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究竟是谁建造的？

由于人们对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不熟悉，对其青铜技术源流和时间存在普遍误解，加上西南少数族群特别复杂多样，犹如一团乱麻。因此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族系问题，至今仍未有准确说法。这里从族系和青铜技术源流做一个推测，如下：

三星堆的分期和文化沟通线

三星堆实际上包括三个文化，共分为四期：一期是宝敦文化，属于新时期时代；二期年代在夏朝至商朝初期（公元前2100-前1600年）；三期对应商朝中后期和晚期（公元前1600-前1200年），以青铜器闻名于世；四期是十二桥文化，以古建筑遗迹为主（西周至春秋时期，公元前12世纪至前6世纪）。这三个文化（四个分期）的文物风格大不相同，为锁定各个时期的族系，提供了线索。

整个三星堆文明还存在着几条「文化沟通线」，对其各个时期的族系和文化有深刻影响，即：一是汉中地区，通过汉中而与关陇古代文明交流；二是岷山羌藏地区，与山地游牧文化有交通；三是东面的巴濮地区，与长江中游相沟通；四是西南方向的横断山区河谷交通线；五是南面的僰道，与西南夷交流。

夏之前的三星堆族系

按照考古研究，三星堆一期的宝敦石器文化是相对独立的，它对应着一个史前时代族群。

文献线索则始于黄帝时期，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国语·晋语》，黄帝部族胜利后，“赐姓十四子”，实行了初步分封，但今天已经很难弄清这14个封邦的具体名字了。其后五代子孙也继续分封，到夏时已经很难计数。

具体的分封情况，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是派出子孙及部族人口去领有和统治一些族群，命名特征是“有*氏”，如有虞氏、有苗氏、有穷氏、有仍氏、有熊氏、有缗氏等（有字代表王系）；另一种可能是王辖的封邦，如《夏本纪》明确记载的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除此之外，在古籍里还可以看到其他邦氏的名字，如三星堆一带的蜀山氏，良渚一带的成鸠氏、防风氏等，可以认为，这种就属于原来已经存在，只是名义上臣服的土著族群。因此，蜀山氏就是成都平原的最早族群，可以称之为古蜀人。

所以，可以认为黄帝对成都平原的土著族群有所了解，但并未正式统治，他仅仅只是娶了蜀山氏之女，并生下昌意、颛顼。《华阳国志》认为，颛顼才开始分封蜀地，「封其支庶为侯伯之国」。也就是说，从颛顼帝开始，古蜀人与中原人发生文化交流。按照五帝世系计算，颛顼为夏禹之前四代，25年一代，即比夏朝早100年，即公元前2170年左右。这正好是三星堆一期和二期的过渡期间（碳十四测定）。

《史记·五帝本纪》：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华阳国志·蜀志》：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按照《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可以看到，这个族群生活在成都平原已经太久了。具体有多久呢？根据《华阳国志》，开明为第五代蜀王，而第一代蜀王是在“周失纲纪”时始称王的，那就是平王东迁，年代约为公元前770年。往下追加五代为125年，即公元前645年为开明时代。那么，开明之前4000岁，即为公元前4645年。

公元前4000-5000年，已经有很广泛的石器文化分布了。分子人类学家应该可以给出古蜀人的父系单倍群类型。

夏代的三星堆族系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三星堆二期是受到黄帝部族的影响而形成的，时间约在夏朝建立前的公元前2170年左右，因此与原来的宝敦文化有了比较大的差异。

从夏代开始，文献终于有了更多线索。《史记·夏本纪》明确罗列了12个正式封邦，其中襃氏被多数专家考证为位于汉中地区，从而与三星堆有了交通可能性。除此之外，古籍所见的夏代之前的“有”字系封邦有苗氏，也开始与汉中、羌藏一带发生联系。因为按照《尚书》记载，颛顼、尧舜禹都征伐过三苗，并“迁三苗于三危”，又战三苗于荆襄。《后汉书·西羌传》又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徒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可见，有苗氏很可能在夏朝前的一百年里被迁徙到汉中、羌藏地区一部分，成为羌人

因此，夏人宗邦襃氏，夏之前的族群有苗氏，都可能在汉中、羌藏地区影响成都平原。

三、商代三星堆族系

但根据考古资料，三星堆二期也没有特别发达的东西。也就说，整个夏朝，虽然不断地有新鲜血液输入，蜀地却没有孕育出特别繁荣的技术文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夏朝的青铜文明本身也不是很发达。

真正的改变，可能始于夏朝灭亡。《尚书》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同时，众多夏人宗邦也可能被驱逐了。例如，根据后世《晋书·载记》，氐人符洪为“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是《夏本纪》明确记载的夏人同宗，曾因为争夺帝位而被夏启讨伐（即甘誓）。殷人建国后，当然有可能将夏人驱逐到远处，按晋书的说法，很可能就是青川藏地区，成为后来的氐族。另外，《晋书·载记》也说到羌人姚弋仲是“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是黄帝集团的封邦，也有可能被驱逐到这里了，成为羌族的另一支系。这就是为什么甲骨文不断地出现羌人牺牲的原因：他们与殷人一直就是仇家。

这场驱逐可能规模甚大，带来了更多的交流。另一方面，荆襄到川东地区，可能在商代出现了百濮的扩散。于是形成合力，文明突然得到推动，就形成了诸如后世的昔阝、庸、麇这类方国，再加上来自夏人的技术，就足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青铜文明体系。例如，昔阝地曾发现过商代早期青铜器（湖北郧县），麇地发现“锡穴”（今安城铜矿），都足以证明。

因此，三星堆文明鼎盛期的族群是多元的，以古蜀人为主体、夏人为领袖、羌氐先民和濮人为辅助。

最后

三星堆青铜器在技术上的特征是铅含量较高，硬度不强，不利于实用；其铸造工艺则与殷商一致；其艺术题材，明显以古蜀文化为主，如「纵目人」，有浩瀚而虚诞的想象力。其个别形制，又可能受到域外的影响，如权杖、日轮盘，更可能是横断山区河谷进来的印度-西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