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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132页 “杨柳”是周作人给大一学生出的作文命题，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新文学精神带到国文教学中，反对学生做滥调古文，主张贴近生活，认为赋得杨柳就是好题目。同时还提出国文不是国学，不要弄到哲学和文学史的范围里去。命题和阅卷之余，他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杨柳》，当时发表在《独立评论》1935年第149期，现在周作人的作品集子里，也很容易找到，这里就不再占用篇幅了。 本篇要介绍的，是我对《杨柳》的导读与研究，研究的结论是：周作人也曾教过大学国文课，是“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系列中的一员。这是我的独家发明，这一发明的价值远远超过现在研究鲁迅周作人的一些琐碎文章——譬如考证某日买茶叶几两——谁说大学语文的研究没有价值呢？整理成论文发到“核心期刊”也是有资格的。下面是本篇“导读与研究”的内容。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教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翻译和写作。有自编文集二十八种。 本书收论文为主，此文以今天的文体标准看，谓之随笔则可，谓之论文则不像。然而周作人关于“论文”的概念原就与人不同，他那篇著名的《美文》云：“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按这标准，《杨柳》岂不就可算是“美文”性质的“论文”？这是本书录入此篇的一个理由。 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作人是与“大一国文”较少关系的，甚至是直接拒绝与“大一国文”发生关系的，这从他最早应邀到北大教书时的反应便可证明。据周作人晚年回忆：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便即留下…… ” 五年后，又经胡适介绍去燕京大学兼课，虽然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新文学组的功课，但是和北大预科国文又几乎没有不同，日后周作人在《关于近代散文》一文中回忆说：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我被这新字所误，贸贸然应允了，岂知这还是国文，根本原是与我在五年前所坚不肯担任的东西一样，真是大上其当。这不知怎样解说好，是缘分呢，还是命运，我总之是非教国文不可。 ” 可见尽管拒绝，终于还是教了这预科国文性质的课。而且根据冰心的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或许真的就授过“大一国文”课呢，她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回忆说：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 这岂不是说另外那些能听懂“江南口音”的学生的“大一国文”课就由周作人等先生来教了吗？这或许就是《杨柳》中所说“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 除了燕京大学，这篇《杨柳》提到的教学经历还让人猜测和北京女高师（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大一国文”课也有关，因为文中说到学生用的都是“她们”： “我平常不大出题目，这些学生觉得不便，叫她们自己出呢，大抵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类的大题目，文章又照例是空泛的。劝她们改做小题目，改用白话试试看，做成之后作者自己先觉得可笑……”（《杨柳》） 周作人从1920年9月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虽然聘他的时候是要他开 “欧洲文学史”，实际上他在女高师的这些年里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其中就包括作文的教学，而该校本科一年级的国文课即名为“国文讲读作” ，这让人有理由猜测文章中说的“她们”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 下面先分析一下这篇《杨柳》的内容。案周作人年谱1935年4月记： “本月 作《杨柳》，载5月5日《独立评论》第149期，署名知堂，收《苦茶随笔》。本文针对学校国文考试中多有'古学或策论的试题’，而主张'要考学生的国文程度须得赋得杨柳’，因为'题目平易则人人各尽所能，各人可以写出一篇来，各人的能力大小也都可以自在地表现在里边，写的不大苦，看的也很容易’”。 这段话大致说明了《杨柳》的主旨。今人也有注意到的，如傅孝先的《闲话杨柳》，就提到： “杨柳是一个相当难写的题目，然而散文家周作人认为如果用它做试题，应该最能测验出学生的作文程度。这个建议相当有趣；当然不是非用杨柳不可，草木花卉鸟兽鱼虫等历来咏物的题目都可发挥同样的作用。多年前我教文科大学生的修辞作文一课，曾以'苍松’命题，要学生作文，结果差强人意。这种题目可以测出学生驾驭文字的能力，想产生好文章却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创作牵涉到的不仅是修辞造句的问题，更有关见解与杂识。大学生年事尚轻，阅历有限，有些人只能写出内容空泛或类似实验报告的作品。 ” 周作人《杨柳》中还有一些话是表明他对于大学国文课定位的意见的，也很重要。他说：“所谓国文，特别在考试时，干脆地一句话实在即是作文，即现今通用文字的应用。”这是何等的简约，比较我们今天争论的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人文”“语言文化”等等，夹杂不清，和周作人的意见相比，岂不统统都是庸人自扰？周作人自己就是国文写作的高手，所以教起来得心应手，在文章中介绍教学经验说： “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所得的结果可以分两点来说。一，作文练习是很有实效的。老实说我实在是很懒惰的，学生作文我未能一一细改密圈，不过稍为批点，指出它的佳处或劣处罢了。到了一年末了，除了本来中了古文毒不能写的之外，进步显然，就只这二三十次的习作并不靠删改的帮助已经发生效力了。”（《杨柳》） 当然要做到这一条也并不容易，因为一个班有三四十名学生（前面冰心说到的），一年内二三十次的习作，就要批一千多本作文，作者又在多处兼课，工作的辛苦可以想见。他的第二条经验是反对做古文，他认为做古文的学生是学不好国文的。这两条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都有借鉴的意义。除了这两条，周作人此文应该还有更深的用意在的，1921年他写《美文》，1922年他兼任女高师国文教员，自然会把这文学创作上的号召，直接试验于国文教学，培养学生参与到这“美文”创作中来。这样看来，北京女高师在那个时候涌现出苏雪林、庐隐、冯沅君、程俊英、石评梅、陆晶清等一批女作家，是否与作者的引导也有若干关系？虽然还只能是猜测，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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