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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e R. Schatzki 2006, 'On Organizations as they Happen', Organization Studies, 27(12): 1863–1873. 要想知道什么是“发生着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it happens）”，一个当前常规的语言用法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帮助。在如今的英语世界中，当我们说自己正在实时体验着某些事情，比如一场足球比赛或一场政治论辩时，指的是这场比赛或辩论正在现实中展开。因此这并不包括在事后观看赛事回放或新闻转播。因此“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和“实时的事情”在概念上大体是等同的。这种等同性决定了我在本文中采取的策略。为了探究在理解“发生着的组织”时什么是已经被设定好的（比如组织存在着自我的理解），我简要地考察了“组织发生”的意涵，然后转而对组织发生的“现实时间”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我们需要基于一个特定组织概念来展开研究。在此，我将照例沿用我2005年在《Organizatio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中对组织的界定。根据这一定义，组织与任何社会现象一样，是一系列实践和物质安排的集合体。所谓“实践”，我指的是行动的结构化了的在时空中的重叠（structured spatial-temporal manifolds），如政治实践、烹饪实践、娱乐实践和宗教实践。例如，一个学术组织中包含各种实践，包括教学实践、咨询实践、研究实践、决策实践和庆典实践。实践作为行动的结构化了的在时空中的重叠，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行动和结构。实践的结构，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是组织，包含四个主要现象： 1）对构成实践的行动的理解（有关行动的技能知识的集合），例如，知道如何发电子邮件和对待电子邮件，知道如何讲课和对待讲课；2）规则，我指的是实践参与者遵守或无视的明确指令、告诫或说明；3）我称之为目的论-情感性动态结构（teleological-affective structuring），它包括一系列参与者可以接受或必须追求和实现的目的、计划、行动、也可能是是情绪，以及目的-计划-行动的集合体（目的论秩序）；以及4） 一般性理解，例如关于工作性质的一般性理解、关于适当的师生互动关系的一般性理解，或关于“荣辱与共”的一般性理解。实践是由一组不断演变的此类事项所组织起来的行动的时空重叠。 而我所说的“安排（arrangements）”，指的是物质对象——包括人、人造物（artifacts）、有机体（organisms）和物品（things）的组合。例如教室、制造厂、呼叫中心、会议室和森林。因此，上文中“组织时一系列的实践和物质安排”的说法意味着，组织由发生在相互关联的物质秩序（material orders）之中的实践组成。例如，一个学术部门就是由发生在相互关联的办公室、教室、礼堂、实验室等场所中的评分、教学、咨询、研究、决策和研究等实践组成。但为了缩短我的篇幅，在后文中我将不再赘述组织中各种实践相互关联、相互安排这一事实。 那么，什么是“组织发生”呢？发生的概念与事件的概念密不可分。那么组织的事件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显然是在它的构成行动上。行动是被执行的，而这种执行就是一种发生。因此，一个组织的发生就是其构成行动的施行；例如，学术部门的发生就是其所包含的评分、教学、指导、研究和庆典等行为的施行。 许多甚至大多数事件都不是瞬间完成的。这也便意味着它们的发生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发生遵从或符合一定的客观时间。因此，任何非瞬时性事件都包含着从开始到结束的轨迹或过程。这种轨迹体现出目前所讨论的“现实时间”意义上的事件。非瞬时性事件包含着一个事件结束时便不再存在的时刻（开头），和一个事件开始时尚未存在的时刻（终止）。例如，撰写一封电子邮件时需要时间的；行动开始于一个时刻，而这个时刻在电子邮件撰写完成后就不复存在；行动结束于一个时刻，而这个时刻在电子邮件开始时尚不存在。必须牢记客观时间和客观性排序的实际时间之间的区别：客观时间是对事件或时段的前后排序，而客观性排序的实际时间则是排序中所包含的非瞬时事件的经过。 一个组织的发生首先表现为其组成行动的执行。 因此，一个组织发生的现实时间首先是这些行动的表现所奠定或与之相吻合的各种客观时间段落。例如，一个学术部门的现实时间就是其教学、指导、咨询、研究、发送电子邮件等行为的所有执行过程。因此，一个组织所处的现实时间是多重的、无序的和复杂的。没有人能在现实时间意义上体验到一个组织的最低复杂性。充其量，一个人可以在组织发生时分别体验其组成部分的行动，并对其余部分做出假设推断。 一个组织的现实时间就是该组织行动执行的展开。如前所述，这些行为受到组织实践结构的制约，并包含着组织的安排。组织中的治理和参与与这些行动执行融为一体，因此存在于组织的实际时间之中。组织实际时间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组织通过因果上的安排来对事件进行展开。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组织中，行动的执行和物质性事件的展开都是相互协调或联系的，而且还表现出节奏和序列等时间特征。因此，体验一个组织的实际时间，就是体验其执行和事件的轨迹；理解一个组织的实时性，就是把握、解释或理论化这些相互关联和排序的过程。 我相信，这些论述有助于阐明什么是组织。然而，不知何故，似乎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说清楚。发生着的组织不仅仅指的是组织内部发生了什么。例如，一个学术部门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教学、指导、研究等工作的协调执行，以及支持这些工作的物质性事件的序列展开，即使这些行为的经过包含了行动的管理和物质安排的参与。这个部门既包括其实践的整个结构，也包括其物质安排的其他组成部分和特征。(回顾一下，我已将实践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之间的关系搁置一旁）。即使这些更广泛的结构和安排没有被卷入这个或那个绩效中，它们仍然是组织的构成部分。即使学生没有受到纪律处分，一个学术部门仍然包含着与学生纪律处分有关的规则，就像即使没有一个教师追求传授知识的目的，它仍然包含着传授知识的目的一样。即使是空无一人、漆黑一片的会议室、关闭的计算机和夜间的计算机系统中，也体现着这个系所的存在。要了解一个组织，仅仅掌握该组织发生的事情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当组织没有在运作时其事物是怎样的。 让我来重点谈谈组织实践的结构。在组织行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结构中没有参与行动的部分是怎样的？我的答案是：它们被保存在组织记忆（organizational memory）中。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概念越来越热。社会记忆最单薄的定义是指个人记忆取决于社会现象并由社会现象塑造。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个人记忆的内容和作用机制都是由互动、媒体和仪式等社会现象形成的。不过，我所说的“实践”或“组织”记忆指的是更深刻的含义，即记忆是实践或组织的一种固有属性。 一些思想家反对将“记忆”一词从单个的人扩展到社会实体，理由是这种想法是“异想天开”地将某种“心智”赋予了具有记忆力的社会实体。而事实上，一些社会记忆理论家确实做了这样的归属。例如，社会记忆理论的第一位重要思想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就将记忆归属于集体。基于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意识作为绵延（duration）的概念，哈尔布瓦赫斯将这种记忆视为构成了群体绵延时间的同一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不再过多论述如何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就目前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的反对意见可作以下表述：实践和组织的记忆必须被阐明清楚，以避免再次将具体的意识或心智归属于实践和组织。 当代最重要的社会记忆理论当属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在阿斯曼看来，集体记忆是一种粘合或联结现象：它的功能是通过向个人提供过去发生在相关社会集体中的事件的表征和图像来传递和维持集体身份。从严格意义上讲，个人是记忆的载体，但他们所记忆的东西是由集体的实践所塑造的，以至于集体的成员对过去有了共同的看法，对成员身份有了认同，从而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文化记忆是成员所传承、学习和储存的有关过去的信息。它超越了实存（de facto）意义上的的集体记忆，是潜在的集体记忆及其潜在的记忆偏差的库存。文化记忆主要储存在语言中（阿斯曼进一步阐释为仪式和文本）。 有趣的是，阿斯曼等人所看到的社会记忆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与文学家们、哲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都熟知的个人记忆与个人身份之间的关系是类似的。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对身份认同的贡献。然而，我们也不能仅限于将记忆的边界局限于建立身份认同上。要理解这一点，可以考虑记忆的三种一般类型：自传性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认知性记忆（cognitive memory）和技能性记忆（ability memory）。自传性记忆是对自己过去的记忆，是对自己做过的事和遭受过的苦难的记忆。认知性记忆是对语言和事实的记忆：单词的意思、诗句的意思、关于世界的事实等等。最后，技能性记忆是对如何做某事的记忆。技能性记忆的存在，不仅体现在自我宣称中，还体现在人们经常会说某人应该是记得如何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记忆证明了过去获得的能力直到现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我记得如何做这样那样的事意味着“我学过并且仍然可以做”。而认知性记忆具有相同的结构。说“我记得珠穆朗玛峰有多高”或“我记得《烧毁的诺顿》的开头”，意味着我学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或艾略特诗歌的开头，并且仍然知道它。通过对技能性记忆和认知性记忆的简短思考，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关于记忆的观点。第一，记忆往往与身份无关。第二点是，记忆往往是过去到现在的延续，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过去是现在的对象。 如前所述，一个组织的实践结构中那些并不制约该组织或该组织行动的执行的要素，在这些执行期间和不同行动的执行之间仍然继续存在（组织安排中那些与这些执行无关的要素也是如此）。这种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结构，我称之为实践记忆。组织记忆是其实践记忆的总和。一个组织也可以拥有阿斯曼意义上的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即关于组织过去的知识积累，以及这些知识中稳定成员集体身份的沉淀。然而，不同的组织在拥有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数量多寡方面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所有组织都有实践记忆，即持久的实践结构。 现在，我想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种持续存在。大家应该还记得，实践是由四类要素组织起来的： 1）实践理解（技能知识的复合体）、2）规则、3）目的论-情感性动态结构、4）一般性理解。这四种类型的事项是基于什么来持续存在的？例如，对电子邮件的理解和对考试成绩的理解就是组织学术部门的特定实践理解；诸如此类的理解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就在于组织记忆在部门实践（例如交流和评分实践）中起到了潜移默化且永无止境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些理解持续地作用于相应的活动，参与者就没有必要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段内撰写电子邮件或计算成绩。只要他们随后在部门的语境中进行的写作和计算对其他参与者来说是可理解的，而且他们随后对这些行为的认识是相互可理解的，这就足够了。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要使一种理解能够组织实践，并不需要实践的所有参与者都具备这种理解；只要特定的参与者群体具备这种理解就足够了，例如担任特定角色或地位的人，如教师。当然，如果没有人发送电子邮件或进行计算，可理解的发送电子邮件和计算分数行为就会消失。对实践的理解、向他人传授或传递这种理解，对实践结构中保留这种理解至关重要。总之，实践记忆是当下持续存在的对发生着的因果关系（X-ing and Y-ing）的习得性理解，是持续存在的对发生着的因果关系的可相互理解的执行和认同，这种持续存在是通过实践中的行动和互动（包括交流行动）来维持的。 实践记忆的第二个组成要素是规则的持久性。规则的持久性一方面指的是遵守规则的行动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则指的是这种遵守对于实践的参与者或其中的某些群体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作为学术实践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规则的持久性在于，在这些实践中，教师的行动一直遵循着这一规则，而且其他参与者也能理解这些行动。而这种持续的可理解性又是通过一系列现象来保证的，如修订和重申规则、告诫和制裁他人遵守规则、说服他人应该怎样做、教导他人遵守规则，以及为遵守的行为提供准备和基础。因此，实践记忆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通过持续的规则刻写、语言和非语言的行动、思想观念和物质准备的复合体来维持的，这些复合体通常根据角色和地位分布在实践参与者之间。类似的论述也适用于实践记忆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对可接受的和被禁止的目的论规定（被接受的和被禁止的目的、计划和行动的组合）的记忆，以及对一般性理解的记忆。这两种记忆都是通过个体行动、思想观念和物质准备的复合体来保证的，这些复合体在实践参与者中的分布各不相同：追求可接受的或规定的命令或体现一般性理解的行动；关于哪些命令是可接受的或受规定的或关于一般性理解意味着什么的思想观念、讨论和协商；有助于规则记忆的各种规训和制裁行为及其物质准备；以及对某些事件的满足感和对其他事件的痛苦感。 总之，实践记忆是实践结构的持续性。它的内容，即这种结构，是实践理解、规则、目的论-情感性动态结构和一般性理解的复合体。这种记忆也是相关实践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特征的集合，例如个人记忆的集合。在个人身上，与实践结构相关的是结构性理解、规则和目的论的不同取向的组合。实践记忆并不等同于这些取向的持续存在。实践记忆也不是由这些取向的持续存在所保证的。相反，它是由参与者之间基于地位、经验和立场的行动、观念、体验和物质准备状态的分配来保证的，这些行动、观念、体验和物质准备状态表达了这些取向，或关注并对它们的表达做出了反应。实践记忆是实践的一个互动性持续特征。 一个发生着的组织既包括组织发生，即组织实践的执行，也包括实践记忆，即当这些实践在组织发生中不起作用时，这些实践结构仍然持续存在。而实践记忆则依赖于行动、观念、体验和物质准备的复合体。由于构成组织发生的行为和维持记忆的现象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因此要理解一个发生着的组织，就需要对其过去有相当的把握。 关于一个组织的物质安排，我会说得更简短一些。一个组织的物质安排中那些不参与特定活动的部分，在开展这些活动时是如何被处置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下面的问题中找到： 一个不属于组织物质安排的物品，比如通往大学体育馆的楼梯，与一个属于这些安排但不参与组织行动的物品，比如系里角落里那间闲置的办公室，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区别可能在于：有的物品（如闲置办公室）是组织安排的一部分，但不参与组织行动；有的物品与组织行动相关；有的物品是作为组织一部分而设立的物质安排的一部分；有的物品在维持组织安排或促成组织行动方面发挥直接因果作用。最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是，一些部门的计算机网络夜间仍在执行白天预定好的任务。(前面，我将组织安排中发生的、对组织活动起到因果支持作用的事件描述为组织发生的第二个维度）。我可以概括地说，不属于组织的物质安排的物品与属于组织的物质安排但未被卷入活动的物品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而非前者可能参与或实际支持着组织的活动。因此，一个组织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物质安排对组织活动的潜在参与，以及这些安排对组织活动的实际和潜在支持。物质安排和因果性的基础支持在组织记忆中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例如，通过促进行动、体验等的复合来维持记忆。 总而言之，一个组织的发生包括：1）组织的实时发生，即组织行动的执行；2）组织记忆，即组织结构从过去到现在的持续性，以及确保这种记忆的行动、思想观念、体验、技能和物质准备的复合体；3）物质秩序在组织未来发生的行动中的潜在参与；4）支持组织发生和记忆的因果性基础支持。 我在前面有提到，组织的发生过程中还存在第二种现实时间。我把这个时间称为“活动时间（the time of activity）”。我的论述基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时间性（existential temporality）概念的诠释。我注意到，“活动时间”这一概念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传统，包含了人类时间的概念。在 20 世纪，这一传统通过生活时间、经验时间、存在时间和活动时间等概念得以延续。这些概念中都将一种类型的时间与人类生活、经验、存在或活动联系在一起，并将这种时间与客观时间加以区分。 活动时间不像客观时间那样，是一个连续的折线图或构型。它的特点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事件的特征。事件被排序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在任何时刻，一些事件不再发生，另一些事件正在发生，还有一些事件尚未发生。然而，构成活动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没有对事件进行排序。相反，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不同维度。事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是连续的；后者不是接踵而至，而是同时发生，一气呵成的。人类活动的过去并不是不存在的、落后于现在的东西，就像活动的未来并不是尚未存在的、徘徊在现在之前的东西一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 海德格尔对这种时间的分析体现在他将人类的存在解释为“在世存有”。他将 “在世存有”解释为“投射（projecting）”、“抛置（thrown）”和 '存在于其中（being-amidst）”。【译者注，另一种解读：海德格尔建立了时间性与“此在”的存在状态之间的联系。时间性的三部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分别对应于“此在”存在的三种方式：沉沦态（falling）、抛置态（thrownness）和生存态（existentiality）。每一种存在状态都有一种相应的显示方式，每一种显示方式又有本真和非本真之分。沉沦态指“此在”的存在被他一直存在着的状态所决定，沉沦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的既定状态之中。抛置态指“此在”的存在局限于现有的存在状态，如同被抛置在一个正在进行的生活进程之中。生存态指“此在”设计并实现自己的可能性的面向未来的生活状态。“理解”是揭示生存态的主要方式。】投射、抛置和存在于其中分别对应着活动的未来、过去和现在。投射是为了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而行动。当人们行动时，他们是为了某种存在方式（例如，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公平）而行动，他们在行动中走向这种存在方式。这种投射中的走向就是活动的未来维度。与此同时，“抛置态”是指人们对某些事态而非其他事态感到重要。当某些事情对某人很重要时，这个人的行为就会反映、回应或以其他方式对其十分敏感。这是一种被赋予的东西，他或她在行动中会从这种东西出发。这种“离开”-“来自”是活动的过去维度。最后，“在其中”与实体有关，即参与世界：面向实体、与实体共存、在实体中行动。一个人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在他所走向的世界和他所离开的世界之间游离。这种伸展性是对活动的未来、现在和过去的开放。 这种结构可以用更熟悉的术语来描述。活动的未来维度，即朝着预测的事物前进，是为目的而行动。活动的过去维度是从既定的事物出发，是对某一事物的反应，或者说是根据这一事物采取行动，也就是产生了动机。活动的现在就是活动本身。因此，活动时间就是从动机出发，朝着目的行动。这是一种目的论的现象。 因此，行动有两个时间：客观时间和活动时间。它的客观时间是指它在其他事件之前和之后的位置，而它的活动时间则是指它在行为者所走向的目标和所返回的目标之间的伸展性。这种二元性使行动的执行方式加倍，也使人们能够体验和理解行动的现实时间。行动的客观化现实时间是行动的执行过程。与此相反，行动所处的活动现实时间是行动本身的结构，是行动在目的和动机之间的伸展性。活动现实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发生，是过去和未来在活动中的结合。作为行动执行的组织发生，既是客观时间的展开，也是目的论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合。 组织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活动实时性。组织的活动实时性是组织行动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发生，是这些行动的执行中过去和未来的结合。我在前面顺便提到，组织行动的客观实时性通常是协调或相互关联的。例如，系主任和系秘书的协调行动以及同事们在系会议上的协调行动都是如此。要充分理解一个组织发生的实时性，就必须掌握这种过去与未来的联系。 那么，组织实践的结构以及这些实践的安排又是怎样的呢？构建组织实践的规则、目的论秩序和一般性理解，部分甚至全部地填充了组织行动的过去和未来。我的意思是，组织成员采取组织行动所依据的事项和存在方式都属于这些结构。例如，教师会根据某些规则或对适当的一般性理解来管教学生。教师和学生也会追求规定的或可接受的目的和计划，如教授应具有批判性思维、攻读学位、领导讨论小组、共同工作等。由于一个组织的实践结构充实了其行动的过去和未来，要实时了解该组织就必须掌握这些结构。此外，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组织结构中那些没有参与到特定组织行动的目的论中来的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元素，会被保存在组织的记忆中。因此，组织记忆包含了组织实际行动的过去和未来和在此之外潜在行动的过去和未来。这些过去和未来的全部内容并不向组织的每个成员甚至任何一个成员开放。相反，不同的过去和未来对不同的成员开放，这取决于地位、经验、技能、当前在客观时间或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与之一起行动的人和与之相关的人。可利用性还与特定成员的行动、思想观念、经验和物质准备状态有关，这些都是维持组织记忆的此类现象的整体复杂性的一部分。 类似的论述也适用于物质安排：与安排相关的事项可以充实组织行动的目的论意义上的过去和未来。因此，物质安排是潜在的过去和未来的第二个来源，其可用性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同的。 总之，一个组织所处的现实时间是组织行动的执行，以及过去和未来在组织行动中的结合。客观的现实时间还包括通过物质安排来为组织活动的事件展开提供因果性支持。要理解一个组织，就必须掌握这些事件的发生和结合。然而，一个组织并不局限于它的行动，也不局限于它的结构和安排中那些被纳入其行动执行的组成部分。一个组织还有一个记忆，其内容就是这些结构，并包含组织成员潜在的目的论过去和未来。此外，一个组织还包含一系列物质安排，这些安排支持或参与活动，并为组织成员提供更多可能的过去和未来。要理解一个组织的发展，不仅需要把握组织在客观时间中的发生，以及在活动时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合，还需要理解其实践活动中的物质安排，理解其记忆以及影响这种记忆的互动综合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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