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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渺小而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郑重声明：本人公众号刊发的所有作品均为作者原创，任何侵权行为均要承担法律责任。 胡适和江冬秀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仪表不凡的留学博士，学贯中西的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一个是裹着小脚，长相普通的村姑，大字不识一筐。他们的婚姻，无论按当时人的眼光，还是现代人的眼光，想寻找两个人的“共同点”实在困难，而就是这样一对夫妻却“不离不弃，相依相偎”，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其中的奥秘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胡适是二十世纪我国历史上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和陈独秀共同执掌新文化运动，致力于西方文明的引进和吸收，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但思想深处却始终跳不出封建礼教的窠臼，接受母亲包办的婚姻，造就了他一生不幸的婚姻与爱情。13岁的胡适，在母亲一手包办下被套上了 “娃娃亲”的枷索胡适生于1891年12月，出身宦家，幼年丧父，母亲23岁守寡，有着中国女性仁慈、温厚、勤俭、识大义、能容忍的传统美德，含辛茹苦抚育他不断成长，呕心沥血教育他出人头地，给予了他至性至情的伟大母爱。从三岁开始，每天清晨，母亲便亲自督促他起床读书，教他识字写文，数十年如一日。5岁时，母亲就送他到绩溪老家上庄接受私塾教育，为他一生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每当他顽皮的时候，母亲并不粗暴地打骂他，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循循善诱讲道理，用严厉的眼光看着他，直到他认错为止，正是这种教育方式养成了他温和的性格以及遇事妥协的个性。那年，胡适刚好13岁。一个柳絮飘飞、春光灿烂的日子，他跟随母亲到姑婆家做客，正是两小无猜的年龄，他和一群同龄伙伴在姑婆家门前玩耍嬉戏。这天，一位名叫江世贤的亲戚恰巧也来做客，不知怎的一下子看上了胡适，认准他就是江家的女婿。这江家，在本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仕官之家，他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仅仅读了几年私熟，初识一点文字。过去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长时间，没费什么周折，双方家长就定下这门亲事。在具体程序上也严守规矩，一点儿也不得马虎，什么开礼单、送聘礼，热热闹闹地惊动了不少人。对男女之事还懵懂无知的少年胡适，不知婚姻为何物，以为只是小孩子过家家，随便玩玩，完全听从母亲的安排，按照当地规矩与邻村的小女孩江冬秀订了亲。他根本没有料想到，从这一天起，便被套上“娃娃亲”的枷锁，一直伴随他的一生。20岁的胡适留学美国，七年间，胡适与本地才女韦莲司相亲相爱，并成为他一生的真爱
定亲后不久，胡适就来到上海澄衷学堂求学，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影响，并初步接触到西方思想文化。15岁考入中国公学，19岁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哲学系。24岁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19岁的胡适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可谓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再加上说话文静，性格谦和，一来到康乃尔大学就遇上了本校地质学教授的女儿韦莲司。那时的韦莲司已26岁，和父母同住，父亲知识渊博，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喜爱社交，家庭气氛和谐，常常是嘉宾满座，谈笑风生。她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生活，不仅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喜爱艺术，而且性格直爽超脱，美丽大方，不修饰，不做作，在当地知识界算得上独特异行的女艺术家。他们十分谈得来，很快成为知己好友。周末，她经常邀请胡适到家里吃饭，餐后和韦家人海阔天空闲聊，因此他成为韦家的座上客。康乃尔大学位于纽约山城绮色佳的半山腰，依山临湖，树木葱茏，风景秀丽，道旁绿树成荫，石桥水波荡漾。年轻的胡适对她的人品和学识非常欣赏，是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从精神世界走得如此之近的女人，在绮色佳的湖畔月下，常常留下胡适与韦莲司流连忘返的身影，他们在一起热烈地探讨各类问题。胡适日记中有一首词《临江仙》：“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为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这首词为我们勾勒了他们倾心相爱的画面：明媚的夏日，小溪幽径，在花香鸟语之中，一对青年男女在水边倾心交谈，全不觉中天的骄阳已落西山。有一段时间，韦莲司和朋友一起去纽约学画，租住了公寓，胡适专门到纽约单独和她相见。后来胡适从康乃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她就把这间公寓转租给胡适，自己搬回家里居住，再没有回到纽约。像每一个走进朦胧初恋季节的青春少年，情绪变得纤细而又多愁善感。这天，胡适站在韦莲司住过的公寓窗前，看见窗外偶尔飞过一对翩翩起舞的蝴蝶，令胡适思绪纷纷，心中感到孤独寂寞，触景生情，写了自己的第一首情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表现他当时伤感脆弱的情愫。韦莲司是胡适心目中新女性的理想典型，从20岁到27岁7年的留学生涯里，和她一同度过点点滴滴的美好岁月，浮泛着无限爱恋与温情。为此，胡适曾胆战心惊地给母亲写信，试探能否取消婚约，和韦莲司结婚，不料收到的是一张母亲与江冬秀的合影和母亲的满篇喝斥。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说：“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让母亲只管放心，自己不会有负与母亲。从此，胡适彻底断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念头。胡适学成回国之前，特向韦莲司话别，在她家住了五天，一家人待他亲如家人骨肉，难舍难分。为此，韦莲司一直独身未嫁，一生在等待中、爱恋中度过，她对胡适的爱，一直坚守到1962年胡适逝世。在后来风雨漫漫的五十年中，他们鸿雁传书，互诉衷情，生日互送的小小礼物，病中的一束鲜花，都让对方体味到丝丝如缕的真情与牵挂。他们深情知交，无怨无悔，守护着默默永恒的一世情缘。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爱你！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围绕着我的思想，见不到踪影，但我深信它的存在......”27岁的胡适，在结婚仪式上决定改良旧俗，大胆追求创新多年来，在美国生活，无论西方世界异性交往多么开放，胡适总觉得自己很孤独，在情感上，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1916年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偶染小病，躺在床上，倍感孤独和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廖廖数语，却让胡适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胡适毕竟是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还是做出了一些反传统的举止。在过去，新人成亲之前是不许见面的，那天，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来到江家，坚持要见未婚妻江冬秀一面。当胡适跨进绣阁，见她面掩床帐，只有隔帘看花之感。27岁时胡适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浑身散发着向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决裂的满腔热情。这年寒假，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胡适奉命回乡完婚。可面对喜事，胡适心里却犯了难，从内心深处，与江冬秀结婚他根本就不愿意，况且让他按照封建旧俗举行婚礼，这不是搬起石头自砸脚吗？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反传统的行动，要求改良旧俗，举行“文明结婚”。这在本地可是开天辟地，一下子轰动了四方。结婚那天，胡适自己动手写了对联，上联是“旧约十三年”，表示自己十三岁定婚；下联是“环游七万里”，表示自己留洋深造的历程。婚礼届时举行，说是文明，其实也就是在旧仪式的基础上稍微掺和一点新内容：仪式上有主婚人、证婚人；服饰上新郎头戴黑呢礼帽，身穿西装礼服，脚蹬黑色皮鞋，全是新装扮；礼仪上破除夫妻对拜礼节，改为三鞠躬。他出的新招挺有气派，的确让乡里人感到新鲜好奇。最高兴的还是母亲，一整天高兴眼里淌泪，不知说什么好。胡适见母亲难得有这般好心情，当下也投其所好，对江冬秀既温柔又多情，做出了很多让母亲十分高兴的举动，让28岁的老娘子也羞得满脸灿烂。但是，蜜月未满，胡适就留下媳妇照顾老母，自己独个儿返回了北京。返京后数月，就听说有了后嗣，胡适就接她来到北京。他们曾一起逛琉璃厂，出入各大古董店，一起到前门的小饭馆里打打牙祭，然后再一起看看戏，小日子也过得蛮滋润的。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说不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那场“新式的婚礼”上，伴娘曹诚英的嫣然一笑让胡适找到了心动已久的爱情然而，胡适心里寄存了他一生的懊恨，事情缘于举行的那场文明婚礼。那天，他无意中瞥见江冬秀的伴娘中，好像有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老盯着自己，他情不自禁地回视了片刻，哪想她也朝胡适羞涩地笑了一下，红着脸转过了身子，这嫣然一笑让胡适怦然心动，从心灵深处记下了她。后来，胡适从江冬秀的口中得知，那位伴娘叫曹诚英，是江冬秀的远房表妹，天资聪颖、相貌出众，是全村有名的美人，但当时已嫁给上庄村的胡冠英。要说瓜葛，转弯抹角地，还真能和他家拉上点亲戚关系，曹诚英的一个姐姐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妻子，胡适该叫她声“表妹”， 可以说是亲戚连着亲戚。于是，两人因此有了来往，也许是情有独钟，每次和曹诚英见面，胡适就直接称呼她“表妹”，想不到曹诚英喊得更甜，一声声“哥哥”叫得胡适眼睛都潮湿了。但可惜的两人都有家室，偶尔接触，只能装得若无其事，心心相印的情种就这样深深地埋下了。后来，因为曹诚英结婚3年没有身孕，公婆以此为借口，让胡冠英续了小。曹诚英的哥哥曹克诚从美国留学回国，思想激进，极力反对。为了让她继续完成学业，在兄长的鼓励下，曹诚英一半为了胡适，一半为了自己的生活，1923年春，她与胡冠英离了婚，不久，就来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这年夏天，胡适只身南下，来到杭州疗养，当时，杭州女子师范学校邀请他到学校讲学。恰巧与正在那里读书的曹诚英重逢了，由此重新牵出情丝。这时的曹诚英完全脱离了家庭的束缚，相貌更加秀丽，气质脱俗，他立刻被吸引。风度翩翩的胡适的出现对曹诚英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大惊喜，当时他已成为学界泰斗，才貌双全，而且两人早有了缱绻之情，于是他们的感情不可抑制地爆发了。他们相携畅游西湖、同登西山共赏月色。这次相见因为曹诚英正在学校读书学习，胡适也要到上海办事，两人暂作别离。正值6月假期，胡适再次来到杭州。这对心里早有预约的恋人拥有了更多同处的时间，他们在青山秀水间徜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如一对幸福的恋人难舍难分，可谓品尝到禁果的幸福滋味。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已不避人，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的友人尽知此事。不久，曹诚英便有了身孕。第二年春天，胡适决心向江冬秀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则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起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然后自杀！”唬得他面如土色，后来又使出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式，让他再不敢提出离婚之事。胡适最担心她会因此提出诉讼，把他的事闹到公堂上去，让他在人前丢尽面子。于是，他乖乖地处理了和曹诚英的一切善后事宜：先让她打胎，又送她去美国读书。后来，曹诚英成为中国第一位农艺学女教授，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1948年底，胡适从北京乘飞机经南京到上海，当时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曹诚英劝告他不要跟蒋介石一起到台湾，可惜他当时没有听从曹诚英的建议，还是去了台湾，从此远隔重洋，天各一方，音信渺茫，再也没有相见。，为情而累及一生的曹诚英，在生命最后一刻，没有忘却这段没有结局的苦恋记忆，这段尘缘成为她人生之树绽开的一朵凄美幽艳的花。一生中，胡适心灵深处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他成为旧道德的楷模，新思想的师表有人说，胡适一向当惯了思想巨人、行动矮子，在旧礼教面前，应该活着的爱情死去了，应该死去的婚姻却活着。胡适本人却在一篇日记中说，世人都说我的婚姻让我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婚姻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它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认可。的确，作为一个传统的妻子，江冬秀无疑是称职的，她知道如何照顾丈夫。她的徽菜手艺可称一绝。从新婚开始，家里有了客人，她总会亲自烹饪一桌美食，让客人们大加夸赞，给足了胡适的面子。在任驻美大使期间，她自创了“一品锅”，也就是用集结了鸡、鸭、肉、豆腐、蛋饺、丸子、青菜、萝卜的大火锅来招待中外宾朋，至今这个菜还被称作“胡适一品锅”。逢过年过节，胡夫人还会亲自腌制雪里红等小菜馈赠胡适的朋友，这让胡适感觉颇有面子。但是江冬秀与传统的中国女人有最大的区别：聪明而泼辣。她对胡适任何点滴细微的浪漫都不给予丝毫的迁就。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她专门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的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间接杀鸡骇猴的做法，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江冬秀很清楚在婚姻家庭中，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并且知道如何去维护。胡适曾经和徐志摩一起去八大胡同嫖妓，江冬秀宽容了他，甚至纵容他去，因为她知道这些妓女们绝不可能登堂入室。但是，一旦有人危及到她女主人的地位，她性格中刚强甚至泼辣的一面立刻表现出来。每次胡适思想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她就大闹不止。就是在宾客满堂的时候，她也会指着胡适的鼻子大闹特闹，拉着胡适找邻居们评理，实在不行就拿出农村妇女惯用各种耍泼手段，每次都让胡适胆战心惊，彻底打消了婚姻自由的念头。胡适爱面子，过于珍惜自己在人们心目中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爱名、爱面子、尤其珍惜一顶作为青年导师的帽子。当爱情和名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首先选择的是头顶上那耀眼的名人光环。她熟悉男人的秉性，知道男人的缺点，抓住胡适这个致命的弱点：当爱情遭遇捍妇，他的选择是逃避和妥协，是息气宁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后来，他感觉到，难得糊涂，也同样适用于婚姻。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过于彻底的恋爱，反而容易让婚姻陷入不幸。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性格上看，胡适终归还是一个温良、宽容、恭俭、忍让的谦谦君子。在他西化至深的脑子里，始终有一小块未被开垦的封建处女地，那就是尽孝之心的虔诚。他不忍让母亲伤心，使他帮着母亲与自己的洋观念抗争。对江冬秀的感情，实质上是抱着对母亲尽孝的一种观念来实施的，在孝道的枷锁上，“爱”是崇高的，“爱”是无偿的，可以杀人，以“爱”杀人，被杀者唯有痛哭感激，于是，胡适成了传统婚姻的最大牺牲品。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以孝道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的熏陶，越来越使胡适感到，自己对江冬秀的情感，自觉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意志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看作是对母亲尽孝尽忠的体现，看作是对母亲相依为命的感恩。当孝子与情人不能两全时，浸淫了东方文化的胡适选择了孝道，不愿拿社会道德的信用去替换颤动心灵的爱情。用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换取母亲的欣慰，这对胡适来说是绝对自然的选择。他曾经满含深情地写道：“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渺小而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写的一段挽联作为结语，这两句话也足以概括胡江二人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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