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赏析 （人物篇）  《徐悲鸿自画像》素描 1922年  《徐悲鸿自画像》油画 1924年 徐悲鸿笔下的自己，满满的现实主义感。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理想是以欧洲古典主义学院教育为鉴，在中国建立完善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纯粹的艺术家，复兴中华文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桂林、重庆以及北京，他都在学院里苦苦探索，实践着他的这一文化主张。其画作开拓了中国画发展的新领域，追求准确的结构，真实的质感，影响深远。从此中国画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历史中，极大地增加了表现力，为中国画中“现实主义”的展现奠定了基础。  《徐夫人像》素描 1943年  《徐夫人像》油画 1947年 艺术与事业耗费了徐悲鸿大量的心血，照料他并操心柴米油盐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夫人廖静文的肩上，这也许是徐悲鸿为廖静文所作的画像少有笑容却多有雕塑般坚毅的缘故。廖静文的理解、陪伴与抚慰，必然是徐悲鸿能在匮乏的环境中达到艺术创作巅峰的原因之一。 廖静文遇见徐悲鸿时年仅十九岁，而且是桂林宣传抗战的文工团合唱队队员。恐怕只有相同的报国信念才会让刚刚成年的廖静文如此理解徐悲鸿的理想与事业。他们的爱情与家国情怀一起在徐悲鸿的艺术中成为永恒！  《泰戈尔像》国画 1940年 1939年至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举办画展和讲学，两人交往甚深，徐悲鸿曾多次为其画像和画马赠与泰戈尔。 画面整体氛围典雅宁静，人物造型以线条为主。泰戈尔倚在树荫下的靠椅上，左手拿着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右手握着铅笔。满头银发，一绺白髯飘挂在胸前，深邃的眼神似乎正透过眼镜折射出哲理的诗句、睿智的思想……画面的背景是硕大的树木及繁茂的枝叶，其浓重的颜色恰好和诗人浅色衣服、脸部构成冷暖与深浅的对比，使人感受到诗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特有的气质。  《箫声》 油画 1926年 1925年秋徐悲鸿自法国经新加坡返回中国，发现中国之油画受法国画商宣传影响“浑沌殆不可救”，于是1926年春末又复去法国巴黎，夏天曾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0月返法，这幅《箫声》当完成于法国。 徐悲鸿对画中人物进行了大胆的切割和截取，其重心严重地偏离画面中心，既从视觉上又从心理上造成了一种极不平衡的强烈动势和压迫感，背景中一株也被截取的树木被巧妙地放置于画面右上侧，使画面重新获得了平衡。处在画面中心的长箫极具动感，起到了对画面人物和树木构图上的联系作用，是构图上的点睛之笔。  《孔子讲学》 国画 1943年 作品取材于《论语》，画面上的孔子端坐正中，睿智豁达的神情表现出思想家的胸怀和风范。他的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正在就老师的提问发表各自的见解。画中子路率直而自信，冉有、公西华谦恭大度，曾皙清高洒脱的神情均表现的惟妙惟肖。 为了强调讲学的主题，画家使用了如锥画沙的刚劲线条，以表现庄严宏毅的情感。环境安排的简单朴素，巧妙地运用服装、肤色、须髯、神情的微妙变化进而区别人物的性格气质，于平凡之中充满祥和之美。  《钟馗》 国画 1944年 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画了很多有关钟馗的人物画，以钟馗打鬼驱邪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奋起抗争的精神。他不取传统钟馗形象的古怪、夸张，而是将西画中的素描技巧融入到传统绘画中，同时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审美趣味，将钟馗描绘出高大伟岸、神态威严、嫉恶如仇的人物形象。  《国殇》 国画 1943年 作品是徐悲鸿根据屈原《九歌》中的名篇所画，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纪念上海 “一·二八”淞沪战役阵亡的将士。画面描绘了士兵正在追击敌人的场景，飞蝗一样的箭矢从各个方向射来，使人倍感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徐悲鸿还巧妙地将众多人物以纵深透视的关系一一排列，利用相互之间的遮掩关系，既烘托出如火如荼的激战场面，又突出前方几位主要人物，赋予他们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此画也是徐悲鸿现存唯一描绘战争场景的作品。  《巴之贫妇》 国画 1937年 1937年的除夕，徐悲鸿在嘉陵江畔踽踽独行，两岸的灯火已渐渐黯淡，在这冬日的江边，徐悲鸿见有一个捡破烂的妇人背着背篓蹒跚地向他走来。望着眼前这位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可怜妇人，徐悲鸿内心充满同情和怜悯，他急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到妇人手中，希望能够暂时缓解她的困苦之忧。此情此景，也使徐悲鸿想起那些远在沦陷区的人民，想起国破的民族，他敏感的艺术心灵被深深打动。于是匆匆跑回宿舍，在寒夜的青灯下，展纸挥毫，默记下那位妇人的形象，于是便有了此幅《巴之贫妇》，它也是徐悲鸿人物画的代表作。 供稿 | 展览部 编辑 | 信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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