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辂与周冕殷周礼制杂编

新用户4541Ay47 2023-10-0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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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庙寝通考及后九篇(1)

明堂庙寝通考

宫室恶乎始乎？易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处则复土于地而居之。诗所谓“陶复陶穴”者是也。说文：“，地室也。”当是之时，唯有室而已，而堂与房无有也。初为宫室时亦然。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后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户、牖以达于堂，有侧户以达于房，有向以启于庭。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备也。故室者，又宫室之主也。明乎室为宫室之始及宫室之主，而古宫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记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数。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记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尚书大传略同。唯改四大庙为正室。大戴记（盛德）〔明堂〕篇[一]则言“九室”。此三者之说，已不相合。今试由上章所言考之，则吕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实为古制。考工记中“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等语，均与古宫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则显与自说相抵牾。至大戴“九室”之说，实为秦制。隋书宇文恺传引礼图，并见聂崇义三礼图。恐秦时据考工记“五室”、吕览“四堂”之文，昧古代堂与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书大传以四堂为四正室。是秦汉间人不知堂与室之分之证也。并四与五则为九矣。说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见玉藻、明堂位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后人误羼入大戴记（盛德）〔明堂〕篇[二]中。则又恐据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而兼数之。所谓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汉以后，或主五室说，或主九室说。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说，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诸堂之中央及四正，艺文类聚礼部引古三礼图说。或置诸中央及四隅，郑玄考工记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郑驳五经异义。或置诸堂、个之后。汪中明堂通释。孔广林明堂亿说与汪略同。[三]其主四隅说者，或谓四室接太室之四角为之，聂崇义三礼图如此，戴震考工记图、张惠言仪礼图从之，而又参以月令之“四堂”、“八个”。或谓四室不与太室相属，而远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释所图郑说如此。即同主一说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说者，则或接太室之四角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为四室；聂氏三礼图谓为秦制，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从之。或三三相重，房间通街。后魏李冲所造如此。见隋书牛弘及宇文恺传。又主调停说者，则有若贾思伯于太室四角为四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当考工记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魏书贾思伯传。有若焦循于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两分四室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群经宫室图。有若唐仲友于一堂中画东、西、南、北以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于四堂之间者矣。帝王经世图谱。有若阮元以考工记虽言一堂而实有四堂，故为广九筵、修七筵之堂四于外，而于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则又合唐氏之说以考工记之度矣。揅经室续集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义云何？魏李谧、隋牛弘之所诤者不可夺也。又据阮氏之说，则中央之地，修广九筵。今五室所占，纵横仅得六筵，则所余三筵之地如何？于是有若陈澧以三筵之地当五室之壁之厚，而谓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论、牛弘明堂议、李觏明堂定制图等，但务剿说而不能以图明之者，其数尚多。盖斯涂之荆棘久矣。自余说言之，则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其五室、四堂、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皆出于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则虽使巧匠为之，或烦碎而失宜，或宏侈而无当，而其堂与室终不免穷于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阳”之名仅见于尔雅，“总章”之名一见于尸子，而“玄堂”则无闻焉。其名或出后人之缘饰，然其制则古矣。盖此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听朔之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证之。于文，“王”居“门”中为“闰”。周礼春官大史：“闰月诏王居门终月。”玉藻：“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先郑注周礼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月无所居，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谓之'闰’。”说文亦云：“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闰，从王在门中。”周礼、玉藻之说，虽有可存疑之处，然文字之证据不可诬也。要之，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未必为听朔、布政而设，而其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势也。然则古者听朔之事，可以“闰”字证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听朔证之。月令之说，固非全无依据矣。且考工记之记明堂，世所视为与月令绝异者也。记但言堂之修广而不言堂数，故自汉以来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无不可见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后，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有一室，故房有东、西也，夹有东、西也，个有左、右也，而从不闻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则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两夹”亦然。古“夹”、“个”两字，音义皆同。书顾命及考工记之“夹”，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记此句，自汉以来皆读“四旁两夹窗”为句，孔广森礼学卮言始读“四旁两夹”为句，而以“窗”字属下，读“窗白盛”为句。证以大戴礼之“赤，缀户也；白，缀牖也”，其读确不可易。每堂各有两夹，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谓“四旁两夹”也。若“四阿”之释，则或以为四注屋，郑氏考工记“四阿重屋”注。或以“阿”为屋翼，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或以“阿”为楣。程瑶田释宫小记。然郑氏于考工记匠人“王宫门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礼“当阿”注皆云：“阿，栋也。”盖屋当栋处最高，计屋之高，必自其最高处计之。“门阿之制五雉”，谓自屋之最高处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当之矣。郑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栋，故于“四阿”下解为“四注屋”。然此“四阿”与“王宫门阿”同在匠人一职，不容前后异义，自当从郑君后说。既有四栋，则为四堂无疑。故考工记所言明堂之制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证之而有余。明堂合四堂而为一，故又有“合宫”之称。尸子曰：“黄帝合宫，（殷人）〔有虞氏〕[四]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说不可易也。

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乃主一堂说者，以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说者，则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说诡僻，不合于古宫室之制。且古之宫室，未有有堂而无室者。有之，则惟习射之榭为然。明堂非习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为堂后之正室，与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当之，可谓舍康庄而行蹊径者矣。

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左氏传所谓“埋璧于太室之庭”，史记封禅书载申公之言曰：“黄帝接万灵明庭。”盖均谓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此“太庙”者，非中央别有一庙，即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四太庙也。太庙之“太”，对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对四室而言。又谓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为通用字。故春秋经之“世子”，传作“太子”。论语之“世叔”，左氏传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称“世父”，皆以“大”为义。故书洛诰、礼月令、春秋左氏、谷梁传之“太室”，考工记、明堂位、公羊传并称“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为名。嵩高在五岳之中，故古谓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则“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绝大为名。即此一语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略具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殷商卜文中两见“太室”，殷虚书契卷一第三十六页，又卷二第三十六页。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则各庙皆有之。书洛诰：“王入太室，祼。”王肃曰：“太室，清庙中央之室。”此东都文王庙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吴彝盖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盖云：“王在周康宫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宫辟太室。”曶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摩灭，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则成王、康王、穆王诸庙皆有太室，不独文、武庙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庙，亦得于古金文字中证之。克钟云：“王在周康剌宫。”“剌宫”即“烈宫”，古金文皆假“剌”为“烈”。颂鼎颂敦、颂壶、颂盘文同。云：“王在周康卲宫。”“卲”字从召、从卩。“卩”即古“人”字。说文作“佋”，经、传通用“昭”字。寰盘云：“王在周康穆宫。”望敦云：“王在周康宫新宫。”同在宗周之中，又同为康王之庙，而有昭、穆、烈、新四宫。则虽欲不视为一庙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宫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当如是。若从先儒所说古宗庙之制，则更无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为五室。宗庙之制亦然。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庙之四宫后，王亦寝处焉，则其有室也必矣。请举其证。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昭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既为居息之地，自不能无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宫，故每宫皆当有之。四宫四室，并太室为五，与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当分属于四堂，又可于此得其确证矣。

庙中太室之为四宫中之广廷，又可由古代册命之礼证之。古天子、诸侯之命群臣也，必于庙中。周礼春官司几筵：“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筦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诸侯，则（摈）〔傧〕[五]。”郑注：“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乡。傧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前者为天子命诸侯之礼，后者为诸侯命诸臣之礼。然古金文所纪册命之礼，颇与此殊。颂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中略。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章。”寰盘：“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门，立中廷，北乡。史冓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锡寰。”他器文类此者颇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乡”。就所谓中廷之地，颇有寻绎者焉。案：礼经中言“庭”，皆谓自堂下至门之庭。其言“中庭”者，则谓此庭南北之中。然则上诸器文系“中廷”于入门后，自当为门内之廷。又云“止中廷，北乡”，则又当为南乡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乡”，而王即位于太室，则王必于太室之北设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记，堂修七筵、广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修当如堂九筵之广，则王位与中廷间有太室之修九筵、堂修七筵，又加以庭修之半，前人谓庭修当堂修之三倍。则王与所命者之间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二百二十二尺。即令堂室之修大减于考工所记，亦必在十筵以上。况以室之南北墉与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觌，语不得相闻，决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但器文于所命者入门后略去升堂、入室诸节耳。盖太室之地，在寻常宫室中本为广廷。太室虽上有重屋，然太室屋与四宫屋之间，四旁通明，汉时犹谓之“通天屋”，隋书牛宏传引蔡邕明堂论。故可谓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谓之“中廷”。此中廷，与礼经所谓“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绝异。太室之修九筵，则所命者立于中廷，距王位不过四筵。故史得受命书于王，所命者得佩命册以出，而册命之礼乃得行焉。且古人于太室本有“廷”称。左传楚共王“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则，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缘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则不得系之太室。所谓“太室之廷”，犹班固言承明、金马著作之“廷”云尔。故余断言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册命之礼，皆与古宫室之制相关，故不得不详辨之也。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然则路寝如何？郑（弘）〔玄〕[六]于毛诗笺、考工记及玉藻注，均谓“明堂、宗庙、路寝同制”，而于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不得其解，遂谓成王崩时在西都，文王迁丰、镐，作灵台、辟雍而已，其余犹诸侯制度焉。盖视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与明堂异也。以余观之，路寝无太室，自与明堂、宗庙异。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顾命所纪，乃康王即位受册之礼，于路寝正屋行之，自无从纪东、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纪西夹而不纪东夹。然则谓无东夹可乎？因所不纪而遂疑其无，此可谓目论者矣。余意，宁从明堂、宗庙、燕寝之制以推定路寝之制亦有东、西、南、北四屋，似较妥也。

至燕寝之四屋相对，则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宫之有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即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传：“西宫灾。西宫者，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何休注：“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然丧服传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宫。传曰：“昆弟之义无分，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诸侯三宫，每宫当有相对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宫，当即此相对之四屋之名。内则所谓“自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殆谓是也。士丧礼云：“死于适室。”又云：“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丧大记：“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此“适室”、“下室”，两两对举，则适室、下室为南、北相对之室矣。适室、下室苟为南、北相对之室，则侧室当为东、西相对之室。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是也。又云：“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群室，当谓门塾之室。则或以东、西宫之室为昆弟所居，或以仅有南乡一屋而已。

然则燕寝南、北、东、西四宫，何以知其非各为一宫，而必为相对之四屋乎？曰：以古宫室之有中溜知之也。“中溜”一语，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释名：“室中央曰中溜。古者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郑注月令亦曰：“中〔溜〕[七]，犹中室也。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云。”正义引庾蔚之云：“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溜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溜。”郑又云：“祀中溜之礼，主设于牖下。”正义以此为郑引逸中溜礼文。正义申之曰：“开牖象溜，故设主于牖下也。”余谓复穴两溜，其理难通；开牖象溜，义尤迂曲。其实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而非四屋相对之宫室，不能兼有东、西、南、北四溜及中溜也。案燕礼：“设洗，当东溜。”郑注：“当东溜者，人君为殿屋也。”正义云：“汉时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汉以况周。”乡饮酒礼：“磬阶间缩溜，北面鼓之。”此南溜也。凡四注屋有东、西、南、北四溜，两下屋有南、北二溜，而皆不能有中溜。今若四屋相对如明堂之制，则无论其为四注屋或两下屋，凡在东者，皆可谓之“东溜”；在西者，均可谓之“西溜”；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溜”，北屋之“南溜”，东屋之“西溜”，西屋之“东溜”，将何以名之哉？虽欲不谓之“中溜”，不可得也。其地在宫室之中，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然则此说于古有征乎？曰：有。檀弓曰：“掘中溜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学者行之。”案士丧礼：浴时，“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巾、柶、鬊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阶间，则殷人所掘之“中溜”，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内矣。说文广部：“廇，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后世加“广”作“庭”，义则无异。由说文之例，“庭”字当为“廷”下重文。然说文收“廷”字于（彳）〔廴〕部[八]，“庭”字于广部，而释之曰：“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则许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释，辞虽微异而义则无殊。段氏说文注乃谓：“无屋曰廷，有屋曰庭。”并援郑君“中溜犹中室”之言，乱许君“廇，中庭”之古义。不知许君释“庭”为宫中，正指无屋之处。证之本书：“闱，宫中之门也”，“壸，宫中道也”，皆指无屋之处言。若在屋下，则有户无门，又恶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其义一也。然则许君所云“廇，中庭也”，亦指中央无屋之处，与上文所言中溜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创说矣。故“中庭”者，对东、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溜为之界，故曰“廇，中庭也”。然非发见古宫室之通制，亦无以定中溜之地位。而由中溜之地位，又足以证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矣。

说斝

说文解字：“斝，从吅从斗，冂象形，与爵同意。”罗参事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云：“案斝从吅，不见与爵同意之状。从冂亦不能象斝形。卜辞'斝’字作，上象柱，下象足，似爵而腹加硕，甚得斝状。知许书从作者，乃由而讹。卜辞从，象手持之。许书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转讹者也。又古彝文有字，与此正同，但省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无流与尾，与传世古斝形状吻合，可为卜辞字之证。又古'散’字作，与字形颇相近，故后人误认'斝’为'散’。韩诗说诸饮器有散无斝，今传世古酒器有斝无散；大于角者，惟斝而已。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云云。余案：参事说是也。浭阳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备列诸酒器，其饮器中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一、斝一，与特牲馈食礼之“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数虽不同，而器则相若。其证一也。礼言饮器之大者，皆“散”“角”或“斝”“角”连文。礼器：“礼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则云：“举斝角，诏妥尸。”皆与“角”连文。言“散”则不言“斝”，言“斝”则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证二也。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周礼司尊彝：“秋尝、冬蒸，祼用斝彝、黄彝。”余见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斝，其器至大，殆与壶、尊之大者所受略同，盖即古之灌尊。则“斝彝”者，其器即以斝为之。郑君“彝画禾稼”之说，决不然矣。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左氏昭十七年传：“若我用瓘斝、玉瓒。”案：“瓘”当作“灌”。“灌斝”即灌尊。斝所以盛鬯，瓒所用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斝为之。而周礼鬯人职则云：“凡疈事用散。”“散”既为饮器，又为灌尊，明系“斝”字之讹。其证三也。诗邶风：“赫如渥赭，公言锡爵。”毛传云：“祭有畀辉、胞、翟、阍者，惠下之道，见惠不过一散。”经言“爵”，而传言“散”。虽以礼诂诗为毛传通例，然疑经文“爵”字本作“斝”，转讹为“散”。后人因“散”字不得其韵，故改为“爵”。实则“散”乃“斝”之讹字。赭、斝为韵，不与上文籥、翟为韵。其证四也。礼有“散爵”，乃杂爵之意。燕礼与大射仪，公与诸臣异尊：公尊谓之“膳尊”，诸臣之尊谓之“散”。酌于公尊，谓之“酌膳”；酌于诸臣之尊，谓之“酌散”。公爵谓之“膳爵”，诸臣之爵谓之“散爵”。是“散”者对“膳”言之。祭统“以散爵献士”，亦对献卿之“玉爵”、献大夫之“瑶爵”言之。散爵，犹言杂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证五也。比而书之，知小学上之所得，有证之古制而悉合者，盖如斯也。

说觥

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若国朝人所命名，则颇有可议者。如阮文达元所藏器有子燮兕觥，其器今在吴县潘氏，不可得见。据文达所记，则云：“器制似爵而高大，盖作犠首形，有两角。”文达名之曰“兕觥”。又为之说曰：“毛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传云：'角爵也。’毛说盖以'兕觥’为似角之爵。其制无双柱，无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诂训甚明，非谓以兕角为之也”云云。案：阮释毛传非是。[九]然由其所说，足知此器无双柱而有三足，又比爵为高大，与宋以来所名为“角”者无一不合。惟盖作牛首形，与他角盖异。余谓此亦角也。其盖作牛首者，亦犹浭阳端氏所藏飞燕角，其盖作燕张两翅形。皆古人随意象物，未足为“兕觥”之明证也。潍县陈氏有妇兕觥。未见原器及全形拓本，其制或与阮氏器同。然则传世古器中无“兕觥”乎？曰：有。兕觥之为物，自宋以来冒他器之名，而国朝以后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故知真兕觥者寡矣。案：自宋以来，所谓“匜”者有二种：其一，器浅而巨，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图之文姬匜有之，他器则否。或无足，而皆有盖，其无盖者，乃出土时失之。其流侈而短，盖皆作牛首形。估人谓之“虎头匜”，实则牛首也。博古图十四匜中之启匜、凤匜、三夔匜、父癸匜、文姬匜、遍地雷纹匜、凤夔匜七器，西清古鉴三十匜中之司寇匜、祖匜、伯和匜、女匜、山匜、般匜、利匜、举匜、二牺匜、饕餮匜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诸女匜、弘匜、甫人匜三器，皆属此种。余如积古斋著录之父辛匜、父癸匜盖，筠清馆著录之奉册匜、父辛匜、册父乙匜，攈古录著录之亚匜盖、匜、文父丁匜、诸女匜，并予所见拓本中之析子孙父乙匜、父戊匜、作父乙匜，虽未见原器，然观其铭文，属乙类无疑。中有二匜盖，尤其证也。余以为此非匜也。何以明之？甲类之匜，其铭皆云“某作宝匜”，或云“作旅匜”，或云“作媵匜”，皆有“匜”字。而乙类三十余器中，绝无“匜”字。惟端氏之甫人匜铭云“甫人父作旅匜，其万人用”。然其铭后刻，乃摹吴县曹氏之甫人匜为之者。曹匜有图，乃甲类，非乙类也。此一证也。匜乃燕器，非以施之鬼神。而乙类之器，其铭多云“作父某宝尊彝”。如父辛匜乃与吴县曹氏、诸城刘氏之父辛尊同文，诸女匜亦与浭阳端氏之诸女方爵同文，皆祭器之证。其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证也。古者，盥水盛于盘，洗匜惟于沃盥时一用之，无须有盖，而乙类皆有之。此三证也。然则既非匜矣，果何物乎？曰：所谓“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曰：此乙类二十余器中，其有盖者居五分之四。其盖端皆作牛首，绝无他形，非如阮氏“兕觥”仅有一器也。其证一。诗小雅、周颂皆云：“兕觥其觩。”毛于“觩”字无训，郑惟云“觩然陈设”而已。案：“觩”，说文作“觓”，当与“朻木”今诗作“樛木”。之“朻”音义相同。觓者，曲也。从“丩”得声之字，如“句”、“”、“纠”等，皆有“曲”意。今诗作“觩”，又假借作“捄”。以诗证之，则大东云“有捄棘匕”，又云“有捄天毕”，良耜云“有捄其角”，泮水云“角弓其觩”。凡匕与角与弓，其形无不曲者。毕之首有歧，亦作曲形。则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类匜器与盖，皆前昂而后低，当流之处，必高于当柄处若干。此由使饮酒时酒不外溢而设。故器、盖二者均觩然有曲意，与小雅、周颂合。其证二。诗疏引五经异义述毛说并礼图皆云“觥大七升”，是于饮器中为最大。今乙类匜比受五升、韩诗说。若六升说文引或说。之斝尤大，其为觥无疑。斝者，假也；觥者，光也，充也，廓也，皆大之意。其证三。觥有至大者，所容与尊、壶同。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与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为尊，则兕觥亦尊也。七月“称彼兕觥”则为饮器。盖觥兼盛酒与饮酒二用，与斝同也。立此六证，乙类匜之为兕觥甚明。然此说虽定于余，亦自宋人发之。宋无名氏续考古图有“兕觥”二，其器皆属匜之乙类。此书伪器错出，定名亦多误，独名乙类匜为“兕觥”，乃至当不可易。今特为疏通证明之。然则古礼器之名，虽谓之全定自宋人，无不可也。

说盉

盉见于宋人书中为最早。欧阳公集古录已著录一器。其铭曰：“伯玉子作宝盉。”然古未尝知有是器，亦未尝有是名也。说文：“盉，调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后知其为器名，然皆依傍许氏之说，以为调味之器也。余观浭阳端氏所藏殷时斯禁上列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之器，古之所谓“尊”也。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一、斝一，皆饮酒之器，古之所谓“爵”也。有勺二，则自尊挹酒于爵者也。诸酒器外，惟有一盉，不杂他器。使盉为调味之器，则宜与鼎、鬲同列。今厕于酒器中，是何说也？余谓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设尊也，必有玄酒，故用两壶。其无玄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谓之“侧尊”，乃礼之简且古者。惟冠礼父之醴子，昏礼赞之醴妇酳媵，及聘礼礼宾等用之。其余嘉礼、宾礼、吉礼，其尊也，无不有玄酒。此玄酒者，岂真虚设而但贵其质乎哉？盖古者，宾主献酢无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恒至数升。其必饮者，礼也；其能饮或不能饮者，量也。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为之玄酒以节之。其用玄酒奈何？曰：和之于酒而已矣。昏礼记“妇入寝门，赞者彻尊幂，酌玄酒，三属于尊”，此和之于尊者也。周礼春官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涚酌，凡酒修酌”。郑注：“凡酒谓三酒也。'修’读如'涤濯’之'涤’。涤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齐人命浩酒曰'涤’。”是修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涚齐，贵新也。”是涚酌亦用水也。此皆和之于酌时者也。和水于尊者，挹彼注兹而已。至于酌酒时以水和而泲之，于尊则已巨，于爵则已细。此盉者，盖即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言之，其有梁或銴者，所以持而荡涤之也。其有盖及细长之喙者，所以使荡涤时酒不泛溢也。其有喙者，所以注酒于爵也。然则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故端氏铜禁所列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为调味之器，则失之远矣。

说彝

尊、彝皆礼器之总名也。古人作器，皆云“作宝尊彝”，或云“作宝尊”，或云“作宝彝”。然“尊”有大共名之“尊”，礼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壶、卣、罍等总称。又有专名之“尊”。盛酒器之侈口者。“彝”则为共名，而非专名。吕与叔考古图虽列“彝”目，其中诸器，有无足方鼎，有甗，有尊，有卣，有博古图以降所谓“彝”。则吕氏亦未尝以“彝”为一专名也。博古图始以似敦而小者为“彝”，谓为古代盛明水及郁鬯之器，即以周礼司尊彝之“六彝”当之。嗣后，金文家及图录家均从其说。曩窃疑诸家所谓“彝”之形制，与尊、壶、卣等绝不类，当为盛黍稷之器，而非盛酒之器，苦不得其证。后见潍县陈氏所藏陈侯彝，铭曰：“用作孝武桓公祭器。即'敦’字异文。”浭阳端氏所藏彝，陶斋吉金录作“□彝”。其铭曰：“作厥敦两，其万年用乡宾。”上虞罗氏所藏一彝，其铭曰：“白作宝敦。”其器皆世之所谓“彝”，而其铭皆作“敦”。可知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谓“彝”以商器为多，而敦则大半周器。盖商敦恒小，周敦恒大，世以其大小不同，加以异名耳。此说亦非余始发之。陈氏簠齐藏器目有“敦”无“彝”。其所藏陈侯彝，著录家名之为“彝”，而陈目作“敦”。吴县潘文勤攀古楼彝器款识中有伯矩彝等四器，然其家拓本流传者，亦有“敦”无“彝”。伯矩彝四器拓本上皆有“敦”字朱记。盖簠斋晚年已确知“彝”之为敦，故毅然去“彝”目，文勤闻其说而从之。然陈、潘皆无说。故特记之，以正博古图以来千载之误耳。

说俎上

传世古器，乐器如钟、磬，煮器如鼎、鬲、甗，脯醢器如豆，黍稷器如敦与簠、簋，酒器如尊、壶、卣、罍、勺、爵、觚、觯、角、斝、盉，洗器如盘、匜，兵器如戈、戟、矛、剑，世皆有之。惟俎用木为之，岁久腐朽，是以形制无传焉。案说文：“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诗鲁颂：“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郑笺则云：“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少牢馈食礼：“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郑注：“'拒’读为'介距’之'距’。俎距，胫中当横节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郑注：“梡，断木为四足而已。嶡之言蹙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总郑君诗、礼三注，则俎之为物，下有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距，所谓“横”说文：“横，阑木也。”也。横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足当横以下谓之“跗”，同“柎”。说文：“柎，阑足也。”亦谓之“房”。与毛说大异，然有不可通者。周语：“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则有房烝；亲戚飨宴，则有肴烝。”韦注：“全烝，全其牲体而升之。房，大俎也，谓半解其体升之房也。肴烝，升体解节折之俎也。”则“房烝”者对“全烝”言之，盖升半体之俎，当有两房，半体各置其一，合两房而牲体全，故谓之“房俎”。毛公云：“大房，半体之俎。”许君云：“俎从半肉在且上。”意正如此也。既有两房，则中必有以隔之者。少牢馈食礼之“俎拒”，即谓此隔之之物。盖肠胃皆升于俎，其长短当以俎之大小为节，不容取俎足以为节也。更[一〇]由文字上证之，则“俎”字篆文作“俎”，象半肉在且旁。而殷虚卜文及貉子卣则作，作。具见两房、一拒、两肉之形。[一一]由是言之，则“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椇”，椇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体之俎，以其似宫室之有左、右房，故谓之“房俎”。若足跗，则不具房形。郑君“堂房”之说，殊为迂远矣。

说俎下

方言、广雅皆云：“俎，几也。”此盖古训。说文：“俎，从半肉在且上。”又“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古文以为且，又以为几字。”此十一字出小徐本，大徐无。则篆文“俎”从且，且从几，古文又“且”、“几”同字。盖古时，俎、几形制略同，故以一字象之。此说有征乎？曰：有。许书篆文“几”字与古文字皆作从正面视形。然金文作、，或、二形，皆作从侧面视形。案：殷礼器铭屡有语，其异文或作，祖丁卣。或作，父癸爵。或作。齐妇鬲。殷虚书契卷七第二页亦有此字。自宋以来，均释为“析子孙”三字。余谓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子者，尸也。曲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为父尸。曾子问：“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是古之为尸者，其年恒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两旁之，则周礼所谓“左右玉几”也。周礼司几筵：“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一二]，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不言祭祀席。然下言诸侯祭祀席“右雕几”；昨席“左彤几”。则天子祭祀席，左右玉几可知。冢宰职：“享先王”，“赞玉几、玉爵”。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书顾命牖间、西序、东序、西夹神席皆有几，则“左右几”者，天子尸之几也。其但作者，诸侯以下尸右几也。几在尸左右，故以、二形象之。依几之尸，象其正面，则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其侧面矣。此、二形象几之证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字象匕肉于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载于俎。又匕载之时，匕在鼎左，俎在鼎右。今“”字之左从匕，则其右之象俎明矣。俎作形者，象其西缩有司彻。也。据礼经，俎或西肆，或西缩，而独象其西缩者，从文字结构之便也。此又古以并象俎之证也。字变纵为横，则为字。说文：“，下基也。荐物之，象形，读若箕同。”其所以与、异形者，荐物之时，加诸其上而已。作形而义已见，又文字之结构亦当如是，其与、固非有二字、有二义也。说文所载古文字，亦丌字“丌”亦古文，金文中“其”“典”等均从之。之变。自丌行而、废，遂以为“片”字，为“爿”字，义别而音亦大变，遂忘其朔矣。由是言之，则俎、几二物，始象以，继象以，其同形可知。但“俎”或加阑而界为二，“几”乃无之。余则无不同也。秦、汉之俎，与几全同，故直名“几”为“俎”。史记项羽本纪：“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又名切肉之器为“俎”。项羽本纪：“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今传世汉画象所图切肉之器，正作形。汉之俎、几形制如此，则三代俎、几之形盖可知矣。要之，古文字与篆文“且”字，象自上观下之形；、乃自其侧观之；丌与“几”自其正面观之。合此三形，俎之形制略具矣。

说环玦

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环与璧、瑗之异，但以肉之大小别之，意其制度殆与璧同。顾余读春秋左氏传：“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知环非一玉所成。岁在己未，见上虞罗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古盖以物系之。余谓此即古之环也。环者，完也，对玦而言。阙其一则为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谓之“”。环缺其一，故谓之“玦”矣。以此读左氏，乃得其解。后世日趋简易，环与玦皆以一玉为之，遂失其制。而又知古环之非一玉，于是有连环。庄子天下篇：“连环可解也。”齐策：“秦始皇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知，而解此环者不？’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不知古之环制，如罗氏所藏者，固无不可解也。

说玨朋

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于文，“宝”字从玉、从贝，缶声。殷虚卜辞有字殷虚书契前编卷六第三十一页。及字，同上后编卷下第十八页。皆从宀、从玉、从贝，而阙其声，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璧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玨”，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玨”字，殷虚卜辞作，后编卷上第二十六页。作，前编卷六第六十五页。或作。后编卷下第二十及第四十三页。金文亦作。乙亥敦云：“玉十。”皆古“玨”字也。说文：“玉，象三画之连。，其贯也。”丰意正同。其作、作者，、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也。古系贝之法，与系玉同，故谓之“朋”。其字，卜辞作，前编卷一第三十页。作，卷五第十页。金文作，遽伯寰敦。作，愙鼎。作，庚罴卣。作。且子鼎。又公中彝之“贝五朋”作，抚叔敦盖之“贝十朋”作，戊午爵乃作，甚似“玨”字。而“朋友”之“朋”，卜辞作，前编卷四第三十页。金文或作，杜伯簋。或作。丰姞敦。或从，或从“玨”，知“玨”、“朋”本是一字。此可由字形证之者也。更以字音证之。“玨”自来读古岳反。说文亦以“瑴”字为“玨”之重文，是当从声。然窃意“玨”与“瑴”义同音异。古“玨”字当与“”同读。说文：“，读与'服’同。”诗与士丧礼作“服”。古文作。古“服”、“”同音。“玨”亦同之，故“”字以之为声。古者玉亦以“備”计，即“玨”之假借。齐侯壶云：“璧二備。”即“二玨”也。古音“服”、“備”二字皆在之部，“朋”字在蒸部，之、蒸二部阴阳对转，故音变为“朋”。音既屡变，形亦小殊。后世遂以“玨”专属之玉，以“朋”专属之贝，而不知其本一字也。又旧说“二玉为玨，五贝为朋”。诗小雅菁菁者莪笺。然以“玨”、“”诸字形观之，则一玨之玉、一朋之贝，至少当有六枚。余意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一玨，若一朋。释器：“玉十谓之区。”“区”、“瑴”双声，且同在侯部，知“区”即“瑴”矣。知“区”之即“瑴”，则知“区”之即为“玨”矣。贝制虽不可考，然古文“朋”字确象二系。康成云：“五贝为朋。”五贝不能分为二系，盖缘古者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后失其传，遂误以为五贝一朋耳。观“玨”、“”二字，若止一系三枚，不具五者。古者三以上之数，亦以“三”象之，如手指之列五，而字作。许君所谓“指之列不过三”也。余目验古贝，其长不过寸许。必如余说，五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古文字之学足以考证古制者如此。

女字说

曲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是古女子有字。然古书所以称女子者，名与？字与？今不可得而知也。说文解字女部于“嬿”至“奺”十三字皆注曰“女字”，其中除“媭”“婤”、“姶”三字外，皆于经典无征。其所说者，古制与，抑汉制与？亦不可得而知也。余读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字十有六[一三]焉。苏冶妊鼎曰：“苏冶妊作（为）〔虢〕[一四]妀鱼母剩鼎。”“鼎”字原夺，以他器例之，当有此字。“妀”者，苏国之姓。“妀”，器作“妃”，从己，不从巳。古文己姓之“己”作“妃”，“匹”字作“”，区别甚严。郑语曰：“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旧释为“”，非是。“鱼母”，其字也。陈侯鼎曰：“陈侯作□妫囧母媵鼎。”[一五]“妫”者，陈姓；“囧母”[一六]，其字也。又王作鬲曰：“王作姬□母尊鬲。”戏伯鬲曰：“戏白作姬大母尊鬲。”应侯敦曰：“应侯作姬邍母尊敦。”铸公簠曰：“铸公作孟妊车母媵簠。”伯侯父盘曰：“白侯父媵叔□此字从女，亦女姓。猆母凿鎜。”干氏叔子盘曰：“干氏叔子作中姬客母媵盘。”陈子匜曰：“陈子作孟妫母剩匜。”[一七]凡此九器，皆母氏为其女作器，而称之曰“某母”者也。齐侯匜曰：“齐侯作虢孟姬良母宝匜。”此夫氏为其妇作器，而称之曰“某母”者也[一八]。京姜鬲曰：“京姜庚母作尊鬲。”姬母鬲曰：“姬母作尊鬲。”姬母鬲曰：“姬母作尊鬲。”郳鬲曰：“郳此字从女，亦女姓。□母铸其羞鬲。”南旁敦曰：“即诗“美孟弋矣”之“弋”，亦女姓。狸母作南旁宝敦。”仲姞匜曰：“中姞义母作旅匜。”此皆女子自作器，或为他人作器，而自称曰“某母”者也。余谓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冠礼“记”：男子之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当。”注云：“甫者，男子之美称。”说文“甫”字注亦云：“男子美称也。”然经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彝器则皆作“父”，无作“甫”者，知“父”为本字也。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盖男子之美称莫过于“父”，女子之美称莫过于“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汉人以“某甫”之“甫”为且字，颜氏家训并讥北人读“某父”之“父”与“父母”之“父”无别，胥失之矣。

校勘记

[一]底本及遗书本俱作“盛德”，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改为“明堂”。

[二]底本及遗书本同，今据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改。

[三]遗书本作“汪中明堂通释与孔广森明堂臆说略同”。

[四]底本及遗书本俱作“殷人”，据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版汪继培辑尸子卷下改。

[五]底本及遗书本俱作“摈”，据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改作“傧”。

[六]“郑弘”，王国维后自作正误，作“郑玄”，遗书本从之。

[七]“中”，王国维后自增“溜”字，遗书本同。

[八]“彳”，据说文及遗书本改作“廴”。

[九]王国维于此段文字上自加眉批，遗书本将其补入后文“未足为兕觥之明证也”下小字注中，在“潍县陈氏”之前，并于文末加一“又”字，如下：揅经室四集七赋得周兕觥诗注云：“觥高七寸，下器皆如爵，上有盖，盖作牺首。”其诗云：“兕觥高似爵，有盖制特强。盖流作牺首，斛然额角长。盖叶亦如叶，相合诚相当。左右各有缺，双柱居其旁。”则又有流有柱，与积古斋款识跋中所记互异。去岁见贝子溥伦延鸿阁所藏父丙角，盖亦作牺首形，有流无柱。端氏飞燕角则并无流。不知阮氏器究何如也。

[一〇]“少牢馈食礼”以下至“由文字”以上，王国维自批校改为（遗书本同）：案公食大夫礼：“肠、胃、肤皆横诸俎，垂之。”既垂于俎外，则郑注“俎足”之说是也。

[一一]“两房、一拒、两肉之形”，王国维后自删“一拒”二字，并于“之形”以下增下列文字：而其中之横画，即所以隔之之物也。遗书本同。

[一二]“设黼依”，据周礼注疏及遗书本补。周礼注疏其间尚有“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等文字。

[一三]“六”，王国维自批校改为“七”，遗书本同。

[一四]“作虢”，底本原作“作为”，据王国维自批校及遗书本改。

[一五]“鼎”字以下，王国维自增补下列文字：陈侯匜曰：“子作孟妫母媵匜。”遗书本同。

[一六]“囧母”下，王国维自增补“母”二字，遗书本同。

[一七]“陈子匜”至“凡此九器”以上十四字，遗书本无。

[一八]“者也”以下，王国维后自增入下列文字：辛仲姬鼎曰：“辛中姬皇母作尊鼎。”遗书本同。

* * *

(1)选自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三·艺林三），此标题为编者拟。

释史(1)

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并作，从。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说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案：古文“中正”之字作、、、、、诸形，“伯仲”之“仲”作，无作者。唯篆文始作。且“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则“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吴氏大澂曰：“史象手执简形。”然与简形殊不类。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简为一简，簿书则需众简。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记”云：“鹿中：髹，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形，而于之上横凿孔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详见余简牍检署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投壶筭长尺有二寸。乡射“记”：“箭筹八十。长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筹，筭也。握，本所持处也。素，谓刊之也。刊本一肤。”贾疏：“云'长尺’，复云'有握’，则'握’在一尺之外。则此筹尺四寸矣。云'刊本一肤’者，公羊传僖三十一年：'肤寸而合。’何休云：'侧手为肤’。又投壶：'室中五扶。’注云：'铺四指曰扶。案：文选应休琏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注引尚书大传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郑玄曰：“四指为扶。”是“扶”、“肤”一字。一指案寸。’皆谓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则四寸。引之者证'握’、'肤’为一，谓刊四寸也。”所纪筭之长短，与投壶不同。疑乡射“记”以周八寸尺言，故为尺四寸；投壶以周十寸尺言，故为尺有二寸。犹盐铁论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记酷吏传言“三尺法”，汉书朱博传言“三尺律令”，皆由于八寸尺与十寸尺之不同，其实一也。计历数之算，则长六寸。汉书律历志：“筭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说文解字：“筭，长六寸，计历数者。”尺二寸与六寸，皆与简策同制。故古“筭”、“策”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从柩东。”注：“古文'筭’皆作'策’。”老子：“善计者不用筹策。”意谓不用筹筭也。史记五帝本纪：“迎日推策。”集解引晋灼曰：“策，数也。迎，数之也。”案：“策”无“数”义，惟说文解字云：“算，数也。”则晋灼时本当作“迎日推筭”，又假“筭”为“算”也。汉荡阴令张迁碑：“八月，策民。”案：后汉书皇后纪：“汉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策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策”为“算”。是古筭、策同物之证也。射时舍筭，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周礼冯相氏、保章氏皆大史属官。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计历数者，史之事也。又古者筮多用策以代蓍。易系辞传言“乾之策，坤之策”，士冠礼：“筮人执策。”又周秦诸书多言“龟策”，罕言“蓍龟”，“策”、“筭”实一字。而古者卜筮亦史掌之。少牢馈食礼：“筮者为史。”左氏传亦有“筮史”。是筮亦史事。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策，执策，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策二物相将，其为盛策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然则“史”字“从又持”，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丨象笔形。者同意矣。

然则，谓为盛策之器，“史”之义不取诸持筭而取诸持策，亦有说乎？曰：有。持筭为史事者，正由持策为史事故也。古者，书、策皆史掌之。书金縢：“史乃册祝。”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又：“作册逸诰。”顾命：“大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周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法，掌则。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之，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大祭祀，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读礼法，史以书辨[一]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凡命诸侯及（公）〔孤〕卿大夫，则册命[二]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赞书。”女史：“掌书内令。”聘礼：“夕币，史读书展币。”又：“誓于其竟，史读书。”觐礼：“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读王命书也。”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又：“公史自西方东面，读遣卒命。”曲礼：“史载笔。”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祭统：“史由君右执策命之。”毛诗静女传：“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又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当为盛策之器。此得由其职掌证之者也。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说文解字：“事，职也。从史，省声。”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然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是尚无“事”字。周初之器，如毛公鼎、番生敦二器；“卿事”作“事”，“大史”作“史”，始别为二字。然毛公鼎之“事”作，小子师敦之“卿事”作，师敦之“啬事”作，从，上有斿，又持之，亦“史”之繁文。或省作，皆所以微与“史”之本字相别。其实犹是一字也。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书牧誓：“是以为大夫卿士。”洪范：“谋及卿士。”又：“卿士惟月。”顾命：“卿士、邦君。”诗商颂：“降予卿士。”是殷周间已有“卿士”之称。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殷虚书契前编卷二第二十三页，又卷四第二十一页。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书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大诰：“大诰猷尔多邦越尔御事。”又：“肆余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又：“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梓材：“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召诰：“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尒于我有周御事。”洛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耆寿，畯在厥服。”多以邦君、御事并称，盖谓诸侯之执政者也。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殷虚书契前编卷四第二十八页。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书酒诰：“有正、有事。”又：“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立政、立事。”“正”与“事”对文。长官谓之“正”，若“政”；庶官谓之“事”。此庶官之称“事”即称“史”者也。“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由上文所征引者知之矣。

殷以前，史之尊卑虽不可考，然卿事、御事均以“史”名，则史官之秩亦略可知。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注：“此盖殷时制也。大史与大宰同掌天官，固当在卿位矣。左氏传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以日官为卿，或亦殷制。周则据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中，官以大史为长，郑注：“大史，史官之长。”或疑书酒诰称“大史友”、“内史友”，大戴礼记盛德篇云“大史、内史，左右手也”，似大史、内史各自为寮，不相统属；且内史官在大史上，尤不得为大史之属。然毛公鼎云：“御事寮、大史寮。”番生敦云：“御事、大史寮。”不言内史。盖析言之，则大史、内史为二寮；合言之，则为大史一寮。又周官长、贰不问官之尊卑。如乡老以公、乡大夫以卿而为大司徒之属，世妇以卿而为大宗伯之属，皆是。则内史为大史之属亦不嫌也。秩以内史为尊。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谓之“作册”，其长谓之“尹氏”。“尹”字从又持丨，象笔形。说文所载“尹”之古文作。虽传写讹舛，未可尽信，然其下犹为“聿”形，可互证也。持中为“史”，持笔为“尹”，作册之名亦与此意相会。试详证之。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又：“作册逸告。”“作册”二字，伪孔传以“王为册书”释之。顾命：“命作册度。”传亦以“命史为册书法度”释之。孙氏诒让周礼正义始云：“尹逸，盖为内史。以其所掌职事言之，谓之'作册’。”古籀拾遗宂（卣）〔敦〕[三]跋略同。始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余以古书及古器证之，孙说是也。案书毕命序：“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东）郊[四]，作毕命。”史记周本纪作“康王命作册毕公”。盖不知“作册”为官名，“毕”为人名，而以毕公当之。为伪古文毕命之所本。汉书律历志引逸毕命丰刑曰：“王命作册丰刑。”逸周书尝麦解亦有“作策”。此皆作册一官之见于古书者。其见于古器者，则癸亥父己鼎云：“王赏作册丰贝。”睘卣云：“王姜命作册睘安夷。”伯吴尊盖云：“宰朏右作册吴入门。”皆以“作册”二字冠于人名上，与书同例。而吴尊盖之“作册吴”，虎敦、牧敦皆作“内史吴”。是“作册”即内史之明证也。亦称“作册内史”。师敦：“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冘盉：“王在周，命作册内史锡冘卤□□。”亦称“作命内史”，剌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命剌”是也。内史之长曰“内史尹”，亦曰“作册尹”。师兑敦：“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师鼎：“王呼作册尹册命师。”冘敦：“王受作册尹者，假为“书”[五]字。俾册命冘。”是也。亦单称“尹氏”。诗大雅：“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颂鼎、寰盘：“尹氏受王命书。”克鼎：“王呼尹氏册命克。”师敦：“王呼尹氏册命师。”是也。或称“命尹”，古“命”、“令”同字。“命尹”即“令尹”。楚正卿“令尹”之名盖出于此。伊敦“王呼命尹册命伊”是也。作册、尹氏皆周礼内史之职，而尹氏为其长。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大师同秉国政。故诗小雅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又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又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诗人不欲斥王，故呼二执政者而告之。师与尹乃二官，与洪范之“师尹惟日”、鲁语“百官之政事师尹”同，非谓一人，而“师”其官、“尹”其氏也。书大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诰尔四国、多方越尔殷侯、尹民。”“民”当为“氏”字之误也。尹氏在邦君、殷侯之次，乃侯国之正卿。殷周之间已有此语。说诗者乃以诗之“尹氏”为大师之氏，以春秋之“尹氏”当之，不亦过乎！且春秋之“尹氏”亦世掌其官，因以为氏耳。然则“尹氏”之号，本于内史，书之“庶尹”、“百尹”，盖推内史之名以名之，与“卿事”、“御事”之推史之名以名之者同。然则前古官名多从史出，可以觇古时史之地位矣。

校勘记

[一]“辨”，周礼小史作“叙”。

[二]“公卿”，当作“孤卿”，据周礼内史改。周礼内史“册命”作“策命”。

[三]“卣”，底本及遗书本同，王国维自批校改为“敦”。

[四]尚书毕命序作“成周郊”，无“东”，据删。

[五]“书”，遗书本作“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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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六·艺林六）。

释礼(1)

说文示部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又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虚卜辞有字，其文曰：“癸未卜，贞，。”殷虚书契后编卷下第八页。古“”、“珏”同字，卜辞“珏”字作、、三体，则即“豊”矣。又有字，书契前编卷六第三十九页。及字。后编卷下第二十九页。、又一字。卜辞字，后编卷下第四页。或作，铁云藏龟第一百四十三页。其证也。此二字，即小篆“”字所从之“”。古、一字，卜辞“出”或作，或作，知“”可作、矣。“”又其繁文。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惟许君不知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实则“豊”从“玨”在“凵”中、从豆，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其初当皆用“”若“”二字，卜辞之“”，“”字从“酒”，则“豊”当假为“酒醴”字。其分化为“醴”、“礼”二字，盖稍后矣。

* * *

(1)选自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六·艺林六）。

释币(1)

释币上

古者币帛，盖有制度。凡建国立市，则内宰佐王后定之。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注：“故书'淳’为'敦’，杜子春读'敦’为'纯’。纯谓幅广也，制谓匹长。玄谓纯制，天子巡守礼所谓'制〔币〕[一]丈八尺，纯四’与？”

质人壹之，

周礼质人：“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使之无迁。

左传襄二十八年：晏子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

广曰纯，

见上。

曰幅。

说文解字巾部：“幅，布帛广也。”

长曰制，

见上。

曰匹。

说文匚部：“匹，四丈也。”

匹有两端，中分其匹，自两端卷而合之，匹一如两，故又谓之两。

周礼媒氏：“凡嫁子取妻，入币纯帛，毋过五两。”注：“五两，十端也。必言两者，欲得其配合之名。”

杂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注：“十个为束，贵成数两，两合其卷，是为五两。”

左传闵二年：“重锦三十两。”杜注：“以二丈双行，故名两。三十两，三十匹也。”

又，昭二十六年：“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缚一如瑱。”注：“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二两，二匹也。”

案：古物以“两”计者，如车，如屦。车有两轮，屦有两只，故皆谓之“两”。币之称“两”，亦以其自两端卷合，视一如两，非真截一匹为两段也。郑君所谓“两合其卷”，杜氏所谓“以二丈双行”，皆其卷法。

一两之币，或广二尺二寸，长四丈。

杂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注：“八尺曰寻。五两，两五寻[二]，则每卷二丈，合之则四十尺。今谓之匹，犹匹偶之云与？”

汉书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说文：“匹，四丈也。从八。八揲一匹，八亦声。”

案：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班固以为太公所定之制。此于周秦古籍虽无明文，然郑君注礼，凡射侯与衰裳之布，皆以幅二尺二寸，旁削二寸计，往往吻合。布既如此，帛亦宜然。至长四丈之说，则杂记已言之。此书所记多古事，犹当出七十子后学之手，则视其所记者为周制，当无大误。自汉以后，用此制者几二千年，虽小有出入，不害其为大同也。唯淮南天文训曰：“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黄钟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十七寸。高诱注：“古者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故四丈而为匹。”则又以二尺七寸为幅，此幅广之异说也。说苑修文篇：赙，“天子束帛五匹，玄三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三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一，各二丈；下士采、缦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是四丈之外，又有五十尺、三十尺匹法。又“元士玄、各二丈，下士采、缦各一匹”，不应下士之赙反倍于元士，恐说苑意又以下士之一匹为二丈；此匹长之异说也。案：淮南之说近于附会，说苑所纪大夫、士赙匹数，又显与礼经不合，则其所纪丈尺，殆不足据也。

或广三尺二寸，长三丈六尺，是为制币。制币一端，当一衣之制。一匹，则一衣一裳之制，或一深衣之制也。

天子巡守礼：“制币，丈八尺，纯四。”周礼内宰注引。

朝贡礼：“纯四，制丈八尺。”聘礼注引。

聘礼：“释币于祢”，“制玄束”。

既夕礼：“赠用制币玄束。”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

案：巡守礼、朝贡礼“四”之“四”，郑康成改为“三”。郑志：“赵商问云：'天子巡守礼“制丈八尺，纯四”何？’答云：'巡守礼“制丈八尺”，八寸，四三尺二寸，又太广。四当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广也。古三、四积画，是以三误为四也。’”周礼内宰疏引。案：三误为四，古书颇有此例。如觐礼“四享皆束帛加璧”，郑亦据周礼大行人改四为三，以四为积画之误。制币“纯四”，与寻常布帛之幅二尺二寸者，广狭大殊，故改四为三。然此字当改与否，须求诸“制”字之义，未可以臆见定也。案：“制”者，“製”之本字。说文刀部：“（製）〔制〕[三]，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又衣部：“製，裁也。从衣从制。”二字同训，故古书多通用。诗豳风：“制彼裳衣。”士昏礼记：“皮帛必可制。”考工记函人：“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王制：“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绞、、衾、冒，死而后制。”韩非子难二：“管仲善制割，宾胥无善削缝，隰朋善纯缘，衣成，君举而服之。”皆以“制”为裁衣之名。由此义引申，则布帛之长短中一衣者，亦谓之制。韩非子外储说右：田成氏“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淮南天文训：“匹者，中人之度，故一匹而为制。”“制币”之“制”，义当如此。然则其幅之果为四或三，惟可由古代衣服所需帛之多少定之。今依巡守礼、朝贡礼之尺寸，则以一匹之币为一衣一裳而适尽。若为深衣、长衣、中衣，则中人之度，所余亦不过二三尺。苟人长周尺九尺以上，则亦适尽耳。由是始知制币之名所由来，并知郑君之改“四”为“三”，全为无据之说也。

古代冕服所用帛，与弁服、朝服所用布，其丈尺经无明文，唯衰裳之制，则丧服记详之。吉服与凶服材质虽异，尺寸略同，今由丧服推定之，则凡端衣之制：

衣二尺有二寸，衣带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属幅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

今先以幅广二尺二寸之币裁之，则如甲六图。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而中屈之，如是者凡二幅，如甲图三裁之，共用八尺八寸。郑氏丧服注：“衣上加阙中八寸，倍之为十六寸。”然“阙中”乃阙去中央当项处，无须加布。郑说恐非。

袂属幅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各倍之，如是者二，如甲四图裁之，计用七尺八寸。

两衽以长三尺五寸之帛斜裁之。贾氏丧服疏：“取布三尺五寸，广一幅。留上一尺为正。”“一尺之下，从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横断之，留下一尺为正。如是则用布三尺五寸，得两条袵。”如甲图五。

带下尺，衣前后各二，计用二尺，如甲图六。

由是计之，则衣用八尺八寸，袂用七尺八寸，衽用三尺五寸，带下尺用二尺，共用二丈二尺一寸。一端二丈，不足二尺一寸。

若以幅三尺二寸之币裁之，则如乙四图。

法：用幅三尺二寸之币，上留正幅五尺四寸，从右畔旁入一尺六寸，乃向下斜入一尺五寸，去左畔六寸处横断之。留下正幅五尺四寸，复自左畔六寸断处横入一尺，乃向上斜入一尺五寸，留右畔六寸，得一斜方形，弃之不用。共用币一丈二尺三寸，是为衣及衽，如乙图三。

自领至袪，共四尺四寸。除衣广三尺二寸外，则袂上尚需尺二寸，可如乙图四裁之。加衣后带下尺，共用三尺四寸。并前共用一丈五尺七寸。制币一端长丈八尺，尚余二尺三寸。此以一端制一衣，稍有所余，似不甚合“制”字之义。然以制币一两，製一衣一裳，则其币适尽，无赢不足。

裳若用幅二尺二寸之币为之，则前三幅，后四幅，每幅长四尺五寸，玉藻：“三分带下，绅居二焉。”绅三尺，故带下当得四尺五寸。郑注考工记亦云：“人带以下四尺五寸。”共用三丈零五寸。今以幅三尺二寸者为之，则以一幅当幅半，当用四幅及三分幅之二。一幅四尺五寸，四幅丈八尺，适尽制币一端。而前一端之币，除衣及衽用一丈二尺三寸外，尚余五尺七寸。今取裳之三分幅之二于此，而以其余为两袂及衣后、带下，则其币适尽，如丙图。

案：裳制，郑云“前三幅”、“后四幅”，此据幅二尺二寸之币言。然吉服之裳，皆襞积无数，其幅缝殆不可见，非如深衣无襞积，以幅为文，幅数须有一定也。七幅之说，疑郑君以深衣下齐之广推定之，故用制币则用四幅又三分幅之二足矣。又，郑云“裳后四幅”，比前多一幅。此一幅当掩于内，今用制币，则后用二幅又三分幅之二。其三分幅之二，亦当掩于内，自外观之，前后各二幅明矣。

裳以幅二尺二寸者为之，则用七幅，如丁图一。

以幅三尺二寸者为之，则用四幅又三分幅之二，如丁图二。

以上所陈上衣下裳，乃端衣之制。服之者虽有长短，然衣裳不连，调节自易。若深衣、长衣、中衣之连衣裳者，以制币为之，则中人之度，以一匹制一衣，所余者得三尺二寸，与其幅作正方形。若人长九尺，则适尽无余。然苟用幅二尺二寸者为之，则须用四丈八尺九寸。一匹四丈，尚不足八尺九寸。今先述深衣之长短而图之。

衣二尺二寸，袂中二尺二寸，皆据丧服记推之。袪尺二寸，裳四尺五寸，腰中七尺二寸，皆据玉藻。下齐一丈四尺四寸。据玉藻及深衣。今试以幅二尺二寸者裁之，如戊六图。

案：深衣连衣裳，又无襞积，故带下前后分为十二幅，以存裳形。玉藻孔疏云：“幅广二尺二寸，一幅破为二，四边各去一寸，余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阔头广尺二寸，狭头广六寸。宽头向上，狭头向下[四]”云云。然实际用此法裁之，殆不可能。故今据江氏永说，其裁法如左：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而中屈之，如是者二幅，共用八尺八寸，如戊图二。袂以一幅斜裁之，如戊图三，共用七尺八寸。

裳以一幅剖为二幅，每幅广尺一寸，削幅二寸，则广九寸。每幅长四尺五寸，如是者四，四幅共用一丈八尺，如戊图四。

衽以一幅交解为二，斜幅每幅长四尺五寸，如是者二，二幅共用九尺，如戊图五。外襟及右衽，内曲裾裁之，如戊图六，共用五尺七寸。计共用四丈八尺九寸。

今若以幅三尺二寸者裁之，则如己五图。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如是者二，共用八尺八寸，如己图二。

裳用一大幅，长四尺五寸，剖为三幅，每幅广一尺零六分，余去幅缝得广九寸。如是者二，共得裳正幅六，共用九尺，如己图三。

裳正服有六，尚不足二。今以一长幅截为二幅，各长四尺五寸。又剖为正幅二，交解幅四，则并己图三得裳前后正幅八，衽前后四，共用九尺，如己图四。

袂与外襟、曲裾，如己图五裁之，共用六尺。

通上共用币三十二尺八寸。一匹三十六尺，余三尺二寸。其幅亦三尺二寸，故适成一正方形。

若长衣、中衣，则当用更简易之法。其裳不必裁为十有二幅，可以二幅连衣通裁之。其所用布帛尺寸，亦略同于前。凡此皆以中人计，故各余三尺许，盖为身长者不能不留余地故也。

由是观之，则古币帛幅二尺二寸，或三尺二寸，均由衣服之制出。中人之度，张臂八尺，故幅二尺二寸者，四幅相属，两畔各余四寸，除去缝杀，亦足以覆手矣。幅三尺二寸者，两幅相属，则适为衣与两衽之广，较之用二尺二寸幅者，其制更为简便。而衣与衽共一整幅，又足以为美观焉。此皆由其幅法出者也。若如郑君说“制币之幅，二尺四寸”，则以之为端衣，两（衽）〔袂〕[五]之幅须各去四寸，两衽之幅须各去二寸；以为深衣，则两袂与裳十二幅之所去者称是，其不适于衣服之用甚矣。况乎一端之币不足为一衣，一匹之币不足以为一衣一裳或一深衣，名之曰制币，殊乖其实。苟合诸图而观之，可知改“四”为“三”之无一当也。

十端曰束。束，五两也。

士冠礼注：“束，帛十端也。”

聘礼注：“凡物十曰束。”

（士丧礼）〔既夕礼〕[六]注：“束，十制五合。”

杂记：“纳币一束，束五两。”注：“十个为束。”

案：古者，凡物十则束之。如束脩，十脡脯也；束帛，十端帛也。唯束矢之束，则或以为五十矢，毛诗传。或以为百矢，周礼大司寇注。或以为十二矢，齐语韦昭注。疑矢笴细长，故一束之数特多。至束帛之为十端五两，则杂记具有明文，更不俟他证也。

五两之币，玄三二，间而束之。玄三以法天，二以法地。

杂记：“鲁人之赠也，三玄二。”

说苑修文篇：“天子束帛五匹，玄三二。”

白虎通嫁娶篇：“纳征，玄、束帛、离皮。玄三以法天，二以法地。”

聘礼注：“玄之率，玄居三，居二。”

案：色与黄相近。说文“，浅绛也”；郑注周易“黄而兼赤为，故亦谓之玄黄”；孟子引逸书“篚厥玄黄”；诗豳风“载玄载黄”是也。一束之内，玄相间，故谓之龙帛。周大鼎：“文睽宾敏，龙帛束。”又：“大宾睽，龙帛束。”(2)龙，杂色也。一匹中不能有二色，明谓玄二色相间也。

庶人则用缁焉。

周礼媒氏：“纯帛无过五两。”注：“'纯’实'缁’字，古'缁’以才为声。纳币用缁，妇人阴也”，“士大夫乃以玄”。

凡有事于神人而用币，则用一束。其在吉礼，则常祀、中祀以上。

周礼（冢）〔大〕[七]宰：祀五帝，“赞玉币爵之事。注：玉币，所以礼神。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

又，小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

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注：“币以从爵，若人饮酒有酬币。”

又，肆师：“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

礼器：“大庙之内敬矣，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

案：肆师职，天子次祀以上用币，则大祀之天地、宗庙，次祀之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皆有币帛。其祭祀之数，则郊特牲疏引皇侃云：“天有六天，岁有六祭。六当作八。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时迎气，五也；通前为七也。九月大飨，八也。”崔灵恩“以雩为常祭，九也”。其用币之数，则圜丘以帝喾配，郊以后稷配，五时迎气以五人帝配，各用币二，共用币十四。大飨并祀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用币十二。大雩并祀五天帝，亦当有配帝，用币十。凡祭天之币，三十有六。地之祭，岁有二，曲礼疏。亦当有配，其币四。宗庙时祭，岁有四。祫禘之岁，废一时之祭，仍为四。祭天子七庙，四七二十八，当用币二十有八。社之祭，岁有三，郊特牲疏。稷亦如之，亦皆有配，其币十二。日月、星辰、五祀、五岳，岁各一祭，其币十三。然则天子一岁常祀，用币为束帛者九十，为帛四百五十匹。此中圜丘与郊，是一是二，五时迎气，果有祭否，均非定说。今姑从先儒之说计之。至诸侯宗庙之祭，岁亦以四计，则五庙为币二十。社稷岁三祭，为币六，共用帛一百三十匹。大夫、士宗庙常祀，据特牲、少牢皆不用币，唯有行则释币于祢及五祀焉。

及有事而告祭。

周礼大祝：“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

王制：“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必告于祢。朝服而出视朝，乃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反必亲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

觐礼：“（诸）[八]侯氏裨冕，释币于祢。”注：“将觐质明时也。”

聘礼：受命之明日，“宾朝服，释币于祢”，“制玄束”。“又释币于行。上介释币亦如之。”归，“释币于门”。

周礼大祝：“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

曾子问：“君薨而世子生”，告几筵，用束帛。

诸侯迁朝礼：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

有灾而祷祠，

左传庄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灾，有币无牲。”

又：（宣）〔成〕[九]五年：“山崩川竭”，“祝币，史辞，以礼焉”。

舍奠于学，

王制：“天子出征，反，释奠于学。”注：“释菜奠币，礼先师也。”

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

又：“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

卜筮于鬼神皆用之。

周礼小宗伯：“若国大贞，则奉玉帛以诏号。”

又，占人：“凡卜簭，既事，则系（带）〔币〕[一〇]以比其命。”

凶礼则丧纪以賵，

既夕礼：“公賵，玄束、马两。”

檀弓：“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于伯高。’”

公羊传隐元年：“丧事有賵。賵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

以赙，

少仪：“赙马与其币，不入庙门。”

以赠。

既夕礼：“至于邦门，公使宰夫赠玄束。”

又：“赠用制币玄束。”案：此谓主家自赠死者之币。

杂记：“鲁人之赠也，三玄二，广尺，长终幅。”注：“言失之也。”（士丧礼下篇）〔既夕礼〕[一一]曰：“赠用制币玄束。”

案：鲁人赠币，三玄二，广尺，长终幅。盖束帛之具体而微者，用帛才五尺耳。此贫不能备礼者之所为也。至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帝后赠币亦玄三二，长尺二寸，广终幅。则以天子之尊而袭士之不能备礼者，盖误用杂记之文，故郑君于注中明言其失礼也。

凶荒以赒委。

周礼小宰：“丧荒，受其含襚币玉之事。”注：“凶荒有币玉，宾客所赒委之礼。”

其在宾礼，则天子以待宾客，

周礼（冢）〔大〕[一二]宰：“以九式均节财用”，“六曰币帛之式”。注：“币帛，所以赠劳宾客者。”

诸侯以朝觐，

书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书康王之诰：“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

觐礼：“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劳”，“侯氏用束帛、乘马傧使者”。

又：“天子赐舍”，“傧之束帛、乘马”。

又：“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注：“四当为三。”

又：“天子赐侯氏以车服。”“傧使者，诸公赐服者束帛、四马。傧大史，亦如之。”

左传哀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案：诸侯朝天子之礼，今唯觐礼存，甚为简略。郑目录云：“朝宗礼备，觐遇礼省。”然觐礼之文所以简略者，亦由当时朝宗礼文中既备言之，故特著其异于彼者而已。今欲补其阙略，则又当有三享王后，并问六卿、大夫等事。案：诸侯相朝聘犹享夫人，安有朝天子而不享王后者？则三享之外，又当有王后三享矣。又据周礼掌客职，待上公侯伯之礼，“卿皆见以羔”。卿既往见，则诸侯之来朝者，必先问六卿矣。故左传隐七年“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周语“叔向聘于周，发币于大夫”，则诸侯及其大夫朝聘于天子，其于公卿皆有币，且主人亦有傧币矣。又据聘礼“宾朝服问卿”，“上介朝服，三介问下大夫”，缘主国下大夫与宾异爵，故使上介往。若王之公卿出封，与公侯同爵。大夫出封，与子男同爵。诸侯来朝者，与大夫异爵。故不必亲往，然亦当使上介往问。此数者，觐礼虽无文，意朝宗礼当有之。由是朝觐用币，亦可得而计焉。天子与后皆三享，用束帛六。又率七介，亲问六卿，用问币六，七介与六卿各有面币，六七四十二，当用面币四十有二。又使上介率五介问大夫。天子之大夫，据周礼，中大夫三十有四人，下大夫八十人，冬官尚不与焉。人数既多，币固不能尽及，然与六官之贰，与太史、内史、行人之属与宾客接者，自必为币之所当及。故以二十人计，则问币二十。上介与其五介，皆有面币，其数共一百二十。加以三劳、三问、赐舍、赐车服、归饔，王后归礼及归上介饔饩与礼，皆有傧币，约数之，凡十有三。则诸侯一朝所用之币，约需二百余束，盖千匹以上矣。凡此皆以聘礼差之者也。

大夫以聘。

聘礼：“宾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宾用束锦傧劳者”。

又：“夫人使下大夫劳以二竹簋方，傧之如初。”

又：“宾裼，奉束帛加璧享。”

又：“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

案：玉惟圭璋特达，余皆有币。小行人：“合六币”，“琮以锦”。则享君束帛加璧，享夫人或束锦加琮。然聘礼公币皆用束帛，惟私币乃用束锦，则享夫人当亦束帛加琮也。

又：礼宾“用束帛”。

又：“宾覿，奉束锦，总乘马。”

又：“上介奉束锦，士介四人皆奉玉锦束，（读）〔请〕[一三]觌。”

又：“君使卿韦弁归饔饩”，“奉束帛”，傧以束锦、马乘。

又：“上介饔饩”，“下大夫韦弁，用束帛致之”，“傧之两马、束锦。”

又：“宾朝服问卿”，“庭实设四皮，宾奉束帛入”。

又：“宾面如觌币。宾奉币，庭实从。”

又：“上介〔特〕[一四]面币如觌。”

又：“众介面，如觌币。”

又：“下大夫尝使至者，币及之。”

又：“上介朝服，三介问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币之礼，其面如宾面于卿之礼。”

又：“夫人使下大夫韦弁归礼”，“以束帛致之”，“傧之乘马、束锦”。

又：归上介礼，“傧之两马、束锦”。

案：此有傧币，则亦当以束帛致之。

又：“公于宾，一食再飨。上介，一食一飨。若不亲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一五]致之以侑币”，“致飨以酬币”。

又：“大夫于宾，一食一飨[一六]。上介若食若飨，若不亲飨，则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币，致食以侑币。”

又：君使卿，“贿用束纺”，“礼玉、束帛、乘皮”。

又：“遂行舍于郊。（君）〔公〕[一七]使卿赠，如觌币。使下大夫赠上介，亦如之。使士赠众介，如其觌币。”

又：“大夫亲赠，如其面币。赠上介，亦如之。使人赠众介，如其面币。”

又：“宾于馆〔堂〕[一八]楹间，释四皮束帛。”

案：聘国所用币，以上所陈者计之，其为束帛者十有一：享币，一也；享夫人币，二也；问卿，卿三人，五也；上介问大夫，大夫五人，连前十也；释于馆楹间，十一也。其为束锦者五十：傧郊劳，一也；傧夫人劳，二也；傧致饔饩宾一、上介一。四也；傧夫人归礼，宾一、上介一。六也；宾介私觌宾一、介五。十二也；私面于三卿，宾、介共十八。三十也；上介及三介私面于下大夫五人，共二十；连前为五十也。共用币六十一束，为币三百有五匹。若主国所用币，则为束纺者一，贿是也。为束帛者十二：郊劳，一也；礼宾，二也；致饔饩，宾一、上介一。四也；夫人致礼，宾一、上介一。六也；飨酬币，宾二、上介一。九也；食侑币，宾与上介各一。十一也；礼聘君币，十二也。为束锦者五十有八：三卿于宾，酬币三，侑币三；于上介，酬币若侑币三；五大夫于上介，酬币若侑币五；君于宾介，赠币六；三卿于宾介，赠币一十有八；五大夫于上介及其三介，赠币二十。共为币七十一束，三百有五十匹。又，贾疏计宾之私币，尚有五大夫飨食之酬币、侑币。然经虽浑言“大夫于宾，一飨一食[一九]”，此大夫当指宾币之所及者，即三卿与下大夫之尝使至者而已。若下大夫之未尝使至者，宾不亲问，而使上介率三介问之，自无飨食宾之理，故不能有酬币、侑币也。至上介及众介私币，贾氏所计又失之少。经言“上介朝服，三介问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币之礼，其面如宾面于卿之礼”，则上介与其三介于下大夫均有面币，有面币则五大夫亦必有赠币以报之。经浑言大夫赠上介、众介，则下大夫亦当在内矣。以上文所计，与贾疏不合，故附著之。

诸侯以下，以傧使者，

见上。

以私相赠遗。

孟子引逸书：“绥厥士女，篚厥玄黄。”

又：“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居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

韩诗外传：“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取束帛十匹说苑尊贤篇作“束帛一”，是也。以赠先生。’”

诸侯之嫡子及诸公之孤以为贽，

书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伪孔传：“三帛，诸侯执，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

周礼典命：“凡诸侯之适子”，“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

两国有言亦用之。

聘礼：“若过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将命于朝。”

又：“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将命。”“客将归，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馆。”

左传哀七年：鲁入邾，“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

其在嘉礼，则昏礼以纳征。

周礼媒氏：“凡嫁子取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士昏礼：“纳征，玄束帛俪皮。”

杂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等）〔寻〕[二〇]。”

飨以酬宾，

士冠礼：“乃（宾醴）〔醴宾〕[二一]以壹献之礼，主人酬宾，束帛、俪皮。”

士昏礼：“舅飨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帛）〔锦〕[二二]；姑飨妇人送者，酬以束锦。”

聘礼见上。

内则：“宰醴负子，赐之束帛。”

左传庄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又，僖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侑。”又，二十八年：“王飨醴，命晋侯侑。”注：“既飨，又命晋侯助以束帛，以将厚意。”

又，昭元年：“秦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

食以侑食。

公食大夫礼：“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又：“大夫相食”，“侑币束锦也”。

礼之所行，莫不有币。凡用币，制币为上，常币为下；

案：上引天子巡守礼、朝贡礼与聘礼、既夕礼，凡用于天子及鬼神者，皆以制币。

束帛为上，锦为下。

案：上引聘礼及公食大夫礼，凡公币皆用束帛，私币皆用束锦。

此其大略也。

校勘记

[一]据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卷七补。

[二]“五两，两五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四十三作“五两五寻”。

[三]据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说文解字刀部改。

[四]“宽头向上，狭头向下”，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二十九作“宽头向下，狭头向上”。

[五]据国学丛刊本改。

[六]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四十改。

[七]据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卷二改。

[八]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六删。

[九]据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改。

[一〇]据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卷二十四改。

[一一]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四十改。

[一二]据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卷二改。

[一三]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一改。

[一四]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二补。

[一五]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二补。

[一六]原作“一食一飨”，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二改。

[一七]“君”，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三作“公”。

[一八]“馆”，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三作“馆堂”。

[一九]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十二补。

[二〇]据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四十三改。

[二一]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二改。

[二二]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卷五改。

释币下历代布帛修广价值考

汉时布帛皆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说文：“匹，四丈也。从八〔匚〕[一]，八揲一匹。八亦声。”

案：古文匹不从八，此许君以汉制说小篆也。

乡射记注：“今官布幅广二尺二寸。”

流沙坠简二器物类：“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

自汉赋南蛮，始用布。

说文贝部：“，南蛮赋也。”

风俗通：“盘瓠之后，输布一匹二丈，是为布。”

通典：汉武陵郡“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

魏晋以后，中原户调亦皆用绢。

晋书食货志：“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

又：晋武平吴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二]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无绢之处，以缣或布代之。

初学记引晋令：“其赵郡、中山、常山国输缣当绢者，及余处（当）〔常〕[三]输疏布当绵、绢者，疏布一匹当绢一匹，绢一匹当绵三斤。”

案：此条见初学记卷二十七，今传世明安国刊本如是。然明刊初学记自卷二十五以后讹脱殊甚，此条“疏布一匹”以下二句不可通。疑当作“疏布六丈当绢一匹，一匹当绵三斤”。上句有魏书食货志可证，下句则据本文自明，惜不得宋本一证之。

绢曰匹，布曰端。布六丈而当匹绢，故绢以四丈为一匹，布以六丈为一端。

魏书食货志：“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

案：初学记引此条作：“皆幅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端。”“四十尺”下明明脱“为一匹，六十尺”六字。通典所引与魏书同，唯孙子算经乃云：“五十尺为一端，四十尺为一匹。”此书本出汉晋间，乃所言与唐制同，疑李淳风注释时以唐人通习此经，虑人以古制为今制，故改之欤。

唐则布五丈而当匹绢，故以四丈为匹，五丈为端。

大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职：“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注：“若当户不成匹端屯者，皆随近合成。”

又，金部郎中、员外郎职：“凡缣帛之类，必定其长短广狭之制、端匹屯之差。”注：“罗、锦、绫、段、纱、縠、、之属，以四丈为匹，布则五丈为端。”

魏晋以降，征调之吏恒多取于民，或增尺法，

隋书律历志：“晋后尺，〔实〕[四]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

又，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又，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

又，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

又，后魏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

又，后魏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后周市尺、开皇官尺亦同。

又，后周铁尺，调律用。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又，后周市尺，即铁尺，一尺二寸，当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分六厘八。

又，开皇官尺同上。

大唐六典金部郎中、员外郎职：“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案：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为定例。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西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前此则周尺、汉尺、晋尺，虽不必全相符合，隋志之说。然其增率不得逾数分。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今试证之。魏书高（帝）〔祖〕[五]纪：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然杨津传云：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则前后可知矣。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普惠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遵先皇之轨，夙宵惟度，忻战交集。何者？闻复高祖旧典，所以忻（成功）〔惟新〕[六]；俱可复而不复，所以战违法。仰维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需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赋〕，奔走以役其勤。中略。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维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訚）〔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之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阙字。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复还绵麻，以充国用。”“愚臣窃以为于理未尽。何者？今宫人请调度，造衣服，必度忖称量。绢布，匹有（丈尺）〔尺丈〕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谓）〔以〕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郡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司〕之所以仰负圣明也。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当作市。绵麻，亦应（共）〔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明明慈信昭布于无穷，则孰不幸甚”云云。此疏言当时增尺之理极详，故备录之。唐尺与前代诸尺比例，史虽不言，然当与隋尺相等。说见余唐尺考。惟传世之宋三司布帛尺，则比唐尺较短，颇与前例相异。然宋时绢布已以四十二尺为一匹，故尺法虽短，而绢布修广已过于唐，苟合匹法与尺法参观之，可知斯说之不谬也。

或增匹法，

北史卢同传：同熙平间“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奉[七]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罪。”

魏书食货志：孝静时，“诸州调绢不依旧式，齐献武王以其害民，兴平三年冬，请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

北史崔暹传：“天保八年，迁尚书右仆射。时调绢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

按：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北齐书作“时调绢以七尺为丈”，语不可通。且北齐书无此语，册府元龟亦作“以七尺为丈”，皆误。

通典：“开元八年二月，制曰：'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者奏闻。’”

案：唐绢阔尺八寸，即铁尺之二尺一寸六分，比诸汉时已广一寸三分有奇，而匹长比汉时长二尺五寸有奇。此有唐盛时之制，视后魏、北齐之法外征调者异矣。

容斋三笔：“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府州，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须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今之税绢，长短阔狭、斤两〔轻重〕[八]颇本于此。”

宋史食货志：“自周显德中，（受）〔令〕[九]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间所输（布）〔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军州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仍其旧。”

程大昌演繁露：“古帝王必（用）〔同〕[一〇]度量，后世所传商尺、周汉尺不相参同，盖世异而制殊，无足怪。今虽国有定度，俗不一制。曰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随事致用。予尝怪之，盖见唐制而知其来久矣。中略。唐帛每四丈为一匹，盖用大尺准之，盖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长短不知当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国朝事多本唐制，岂今之官尺[一一]即用唐秬尺为定耶？不然，何为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

案：宋帛修广，上所引宋史食货志与演繁露说不同。一以为长四丈二尺，一以为长四丈。然程说无征，疑宋志是也。今传世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较唐大尺颇短。然以匹法之所加者，偿之有余。尺制稍短，殆以此也。

大抵不离乎汉制者近是。金、元以后，废绢布之征，故其修广靡定。

元典章工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中书奏过，先钦奉圣旨，缎匹长五托半之上，依官尺，阔一尺六寸。”

又：“大德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户部议得系官缎匹例，织造幅阔一尺六寸[一二]，长五托之上。中略。除已劄付御史台行下各道按察使体覆外，行下各路多出文榜，严加禁约。织造缎匹布绢之家，选拣堪中丝绵，须要清水夹密织造，每匹各长二丈四尺四寸，并无药丝绵，方许货卖。中略。”

又：“元贞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承奉中书省劄付蒙古文译，照得诸路局院造纳缎匹，内诸王百官长八托缎匹，各幅阔一尺四寸五分[一三]，常课长六托，每幅阔一尺四寸。照勘得既是上位用八托、六托缎匹，每幅阔一尺四寸五分，诸人所用不得同御用缎匹，理应降等。今既诸局院见造常课每匹长二丈四尺，幅阔一尺四寸，亦据诸人服用之物，所据街市缎匹、纱罗、绫绢拟合一体，依照在先定例。”

元丁巨算法：匹法有四十二尺、二十八尺、二十四尺三种。

元刊无名氏算术：匹法有四十八尺、四十二尺、三十八尺三种。

元无名氏默思集：算法四丈为一匹，原注：一匹或四丈二尺，或三丈五尺。五丈为一端。原注：一端或五丈二尺。

又：大绫阔二尺一寸，小绫阔一尺六寸，各长五丈二尺。

又：布长三十五尺。

又：彩缎长四十二尺。

而历代侈靡逾制者不计焉。

金楼子：宋高祖时，“广州所部二千石有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

唐会要：“代宗大历中，诏独窠文沙四尺幅等并宜禁断。”

墨庄漫录：“梓州织八丈阔幅绢，前世织工所不能为也。”

至其价，则汉以前大率布三而当绢一；

管子乘马篇：“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注：三等，其下者曰季。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

汉则布二而当绢一；

汉书王莽传：“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一四]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

南北朝之际，则布三而当绢二；唐则布五而当绢四。

见上。

以钱计之，则自周末以至汉魏，帛一匹率不逾千钱。

管子：季绢三十三则当一镒，布二两则当一镒[一五]。

案：镒，古作溢。（士丧礼）〔丧服〕[一六]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郑注：“二十两为镒。”春秋以后以溢计金，故字又作镒。赵岐孟子为巨室章注、韦昭晋语注、高诱秦策注、孟康汉书食货志注，皆云“二十两为镒”。唯赵岐注孟子陈臻章以二十四两为镒，与巨室章注不同。史记燕召公世家正义引孟康说亦同。以诸家注决之，则“四”字殆衍也。汉以一斤为一金，秦以前则以一镒为一金。则欲知当时价绢必自金价求之矣。考管子轻重篇云：“粟价平四十，则金价四千。粟价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价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云云。如使管子所云金价为一镒之价，则绢一匹直钱百二十五，布一匹直四十一而已。如所云者为一斤之价，轻重篇又云：“得成金万二千余斤。”则著此书时，又似以斤计金矣。则匹绢亦不过百五十，匹布五十耳。管子一书虽非春秋时作，当出于秦汉间人之手，略足以见当时之绢、布价也。

太平御览布帛部引汉书曰：“张敞为京兆尹，长安游徼受赃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遗腹子。诣敞，自陈愿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节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狭幅、短度、中疏，亏二尺，贾直五百，由此得不死。”

案：此条今不见汉书，疑御览引他书而误题耳。且其断狱，亦与汉律不合。据汉律，赃罪一匹无死法。且汉时以金计赃，不以绢布。汉书匡衡传：司隶校尉王骏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又薛宣传：宣为左冯翊。始高陵令杨湛贪猾不逊，宣“乃手自牒书，条其奸臧，封与湛曰：'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湛即时解印绶付吏，为记谢宣，终无怨言”。又陈万年传注引如淳曰：“律，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据此，则汉律臧十金以上乃科死罪。汉时一金，其值一万。敞吏所受臧布以狭幅短度，疏亏二尺，乃直五百，则无所亏者，一匹之直亦仅直五百二十有六。贾直既少，数又奇零，决不能以此为入死罪之限。又王子侯表：承乡侯德天“坐恐猲国人，受财臧五百以上，免”。高惠功臣侯表[一七]：赤泉侯杨毋害“坐诈绐人臧六百，免”。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一八]表：梁期侯任当千“坐卖马一匹价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五百以上”，与敞吏所犯同。当千免侯之外，更无余罪，则敞吏之罪，亦断无死法。唯晋书刑法志纪魏文帝时，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罪论之，论洪弃（世）〔市〕[一九]。此乃枉法之罪，故处以重典。汉制恐不如是也。又案魏书高祖纪：太和八年六月诏曰：“录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则以匹绢论死罪，乃后魏以后之制。然则此条不独汉书所无，又失当时事实。疑北魏后人所附会，而北齐修修文殿御览时误采之。至宋人修太平御览，以其言汉代事，遂题为“汉书”耳。殊不足以此定汉时之布价也。

范子：“计然〔曰〕[二〇]：'白素出三辅，匹八百。’”太平御览布帛类引其言，“三辅”盖汉时语也。

风俗通：“丞相薛宣决曰：'缣直数百钱，何足纷纷？’”

流沙坠简二器物类：“任城国亢父缣一匹，直钱六百一十八。”

按：盐铁论散不足篇云“纨素之价倍缣”，则缣当得素价之半。范子云“白素匹八百”，则缣价不过四百。至任城亢父缣云“一匹直六百一十八”，则素价当在千钱以上。盖二书所纪时代不同。范子有“三辅”字，当为前汉时事。“任城国”则章帝元和元年始建，乃后汉事也。绢之中，纨素为上，缣次之，绢又次之。晋令：“缣一匹当绢六丈。”则绢贱于缣者又三分之一。据前汉素价，绢一匹当直二百六十余；据后汉缣价，绢一匹当直四百余矣。

至晋氏丧乱，征发严急，乃有直千钱以上者，然率不过数百。

晋书王导传：“时帑藏空竭，库惟有（练）〔綀〕[二一]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綀〕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服之，（练）〔綀〕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

晋书石勒载记：“勒欲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二二]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数十）〔十数〕人，而钱终不行。”

宋书沈怀文传：“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

齐书武帝纪：永明（二）〔四〕[二三]年，诏“杨、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又王敬则传：“竟陵王子良启：'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机杼勤苦，匹裁三百’。'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贾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今）〔其〕[二四]四民所送，犹依旧例。昔为（损）〔刻〕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

魏书食货志：“天安、皇兴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又：“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钱，文曰'永安五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人于二市（买）〔卖〕[二五]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

北史房谟传：“魏朝以河南诸州，乡俗绢滥，退绢一匹，征钱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朝廷从之。”

有唐之盛，绢价尤廉。

唐书食货志：“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斗米四五钱。”

旧唐书马周传：贞观十一年，周上书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爱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而百姓以为不爱怜之，咸有怨言。”

通典：“开元十三年，封泰山，斗米至十三文。青、齐斗谷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二百十文。”

唐书食货志：“天宝三载，绢一匹钱三[二六]百。”

大唐六典刑部郎中、员外郎职：“凡计赃者，以绢平之。”注：“准律，以当处中绢估平之。开元十六年，敕'其以赃定罪者，并以五百五十为定估’。其征收平赃，并如律。”

唐会要：“开元十六年五月二[二七]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罪。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为限。’敕依，其应征赃入公私，依常式。”

案：唐律名例篇：“诸平赃者，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六典注引律，则云“以中绢估”。盖以上绢估者，初唐之事；而以中绢估者，开元时事也。唐时“强盗赃”自一匹以上，其罪绞。则林甫奏所云“山南三百即入死刑，河南七百以上方至死罪”者，皆指当时中绢一匹之价也。

及天宝之乱，而价增于旧者几至十倍。

杜甫忆昔诗：“岂闻匹绢直万钱。”

案：此诗作于永泰、至德间。匹绢万钱，虽诗人夸大之词，然亦当及数千矣。陆贽翰苑集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疏：“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价（计）〔既〕[二八]稍贵，数则不多。及乎颁给军粮，计数而不计价，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价既转贱，数则渐加。向之蚕织不殊，而所输尚欲过倍，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

唐书食货志：“贞元四年后，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贵）〔下〕[二九]，所纳愈多，绢一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

容斋续笔引太常博士许载吴唐拾遗录：“吴顺义中，绢每匹（布）〔市〕[三〇]价五百文，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邱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以折税。徐知诰从之。”

至宋元而复平。

宋史食货志：“先是，咸平初，广南〔西〕[三一]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至景祐初，“三司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七[三二]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

释文莹玉壶清话：“祥符初，王勉知颍州。岁大饥，出府钱十万缗，贷[三三]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

范镇东斋纪事：“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善之。今布千钱，增其价才至四百。其后转运使务多其数，富者至数百匹，贫者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贫富俱不聊矣。”

又：“张尚书咏在蜀时，米三十六文，绢匹三百文。公计兵食外，尽令输绢。米之余者，许城中贫民买之，岁凡若干。贫民颇不乐。公曰：'他日当知矣。’今米三百，绢匹三贯，富人纳贵绢，而贫人食贱米，皆以当时价，于官无所损益，而贫富乃均矣。”

容斋三笔十四：“熙宁七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事。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钱三百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折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

案：今所传透帘细草，不著撰人姓名。书中绢匹皆以四十二尺为匹法，当是宋人之书。所计绢价，自九百至千二三文不等，此书当作于仁、英二宗之世。至神宗以后，绢价骤贵，如东斋纪事所记者是已。苏轼筼筜谷偃竹画记亦云：“文与可寄诗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欲得此绢而已。与可亦云：'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与可蜀人，与范景仁同时。以景仁所记蜀中绢价计之，二百五十匹当直七百五十千，可以买田归老矣。宋时绢价，史无明文。据上所引书，可得其大略，盖远贵于唐之盛时矣。

元典章：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圣旨一件：“一匹纱，十两丝；一匹罗，一斤丝。”

又：“至元二十三年九月，江西行省近为织造缎匹。内纻丝六托，每用正丝四十两，得生净丝三十六两；八托用正丝五十三两，得生净丝四十七两七钱。”

案：元典章大德五年三月十日，江西行省定价，“类丝每斤中统（纱）〔钞〕[三四]四两八钱”。又案元史食货志：“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又银一两当至元钞二贯。”则中统钞一两，元钞一两与一贯相等。于至元钞行后仅当白银一钱。类丝每斤中统钞四两八钱，即现银四钱八分。净丝之价，不过倍之。然则罗一匹用丝一斤，需银一两左右，加以织工，至多不及二千钱。罗价例贵于绢，则元时绢价又廉于宋时。然元时货币仅有纸钞，如上所谓，实由于银贵而不由于绢贱。此又不得与他代同论也。

此自汉迄元，布帛丈尺价值之大略也。至其种类之繁，则任氏大椿之释缯详之矣。

校勘记

[一]据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说文解字匚部补。

[二]据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补。

[三]据初学记卷二十九绢第九改。

[四]据隋书卷十六律历志补。

[五]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改。

[六]据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改，下文补改同此。

[七]“奉”，北史卷三十卢同传作“忧”。

[八]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容斋随笔下三笔卷第十补。

[九]据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改，下同。

[一〇]据嘉靖钞宋本俞氏儒学警悟第三册卷十六演繁露卷六改。

[一一]“官尺”，儒学警悟本演繁露卷六作“省尺”。

[一二]“一尺六寸”，中国书店一九九〇年海王邨古籍丛刊本元典章卷五十八作“一尺四寸”。

[一三]“一尺四寸五分”，元典章卷五十八作“一尺四寸”。

[一四]“民人”，底本作“人民”，据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改。

[一五]“布二两则当一镒”，依王氏前引文，当作“布百两则当一镒”。

[一六]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改。

[一七]“高惠功臣侯表”，汉书卷十六作“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一八]据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删。

[一九]据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改。

[二〇]据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版太平御览卷八一布帛部一四补。

[二一]据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改。下文两处同。

[二二]据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补。

[二三]据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改。

[二四]据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改。下同。

[二五]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改。

[二六]“三”，新唐书卷五十一作“二”。

[二七]“二”，中华书局一九五五年版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作“三”。

[二八]据光绪壬辰夏五柏经正堂雕记翰苑集卷二十三及王氏下文改。

[二九]据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改。

[三〇]据容斋随笔上续笔卷十六改。下文所补同。

[三一]据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补。

[三二]“七”，宋史卷一百七十五作“一”。

[三三]“贷”，古书流通处景印本知不足斋丛书第六集玉壶清话卷八无此字。

[三四]据元典章卷五十八工部一改。

* * *

(1)本書初稿名布帛通考，一九一四年改題釋幣，刊於羅振玉所編國學叢刊第二、三卷。王氏生前曾有增補，後收入羅、趙兩家所編遺書。今據趙氏遺書本點校。

(2)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七四、八七圖版，此銘文出自十二年大簋蓋銘，而非大鼎。王國維釋文與銘文有出入。“龍”，今通常釋爲章，通“璋”。

随笔(1)

一

今北方人家，门前必有升车之石，或累砖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则古谓之乘石，周礼夏官隶仆云：“王行则洗乘石。”郑司农云：“乘石，〔王〕[一]所登上车之石也。诗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郑）[二]毛传云：“扁扁，乘石貌。”郑笺云：“王后出入之礼与王同，其行，登车以履石。申后始时亦然，今也黜而卑贱。”然则乘石唯王与后有之，故尸子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假为天子。”任彦升百辟劝进今上笺云：“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明三公以下不得有此物也。今则士庶人家亦多有之。又车上恒设小杌，以便升降时设之。或用短梯，此亦古妇人用之。士昏礼记云：“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贾疏云：“此几谓将上车时乘之而登，若王后则履石，大夫诸侯亦应有物履之。今人犹用台，是石几之类也。”然则周人用几，乃类今之小杌。唐人用台，殆如今之短梯也。

二

古之宫室三分庭一，在北设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宗庙则丽牲焉。据礼经所记，则自天子以下至士，寝庙中皆有之，庠序亦然。今中外官署大堂亦间有此物，亦约三分庭一在北，但无碑之称，又不居中而偏左，然用以识日景则一也。周碑制度未闻，今汉碑存者，其上大抵有穿，此亦周之遗制。祭义：“君牵牲，丽于碑。”则其穿盖用以系牲。空时县棺之木，亦谓之丰碑。盖以木上有穿，以通绳索，其形似碑，故谓之碑。汉碑之用，虽与周异，然其制则犹周制也。今衙署所用识日景之物，则全失其制，殆如佛寺之七如来幢矣。

古者天子诸侯，皆三朝三门。先郑司农以为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汉唐诸儒皆从其说。其实天子仅有皋、应、路三门，而无雉门、库门，戴东原正之是也。今北京朝门，亦与古合。禁城以内，午门、太和门、乾清门为三门；并天安门、端门计之，亦可谓之五门。其朝，则遇献俘诸大典，天子御午门楼，殆当古之外朝，太和殿当古之治朝，乾清宫当古之内朝。又郑康成周礼注谓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亦古之外朝。续汉书百官志注中详言其事。旧内阁大堂中设宝座，与汉之天子以下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同。然但为天子与阁部大臣议政之所，与周、汉之外朝异矣。

今之宫殿，正殿皆九间，盖自汉已然。周制堂上仅有室户一，房户二，共三户。汉时则有九户。张平子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大厦耽耽，九户开辟。”盖汉制已为九间之殿。其前通九间为一所，谓大厦是也。其后画为九室，每室一户；或虽通为一，而每间施一户，故有九户。文选景福殿赋注引洛阳宫殿簿：魏许昌承光殿七间。魏时许昌离宫正殿犹用七间，则洛阳正殿自当用九间矣。

古宫室之有东西南北四溜者，谓之四注屋。其但有南北二溜者，谓之两下屋，见考工记郑注。又乡饮酒、乡射礼皆云设洗当东荣，皆古士大夫礼。至燕礼云设洗当东荣，为人君礼。郑注：“当东溜者，人君为殿屋也。”贾疏：“汉时殿屋四向流水，故举汉以况周，言东（屋）〔溜〕[三]明亦有西溜。士大夫言东荣，两下屋故也。”则周时诸侯以上为四注屋，大夫以下为两下屋。汉殿皆用四注屋制，故人臣所居亦有殿称，以其同为四注屋故也。今唯宫殿寺观廨宇或为四注屋，人家罕用之，盖自周时已然矣。

三

古者室有户牖，堂则无之，故或用簾以蔽风口。说文曰：“簾，堂簾也。”“簾”字从廉，以廉得名。乡饮酒礼所谓“堂廉”，谓堂与堂下间有廉棱也，簾垂于此，故有簾名。此以竹为之，其用布者谓之，当亦从堂廉得名。说文云：“，帷也。”士丧礼所谓“帷堂”是也。汉时始于阶间施栏槛，汉书朱云传：“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师古曰：“槛，轩前栏。”明非门户之槛。今之大殿，皆有长窗以当门户，盖自魏晋以后始矣。

四

古者天子门侧，设两观而阙其中，故谓之“阙”。鲁亦有之，礼器所谓“天子诸侯台门”是也。今之门楼则设于门上，不在两侧，不知始于何时。余见汉画石像拓本画汉函谷关形，关有两观，其下皆有门，共两门。韩文公诗“日照潼关四扇开”，是唐时犹然。此实古之两观与今之门楼中间之制度也。

五

汉武梁祠画象所画柱，其上皆有圆木三层，相叠而上，愈上愈大，以承栋梁，此即所谓“欂栌”也。说文云：“欂栌，柱上枅也。”释名云：“卢在柱端，如都卢负屋之重也。”都卢，矮人之称，则卢之短可知。又王延寿灵光殿赋“层栌磥垝以岌峨”，画象柱上之物有三层，其为欂栌无疑。今时罕用之。

六

南方人家敬事灶神，谓之东厨司命，此实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与灶为一也。古者司命之祀有二：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盖即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此乃天神，楚辞所谓“大司命”是也。祭法七祀、五祀，皆司命居首，郑注曰：“此小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此与户、灶诸神俱为小神，楚辞所谓“少司命”是也。据祭法，“庶士〔庶〕[四]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无祀司命之法。唯士丧礼记之，疾病祷于五祀，则有事时一用事而已。至汉则不然，说文：“，以豚祠司命也。”引汉律云：“祠〔司〕[五]命。”风俗通则云：“今民间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六]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见汉时司命之祀极盛，与今日祀灶无异也。不知何时始与灶合而为一神。（按俗传太上感应篇，此书之作当在唐宋间，而其中已云“司命，灶君之神”。）[七]东京梦华录亦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则北宋时确已谓灶神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当在汉晋之交。抱朴子内篇：灶之神每月晦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三（十）[八]日也。此已与郑君礼注“督察三命”之说相似。郑注又言：“今时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则汉时已并五祀而一之，积久相忘，遂反配为主耳。

古之灶神，淮南子以为炎帝；戴圣及贾逵、许慎皆以为祝融；郑康成据礼器文，以为灶者，老妇之祭，其注礼器云“老妇先炊者也”。以礼意求之，郑说为近。然臧文仲“燔柴于奥”，郑君云：“时人以为祭火神乃燔柴。”则周时已有以祀神者，至后世祀司命，盖已三变。观李少君以祠灶、谷（等）〔道〕[九]、却老方见武帝，则汉初方士或已为此说矣。

古者盟誓，虽遍告天地四方及人鬼，然有专主盟誓之神。周礼司盟职所谓“北面诏明神”是也。左传襄十一年亳之盟载书曰：“或间兹命，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盟神殛之。”“司慎司盟”，说文冏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二字，古音同部，或通假用之。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铭文中有云“誓于大司命”，然则“司命”即左传之“司盟”，亦即周礼之“明神”也。其象则觐礼之“方明”。方明之象，虽兼天地四方，而实以司命为之主。以其用方木为之，故谓之方；以其主盟誓，故谓之明。后世小[一〇]司命之祀虽盛，而大司命则汉以后民间未闻有之。至于近世，遂合司中、司命、司录三者为文昌之神，而以张恶子其人当之矣。

七

城隍之祀，以城隍为名，义主于土，即古之社神，祭法所谓“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也。又城乡土地祠亦然，所谓“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也。今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亦谓之家堂土地，其神盖当古之中溜，亦社神之类也。礼郊特牲云：“家主中溜，而国主社。”则一家之中溜，即与一国一邑之社相当，其神亦为一人。左传：晋蔡史墨言：“五行之官，实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为社”。则社与五祀之神即此五官，故贾逵注左传云：“句芒祀于户，祝融祀于灶，蓐收祀于门，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溜。”杜注于“后土”下亦云：“土为万物主，故称后焉。其祀句龙焉，在家则祀中溜，在野则为社。”皆言社与中溜为一神。案：中溜谓雨水所滴之处，本以地言，则此说似属可信。今之社公、宅神与冢墓之神均谓之土地，其理一贯。可知今之宅神，实古之中溜，而其神则后土，其名则句龙也。

十一

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无凌躐，无加减，非苟而已也。如小雅瓠叶一篇咏燕饮食，首章云“酌言尝之”，此泛言也。次章则云“酌言献之”，三章云“酌言酢之”，四章云“酌言酬之”。古人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人）〔主〕[一一]人酬宾，献、酢、酬，卒爵而礼成。礼经所纪，无不如是，此诗次序亦同。又行苇及宾之初筵二篇序燕射事次序，与燕礼及大射礼合。楚茨序祭祀事，与特牲馈食、少牢馈食礼略同，惟尊卑有殊，而节目不异。可知古人用语，无一字虚设也。

二十

名有以卑为尊者，如周之执国政者谓之冢宰、太宰。案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是“宰”本至贱之称。自春秋以后，则执国政者或谓之相，或谓之相国，或谓之丞相，或浑言之，谓之宰相。然“相”之本义，谓瞽者之相，亦贱者也。汉中叶后，政在尚书、中书，后代因之，至唐即以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之官。然此数官，皆汉之卑官也。明以后，宰相称大学士，然其初亦只五品官。此皆先卑而后尊者也。有以尊为卑者，如称秀才为相公，医生为大夫、为郎中，掌礼为大夫，典夥为朝奉，薙发匠为待诏皆是。然比之五代、宋初呼小儿为太保，走卒为太尉者，则又不足怪矣。

二十一

古者大夫之妻称内子，犹天子之妻称后、诸侯称夫人，乃他人尊之之称，非大夫自称其妻也。盖子者，男子之美称；内子，则女子之美称。今则上下通有此称，并为夫称妻之辞，与古异大矣。

二十二

古者“夫”非美称，诗云“狂夫”，春秋左氏传云“役夫”、“畔夫”，论语云“鄙夫”，孟子云“顽夫”、“懦夫”、“薄夫”。其单称“夫”者，如诗之“夫也不良”，左传之“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公羊传“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檀弓之“夫夫也，为习于礼者”，皆轻蔑之辞。盖古者臣虏谓之夫，盂鼎云：“锡女邦司三百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有五十有九夫。锡乃司王臣十有二百人，鬲千有五十夫。”(2)吴清卿中丞释“鬲”为“献”。大诰“民献有十夫”，文例正同。吴说是也。然则邦司王臣称人，献及庶人称夫，显有区别。盖献者，战胜所俘之民，曲礼“献民虏者操右袂”是也。酒诰“汝劼毖殷献臣”，洛诰“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孚先”，献臣、献民犹殷之遗臣、遗民。周之克殷，虽未必尽俘其众，然谓之为“献”，当为古代遗语，观周公迁殷顽民于雒，分鲁、卫以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皆殷之献臣献民也。孔子所谓文献不足者，盖亦谓遗老既尽，无能谈夏殷故事者。郑康成训“献”为“贤”与伪孔传以“献”为“善”，均失其指矣。故盂鼎以“献”别于王臣，谓之曰若千夫。古金文中赐夫者尚多，皆战胜所俘者也。然则大夫、夫人与夫妇之“夫”，盖其后起矣。古文“臣”字象俯伏之形，其始与“献”字同意，故书微子曰“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诗小雅亦云“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左传“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康成注孝经亦曰“〔臣〕[一二]，男子贱称”，则臣亦谓臣虏。盂鼎所以分别臣与献者，盖臣为旧附之民，献为新俘之民，犹元时之分汉人与南人矣。

六十九

古者殓用棺，葬用椁。椁之制度，经传不详。檀弓言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郑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案：檀弓有子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言“古棺七寸，椁称之”。孔子所制，为庶人之礼；孟子所称，大夫之礼。以此差之，则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诸侯九寸，则天子盖一尺矣。故六（寸）〔尺〕[一三]者，以言乎其木之长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径。也。至全椁之大小，则无文以言之。世以棺、椁并言，疑椁之于棺，大小不甚悬殊。或以为椁即大棺，其实不然。按广雅：“椁，廓也。”且其字以郭为声，当取义于城郭，椁之于棺，犹郭之于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恒倍计。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郑注礼器云：“壶容一石，容五斗。”盖用叔孙通汉器制度之文，则大夫、士棺椁间之大小，略可识矣。柷之大小，郭注尔雅云二尺四寸，然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纷纯”，郑注谓“柏者，'椁’字磨灭之余。〔椁〕[一四]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广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曲礼记讲问之席，则曰“席间函丈”矣。天子、诸侯椁中皆有神坐之席，则棺椁之间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为最小之度矣。

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详。唯据士礼言之，则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麦。瓮三、醘、醯、屑。二，醴、酒。皆有木桁庪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杆、盘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乐器，未详。而涂车、刍灵之属尚不与焉。下棺后，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此中各物，以为最大，自非容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则棺椁间之差亦随之而大，至檀弓谓“宋襄公葬其（大）夫〔人〕[一五]，醯醢百瓮”，他物亦当称是。左传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则末世侈靡之事，又非三尺余之地所能藏矣。如此，棺之两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过小。檀弓言天子之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属六寸，椑四寸，水、兕革各三寸，计二尺四寸。两旁合计四尺八寸，中间容尸之处亦当得三四（寸）〔尺〕[一六]，则棺之径至少当得八尺，并两旁各三尺许计之，当得十四五尺。其纵处亦略如之。此椁之大小之度也。

椁之制，但有四旁而阙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唯天子用隧，棺自羡道入。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唯四围之椁先树于圹中，而折及抗木必加于下棺之后。然四旁之椁，必得折与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椁称，左传成公二年所谓“椁有四阿”是也。诸侯以下，椁上皆平。士下棺后加折，方凿连木为之，缩者三，横者五。抗木则横三缩二，每五枚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数而已，其上皆平坦也。唯天子五重，则四注而下，以木之端凑于上而侈其下，如屋形，所谓四阿者也。杜注：“四阿，四注椁也。”孔疏曰：“士丧礼下篇：抗木缩二横三以负土。则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则其上方而尖也。礼，天子椁题凑，诸侯不题凑。不题凑则无四阿。”其说是也。然则檀弓所谓“柏椁以端长六尺”者，当以六尺之木，纵系二层，为四注屋之形。六尺再椁，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当加长焉，然后可以周覆椁上。椁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于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杀之度也。然则椁之制，天子崇其上，诸侯以下平之，而其视棺之大小，则如郭视城之大小，则可决也。

古椁皆用木，檀弓云“天子柏椁”，丧大记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是也。然天子则以石表之，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欧方良。”郑注：“圹，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郑氏此注，以汉制推之，周时果如此殆不可知，然檀弓称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则周季已有为之者矣。

秦始皇之葬，石椁为游馆。汉书刘向传。汉文帝亦言“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张释之传。则自秦以后，实用石椁，然其里或尚以木为之。刘向言始皇墓发掘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则石椁之下，尚有木椁。汉书所谓“黄肠题凑”即是也。续汉书礼仪志：皇帝登遐，“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如礼”。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絫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一七]黄肠题凑。”则黄肠题凑次最居外，与康成所谓“以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者，语可互证。殆所用以支石者，观文帝谓石椁时“以纻絮斫陈漆其间”，则当时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须以木支持。然霍光传云“黄肠题凑一具”，则又似与梓宫、便房等同置于圹中，非复支圹之物矣。

十九

周世韵文，萃于诗中，他经亦屡见之，其见于彝器中者亦颇不乏。其箱大者，谓为诗之逸篇可也。如历鼎云：“历肇对元德，孝友惟刑，作宝尊彝，其用夙夕将享。”“刑”与“享”为韵也。叔夜鼎云：“叔夜铸其（靳）〔〕[一八]鼎，以征以行，用侃用享，用（）〔蕲〕[一九]眉寿无疆。”用三韵也。史冗簠云：“史冗作旅匡，从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用四韵也。叔家父簠云：“叔家父作仲姬匡，用盛稻粱，用速先（□）〔嗣〕[二〇]诸兄，用蕲眉寿无疆，哲德不忘，子孙之光。”用六韵也。毛公小鼎云：“毛公旅鼎亦唯敦，我用〔厚〕[二一]逮我友，韵。既其用友，韵。亦弘唯孝，韵。肆毋有不，韵。是以寿考。韵。”殳季良父壶云：“殳季良父作敬姒尊壶，用盛旨酒，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诸老，用祈匃眉寿，其万年灵终难老，子子孙孙是永宝。”皆用五韵。曾伯簠云：“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哲圣元武，元武孔□。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具既卑方。余择其吉金黄（错）〔〕[二二]，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遐不黄耈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享。”则用八韵。虢季子盘云：“唯十有二年，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乡。王曰：伯父孔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篇中共用十一韵，古诗所未有也。此外文中杂韵语者尚不胜举，兹取其最典雅者著之。

二十

山左陈氏所藏毛公鼎，字多至四百九十有七，为近世吉金之冠。此器于宣统庚戌归浭阳端忠敏，时陶斋吉金录已成，未及补入也。此器自潘文勤、吴清卿中丞等均以为足补尚书之阙，然其中文句，多与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中之师敦相复出。如毛公鼎云“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师敦则云“肆皇帝亡，临保我有周”；毛公鼎云“以乃族，干敔王身”，师敦则云“以乃友，干敔王身”；毛公鼎云“愍天疾畏”，师敦则云“旻天疾畏”。余如“雍我邦大小猷”及“勿以乃辟陷于囏”二语，二器中皆有之。方知三代册命之文，亦多陈陈相因，不独后世制诰然也。

周世铸钟，皆用正月丁亥日。汉世铸带钩，皆用丙午日。唐时铸镜，用五月五日。

近时所出古器，文字最多者，以毛公鼎为最；至器之最大者，则首数吴县潘氏之盂鼎与合肥刘氏之虢季子白盘。盂鼎直径得三尺许，气象雄伟，一望而可见为三代盛时之器。其鼎初出岐山，后置之西安府学，左文襄督陕甘时，乃遣兵数百人为潘文勤致之于京师。虢季子盘亦出宝鸡县虢川，司容一石余，重四百八十斤，阳湖徐燮钧知郿县时得之，载归江南。粤之乱，匪用为马槽。刘壮肃公铭传克常州，乃携以归皖，今藏其家。又盂鼎同时出土者二器，其一文字更多，闻已充铸钱之用。此器唯海丰吴子苾阁学家有一拓本，已刻入攈古录金文中，其文乃载用周初伐鬼方事，惜已剥蚀，不能通读其全文，甚可惜也。其余大器，唯吴县潘氏之克鼎与武进费氏之颂鼎亦略近之，皆古之所谓牛鼎也。毛公鼎文字虽多，然直径不过尺有半，殆所谓羊鼎豕鼎者欤！此外唯毕秋帆制军所藏曶鼎亦系牛鼎，自藉没入内府后，已不知其存亡矣。古器流传于今者，鼎最多，敦次之，爵又次之。爵之数不下二百，然皆商器，其为周器者不及十分之一。至簠、簋则仅有周器，无商器也。敦亦如之，其为商器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已。

古器文字所在，有一定之处。如钟铭皆在钲间及左右两鼓，或有延及两栾上者。鼎铭皆在器内，自口而下。尊、壶、罍亦如之。敦与簠、簋铭皆在器之中间。爵铭则在鋬内及柱上，其文之稍多者，亦或铸于口内。觚在外底，觯在内底，鬲在口上，盉或同之。皆有一定之制，无有稍出入者。

古器文字，大抵阴文，其花纹则凸起为阳文。其冶铸时，文字必先刻阴文范，乃制阳文范；花纹必先刻阳文范，乃袭阴文范，然后可以镕金于其中。是古代冶铸之工，实本于雕刻之工，观其冶铸之精良，则其雕刻之精良从可知矣。上虞罗氏藏商时雕刻牛骨断片，其精雅与鼎彝花纹无异，此物出彰德府城外，与龟板牛骨文字同时出土，为殷时遗物无疑也。

近世大器，皆出关中，如毛公鼎、曶鼎、克鼎、二盂鼎、虢季子盘之类是也。至河南、山东所出者，无甚巨丽之物，唯吴县潘氏所藏之齐镈，乃齐故物，当出青州。又沇儿、王孙遣诸二钟乃徐故物，当出山东、江南间。此三器文字极多，乃不下于关中所出之器。古人云：“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今可云“关东出钟，关西出鼎”矣。

校勘记

[一]据中华书局版十三经注疏本周礼夏官隶仆郑玄注补。

[二]“郑”字，据上下文义及十三经注疏本诗小雅白华毛传原文，当系衍字。

[三]据十三经注疏本仪礼燕礼买公彦疏改。

[四]据十三经注疏本礼记祭法补。

[五]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手稿（下简称“手稿”）及说文解字示部补。

[六]据手稿及中华书局版风俗通义校注卷八补。

[七]括号内文宁系报载原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剪报修改本（以下简称“剪报本”）涂删去。

[八]据手稿及抱朴子内篇微旨卷六删。

[九]据手稿改。

[一〇]据上下文章，此“小”字当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