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熙攘往来久，众人不肯闲。 心虚容万物，观复海天连。 --《虚弱怀谷》 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必须从唯物的角度，深入其利益的底层逻辑，在这基础之上加入形而上的抽象，才可能洞察其真面目。而不单单是词语与逻辑。只要脱离了这一核心，基本难得要领。但是，唯物主义，又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是辩证的，变化的。是与人的精神意识互相作用的。 在这样的基本认识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是对的，但不应当是毛主席时代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后，伟人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索，从恢复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再到调整与巩固，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之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实现了至今仍屹立山巅的国防、航天等高科技突破，还获得经济建设可观的发展。
从1956年到1965年，全国钢产量由447万吨增加到1223万吨，煤产量从1.1亿吨增加到2.32亿吨，发电量从166亿度增加到676亿度，原油产量从116万吨增加到1131万吨，粮食产量3855亿斤与此前3891亿斤基本持平，但到了1966年增加到4280亿斤。1965年工业年盈利额217亿元。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在1956年略高于60%，到了1964年达90%以上。这说明，作为工业化的发展引擎，重工业始终引领着社会发展。 从上述数据看，在1962年三年困难期过后，1964年新中国发展渐入佳境。这还是被封锁、实现真正自循环的情况下取得。这证明毛主席纠正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正确的：以集体公有为主，兼顾家庭私有。以计划为主，尊重农村初级市场。如果从这发展形势的基本面看，当时呼声颇高的“分田到户”基本没有紧迫实施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总路线没有作调整的客观需求。可为何从1962年到1965年，毛主席用了四年时间说服他的队友还是宣告失败？ 当时，我国被迫封闭一体，农村就是工业的最大消费市场。如果任由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发展，天然要求规模化的工业品就无法消耗，重工业就失去源动力。如此，谈何工业化？也就是，发展集体农业，即人民公社的最根本作用是推动工业发展。一是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消费市场，二是从劳动成果分配层面保证人民利益均衡。若再结合人类当前的生存状况，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生产与分配模式是相当先进的。它紧跟社会大生产发展的特点，符合人类共存文明的大趋势。 可惜，这深层涵义几无人能懂。后来他无奈悲叹：“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笔者注：应指1958-1961犯的错误，主动提出“大跃进”与“一大二公”），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然而，终究，原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还是发生了偏向。这不得不迫使这位老人家在1966年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可终被利用。继后十年非常态的社会状况所导致的贫穷反成了伟人时代的标签。但我们应当清楚个中缘由，不被蒙蔽。 值得一提的是，在伟人时代，除了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先进的工业发展模式曾经作过探索。比如企业管理模式的“托拉斯”。从概念理解，托拉斯将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即，有关联的企业组成联营公司，统一管理调配。 我们会发现华为的经营模式竟与之惊人相似：将一个产业链的经营体纳入一个大公司，以一个产业链条为轴线展开，统筹和组织、管理整个产业链的生产与运作。大概地，它相当于这样一个经营系统：有信仰、有组织的科技型工业化系统，集研发与生产一体，有利共创（高强度高分配）、共同奋斗、生态性发展。华为的成功，以现代案例，进一步证明“托拉斯”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表现出强大的威力。而这在70年前就开始摸索了。 回到历史现场。这一经营模式产生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初步构建了工业组织部门，建立工业体系。经过十年发展，工业取得较显著成绩，但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性严重受阻，企业灵活性也无法施展。对此，毛主席曾指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对企业也不能管得过死。 于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往下逐层放权，结果导致了各地方的工业体各自为政，形成过于分散即多头管理的问题。1960年以后，又陆续收权，把大中型企业再收归中央各部管理。可始终治标不治本。毛主席考虑到引进“托拉斯”模式，意在改变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模式，增强地方和企业的机动性。他说，我们的工业建设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能合理利用机器设备，且能很快利用。 两年后，国内经济好转，1963年有关工业管理的体制改革重新提出来。很快，1964年第一批企业实行托拉斯，覆盖了盐业、汽车业、橡胶业、纺织机械业、农业机械业、重金属业等跟民生直接相关的行业。1965年对实行托拉斯进行经验总结，着重厘清创办主体归属、企业组织结构、层级管理权限等重大问题。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伟人时代，人们总是积极探索先进领域与模式，善于尝试与总结。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 历史证明，当时“托拉斯”经营模式，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巨大的效用。仅以盐业为例，在对盐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统一管理之后，1964年因自然灾害减产50%，仍能保证国内供应，出口量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实现利润比原定计划增加近1倍。这里不禁设想，假若1964年建设路线不发生偏离，1966年政治路线不发生转向，现在的中国该是怎样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 换言之，假若托拉斯能顺利发展下去，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城市工业发展结构：政治立场与经济效益并轨，行政管理与经营管理并列，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合力发展。这既避免了过分集权而官僚，又避免过度逐利而资本。确保又红又专地发展企业，既强调为人民服务，又发挥经济效益，不陷入只顾利益最大化的陷阱。更重要的是，以工业化促进农村机械化，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减少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形成城乡两大系统平行发展。 从唯物的角度，人类社会如同一辆列车，只有物质车轮推动整个物质车身，才能滚动前进，精神就像列车任意未赋形的动能。生产力改变了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形态，进而改变整个人类世界。而生产力的内核，是精神，又是外部物质变化的反映。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包括生产关系），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就是唯物论。人类社会，便是如此不断向前。 亦言之，生产力及其结构改变，必然要求着生产关系改变。而这一种生产关系，早在1966年以前就实现过了。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播下一颗思想种子 让它随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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