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卿与寅丰毛纺织染厂（作者：黄振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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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卿

与

寅丰毛纺织染厂

黄振炳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

在无锡有两大私家花园，一家是荣家的梅园，另外一家就是王家的蠡园。前者是赏梅佳境；后者则是消暑胜地。王禹卿曾有评说 : “梅园傍山而建，蠡园濒湖而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取所需嘛。” 荣、王两大家族在上海滩同舟共济，砥砺前行，创出一片新天地。1932年，王尧臣的三子王云程与荣宗敬的三小姐荣卓霭成亲，荣家与王家联姻互成亲家。

▲王禹卿，民国著名实业家

王禹卿 ( 1879—1956 )，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有一位兄长叫王尧臣(1876—1956)，比他大三岁。荣氏家族在上海靠面粉发迹，两年后再着手纺织，荣氏兄弟(荣德生、荣敬宗)的成功或者说成就，绝对离不开王氏兄弟(王尧臣、王禹卿)和浦氏兄弟(浦文渭、浦文汀)这两对铁杆搭档。三姓六兄弟，三足鼎力，在中国实业界面粉、纺织这一块，可以说称霸一方。

王禹卿的祖父王云亭，早年在苏州开南北货铺，后因生意清淡，就关了铺子，投吴县衙门当了差。父亲王梅森是乡里私塾学堂的教书匠。王禹卿幼小在父亲的学馆里读书，父亲见他心思在在读书上，便指望他将来能在经商上有点出息。故在他14岁时，就让他去了上海，在远房亲戚开的胡亦来煤铁油麻店当学徒，18岁升外帐。1902年进到沈元来油麻店，负责销售工作，他在争取客商、招揽生意方面才能出众，后被恒来油麻店看中，延入该店，派他去烟台、营口、天津等地推销商品，并代无锡保兴面粉厂销售面粉。

保兴面粉厂是无锡荣氏家族所开办，王禹卿成了该厂 “ 飞虎牌 ” 面粉的 “ 销粉好手 ”。1903年他被荣宗敬挽入无锡茂新面粉厂工作，派至黄桥麦庄任会计兼司函牍，不久仍派赴烟台、营口等地推销面粉，兼销进口美国面粉并经营汇兑业务。翌年底，被聘为茂新面粉公司销粉主任，后又任茂新驻天津分销处主任兼上海裕大祥号天津分号经理。1908年，裕大祥号投机失败，牵累茂新，经王禹卿与各庄联系，立据担保，负责归还欠款，使茂新渡过了难关。1912年，王禹卿与茂新办麦主任浦文汀打算自立门户，拟在沪合开面粉厂，后因资本不足，与荣氏兄弟商议合伙投资，共集资4万元(其中荣氏兄弟2万元，浦氏兄弟1．2万元，王禹卿0．8万元)，在上海开创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为总经理，王尧臣为厂经理，浦文渭任厂副经理。1917年王氏兄弟添股份1万元，与此同时，王禹卿在茂、福、申新总公司出任面粉营业部主任。这是王氏兄弟共同经营福新面粉厂的开始。

王禹卿销粉有方，他上任销粉主任后，即使用使用原无锡茂新的“绿兵船”牌面粉商标，由于该兵船商标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德生、荣宗敬兄弟1910年创立的名牌面粉商标，是我国商标注册史上的第一号商标，在营销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故他第一年销粉就盈余3．2万元。兵船牌分为绿、红、蓝、黑四种颜色。绿色使用于顶上面粉，其余依次分用红、蓝、黑三种。此时其兄王尧臣亦辞去华兴面粉厂销粉职务，来到福新，接任福新一厂经理。1914年至1918年恰是 “ 一战 ” 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良机，特别是面、纱等业，莫大获利倍蓗。福新厂面粉一问世，即销路大畅，荣氏家族也抓住机遇，迅速扩展壮大。正如荣德生所说 : “ 我们在欧战中的发迹，基本上都是靠面粉厂赚来的，那时纱厂方在发展，需要 ' 下本 ’ 呢！”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一辑 ]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2月版，页241 )

1920年，福新已扩充至8个厂。其中以福新七厂规模最大，日产面粉1．4万包。王禹卿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兼福新七厂副经理(初任经理)。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一厂与三厂经理、福新七厂驻厂经理，后由他儿子王云程继任。王禹卿精明干炼，善于经营，兄弟俩互尊互让，合作无间。此时的荣宗敬虽为茂、福、申新总公司总经理兼所属各厂的总经理，但随着他在申新纺织企业上规模越来越大，摊子越弄越多，其精力也主要投到纺织及资金调度上了；其兄荣德生亦主要在无锡管着申新三厂和茂新各厂，上海的福新面粉事业也就由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俩完全掌管把控了。

1920年，王禹卿看到欧美各国经营交易所之风大炽，为便于厂商控制原料与产品价格，于是便怂恿和协助荣宗敬联合同业王一亭、顾馨一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后更名为 “ 上海面粉交易所 ” )，规定 “ 绿兵船 ” 牌面粉为市场标准粉。次年，他与荣宗敬又在上海创办华商纱布交易所，并购得两个经纪人字号，经手买卖纱布、证券等业务。1927年，他耗资20多万元，在无锡五里湖旁构筑蠡园。他还在无锡还有投资，曾开办云裳绸布庄。1932年，其兄王尧臣投资10万元，在无锡迎龙桥堍创办康裕布厂，至抗战前该厂共有布机335台，以后续有增添。1933年，申新纺织系统发生经济困难，福新各厂从茂、福、申三新总公司分离出来，另行成立福新面粉厂总公司。王禹卿自任总经理。1934年，在申新系统经济濒危时，他曾一度担任茂新、 福新、中新总公司总经理。日军侵占上海后，福新系统的第一、三、六厂皆在敌占区，损失严重；第二、四、七、八厂处于租界内，颇有盈利。

王禹卿一生精明过人，纵横捭阖，目光远大，信奉的理念是，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他除了致力于面粉业，还积极投资纺织业。1936年，由王禹卿、王尧臣、王云程等人筹资50万元，开始创办正明棉毛织厂。时有棉纱机150台，初仅购日本毛纱附带织造哔叽、马裤呢等。1937年上半年，因业务发展需要，王禹卿在闸北光复西路开设新厂，扩充毛纺设备，向国外添购精纺锭2000枚，毛织机数十台及染整机器全套。因为是王氏家族自己创办的工厂，王家各房各支及亲戚非常拥护，纷纷前来投资认股，王禹卿投资最多，被推出任董事长，其他重要股东有王尧臣、陈梅芳、陆辅仁、王云程、吴昆生、王亢元、王云海、曹启东、曹王秀芬、王韩钟秀等。

▲昌化路1166号寅丰毛纺织染厂，1939年摄

正当新厂筹建一切顺利推进之时，抗战爆发，风云突变，施工中的新厂遭战火侵袭，建厂工作嘎然而止。但向国外所购的毛织机战时已先运到，只得另租东京路(今昌化路)1166号福新面粉四厂的新仓库安装新机，并改变原来的业务方针，售去布机，撤销棉织部分。“ 1938年上半年，纺绽和染整机也陆续到齐，成为一个 ' 全能的 ’ 精纺专业工厂。资本由50万元增至80万元，更名为寅丰毛纺织染厂。” (《中国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页118页 ) 因开厂之年是农历丁寅年，故取名为 “ 寅丰 ”。时该厂资本20万元，由王云程任新厂经理，具体掌管经营业务，厂长是聘请留英回来的纺织专家唐孟雄，吴昆生和施复侯任监察。

抗战初期，上海 “ 租界 ” 成为世外桃源，外地富豪和工商资本家视这里是做寓公及经商的理想选择，大批乡绅富贾纷纷携带家眷及巨资以及劫余物资进驻 “ 孤岛 ”。另外，周边及外省因躲避战火而倾家荡产的大批贫民，也大量涌入租界谋生。“ 游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及市场消费的增加，凑成了当成上海 ' 租界 ’ 工商业畸型发展的客观条件，因而新开出来一批工商企业。” (《中国民族毛纺织工业》，同上，页117页 ) 由于上海孤岛时期市场物价高涨，毛纺织业出现畸形繁荣，寅丰厂在1938年8月建成投产后，生产走向正轨，原料采用澳洲进口羊毛毛条，生产哔叽、直贡呢、华达呢、马裤呢、西装呢、大衣呢、女色呢、海力司等多种高级毛料，每天生产各种呢绒达二千码，产品投放市场后客户倍受欢迎，大部分售予当地各呢绒号，小部分直接售予客帮申庄，运销各地。由于该厂所出产品质地优良，所以在国货经销中，该厂的呢绒是唯一获得免税运销资格的。

▲寅丰毛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941.11.1

在1938年至1941年三、四年之内，上海新开了一批毛纺织厂，增添了大量的设备。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毛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罕见，在当时上海的各种工业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在1939年一年内，寅丰厂全年营业额约300万元，获利约100万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料来源断绝，生产渐至萧条，为寻找出路，寅丰厂增添了粗纺机器，设分厂于天山路，出产呢绒。至后，分厂恢复生产，设备更新，又是产销两旺。“ 1942年，章华、协新、寅丰、元丰等四家实力雄厚的精纺厂联合创办了中国毛业公司。设事务所于广东路122号，经营羊毛类物品制销及羊毛业务，设第一厂于康定路，第二厂于归化路(今昌化路)，共有粗纺锭1000余枚，专纺粗纺毛纱。” (《中国民族毛纺织工业》，同上，页 128页 ) 王禹卿的寅丰毛纺厂与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唐君远的协新毛纺厂、唐晔如的元丰毛纺厂齐名，是当时上海精梳毛纺织染全能厂，在行业中具有龙头地位，也见证了上海在这一特殊时期毛纺织工业的发展轨迹。抗战胜利后国外羊毛来源缺乏，该厂购买囤户手中的人造毛、绢丝、国毛等，纺制精纺花呢，维持生产，不久转为精纺工厂。“ 1947年资本达15亿元，经理为唐孟雄。该厂主要出产财神、虎牌毛纺织品。” (《近代上海工商业概览》，上海市档案馆1992年编，内部发行，页 47 ) 一年生产呢绒可达30万码，资本在1949年增至7500万元。

▲寅丰毛纺织染有限公司1944年“福利图”商标审定书

在抗战胜利后，寅丰毛纺织染厂曾制订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规划，包括建造新的办公楼和新的职工宿舍。1947年9月24日，寅丰厂与华基建筑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委托该公司为之设计图纸。新的建筑物包括钢骨水泥办公厅一座、职员宿舍一座、女工宿舍两座、男工宿舍一座。1948年3月16日签订施工合同，到7月全部工程即告竣工。新的办公厅和职员、工人宿舍造好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招兵买马、扩大生产，大环境变化了——解放战争打响了，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很快渡过了长江，上海解放在即。上海纺织业的老板们纷纷打包南下香港和台湾，王禹卿这时想把寅丰毛纺厂搬到台湾，但是已经来不及了。1949年5月初，寅丰毛纺厂还致函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告知寅丰厂拟在台湾筹设分厂，兹交新上海轮装往基隆机器81箱、毛条37包，自用并非贩卖，特致函申请免缴纳营业税。同业公会也已复函同意出具证明，但此时距离上海解放只有十天时间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组织工人纠察队开展护厂斗争，资本家拆机器迁厂行为受到阻止，在这种情势下，寅丰厂是注定走不成了。

1950年8月，寅丰毛纺厂接受国家加工订货。1951年，上海市私营企业财产重估评审委员会对该厂的初审核定重估财产值总额为391.3万余元。1953年10月该厂成为首批承接出口苏联呢绒任务的企业之一。1955年5月31日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批准寅丰毛纺织染厂进行原地技术改造，核定投资345.4万元人民币，更新毛纺设备1600锭1套，单滚动蒸呢机18台。是年8月，长寿路1471A号鸿发仁记毛绒纺织厂与新会路295号的大陆毛纺染厂一起并入，同年11月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易厂名为上海第十毛纺织厂。1979年7月又恢复寅丰毛纺织厂原名。解放后该厂拥有精纺锭5180枚，织机100台及全套染整设备。生产全毛华达呢、薄花呢、锻背华达呢、派力司、凡立丁、女衣呢、直贡呢和混纺呢等产品10余种。年产量135万米，年产值2382万元，外销占产量的50%。其中84252 “ 鹦鹉 ” 牌全毛派力于1979、1984年两次获纺织部金牌；JF359女衣呢于1980年荣获纺织部产品奖；DFF01等单经单纬美士林于1983年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奖，并填补我国纺织工业空白。

王禹卿在上海解放前夕，与继配侯铭仙一同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于1965年5月在港病逝，享年86岁。在他离沪之前，自感年事已高，将福新系统的掌控大权交由荣德生四子荣毅仁管理。王禹卿是老上海商界打拼的成功典型。人们把这位荣氏企业的得力干将与共患难的合伙人，称作近代上海的商业奇才。后人对于王禹卿的商业才能作出由衷的评价，其经营谋略在当今商场依然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典范。他的出众才能与品格精神，浓缩了近代沪上的工商繁荣史。而另一方面，王禹卿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品位同样值得推崇。王禹卿60岁之后，醉心于中国书画，与江浙一带许多有着相似人文理想的书画家交好。历经战乱奔波，他无法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古玩全部带在身边，至终老却与近代文人书画相伴左右。在当今的收藏市场，流传着不少有王禹卿上款的名家书画，从其绘画水平及用心程度上，不难看出王禹卿的艺术品位。张大千是他最为欣赏的画家之一，1936年的一幅《醉翁亭记》是王禹卿在战乱时带往香港的珍藏。今日看来，珍贵的书画作品之外，见证着老上海商业奇才与艺术大家的精神交流，也是王禹卿商场之外生活情趣的最好诠释。

▲东平路10号始建于1939年，1940年完工，大昌建筑公司设计，西班牙式花园住宅，这里曾是王禹卿先生的旧宅。这位书香门第成长出来的上海商界传奇人物，也是醉心文化艺术的收藏家。

无独有偶，其独子王亢元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一生也酷爱把玩收藏。他爱脚下这块哺育他成长的土地，选择了留守上海。被沪上称之吝啬 “ 小开 ” 的他，本可荣华富贵坐享其成，却选择清贫自守，几乎将父辈留下的家产，都投资到终生无悔的文博收藏中，与文玩相伴一生。王禹卿名下资产难以计数，光是当时留给王亢元的房产就有152处，从上海静安寺旁的久光百货公司开始，一直延伸到常德路一带，沿路上的房产都是属于王家的。他从不抽好的香烟，只买市面上最最蹩脚的香烟——劳动牌。他穿衣服也不讲究，随随便便的。他住在父亲留给他的东平路10号，后门是衡山路1号，对面东平路9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 “ 爱庐 ” 。他一共娶了3房太太，每房都养了5个子女，一共6个儿子9个女儿。王亢元一生爱国，终生未穿过一件洋装，只穿中式服装和中山装。解放后曾有机会去香港见了父亲，也是去了就回，不愿留在香港。1979年，国家落实政策返还抄家物资，王亢元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遭受的待遇而有什么不满，相反，他把他所收藏的历代书法1000多件，以及不计其数的碑帖及珍品钱币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他先后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他心爱的钱币藏品。第一次捐献了98枚，其中金币12枚，银币83枚，都是珍稀之品（捐献中的有些金币、银币，现在的市场价都在100万以上）。第二次他捐献了湖南、鄂豫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的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皆为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他说，只要国家需要，博物馆所缺的钱币，他都愿意无偿捐献。“ 文革 ” 以后，王亢元移居无锡，在那里过着比较淡泊清静的生活，甚至连荣毅仁要安排一个职位给他，也被婉拒了。王亢元晚年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捐献给国家，并立下遗愿，要将自己的骨灰也洒在太湖中。1990年6月5日，王亢元不幸逝世，他家人按其生前所嘱，将他的骨灰洒入到蠡园的蠡湖中，就此了了他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夙愿。

来源：“普陀收藏”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