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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历史学家、苏门词人 22 人赞同了该文章 1986年7月18日在四川广汉月亮弯，挖到一根40厘米的玉璋,7月25日1号祭祀坑的发现,共发掘进杖、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璋、玉戈和象牙等400多件珍贵文物。之后,又在附近发现2号祭祀坑,一尊2米多高的青铜人像和黄金面罩、六七十根约1米长的象牙以及罕见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鸟、青铜蛇、青铜鸡、青铜铃、青铜树与玉器等珍贵文物。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给长江流域的文明增添了几分神秘，给世界带来了震撼。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土器物中既有中原商文明代表的青铜龙虎尊、鸟人，西亚文明中代表性的权杖、黄金面罩，又有印度文明中的环纹海贝和良渚齐家等代表性的玉壁、玉琮等。人们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拥有一个四通发达的商业文明之路，两个祭祀坑中融合了好几个古老文明的因素，可见古蜀人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一期2600BC-2000BC，二期2000BC-1600BC，三期1600BC-1100BC，四期1100BC-600BC。第一期, 属龙山村时代晚期遗存, 多泥质灰陶, 器类较少, 比较典型的器物有镂孔圈足豆、侈口广肩罐、侈口深腹罐等。第二期, 文化面貌较一期有显著的变化, 以夹砂褐陶为主, 泥质褐陶次之, 新出现了盉、高领罐、小平底罐、高柄豆、平底盆、鸟头把勺、细颈壶和杯碗等。第三期与第二期的文化面貌相似, 又出现圈足簋、盘口三袋足炊器、高领小平底大罐、尖底盏等器物, 是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期, 约属商代中期及其前后, 一号祭祀坑约属本期后段。第四期, 仍以夹砂褐陶为主, 但许多器物更加变灰, 出现较多尖底, 薄胎器,相当于商代晚期, 其下限或可晚至周初, 二号祭祀坑约属本期前段。 三星堆文化是指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遗存，第一期属于宝墩文化，第四期属于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古城，建立在第二期，古城面积达4平方公里，同时代的商国都城才2.5平方公里。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介绍中，认为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大体对应古蜀历史传说中的“蚕丛”与“柏灌”王朝，距今约4800—4000年。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其时段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大致对应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朝，距今约4000年—3200年。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大致对应古蜀历史传说中的“杜宇”王朝，距今约3200年—2600年。当然地方考古学都倾向于本地的古文明对应本地的传说王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能否如此严谨对应，是需要深入论证的事情。 三星堆文明并不神秘，而是被一些人人为地“大猜想”神秘化了。它并非从天而降的，而是本土文化受四川盆地周边北方和东方影响，同时受西亚来的文化因素影响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考古文化。 一．与齐家文化的联系 三星堆玉器大量使用一种质地细腻带一斑纹的崖石和另一种质地比较软表面呈灰黑色的沉积岩材，这种材料产地是岷山伸向成都平原的支脉龙门山，俗称龙溪玉。三星堆玉石器主要分作装饰器、礼器和武器工具类。装饰器主要为管穿、珠、方形玉片、长方形玉片及钏、夹等。这类器物形体小，数量少。礼器类主要为璧、琮、璋、瑗、环等，出土最多，工艺最精湛，形体大小皆有。武器类主要有戈、剑、刀、凿、斧、锛、锥、杵、矛、铲、锄等。从三星堆玉石器的成型效果和加工痕迹看，大致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及抛光等工艺。其玉石器成品、半成品的璋、璧等，都留下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和锯痕。（陈显丹《三星堆玉石器研究》）这些加工方法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加工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由于它年代稍晚。更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工具罢了。（彭燕凝《齐家文化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众多的三星堆遗址考古论文和大量的考古遗址发掘报告， 基本认定三星堆先民源于成都平原岷江上游的茂汶地区。 岷江上游经济特点是农业与畜牧相结合， 这和齐家文化所在的河陇地区的经济是十分相似的。 岷江上游的茂汶地区和黄河上游的河陇地区仅一岷山相隔，人群交往是十分频繁的。 从齐家文化玉器人面琮看，人面用琮的射孔来替代人的嘴，显得特别生动和张扬。这与马家窑彩陶罐上，蛙纹蛙的嘴用罐口来替代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齐家文化玉器魅力之所在，也证明了它与马家窑文化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人面用琮之双目特大，特别突出，又与三星堆纵目人面青铜器有一定的关系。在笔者所见的齐家文化玉器类似标样中。大多数也是有突出的“纵目”。由于齐家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其纵目不如三星堆文化纵目那么明显、那么夸张，但一脉相承是必然的。 史籍记载古蜀国第一代王蚕丛，“其目纵”、“蚕丛始于岷山石室之中”,岷山以及岷江的西北部就是甘肃、青海、昆仑山。《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昆仑山之神烛龙“直目正乘”，正是纵目之意。 从齐家文化的纵目玉琮到到岷山的蚕丛王,到三星堆的纵目人面青铜器,再联系到河陇地区灿烂的马家窑、马厂彩陶文化,以及四川汶川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我们不难看出齐家玉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二．与夏、商文化的联系 俞伟超先生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的殷墟期,即前二千纪的后期。这种文化有青铜礼器尊和罍,青铜兵器戈、钺、矛,玉石瑞器璧、琮、圭,这些都是源自黄河文明的产物。还多小型精致的斧、锛、凿等石质的木工工具。陶器则为具有强烈本文化特点的手制的小平底或尖底的盂、小罐、杯、灯座形器和鸟头把勺等;有一种封口盉,则亦是源自夏、商文化的(图一)。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的一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 它也分为四期。根据一系列C14测定年代数据, 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围大致是公元前1900—1500年间, 即平均每期的延续时间大约为百年左右。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 是以豫西为中心, 北到晋西南、冀南, 东达豫东, 西、南则基本上接近陕、鄂边界。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曾经同时并存了约四百年之久, 虽然其文化中心一在川西的成都平原, 一在中原的伊洛平原, 相去近千公里, 但三苗族的迁徙, 这就为二者之间发生联系提供了时空前提条件。 杜金鹏认为：“三星堆文化中的盉、豆等陶器,璋、戈、圭等玉器, 最初系从中原二里头文化中传来, 是大体可信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 则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 或约公元前1700 年前后几十年内。以璋而言,现知出土“牙璋”的遗址, 全国仅有四处, 除了二里头、三星堆外, 另有郑州二里岗, 陕西神木石峁。后二者均非科学发掘所得, 报告的撰写者都将其定为商代遗物, 可暂舍去不论，二里头文化的玉石牙璋就是考古发掘所得年代最早的标本。三星堆文化牙璋主要出土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 大体上属商代晚期, 显然晚于二里头文化牙璋，在安阳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完整牙璋, 所以三星堆文化牙璋的源头, 目前只能追溯到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中去。” 而三星堆遗址出土铜跪坐人像，其面部、 发式、 服饰与祭祀坑出土的其它人像大相异趣，而它却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雕人像惊人的相似。 这尊人像上身着右衽对襟短衣， 有学者认为这应为古代服饰中的襦， 御寒之衣， 为一般贫民、 奴隶所穿。 下身着犊鼻裤， 也应为贫贱者所穿。三星堆的这种青铜人像无疑是受到殷墟商文化的影响。 根据考古学研究，有一批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居民,曾经西迁至成都平原等四川地区。这种居民按古史传说,当属尧、舜、禹时期的“三苗”。直接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者，当为三苗族。（前面系列文章中，我将夏人视为三苗之同族，均源于红山文化人群。） 三星堆文化源流 （下）
民族历史学家、苏门词人 14 人赞同了该文章 三．与后石家河文化三苗族的联系 三苗族不仅将夏商文化传播给了三星堆人，也将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带到了三星堆广汉地区。 裘士京、陈震《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一文，对肖家屋脊文化即后期石家河文化的玉面人像与三星堆青铜头像作了详细对比。他将石家河的玉面像可分为有獠牙与没有獠牙两种， 而三星堆的青铜头像也可分为一般青铜头像（没有獠牙）和“夔龙兽面”像（有獠牙）。 在三星堆青铜头像处的嘴角处应该是把选种有獠牙的威严表现为简单的嘴角处的向下刻画， 其目的只是表示把獠牙隐藏在嘴中， 简化了青铜头像塑造的难度， 而其威严的神态却丝毫没有减弱。石家河玉面像中有的獠牙突出于雕像之外，有的獠牙简化为类似的向下的刻画。 两者对于嘴角处的细部刻画，都蕴含着人面有獠牙的意思， 其雕刻技法是一脉相承的。 此两者的人头像的相同之处颇能证明， 三星堆的青铜头像的来源很可能是从石家河文化的玉面人像中演化而来， 只是雕塑的对象、 质地材料不同而已。 据此推测，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任乃强先生提出“羌族早己入居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己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陆名族融合矣，未能更向东南延展。” 俞伟超先生也认为：三苗是其时长江中游势力最大的部落集团。据《战国策·魏策一》,其中心活动区域在洞庭、鄱阳两湖之间。《国语·楚语下》曾说:“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国语·周语下》亦谓:“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这说明三苗集团尧时已经出现,而其存在的时间则一直延续到商代尧时黄河中游同三苗的关系,最初应当是和平的,故《荀子·成相》说:“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但后来显然发生长期冲突,所以帝尧后期就对三苗进行了第一次打击,即所谓的“窜三苗于三危。”其实,这次行动是舜实行的,故《荀子·议兵》、《战国策·秦策》、《淮南子·诠言训》皆言“舜伐有苗”;《吕氏春秋·召类》亦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淮南子·修务训》则将此事夸大为“(舜)南征苗,道死苍梧”。经此次打击后,情况类似帝尧时期那样，苗与帝舜集团先是保持了一段比较平静的关系,以后则由帝舜集团中的大禹对三苗发动了另一次更严重的打击。前一情况如《韩非子·五篇》所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后来则如《战国策·魏策一》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墨子·非攻下》曾说经过这次打击后“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既谓“遂几”,就说明并未完全被消灭或赶走。这同前述《周语》、《楚语》中所说三苗可“下及夏、商”也是符合的。现在,夏文化已可基本确定即二里头文化,则上述舜和禹对三苗进行的两次大打击,应大体发生于屈家岭及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其中,第一次打击后又出现了“窜(即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这个“三危”的地望,自汉以来,有陇西和敦煌二说。甲骨文中的“危方”,据有关材料推定,近于岷山。《蜀王本纪》曾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蚕丛是蜀人始祖,这即意味着蜀人自以为起源于岷山,亦与上述推测相合。这就可知,在尧、舜之际,有一部分三苗部众曾被迫迁入陇蜀之间,也就是已经进入四川境内。这样,三星堆古城北部西泉坎遗址中出现的大量灰白陶和镂空圈足豆,自然可理解为正是“窜三苗于三危”时带到那一带的新因素。那时,三苗的文化在长江中游一带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它到达蜀地之后,自然促进了当地的原有文化。近日成都市周围发现的新津市宝墩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古城、温江县鱼鬼古城、郫县古城、崇州市环河古城,都是屈家岭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影响到那里以后出现的。这种现象正具体表明了三苗文化的来到,使当地文化发生了跳跃性的进步。三星堆等地的早期蜀文化,就是借此契机迅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中大量存在的封口陶盉,最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应当是通过三苗的媒介而传入的。 （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 进入广汉地区的三苗人，他们带来了鸟崇拜和虎崇拜传统，在一些青铜器物中表现出来： 四．还原那些被神秘化的器物 三星堆的西亚文化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就像“海贝”、“象牙”等来自印度等地的南亚因素一样一样，更可能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不能以此认定三星堆文化主体人群为西亚人，某些人直接将其判定为“犹太人”是非常荒谬的，2000BC的时候“犹大”或“以色列”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迁徙到成都平原来开创三星堆文化呢？ 1.“金杖”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有一根独特的“金杖”，就是一根长1 43厘米的金箔。由于出土时成圆筒状，专家们推测它当年是包附在一根木棍上的，由于埋置时间太长，木棍已碳化，故只留下呈圆筒状的金箔。金杖上有一幅奇怪而神秘的阴刻图，图上有两组一支箭射中一条鱼，中间有鸟腾飞，箭羽尾部有一组头戴五齿冠的人面像。 季智慧先生认为金杖整个图案与鱼凫有关， 其中鱼代表“鳖灵” ，凫代表“杜宇” 。胡昌钰、 蔡革认为整个图案表示鱼凫王灭亡之意。 白剑将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鱼变鸟” 图与《山海经》 中“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凫” 的记载相联系， 并认为金杖上的“鱼变鸟” 图是氐羌先祖承继的昆仑神之一。陈德安先生在《三星堆报告》 中则转述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这是象征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联合组成的鱼凫王国” ； 有人认为“鱼能潜渊，鸟能升天， 鱼鸟图案象征着金杖具有上天入地的功能， 是蜀王通神的法器”。 李复华认为：鸟应是杜宇族的图腾象征，因传说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鱼则是后来开明氏（即鳖灵）的图腾象征，传说开明为楚人，死，其尸随江而上，至蜀复生。出土金器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鱼的形象可怕凶猛，十分不善；或者鱼头上插着箭头，箭尾还带着鸟羽，显然表明了鱼、鸟之间的敌对关系。这正是外来开明氏取代杜宇族时激烈战争的反映。金杖应是蜀王的权杖，上面的图案应该不是一般的图案，而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象征。《华阳国志・蜀志》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家，……遂禅位于开明，……”这种王朝的更迭已反映在三星堆、金沙出土金器上的鱼、鸟、人的图案中，它们记录了三星堆以前传说中的王朝，即部落是以鱼、鸟等为图腾的，它们曾在这一地区有过较大的发展。 三星堆金杖（图一）与金沙金冠带图案（图二）中的人面不一致， 但是鸟的造型基本相同， 这告诉我们， 以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为礼仪之物的祭祀主体虽然名称不同， 但是却可能具有共同的远祖、 共同的祖先象征物或图腾。 其实我在本系列文章《黄帝之鸟与炎帝之鱼》https://zhuanlan.zhihu.com/p/115261656中提出，黄帝之鸟体现在庙底沟文化中（少昊族的北辛-大汶口文化也是鸟崇拜人群），炎帝之鱼体现在半坡文化中，鱼、鸟的意象起源很早。 三星堆文化中的鸟可能象征着与大汶口文化相关的夷系统石家河文化三苗族（兼有鸟与虎崇拜的融合族群），从东方迁徙而来；鱼象征可能象征着与半坡文化相关的齐家文化古羌系统人群，从北方迁徙而来；加上本地原住民，三者共同构成三星堆文化人群。 诸位学者虽然都将“金杖”图文与古蜀国相联系，但“金杖”确实不是中国古代固有的考古学文化传统，鸟与鱼则是东亚地区早就有的传统意象，“鱼鸟纹金杖”是东亚与西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 2.圈手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大立人的手形，应该与该地的傩文化传统有关。傩文化又是原始萨满教的一种地方类型，原始萨满教是欧亚大陆广泛存在，而且极其久远的原始宗教。 冯广宏先生认为：傩文化法术既然能够驱鬼，也能驱赶外敌人侵，驱鬼法术扩展为诅咒，类似汉代的“巫蛊”术，让敌方主帅或病或死。可能三星堆人在战争前都要占卜和施法，在战斗中如果取得胜利，便认为施法起了作用。敌对一方必然对那些铜人、铜头和各种法器恨之入骨。在战胜三星堆人后，顺理成章地要对铜人、铜头实施打砸烧，然后有条有理地掩埋，于是便形成三星堆坑内器物埋藏有序，却全遭破坏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冯广宏《三星堆铜人像功能考》） 3. 青铜面具 青铜人像与彝族不是最相似吗？纵目在齐家文化器物中就有！ 4.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的文化源头在苏美尔文化，“生命树”是世界范围包括玛雅文化中广为流传的文化因素，在中国也见于《山海经》等最早的书籍记载。这一文化跨越了地域及种族分布，不能以此推测三星堆人群的族属。 5.确实存在的异域风格 由以上分类观察，三星堆文化受到西亚地区文化一定影响，但主体文化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脉络是很清晰的。 PS:二里头文化起始年代由2000BCE被下调到1750BCE之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也被考古学家对应下调到二里头文化晚期，见许宏先生《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断代段成这样，只能说考古学家们太缺乏独立研究精神了，误差达到了400年，简直如同儿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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