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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大军阀靳云鹗的长媳,却结婚在牛棚,生孩子在山上梯田的土洞

 铁血老枪 2023-10-05 发布于上海
她是大军阀靳云鹗的长媳,却结婚在牛棚,生孩子在山上梯田的土洞

戴伟珍江苏镇江人,1922年出生在山东枣庄。幼年时家境富裕,民国17年后,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父亲、二叔相继去世,家道骤然衰落,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亲戚接济。戴伟珍9岁读书,一直读到15岁。

她生长在枣庄煤城,住在高级职员居住区。每天上、下学路过公司南大门,经常看到从挖煤上来的身穿破旧衣服的煤炭工人,脸和手被煤粉染得黑黑的,只有两只眼睛和一口牙齿是白的。他们每人背着一个铁饭盒,走过南大门时,矿警上去拦住去路,用棍棒敲打着他们身上的饭盒和腰部,一旦发现藏有炭,就用棍棒抽打。

戴伟珍和几个女同学忍不住,就上去质问矿警。矿警恶声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不要多管闲事,快上学去!”她们气得边走边说:工人挖煤上来都成黑人了,那么辛苦还要打人家,真不讲道理!还有同学说:在井下挖煤很危险,不是遭水淹就是被炭砸死、砸伤,每年井下不知会死多少人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军12架飞机轮番轰炸枣庄煤矿,全矿人心惶惶,学校也停课了。何去何从摆在了青年学生面前。怎么办?戴伟珍和一些同学一致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蹲在家里当亡国奴,只有团结起来参加抗战才是唯一出路。

1938年初,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到了枣庄,戴伟珍和王世荣、白秀荣等同学参加了该团宣传队。该团团长是田拓夫、政委是李浩然(中共党员)。宣传队白天在矿区发动募捐,晚上排练唱歌、演戏,还曾到滕县城演出慰问川军抗日战士。

由于形势紧张,地下党召开紧急会议,要大家做好进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戴伟珍很高兴,回去给家里打招呼,可是母亲坚持要她回家,最后撒谎说,要是情况紧急,她会从老猫子洞(即防空洞)回家的,这才脱身离开。这一天是1938年3月16日,这天早晨戴伟珍和她的同学们在地下党领导人郭子化、宋子成、李浩然的带领下离开了枣庄,从此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途。

她们到了临沂大炉村,宣传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抗日。戴伟珍才16岁,主要做儿童工作,教唱歌,识字,讲抗战故事,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拿汉奸等。

1938年4月11日上午,金刚带戴伟珍到大炉村南门外石阶旁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戴她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6月,她被调到人民抗日义勇队宣传队工作。义勇队总队长是张光中,政委是何一萍。宣传队经常到南塘村附近村宣传演出,并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民兵、基干队保家抗日。

9月,山东省委从八路军四支队和义勇队抽调刘其人、潘维舟、王冰、王世荣(即张恺)和戴伟珍组成八路军工作组到国民党张里元部保安二旅政治部做统战工作,负责人是刘其人。政治部情况相当复杂,潜藏大量特务,开展党的活动,相当困难。不久,出现叛徒,戴伟珍和同志们奉命撤离,前往岸堤抗大学习。学习结束后,她回到大炉村,在鲁南三地委妇委会任秘书,仍兼做驻地的儿童工作。

1941年,戴伟珍被调到鲁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区党委书记是赵镈。鲁南是军事战略要地,是日、伪、顽和戴伟珍必争之地。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拉网清剿”,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鲁南的局面十分严峻,正如李竹如同志所说:“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征北战十余里,鲁南天下一线牵,一枪打透了的根据地。”而国民党顽固派在敌情严重又连遭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非但不抗日,反而暗中配合日军袭击我鲁南区党委驻地,制造了银厂惨案。戴伟珍亲历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

1941年10月27日,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六八三团张本枝部于当日拂晓,趁天尚未亮人们还正在熟睡之际,向我驻地发起了突然袭击。宣传部的同志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这时,村围墙的东大门已被敌人火力封锁,门也被锁住了!

戴伟珍和十几个男女同志合力将石墙推倒,但东南角山头上的敌人发现了这一情况,用机枪扫射,封住了他们的出路。大家进退两难,只得返回村子。在枪林弹雨中,他们突然发现东大门被打开了,不顾一切冲了出去。赵镈书记本来已经走出房门,但他发现房内还有机密文件尚未带出,又返回住地烧掉文件,因撤退不及而遭逮捕。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二十余位同志。

赵镈同志被捕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毫无所获,残酷地将他活埋在“九女山下”。事后目击者说,当敌人将要活埋他时,他毫无畏惧地站在土堆上,理直气壮地向活埋他的国民党士兵们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自动跳下土坑而壮烈牺牲。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二十多位同志。

在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戴伟珍与靳怀刚相识相恋,但两人并未表明心意。靳怀刚为人正直热情,说话风趣,风度翩翩,能同群众打成一片。靳怀刚是大军阀靳云鹗的长子,让戴伟珍特别敬仰的是,他虽然出身豪门,却能坚决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出来参加革命,很能吃苦耐劳,没有一点“阔少”架子。两人1939年即相识,后来,靳被调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工作,而戴伟珍去了区党委宣传部,双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和工作着,没有常见的花前月下,就是开会时两人到一块随便谈谈,相互鼓励。

1941年,由于斗争形势紧张,敌人经常进山“扫荡”,区党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区党委机关工作人员分散下放到各县、区,深入基层带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戴伟珍被分配到苍山县,因交通不便,通信困难,曾与靳一度失去联系。靳患有支气管炎病,他有从家里带来的药,用药打针,自病自医。戴伟珍自同靳分手后,不知他的情况如何,特别是天转冷后,容易发病,心里时刻在牵挂着他。

1942年的一天,戴伟珍正在村里工作着,突然有位老乡通知戴伟珍说,西白山来了几位同志要戴伟珍立刻去见他们。戴伟珍上山到村口,来人是区党委组织部长张雨帆和靳怀刚等同志。一进门,张雨帆同志说单位有事,要先提早回去,只留下了戴伟珍、靳怀刚和他的通讯员。

通讯员在院子里同老乡说话,戴伟珍和靳怀刚坐在老乡的客堂间谈别后的情况。靳突然说:雨帆同志很关心我们俩人的事,这次他陪我看你,你看咱们的问题怎么样?可以解决了吧!戴伟珍一时还还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想得也很多,认为自己还年轻,还想在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中锻炼一个时期。

就在这时,一个让她反应不及的情况出现了。靳怀刚提出结婚,戴伟珍有些手足失措,沉吟一阵后说自己要考虑一下,在近日内答复他。老实说,戴伟珍不只是担心靳怀刚的身体,内心还是很喜爱他的。她再三考虑后同意了。领导很快批准了他俩的婚事。

1942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他们结婚了。戴伟珍带着随身穿的换洗衣服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靳怀刚的住地村时,天已进入黄昏。靳在村头上迎接她,党委机关不少同志向他们表示祝贺。靳买了几斤带壳的熟大花生,算是招待同志们的婚宴。

大家坐在桌子的周围谈笑风生。两人应同志们的要求合唱起“十字街头”中的主题歌春天里百花香,忽然得到敌情报告,说出动“扫荡”的敌人已离村不远了。所有人立刻转移到十几里路外的下村。

刚在下村住下,又听到一阵阵的枪声,说敌人又从涧村出动了,党委机关则又集合出村。走不多远,侦察员报告,敌人向另外方向走去了,于是他们就在午夜之后到了上村住下。上村村子小,房子少,大家就挤在一间屋里住。戴伟珍新婚的洞房之夜,就这样被敌人搅黄了。

第二天,敌人已返回三十里路以外的据点里,大家就又回到了涧村。两位新人在房东牛棚的一小块地方用麦秸铺了一个地铺,中间隔了个草帘。晚上休息时,一边是他们新婚绵绵的情语,另一边是老黄牛的反刍声给予的伴奏。

1943年冬,敌人侵占了抗日根据地内的几个村子,又设了不少敌伪据点。戴伟珍怀孕将要临产。为了产期相对的稳定,上级就通过敌战区的地下关系,将她安排隐藏敌伪据点附近坐落在一个半山腰的独姓村里。

这个村祖孙三代十多户人家,人心很齐,一大家人都为她保密。戴伟珍临产的当晚,靳怀刚正带领武工队到据点附近活动,打击一个作恶的伪乡长。拂晓戴伟珍还听到了嘭嘭的枪声,知道武工队同伪据点的敌人接火打起来了。天亮后听说,有一位同志翻墙时腿折断了,他怕落在敌人手中,就用枪自尽而壮烈牺牲。伪乡长侥幸躲过去了,但也吓坏了,后来答应了武工队提出的所有条件。

戴伟珍生孩子的第二天,暴露了。独姓村一位农民上集市为她买鸡蛋,引起了据点里敌人的怀疑,扬言要到该村搜查。与我方有关系的敌翻译官,抢先向武工队提供了消息,戴伟珍当晚转移。由房东大哥挑着担子,一头放小孩,另一头放行李。

当晚天出了大雾,能见度很低,天气奇寒。据点里的敌人听到周围村子的狗叫声,以为有八路军大部队经过,不敢出来,缩在据点里虚张声势大喊,对天嘭嘭放枪。戴伟珍就趁机跟随着一位武工队员,冲出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又爬过一座大山,走了几十里路才到目的地。

但她出生不到三天的小女孩身上冻得冰冰凉,房东大嫂把孩子抱在怀里也暖不过来了,就这样被活活地冻死了。戴伟珍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失去了。

1945年,鬼子投降前夕,敌人对滨海进行最后一次大“扫荡”。这时戴伟珍又即将临盆待产。领导为了产妇的安全,把十多位产妇分散布置在山上梯田里挖的土洞里。

她和另一位产妇待在一个土洞中。土洞仅两个平方米,她们不但听到震耳的大炮和机枪声,在石缝中还能看到日本太阳旗在山头上左右摆动着。戴伟珍的大儿子就这样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降生的。

产妇都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只有暂时交给老百姓喂养。老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奶也很少,有时饿得孩子不管什么人抱起来,就扑在怀里想吃……

1945年鬼子投降后,国民党接着又向我解放区进攻。戴伟珍的第二个男孩就是在国民党的进攻时,于转移途中诞生的。说起来,她的婚姻和家庭是在战乱和动荡不安艰苦危险中建立的。

比较幸运的,是她的第三个男孩。

在淮海战役胜利以后的1949年,戴伟珍所在的干部八大队随大军南下接管上海。至此,生活才算逐渐安定下来,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

1950年冬天,她在公交公司医院里生了第三个男孩子。这时的产期生活与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有吃有喝,孩子也有奶吃,个子长得比两个哥哥高。但她工作重,一天到晚忙得昏天黑地,没时间管孩子,大的小的都交给了她老母亲。靳怀刚更忙,他负责上海的交通,得让全市的车辆都转动起来,就这一件事就够他没日没夜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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