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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制的人文特点与社会学价值 ——读许光灿的历史小说《钟祥大明三藩王》 一 近年来，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 呈现一派繁荣苍翠的景象：钩沉史料，还原场景，描绘人物，演绎人性，臧否春秋，资鉴现实，为当代文学创作的艺苑增添了一抹独特靓丽的色彩。如《明朝那些事儿》、《大唐兴亡三百年》、《三国机密》等，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甄嬛传》、《芈月传》、《大秦赋》、《清平乐》、《山河月明》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影视等，它们的表现手法或演义、或立传、或穿越、或虚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和休闲心态，也在文化熏陶和审美观照方面，给受众带来一种沉浸式的情感体验与人文反思。 近月来，我沉迷于一本历史小说《钟祥大明三藩王》。该书由湖北社会科学院钟祥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许光灿所著，全书48万字，分为三部分共113章回。作者在系统收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用传统的章回体结构，以散文化的笔触对明代钟祥三位藩王的事迹进行了演绎，朴实而细腻地再现了三位藩王在宫廷和藩国的生活全景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为何在湖北钟祥会出现三位藩王呢？ 首先，从历史文化地位来看，钟祥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文字记载历史2700多年。春秋战国时称为郊郢，系楚国陪都，后期曾为楚国国都。1531年，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取“风水宝地，祥瑞所钟”之意，赐县名“钟祥”，升安陆府为承天府，与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并为明朝的三大直辖府。 其次，钟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丰赡。在历史上，该地曾先后别称郊郢、别邑、石城、安陆和长寿等名。文人墨客青睐此地，如宋玉、莫愁女、伍子胥、王维、孟浩然、李白、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袁中道等680多人次，为此地留下了诗词歌赋与民谣传说，明显陵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册封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该地古文化遗址27处，古墓葬78处，古建筑15处，古石刻2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8处和144处。《全国名胜词典》中收录该地文物遗址显陵、元祐宫和白乳高僧塔3处。 其三，该地比较优越的地理环境位置，交通便利。该地处于汉江平原北端，沿江上溯直达湖北襄阳陕西汉中府，下游可达武汉进入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5.9℃。 由此三点可知，历代帝王将钟祥视为接喜纳福之地，也不失为一种富有战略眼光的选择。 二 钟祥被封为“帝王之乡”，是有其历史记载、文物考古与文脉传承依据的：从公元1368年至1644年，在276年间明朝大兴封藩之制。据统计，明代共有藩王220余位，湖北先后有44位藩王受封，成为当时藩王最多地区之一（仅次于河南），而荆州有10位，钟祥就有3位被受封藩王。 郢靖王朱栋：系明朝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四子，他3岁受封，20岁就藩于郢州7年。因为只有3个女儿，无儿子，其郢王藩位被废除，于27岁病逝，墓葬于钟祥九里回族乡三岔河村。 梁庄王朱瞻垍（ji）：系明朝高宗朱炽第九子，14岁受封，19岁就藩于安陆府12年。其正妃纪氏“早夭”，魏氏被册妃，只生育2女，王藩位被废除，于30岁病死，墓葬于钟祥长滩镇大洪村。 兴献王朱佑杬：系明朝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其11岁受封，18岁就藩于安陆府26年，距梁庄王去世已经53年。其生育二女二男，仅存活一个儿子朱厚熜，即嘉靖皇帝。朱佑杬于43岁去世，被墓葬于钟祥城东松林山显陵园区。 由此，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藩王的基本内涵：藩王即藩国之王，又称蕃王，是在地方官吏与天子之间的统治者，相当于古代欧洲的贵族阶级。明朝太祖朱元璋大封宗藩（其有26个儿子），令其世代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虚拟其兵权和政权），亲亲之谊甚厚。在中国历史上，其受册封者，一般为宗室成员（如嫡出或庶出的异母兄弟）、军功功臣或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但在名义上仍然未独立的地方势力首领（如明末吴三桂、尚可喜等人），或由天子册封统治其地区的统治者，如朝鲜国、倭奴国、暹罗国（泰国）、缅甸国等。 由于朱元璋主持编纂的《皇明祖训》的严苛要求，明朝所受封的蕃王，也可因为无儿子继位、靖难之役、夺门之变、僭越等级、奢侈浪费等情况而被废除蕃王之位、降职废为庶人、罚减俸禄、削除护卫等等。其目的还是为了巩固皇权，训诫后世子孙。作为明朝的盛典，全书共13章，分别为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宫、职制、兵卫、营膳及供用。它是研究明初政治和各项制度，特别是洪武时期的职官、亲藩、后妃、宦官等制度的重要史料，对研究明朝朱元璋的思想体系和伦理观念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蕃王制并非明朝的专利。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大禹的儿子启继位，大概由此开启了册封“世袭制”家天下的先河。朱元璋生育25个儿子，一个儿子夭折外，其余24个儿子全部封王，镇守全国各地。由于其长子、次子和三子的意外去世，他只好把皇太孙朱允炆立为皇权继任者，由此为册封的燕王朱棣（朱允炆的叔叔）提供了削藩夺权的机遇和可能。后来朱棣顺利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由南京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曾废除分封制，清朝实行的是理藩制。藩王制的历史功过和是非判断，留待后人评说。 三 《钟祥大明三蕃王》一书，只是撷取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一个蕃王制横截面的形象化展示，一种地域文化研究中的文学印证。从其文本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文化的六大人文特点。 一、主仆关系，严苛森严，约定成熟。 总的来说，就是皇帝与皇后，皇帝与皇太后，太子与侄叔，父与子孙，兄弟姊妹之间，亲王与蕃王之间，嫡生与庶生之间，这是第一层宗族关系范畴。还有君臣关系，亲王与侍女关系，蕃王与太监关系，皇后与妃嫔关系，妃嫔与侍女的关系，宗室与外戚关系，文官与武将关系等，这是第二层社会关系范畴。还有朝廷与地方关系，内殿与后宫关系，官员与庶民关系，三宫九院之间关系等，这是第三层的管理关系范畴。这些关系的制定运用与调整完善，是在皇权的威慑和历史的传承中逐步走进现实社会生活的，并且在这种无形的关系藩篱中人人难逃其个人宿命的束缚。 二、政治秩序，顶层设计，服务统治。 一是储君制。朱元璋在开国25年后，借助为其祝寿皇亲聚会之际，为其皇孙朱允熥立为吴王。举行隆重仪式，让其受印玺立金册迎叩拜。按照制式规定，当天的祝寿宴和储君宴同时举行，并且皇帝与储君、宗室与勋爵百官的菜肴按照身份进行分配。 二是封藩制。朱元璋信奉“非我儿子，必有异心”的信条，几乎把跟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将杀光。封藩制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为了避免皇子争储。其中亲王都是朱元璋的亲儿子，而郡王则是他的侄孙。燕王朱棣进阼登基后，吸取历史经验对封藩制进行了改革，对蕃王权利进行了大幅削减，实行“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皇子封藩之后必须要离开京师不得随意进京。亲王就藩，由太祖时代是为了戍边到后来却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悲哉？ 三是儒学教化制。亲王被册封蕃王后，由于其年龄太小，大都是十岁左右的孩童（最小的郢靖王朱栋三岁受封），因此，利用儒学教化，出阁读书于十王堂，由翰林进士或教官、监生为亲王传授儒学经典，就成为他们的必修课。其内容为四书五经，兼学诗词、书法等；形式为读书、背书、听字和写字。时间上一般半年左右才能回宫一次探亲。如兴献王朱佑杬因学习成绩优异而单独开小灶，学习待遇超先例，还配备了亲军护卫1700多名负责安全保障。事实证明，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即个体通过经典传习、礼乐教化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受”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的调适和转向（北京大学教授李景林语）。 三、礼仪制度，名目繁多而冗杂，程序繁琐而规范。 一般由大儒宋廉和方孝孺等人制定，其费时费力费财，令后人咂舌不已。如进阼登基礼、亲王加冠礼、皇帝祝寿礼、亲王册封礼、上朝议政礼、亲王就藩礼、亲王选妃礼、祭奠先祖礼、上书奏请礼等。 如该书第一部第19回中，描述了朱棣为其亲王五兄弟实行加冠礼的过程：制定了51对仪仗，配备了象辂专车，制作衮冕诸服（衮服上衣绘有五章花纹，下裳绣有四章花纹，冠袍巾丝绸发簪梳子篦子等一应俱全）。然后经过三次接受网巾、翼善冠、冠冕等，亲王将“圭”插到腰里，并且接受礼酒和皇帝的祝酒词，礼仪方才结束。 还有祭祀先祖礼，祭祀前三天，皇帝不喝酒不吃荤。由武将持金鞭、罡铜、兵器、旌旗、宫扇、伞盖、金八件仪仗器物开道，礼部乐手62种乐器组成中和韶乐，献上太牢（牛羊猪），再祷告、上香方才结束。 在该书第三部第15回和第16回中，兴献王朱佑杬的就藩之国路途中及到达安陆府（即钟祥）后的礼仪，更是描述细腻栩栩如生。出发前，兴献王赴天寿山的五位帝陵行礼，告别先祖。皇帝朱祐樘赠送贵重礼物（如训章、秘书、宝剑、廐马、珠袍、辂车、祭器和弓矢等）。其就藩路线选择水路，从京杭大运河——长江——汉江北上，历时近5个月，于1495年（弘治八年）二月初四到达安陆州。其动用船只900艘，用车1500辆，军校按照两人一车标准发给补贴。沿途在南京祭祀朱元璋孝陵，两次（龙江县和黄州）遇见慈乌鸟成群盘旋于船队预测为吉兆，在武昌黄鹤楼即兴赋诗。到达安陆州的汉江码头，知州率领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城内万人空巷。对护送返京官员表示感谢赋诗一首。 亲王迎亲婚礼仪式浓墨重彩。亲王的册妃由皇上选定，迎亲礼为“奠雁礼”，婚礼为“合卺礼”。一般有六个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四、专制集权，人治法权草菅人命，削藩平乱百姓遭殃。 在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由来已久。专制主义是就决策方式而言，是指皇帝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个人专断独裁，帝位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而中央集权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是指中央统率地方，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完全服从于中央。 其萌芽阶段为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秦朝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后，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到了西汉得到巩固，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其完善于隋唐时期，推行三省六部制，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实行科举制，使得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其加强于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手段，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利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其发展于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强化于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废除丞相，后仿宋朝殿阁制设立内阁。在地方废除行省，设立三司，削弱地方势力。明朝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其顶峰于清朝，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来增设军机处，政治权利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同时大兴文字狱，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 通过以上历史进程中政权体制演变的梳理，可以发现历代皇帝建立专制集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于稳定。其基本矛盾，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皇权与相权的政府内部矛盾。其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回避和显而易见的：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和腐败现象；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钳制了思想，压抑了创造力；助长了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之风；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比如，该书中不少章回描绘了妃嫔侍女殉葬制的荒唐和残忍。因为皇帝驾崩、亲王夭折或蕃王病逝，而其年轻的妃嫔和侍女也必须陪葬：或者令其喝下毒酒，或者自缢而亡。对于女权的生命权生存权视为草芥，其专制残暴的恶果可见一斑。 在这种专制集权制度下，亲王之间、蕃王之间的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此起彼伏暗流涌动防不胜防，削藩平乱相互残杀屡见不鲜，最终结果是百姓承受其灾难。而妃嫔之间、侍女之间的争宠暗斗，也是异彩纷呈好戏连绵不绝。如皇太后张婉月与贵妃郭妗姒之间的嫉妒争宠演变为陷害逼迫郭氏殉葬；还有兴献王侍女胡寄柔与姚听风之间的争宠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宫廷戏剧的演绎，表面上看是一种荣华富贵风光华丽的人生风景，是一种上流社会淫逸糜乱生活的形象图鉴，其实，它是一种人生的别样选择与图解，是一种人性的无奈展示与呐喊，也是一种人格的残暴践踏与侮辱。说到底，无数人间悲剧或正剧的演绎，都是专制集权制度下的牺牲品或副产品而已。其留给当代人或后人的印象、记忆、震惊、声讨、批判和反思，将是一种振聋发聩刻骨铭心的情感刺激与灼痛。因为，我们每个家庭中都有母亲、妻子和女儿，所以，对于陪葬制这种令人发怵千夫指的行径，每每读到这些故事情节，其心境是一种拔凉拔凉的凄楚与同情、悲悯与愤怒。 除了以上的人文特点，还有宫廷建构的恢弘富丽，亲王或蕃王中部分人的文化底蕴与亲民爱民举措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四 时间的流逝，总会在历史的河床里留下些许沧海桑田的印记。而史料、传说、演义、小说、遗址、古迹、文物等，就是印记的化身与符号。可惜的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记载与流传中，大都是被专制集权的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把持。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和编纂权，并且按照自身的统治逻辑与文化奴役之需要，或真实地记录部分史料，或半真实半虚构部分史料，或以避讳的方式甄选事件与人物，或以春秋笔法注入史官的臧否态度与情感。一般而言，史学家对于《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评价颇高，为后人透过时代的烟云回眸并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佐证。 《钟祥大明三蕃王》一书，再现了三段历史人物的行动轨迹与人文特色。虽然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小说，故事情节的演绎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人物形象的刻画还不是那么丰满，时代环境的描述还不够典型，但是，其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勇气可点可嘉，其为地域文化的研究贡献心血的努力令人敬佩。 那么，该书的社会学价值表现在哪里呢？ 一是人治与法治的纠结和教训。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方面与“独尊儒术”有关，而排斥了法家的有关理念。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释道法等“九流”学派（《汉书·艺文志》）粉墨登场异彩纷呈，以管仲、李悝、吴起、商鞅、慎到、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学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这与儒家的以德治国恰恰相反。另外一方面以皇权的大一统思维定势与现实既得利益有关。若大权旁落他人或他族，所打下的江山怎么能够固若金汤惠及子孙呢？皇权的一言九鼎所展示出的威严、威势和威力，是一种人生快感的获得，也是一种政治博弈的需求。不过，它最终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悲剧结局，有时往往掩盖了正统时期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成就与口碑的界定。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及法治思想等多方面。如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而明朝时期的人性观，主要还是强调忠孝两全，培养奴才性格，惟上是听，即对皇上的绝对忠诚，对宗族长辈的绝对孝顺。这样，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使命，就是对上负责，而对百姓视为蝼蚁和草芥也就不足为怪了。 该书中的三位蕃王是怎么做的呢？本来，按照《皇明祖训》要求，“王府不得参与地方政务”，但是，蕃王从小接受的儒学思想“民贵君轻”，也给他们为当地百姓行德施善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梁王朱瞻垍10岁时，随着迁都南京至北京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途经山东兖州府的邹县河段时，看见百姓采集草籽充饥，内心十分震撼和同情。于是，他就上奏请求朝廷赈灾济民。因为营建13年的北京新皇宫被大火烧毁，皇帝朱棣迷信此为引起了天怒人怨，下旨停办生日朝贺的万寿节，免除拖欠的税粮、“课程”、盐课、马革和受灾地区的粮草贡赋（第二部第4章回）。 而兴献王朱佑杬就藩后，厉行节约，宫内生活严禁浪费，与州衙一起出资修葺学宫。于1382年（洪武十五年）在宋玉住宅旧址上新建，其规模宏大，有棂星门、礼门、戟门、文庙、祭器库、明伦堂、正殿、东厅、西厅、敬贤祠、启圣祠、训导宅、教授宅、更衣殿、省牲亭、泮池和宋玉井等。他发现当地庶民崇尚巫觋、轻视医药之风盛行，于是，他亲自督办州府采取措施，教化民间医者，安排专人收集民间偏方，并资助周文采编撰三本医书付梓刻印成籍，还为此书作序跋（第三部第19、20、21章回）。还有兴献王资助当地在洪涝灾后修筑汉江堤坝、帮助佃户购买耕牛和种子、加固城墙防止“流寇”攻入、悬赏奖银济灾民等。 蕃王这些善举，也许赢得了百姓的感激涕零和朝廷的褒奖，也许是蕃王的儒学文化基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百姓和国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权的手中。而实行专制集权制的教训也是可见的：各级官吏与朝廷的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和绝对服从的关系，一种丧失行动自主权和思想创造力的主仆关系，一种执行者左右为难的“双刃剑”关系，一种滋长“官本位”意识并潜伏着僭越篡位贪腐敛财危机的关系。而朝廷与百姓的关系，则是一种各种苛捐税赋产生来源和收集管理使用的关系，一种可徭役可愚弄可蔑视的生杀予夺“父母官”的关系，一种鱼水关系被异化紊乱抛弃的人性关系。 该书对于安陆府三蕃王的经历与事迹的再现，从正面给予了描述和肯定，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也为当今的政府工作提供了些许借鉴和参考。 二、王道与霸道的二难选择与调适 《周礼·春宫·内史》中对皇权进行了规范：“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即仁政养民，是荀子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王道只是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而已。鲁迅断言：“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霸道，则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它与王道相对。《荀子·王制》中说明了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关系：“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其意思是说：所以，表明自己没有吞并别国的行为，信守自己和匹敌的国家相友好的原则，此时天下如果仍然没有能成就王业的君主，奉行霸道的君主就可以常常称霸了。这是懂得称霸之道的君主。 其实，无论是荀子还是孔孟，他们从来不排斥霸道。行使王道还是霸道，只不过是形势使然罢了。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君主要想江山长治久安鸿运高照，最好是行使王道或霸道兼而有之，或交替使用之。可惜，有的昏君一味地行使霸道，施展淫威，欺压盘剥百姓，最后使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宫廷内斗尔虞我诈，导致改朝换代如走马灯一样。 该书中有一个事例说明霸道的戏剧性结果。当世子朱厚熜沉浸于悲痛中忙于祭奠父亲兴王朱佑杬时候，其堂兄皇帝朱厚照下了一道奇葩的圣旨：养猪之家，易卖宰杀，固系寻常。但当舟本命，既而又姓，虽然字异，实乃音同，况兼食之随生疮疾。宜当禁革，如若故违，本犯并连当房家小发谴极边卫，永远充军。因为忌讳姓氏字音与“猪”相同而下令禁止民间吃猪肉，这可真是一种霸道横行的天下笑话。无奈，当时典膳官员从北方百姓爱吃煎饼馃子的制作方法中受到启发，发明制作了一种流传至今的由朱厚熜取名的钟祥特产——蟠龙菜。因为其吃肉不见肉，色香味俱佳，食之油而不腻，柔软鲜甜，成为百姓家中或节日庆典必备佳肴、馈赠礼品。笔者以为，这种历史逸闻趣事，说明了霸道带来的副产品，以及民间百姓的聪明才智。 三、人权与自由的剥夺与抗争 该书中关于明朝人权的阐述，主要是通过蕃王储妃、就藩之地的选择、妃嫔侍女的殉葬等情节展示的。这也是一种专制集权主义的产品而已。 蕃王的人生意义，就是在皇帝安排下取缔一切个人的意志、喜好、主见、自由等，像提线木偶人一样走完人生之路。因此，由于个人性格、环境闭锁、宫廷内斗和郁郁寡欢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和制约，他们多数是寿命短暂英年早逝。如璐王朱檀19岁夭折于山东邹城，被谥号为“鲁荒王”。郢王朱栋27岁病逝于安陆府。兴王朱佑杬32岁中年得子，尽管有六位乳母保姆照料，还是有两个儿女夭折。按说，那些亲王蕃王及其子女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够高的了，他们衣食无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何会如此短命呢？这个问题可能是个迷吧！ 妃嫔和侍女的命运，尤其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悲悯。君主或亲王蕃王妻妾成群，佳丽如云，这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枝奇葩。由此带来三方面的后果：一是女权被男权所剥夺侵占玷污玩弄，女性的身心健康被践踏出卖毁灭，女性的自由权利被藐视亵渎，这些情节在该书中比比皆是，令人怵目惊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宫廷或蕃王的生活，就是一种享受奢靡淫乱生活的大染缸。为了获得子嗣的继承权，皇上亲王蕃王们不生产出儿子不罢休，因此随意临幸侍女就成为家常便饭了（这可能也是他们频繁透支身体元气夭折的原因之一吧）。二是宫女之间的争风吃醋暗生风波。如郢王朱栋的郭妃，曾经为四位侍女取名为“友梅、初兰、亦菊、妙莲”，得知其名与朱棣所送的“四爱图梅瓶”有关而心生嫉妒陷害之心。兴王朱佑杬的生母纪妙善被逼喝毒药而亡。皇帝朱见深的二太子朱佑极被万贵妃的毒药赐死。还有“巴豆事件”风波、皇上朱祁镇所书“吉祥寺”寻找风波等。三是宫女的陪葬制毫无人道。秦始皇陵已经把活人陪葬改为兵马俑了，可是，在明朝时期，却仍然坚持这种倒行逆施残暴的制度，令人痛心恶心。郢王朱栋27岁去世后，其郭妃悲痛自尽为夫殉葬，还有六位侍女陪葬（考古发现证实）。 由此可见，自由与人权紧密相连。而女性的命运尤其值得后人的警醒和关注（比如，当代的“江苏丰县链条女”案件与拐卖妇女儿童事件屡有发生）。 四、传统与革新的承继与融合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扬弃、承继与融合。摒弃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错误主张，已经被众多的先哲导师贤达文人所论述。比如明朝以来的繁琐礼仪精简问题，专制集权家天下的相互制约改制问题，一夫多妻制的女权解放问题，行政工作服务民众的高效率问题，民主自由公平的法治化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基本解决，有的还在解决的路上，有的需要因时因地逐步完善。 总之，阅读历史小说的经历，是一种欣赏思考反省的过程。它所蕴含的信息量价值与意义，需要读者慢慢地咀嚼与回味。 （写于2023.04.18-20 约890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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