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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科举考试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 这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熟并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能够高中状元的荣耀成为了每个读书人的梦想和追求。  ▲宋代科举考试图 在明代之前，我国的君主集权制度还没有到达巅峰，科举制度相对公正，激励着广大士子们刻苦攻读，争取通过考试获得官职、地位和荣誉。 这时科举的名次，也大多是按照考生才学决定的。 但在明朝之后，随着君主权力的进一步扩大，他们可以用各种理由干涉科举考试的排名，甚至就连考生的名字，都会影响他们考中状元的机会。  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对于人才十分重视，其在明朝建国之初就迅速恢复了科举，为朝廷招揽了一批优秀人才。 但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对于士大夫阶级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 由于当时科举状元人选多为主考官推荐，朱元璋觉得这其中恐怕有猫腻，于是在洪武十八年的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就以自己的梦境为由，强行干涉了状元人选。  ▲朱元璋剧照 当时主考官定下的状元人选本为花纶。 但朱元璋在批阅的时候却说自己前两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有神人告诉自己今年的状元应该姓丁，不姓花，于是拒绝承认花纶的状元身份。 所有阅卷官员，只好在进士名单中苦苦寻找丁姓之人。 最终，他们在名单靠后的位置终于发现了一个叫做丁显的考生。 朱元璋听后非常高兴，表示这个“显”字表示他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亲自将其点为状元。 但后来丁显却辜负了朱元璋的期望，他的工作能力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突出，在任上浑浑噩噩，没有留下什么政绩。  ▲明代状元试卷 朱元璋以梦境为由干涉状元人选，其真实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建立门生网络。 因此他才特地从进士名单中，选了一个名次靠后的考生，而这对原来的状元花纶而言，也确实是属于无妄之灾了。 无独有偶，明朝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的科举考试中，考生吴情的答卷被评为第一。 但考官们认为这个名字和“无情”谐音，这样的人一定心肠冷漠，显然不能做状元。 于是考官们开始重新阅卷，打算选个新状元出来。 就在此时，嘉靖皇帝突然发话，他说自己梦见西北方向响了一声炸雷，想必这是预示这状元应该是西北人。  ▲嘉靖剧照 得到这个消息后，考官们赶紧开始翻阅考生试卷，结果在第三百名左右，他们发现了一个叫秦鸣雷的人。 此人不但名字中带有响雷，而且恰好是西北人士，一切仿佛就像天意一般，于是主考官赶紧向皇帝“报喜”。 还未见此人的文章，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嘉靖皇帝便十分满意，当即将他钦点为今科状元。 以梦境为由选择状元，在如今看来无疑是一种等同于儿戏的做法。 但在当时，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提出任何异议。 这说明此时皇权已经膨胀到了极限，就连相对公平的科举，都成为了皇帝们显示权力的舞台。  朱棣作为朱元璋的儿子，其在行事风格上继承了朱元璋的一些特点。 比如朱棣和朱元璋一样，对于状元的名字颇为看重。 和自己的父亲不同，朱棣一般不会更换状元的人选，他更喜欢帮这些状元们改名字。 比如在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的殿试中，考生李马高中状元。 但“马”这个字在古代的士大夫阶级中很少入名，因此在唱名的时候朱棣身旁的太监不小心笑出了声。  ▲朱棣剧照 朱棣听到笑声后自己也被带着笑了起来，他随机说李马虽然是一匹“好马”，但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雅观。 于是，他亲自提笔在李马的马字边上加了个冀字，为他取了新名字“李骥”，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匹千里马，为大明王朝效力。 无独有偶，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时候，考生孙曰恭成为了状元。 朱棣在得知后拒绝将其定为状元，还找到了一位名叫邢宽的考生代替。 考官们连忙找到朱棣询问原因，朱棣表示“曰恭”两个字合在一起和“暴”字十分接近，这仿佛是在说自己是一名十恶不赦的暴君，这种名字是不适合做状元的。 而邢宽的名字就不一样了，有“刑政宽和”的意思，显然更适合当状元。  ▲靖难之役朱棣进入南京 朱棣之所以对孙曰恭的名字如此敏感，主要是因为他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朱允炆的手里夺得皇位的。 那时世人对他的做法已经是非议颇多了，有些人私下甚至将其形容为暴君，他自然不希望孙曰恭的名字再引起类似的议论。 其实早在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的时候，朱棣的考官们就在将科举成绩上报皇帝之前，因为考生的名字换过一次状元了。 当时本来的状元为顾文秸，他在考试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能力，但考官们却觉得这个名字太生僻了，不适合做状元。  ▲绘画作品中的状元形象 刚好后面还有一个叫洪英的考生，他的名字和朱元璋的洪武年号相和，代表着朱元璋英明神武。 考官们眼前一亮，这正是拍老朱家马屁的好机会，于是他们私下里一合计，便偷偷更改了考生排名，直接让洪英做了状元。 从这件事来看，这批考官也算洞悉了朱棣的喜恶了。 除了上述提到的案例之外，在明清时代还有一些考生因为自己的名字，丢了状元的头衔。 比如明英宗时期的状元祁顺，这个名字本来有很好的寓意，但无奈姓氏和皇帝名讳一致，这会让传胪唱名多有不便，考官们只能夺走其状元之位。  同治七年的考生王国钧才华横溢，其文章位列第一。 “国钧”二字也有国家重任的意思，考官们便将他推举为状元。 可慈禧太后看到名单后却说：
考官们一听太后这么说，当时便吓出一身冷汗，立马将王国钧排踢出三甲。 此后王国钧的仕途，也非常不顺，最终只能郁郁而终。  ▲慈禧太后 而在明清两代因名字丢掉头名的学子中，顺治十二年参加科考的王揆，无疑是最郁闷的一个。 当年他的文章被考官们评为第一，可顺治皇帝在批阅考生名次奏章的时候，随口问了句：
这句话吓得考官赶紧将王揆从状元的位置上换了下来。 原来在当时民间十分流行一出《王魁负桂英》的戏剧。 在这个戏剧中，落魄学子王魁与妓女桂英两情相悦，桂英主动出资资助王魁进京赶考。 ▲《王魁负桂英》剧照 王魁后来不负众望高中状元，但身份突变之后，王魁开始觉得桂英配不上自己，还将这段感情看成自己人生的污点。 于是，他便设计害死了桂英，这让王魁成为了当时百姓们唾弃的对象。 年轻的顺治皇帝之前也看过这出戏，便和身边的人开了个小玩笑。 可谁知这个无心之举，让王揆就这样失去了状元的身份，实在是非常冤枉。 对于封建时期的君主而言，拥有天下的他们，最期待的就是获得长生不老。 从秦始皇开始，我国古代帝王就都拥有一个长生梦。 到了君主权力发展至巅峰的清代，君主们更是为了追求长寿无所不用其极。 清高宗乾隆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的殿试结束后，特地和考官们一同翻阅前十名考生的卷子。 不过乾隆并不关心考生们的文章水平如何，他更想从里面找个吉利一点的名字，来为自己祈福。 ▲晚年乾隆画像 终于乾隆翻到了考生胡长龄的名字，他便笑着问在场的考官：
这个问题看似玩笑，但考官们都意识到了乾隆对于胡长龄这个名字的喜爱。 要知道此时乾隆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他最希望的就是延续自己的生命。 官员们对于皇帝内心的想法也早已心知肚明，于是联名推举胡长龄为今科状元。 名字吉利的胡长龄，就这样成为了状元。 虽说胡长龄的才学并不足以服众，但他至少还是当届的前十名，而光绪二十九年的状元王寿彭，则完全是因为自己名字吉利，才拿到状元的。 1900年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对于慈禧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虽然后来外出逃难的她得以重新回到紫禁城，但此时的慈禧已经开始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她对于自己和清帝国的未来都缺少信心。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为了照顾慈禧的情绪，清廷众人不但花费重金为慈禧举办“万寿节”庆典，还想尽办法寻找祥瑞哄慈禧开心。 1903年的科举考试中，考官们并没有仔细评阅试卷，而是在众多考生中寻找名字吉利之人。 最终他们选中了考生王寿彭，官员们认为这个名字代表着慈禧能够像彭祖一样高寿。 如果她能够在批阅名次单子的时候，一眼看到这个名字，一定会非常开心。 于是，高官们将王寿彭放到了状元的位子上，并将名单呈交给慈禧批阅。 慈禧在批改的时候，果然对这个状元的名字非常满意，不但给王寿彭安排了很多美差，还重重奖赏了评卷的官员。 可惜的是王寿彭的名字并不能给慈禧还有清帝国带来好运，在五年后慈禧便撒手人寰，清帝国也开始走向了末日。 ▲清末状元王寿彭 在明清两代，统治者对于状元人选的随意更换，展现出了皇权无可挑战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意愿超越了任何政治体制的限制。不得不说，皇帝们对人才选拔机制的干扰，给整个帝国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干涉让优秀人才难以得到应有的提拔，甚至有时才智出众的学子们也因此碌碌无为。 这一现象既伤害了学子们脆弱的心灵，又阻碍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合理的干涉极大地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和稳定性，成为明清两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学子蜡像 历经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一直被奉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明清两代，由于统治者对状元人选的任意更换，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不仅让人们对科举制度的信任大打折扣，也让人们对朝廷的统治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作为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状元们一直被寄予厚望。 然而，在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当皇帝们的个人喜好和私心，成为决定状元归属的主导因素时，整个选拔体系变得无法预测和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不仅让优秀的学子们感到失望和无助，也让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变得黯淡。 ▲清代学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究竟应该如何选择人才？ 是完全根据个人偏好，还是应该依据公正的标准和国家需要进行选拔？ 明清两代统治者的行为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教会了我们人才选拔机制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唯有建立公正透明的选拔机制，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基石。 因此，借鉴明清两朝的失败经验，我们应该警醒于个人意志凌驾于政治体制之上的现象，坚持公正和透明的人才选拔机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优秀人才得到应有的提拔，激发社会的创新力和活力，使国家蓬勃发展，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 参考资料：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古代以名字取舍状元的奇闻怪事》，刊登于《政府法制》2010年0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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