是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等。

儒家以五色土代表五方，祭祀五帝，此五色土自古出于徐州。《尚书·禹贡》云：“（徐州）厥贡惟土五色。”《汉书·郊祀志》亦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五色石脂似乎无关于儒家的祭祀活动，而与道教有一定关联。

《吴普本草》云：“五色石脂，一名青赤黄白黑符。”“符”本来是符节，在道教则指符箓。

道书《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下有东西南北及中央戊己灵宝符命五张，五色石脂或许是早期道教图绘这类五方符时的专用颜料，因此有青符、黄符、赤符、白符、黑符诸别名。至于陶弘景在五色石脂条的注释中说：“今俗用赤石、白石二脂尔。馀三色脂有而无正用，黑石脂乃可画用尔。”不言石脂可以画符箓，或是流派不同的缘故。盖灵宝经属于灵宝派，陶弘景则是茅山上清派也。

诸家本草皆强调五色石脂的止泻功效，其原始来源应该与止泻药蒙脱石montmorillonite一样，为高岭土粘土矿物。因其层纹状结构及非均匀性电荷分布，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病菌及其产生的毒素、气体有固定和抑制作用，使其失去致病性，并能在胃肠道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层，保护胃肠黏膜不受致病因子的损伤。

五色石脂皆是高岭石kaolinite，主要为水化硅酸铝，一般呈白色，即白石脂；若杂含有氧化亚铁FeO，呈赤红色，为赤石脂；含有少量氢氧化铁Fe（OH）3，呈黄色；含有锰、镁、钡等元素，则可出现其他颜色。

由此可知，五色石脂的成分是高岭土黏土矿物，如果道士炼五色石的话，是会产生琉璃玻璃状物的。

五石散（五色矿石配伍）

据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五石散”主要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等五种矿石配制而成，美其名曰：“五石更生散”，或“五石护命散”。

“五石散”还有一个更知名的别称--寒食散。

为什么叫“寒食散”？孙思邈的解释是：

“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宜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热饮之，不尔即百病生焉。服寒食散，但冷将息，即是解药热。”

因服五石散后身体发热，喜好凉物引用，故又称“寒食散”。

刘孝标注引秦丞相（当为祖）《寒食散论》说：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五石散是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制作而成这种东西，主要是用来治疗伤寒的，而且治疗的最终结果通常都非常的好。

五石散是一种治疗伤寒症的药，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五石散的真正兴起来自于何晏的推崇。后来这个配方传到了何宴手中，他稍加改进便炼出了五石散。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他的主要功绩是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玄学理论，他的名气多半来源于可以和“掷果盈车”媲美的“敷粉何郎”的典故，还有就是“五石散”。不知道何晏那里来的灵感，在药方上加以改进，完成了药品到毒品的终极转换。

经过人们改良之后的五石散不止是用来治疗伤寒了，也成为了人们眼中非常神奇的一种东西，人在服用了它之后，体内会越来越热，人越来越不惧怕风寒了。同时还会成为我们的身心愉快，性格愈加的开朗，而且体力也逐渐增强，把它当成了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

《世说新语》说，何晏生病吃五石散，病体痊愈，因为何晏是“首获神效”的服食者，特别是他的这句“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实在太有煽动力了，于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

还有一种解释说：

“凡诸寒食草石药，皆有热性，发动则令人热，便冷饮食，冷将息，故称寒食散。”（许孝崇《医心方》）

也就是说，这种药有服用后，热力很大，所以吃的时候要冷服。

服食“五石散”以后，还要多外出散步或运动，以便促进药力散发，称为“散动”或“行散”。“行散”也叫“行药”。如晋人皇甫谧云：

“服药后宜烦劳。若羸着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亦谓之行药。”（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

可见吃完药人不能静坐不动，要让身体“烦劳”，行动起来，才能让药物化入身体。

除了吃冷食、行散，服药后的“将息”（调理）之道还包括洗冷水澡、喝热酒等。但是“将息”并不容易，如果将息不当，后果也很可怕，轻者致残，重者丧命！

帝王服五石散的，例如：后秦天王姚兴死于服散造成的热病，而道武帝竟然因为服散导致神经错乱，被儿子弑杀。道武帝晚年喜怒无常，无端躁怒很大程度是因为“热烧肺腑”。

因而，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才说五石散是“大大猛毒”，并提出“宁食野葛（一种剧毒草药），不服五石”，把野葛这另一种剧毒药与五石散并论，而药性尚不如五石散。足可印证五石散的危险性。

有些人，也有侥幸活下来的，根据史料记载：

《南史·张邵传》：“徐嗣伯，字叔绍。时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环冷，夏日常复衣。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许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日，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而桓发热，冬月犹单裈，体更肥壮。”

徐嗣伯，字叔绍。当时有个直阁将军叫房伯玉的，追潮流，服五石散，吃了一剂，没啥感觉，再吃，又吃，继续吃。总共吃了十剂。结果越吃越坏，开始怕起冷。夏天穿棉袄棉裤，坐火炕。

徐嗣伯来给他看病，经过一番治疗，到最后房伯玉浑身结满冰碴，躺在屋里，徐嗣伯又弄二十桶水，往房伯玉身上猛浇，直到灌溉的差不多了。方才停手，坐一边休息。这时奇迹出现了，腾腾热气从房伯玉后背冒了出来，那架势如同新出笼的包子，热气满屋。房伯玉扑腾一下，坐了起来，张嘴就喊热喊渴，足足喝了一升水才止。

此后房伯玉由病转好。大冬天，只穿单衣，不怕冷，身体也愈来愈壮实了。

可见服五石散过多对人体有害，但是还是能够治疗的，也并不成瘾，还有些人瞎折腾害死了自己。

《北史长孙道生传》：“子彦道生之孙。本名俊，末年石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子彦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世无良医，吾其死矣。尝闻恶疾，蝮蛇蛰之不痛，试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乃于南山得蛇，以股触之，痛楚号叫。俄而肿死。文帝宇文泰。闻之，恸哭曰：“失我良将。”

这个五石散还是治疗伤寒更好啊，可惜用来做别的了。《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说得好：“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过后来已经不算是求神仙求长生了，倒是成为了攀比富贵的象征了，可叹啊！

中国紫来源于炼丹术

中国紫当中用到的大多数原材料，如石英、钡和铅化合物，都曾经被用于制造古代玻璃。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Corning Museumof Glass)的玻璃研究专家罗伯特·布里尔(RobertBrill)等人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古代玻璃中发现了氧化铅和氧化钡。一直到19世纪，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配方的玻璃体系。

炼丹术兴起后试炼珠玉（玻璃）就成为了炼丹家们的活动之一。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提到：“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罗伯特·布里尔认为“钡在玻璃中能产生一定混浊度，因此钡可能是中国玻璃制造者为获得像玉一样的玻璃而引入的”。

对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嘉华教授等人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的方铅矿多与含有大量硫酸钡的重晶石伴生，引入钡乃是无意之举，并非道士们有意为之。虽然中西学者在孰为因孰为果的解释上有一定出入，但钡可以提高玻璃的折射率和色散这一特点，确实为道士们所熟知并加以应用。

图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五色药石

中国紫也许就是道士炼丹、炼玉珠（玻璃）的偶然所得的副产品。紫色染料被偶然发现后，逐渐使用在各种器物上。由于紫色的罕见，皇帝把它使用在重要或特殊的器物上，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利等。然而紫色究竟是怎么偶然获得的，道士又是否参加了兵马俑的烧造，中国紫和道士究竟有无关系……。

图中国古代炼丹术示意图

广州南越王墓首次出土了“五色药石”的实物，在墓内西耳室的西侧墙根，发现了一堆五色药石，包括紫水晶173．5克、硫磺193．4克、雄黄1130克、褚石219．5克和绿松石287．5克。这些药石与古籍记载的“五色药石”成分有所出入，这可能与方士个体差异、炼制方法不同有关。

“五色药石”即为：紫水晶、硫磺、雄黄、赭石和绿松石。古代有所谓“五石散”，据说服食后可使人长生不老，其配伍可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来源早到战国、秦汉，风行于魏晋，延续到隋唐，从《扁鹊医经》，到张仲景的“石方”，到何晏的《寒石五石更生散方》，到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自有一个连续性的发展传统。

“五石”是炼丹的原料，也被医家入药，治外伤和寒症，同时它们还是绘画的颜料。

除了首次发现五色药石，南越王墓里还发现了一些可疑的铅丸和丹砂。在西耳室的药杵旁，发现了两堆528个小铅丸。铅丸直径1．8厘米，单个重31．5克。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药丸制作相当精细，大部分中间有一个小圆孔，不穿透。它们跟主棺室内与弩机一起出土的用作武器的12枚铅弹丸很不同：弹丸直径2．9厘米，重124～129克，有纵穿小孔，表面粗糙，氧化得很厉害，呈灰白色，多数开裂。

用这五种药石当然烧炼不出玻璃来，但其中的紫水晶、铅块是熔制铅玻璃的主要原料。

《穆天子传（卷四）》里记载：“升山取采石，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这里描述了“取石铸器”的活动。

《文选（卷十九）·登徒子好色赋》中楚人宋玉说：“著粉太白，施朱太赤”。这里的“粉”指胡粉，即铅白，是古代玻璃的助熔剂之一，“朱”即朱砂，古代玻璃的着色剂之一，当然，它们也是当时流行的化妆品。

《庄子·让王》中有“随珠弹雀”之说，说的是随国制造的玻璃珠成了当时一种玩具。

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提到“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然而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可见当时是以药石为原料来消炼玻璃这类仿玉器的。

中国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剑”，其剑格两面其实有镶嵌着含有较多小气泡的浅蓝色玻璃。只剩下两块了。这上面的玻璃块不含铅，只算是钾玻璃。

图越王勾践剑

图越王勾践剑玻璃镶嵌部分细部

吴王夫差剑上也有嵌入的玻璃块，不过是透明的。这两柄剑上不约而同使用了玻璃作为装饰，可见当时玻璃是一种极为珍贵少见的物质。只有王家贵族能够用上。

战国有名的玻璃器就是蜻蜓眼了，真正意义上的铅钡玻璃就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还有玻璃璧，玻璃剑饰，玻璃印章等。这个时期的玻璃器大多以镶嵌形式作为器物装饰，独立器物较少。

汉代玻璃继承战国铅钡玻璃的传统，多仿玉。按器形、用途分为玻璃容器、丧葬用玻璃器和玻璃装饰品。但是目前很多都把出土的玻璃文物当做为罗马波斯进口的玻璃器。

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古代玻璃，也是铅钡玻璃的典型代表。玻璃盘呈翠绿色、半透明状，微有光泽，局部因土锈碱化沁蚀，呈乳白色斑痕。

图汉玻璃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战汉时期（即战国至汉武帝时期），中国自制的古代玻璃大多数是铅钡玻璃。这种玻璃晶莹多彩，但易碎、不耐高温和不耐骤冷骤热，只适合用来装饰和随葬，不适合制造日常实用的玻璃器皿。

早期关于玻璃制造的文献较少，但却都与道家方术有关，道家很早就有“服玉”、“饮珠玉”的长生之术。

以人工炼制珠玉的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东汉或更早，王充《论衡·率性》曾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又说：“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这说明以石料作玉的方法是由道家发明的。

战国初年(433，BC)隋侯(湖北随县曾侯)墓中已出土了大量的“隋侯珠”，确为有色玻璃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7。)。

据赵匡华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玻璃可分为铅基玻璃、钾基玻璃和钠钙玻璃三大体系，唐代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中的“造玉泉眼药方”、“造玉法”分别制得了铅玻璃(PbO-SiO2)和钾一钙玻璃(K2O-CaO-SiO2）。

东汉王充《论衡·乱龙》：“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 ；东汉王充《论衡·率性》：“道人消鍊五石，铸以为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

还是道人用五色之玉“铸以为器”，此“器”即取火的凸透镜琉璃珠，是玻璃制。

不过，到了明代《天工开物·十八》中却认为“火齐珠”不产中国：

“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然不产中国，产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华人艳之，遂竭人巧以肖之。”

但是，说到火齐珠是“其石五色皆具”，很像中国一直所说的“五色石”，甚至是“五石散”，其法还是证明原产中国的，毕竟，东汉王充《论衡·率性》：“道人消鍊五石，铸以为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早就提到了道人会用五石铸成凸透镜琉璃珠取火啊！

东晋葛洪《抱朴子》也有“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台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是关于玻璃器物制造的早期记载，但今天却解释其工艺却是“外来的”，毕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指的“外国”也未必是指西方，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现在的解释极其不严谨，不管是中国的任何东西，都喜欢说成是蛮夷的外来的，也不知是何心理，瞧不起祖宗吗？

唐代丹经《金华玉液大丹》中有“琉璃药”方，其中有硼（硼砂：Na2B4O7·1OH2O），所以还曾制得含B203的玻璃。唐以后开始用硝石作为玻璃的助熔剂，这是我国独立创造的工艺（赵匡华。“试探中国传统玻璃的源流及炼丹术在其间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2)。）。这说明道家炼丹术对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作出过很大贡献。

琉璃石部分所用矿石

明崇祯十年（1637年），宋应星刊行了著名的《天工开物》。书中记录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种手工技术，其中“珠玉” 一卷专门谈到了琉璃，“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然不产中国，产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华人艳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烧瓴缻转锈成黄、绿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为盛油与笼烛者，为琉璃碗；合化硝铅写（泻）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硝用煎炼上结马牙者。各色颜料汁，任从点染。凡为灯、珠，皆淮北齐地人，以其地产硝之故”

清代孙廷铨的《琉璃志》中，才指出《北史·大月氏传》所提及的矿石主要有三种：白色的“马牙石”、紫色的“星紫石”、多角的“凌子石”，根据它们不同的配比，加减“铜铁丹铅”等辅助原料，就可以产生出多种颜色。文中还具体记述了“水晶”（即透明无色的琉璃）、正白、梅萼红、蓝、秋黄、映青、牙白、正黑、绿、鹅黄等颜色的配料烧制程序。

“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进其水，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二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铜及铁屑，得梅萼红；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子，进其铜，去其铁，得蓝；法如白焉，鉤以铜碛，得秋黄；法如水晶，鉤以画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铅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铁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铜焉，得绿；法如绿，退其铜，加少碛焉，得鹅黄。”

中国境内博山古称“颜神”，颜神镇境内煤炭资源蕴藏丰富，并且多处出产琉璃所需的主要原料马牙石、紫石，使得这里的烧造一直很发达，从元代开始，至少持续了近700年。

20世纪80年代初，博山兴建百货大楼的工地上发现一处古琉璃作坊遗址，在400平方米的地槽中，有大型炉址1座，小型炉址21座，烧炉的排列十分密集，炉与炉之间的距离近的只有1米。这样数量众多、排列密集的炉群，即使在近代的琉璃作坊中也不多见。考古学家依据现场地层和出土的元代瓷器窖藏及明代“洪武铜钱”，认定这一遗址的年代至少从元代持续到明初。

遗址中出土的琉璃标本有：笄、簪、圆珠、瑶珠、扣、环等；颜色有：蓝、绿、红、黄、白、乳白、黑、茶晶等色。从这些标本中还能够看到当时制作时采用的装饰手法，比如：

在白色笄的顶部蘸上红、蓝、绿等色的斑点，清代和民国期间仍旧在使用这种“蘸花，’工艺；又如使用模具印压花纹，装饰手法多样且花色皆备。

其中“瑶珠”的发现为研究早期博山琉璃的销售情况提供了一条重大的线索，这种瑶珠呈螺丝状，是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瑶族同胞喜欢缀在衣帽上的饰物，这种产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仍大量生产，畅销云南等省。清代孙廷铨的《颜山杂记》说博山琉璃的销路“南至百粤”正是实情。

除了销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博山琉璃珠的最大销售是海外贸易。明代继续了南宋以来主要出口东南亚的瓷器和琉璃海上贸易，这种贸易链在蒙元人统治时期并未中断过。

明朝马欢著于景泰二年（1451年）的《瀛涯胜览》，书中记载了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絹、烧珠等物，甚爱之”的情形。

烧珠就是被称为琉璃珠的低温玻璃珠，宋代称为 “五色烧珠”和“硝子珠”，与宋应星将玻璃工艺归为“火齐（剂）”类工艺的说法一致；明代称 “烧珠”，清代称“料珠”。这些珠子在现今东南亚如菲律宾等国家时有出土。

“药玉”，此称呼见于《穆天子传》，晋代郭璞注释说：“今外国人所铸器者亦皆石类也。按此所言，殆今药玉、药琉璃之类。”“药玉”即如熬药般烧炼出来的玉一般的玻璃。

《明制》载：皇帝颁赐给状元的佩饰就是药玉，四品以上才有。

“瑾玉”，元代设置瑾玉局，作为宫廷监制玻璃器的机构，因此瑾玉局制造的玻璃称为瑾玉。

“罐子玉”，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说：“罐子玉，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这是将玻璃称为“罐子玉”。

“料”是清末北京流行的对玻璃的称呼。北京不产玻璃，需从外地购买玻璃料加工成玻璃器，因此将玻璃称为“料”，至今仍有人这样称呼玻璃。

而在日常区分中，我们时常将不透明的玻璃珠子称为“料珠”；把半透明的玻璃珠子称为“琉璃珠”；把全透明的玻璃珠子称为“玻璃珠”，这种区分方法很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