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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春秋》是史书、经书、王书、礼书、刑书、政书、宪书云云，皆是就《春秋》之某一特色和优长而表出其某一体某一用。 程颐曾认为：“《诗》《书》《易》言圣人之道备矣，何以复作《春秋》？盖《春秋》圣人之用也。《诗》《书》《易》如律，《春秋》如断案；《诗》《书》《易》如药方，《春秋》如治法。”（《二程集·春秋录拾遗》） 马一浮也指出：“《易》本隐以之显，即是从体起用。《春秋》推见至隐，即是摄用归体。故《易》是全体，《春秋》是大用。”（《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 程、马之论，皆突出了《春秋》之为用，但弱化或遗失了《春秋》之大体。 事实上，《春秋》非一体一用之书，亦非以他经为体、自经为用之书。司马迁说“《春秋》成文数万，其旨数千。万物散聚皆在《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 即是说，尽管《春秋》只有短短数万字，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原理和意义，经纬天地、范围万物。 《春秋》“奉天”，尊上帝也，这是神学论；《春秋》“奉元”，元本体也，这是本体论——兼有奉天神学和奉元哲学的学问，是关于“永恒法”即统御宇宙自然的学问，亦即是有大体和本源的学问。 至于《春秋》之用，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治理国政、平治天下，举凡人伦物等无不在范围之中，因此是治理人事人伦的“自然法”。[1] 董仲舒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春秋繁露·十指》）又说：“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春秋繁露·精华》） 《春秋》能“无不有”和“尽天下”，所以是有体有用且自有体用之书，而《春秋》学则是儒家的全体大用之学。 [1] 此处关于“永恒法”“自然法”的描述，借用了米湾兄与我讨论《春秋》体用问题时的说法而略有修润之。不敢掠美，特此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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