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校长 第二编　清华校长梅贻琦

第二编　清华校长梅贻琦

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我不敢说梅先生没有说过假话、说过虚伪的话，没有恭维过人，不过我敢说这些话梅先生说得最少。

五月十九念“五哥”

梅贻宝

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庚子年义和拳闹乱，阖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诸兄姊每人都有一位奶妈（亦称乳娘），到了贻宝时期，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部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然而，他曾屡次描述抱着我喂糕干这一幕。据我的心理分析，这是他对这还知自爱上进的小幺弟亲切满意的一种表达。最后提到喂糕干的一次，据我回忆是一九五五年。当时“五哥”、五嫂住在纽约一间公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有一天，我到纽约去看他们，不知怎的，话头又引到喂糕干了。那时他已耳顺之年，我亦年逾知命了。我说，我这贱躯，虽然比不上运动员、大力士，但是通常的辛苦，在这抗日的岁月，亦还担当过一些，至今未见衰颓，“五哥”应把这喂糕干一幕真确地写出，就教于那些营养学的科学家。随后月涵忙起设置原子炉来了，就把那追问喂糕干与营养关系一节给忘了。

从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五哥”是我们的长兄，多少叔伯戚友劝父亲，等他保定高等学堂毕了业，就该叫他就业了，做个中小学教员呀，到租界洋商写字间里当个“摆”（boy）呀，怎样都可贴补家用，替父亲分些重担。但是“五哥”努力上进，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而父亲毫不迟疑地命他放洋。“五哥”放洋四年，时而把撙节下来的膏火五块十块地寄回家来。我当时才入小学不久，不甚懂事，只记得“五哥”寄回来在上海剪下来的辫子。“五哥”不时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国风景明信片，当时看了，心向往之，并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认识杨锡仁、张彭春、金仲藩诸先生，当时都是翩翩少年。

一九一四年，“五哥”回国，家人欢欣逾常。父亲自认他那一套旧学旧识不合时宜，命诸子唯“五哥”之命是听。“五哥”立即把我送进南开中学，学费每月三元，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因为是世交，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费奖学金，乃以记账方式出之（至今我亦不明白那一年南开的学费是否还记在账上，现在想偿还亦无法偿还，只可“难得糊涂”了事）。转年，我考入清华中等科，应属二三级，大概因为南开读书一年的关系，教员们把我考了考，问了问，升了一级，改属二二级。我入清华当学生的那年，亦即是“五哥”入清华当教员的那年。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业师，所以物理这一门我尤其小心预备，以免班上彼此“那个”，学年结业时这一门我得了个“甲”等。“五哥”住在学务处（即工字厅）西偏院里，我有时去看看。他在时，则是彼此互看一番（interview）而去；他不在时，则偷吃些花生蛋糕而逃。他亦从未问过我这些琐事，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有一次学校国语演说比赛，我参加了，题目已忘记，大概与欧战有关。这次去看“五哥”，“五哥”居然根据讲题同我讨论了好久。我当时不过十几岁的顽童，不觉顿开茅塞，回房好好预备了一番，演说比赛竟获第一。此后每天看报，尤其注意国际新闻，数十年如一日。

“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五哥”初入清华供职，另有三个弟弟在各中学读书，不久分别升入北京师大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五哥”一人负担，大概还清偿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像“五哥”那样人品、那样资历，当时说媒保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听说常往韩家坐坐，他同韩咏华女士一九二〇年结婚，这就是我们的五嫂，清华同学们称之为梅师母。当时朋友们送喜联，好几幅的上款把“月涵”题成了“悦韩”。

在美求学时，“五哥”曾皈依基督教，信仰相当诚笃，回国来还在天津青年会服务一年。烟酒他是丝毫不沾的。入了清华，他的生活习惯渐渐从俗些，但亦还未听说开怀畅饮过。他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年校友返校节，学校在工字厅设宴款待返校校友，大家互相让酒中，忽然有人倡议，各级依次向校长敬酒。每级集团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校长只可照干。如是者，干了一杯又一杯，我们在场的家里人实在有些着慌而又不好出来劝阻，只可听之，但盼无事。未料他老先生席散后自行迈步回家睡了一觉，起来继续招待宾客，当晚参加同乐会，若无事然。大家这才放了心，同时大家亦得了一大发现——“梅校长酒量可以的”。这恐怕亦是他自己在中年的一大发现。这个名声传出去以后，当然若干贪好杯中物的同志都要来讨教一番。同时国事日蹙，显然公私各方顺心事少，而逆意事多。我料想，到后来他喝酒，难免是借酒来浇愁解闷了。至于喝酒时而过度，是否与他后来的病症有关，我们不通医道的人不敢多说。“五哥”二三十年来在全国各地结交了不少的酒友，而且酒品极好，似乎人人都说他酒德甚高，称之曰“酒圣”。据说酒友们用字，与字典不完全一致，但是能以“德”“圣”称之，大概总是好的一方面吧。

“五哥”毕生从事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于“清华”将近五十年，其间亦经过若干的艰辛，受过可观的穷困。一九四五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里住了一夜。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前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桌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现在想来，近乎奇谈，亦应视为吾国教育界从业员的美谈。

战后大家在北平复员，“五哥”一家搬回清华园校长住宅，住处是宽敞多了，但是伙食日用仍甚拮据。随后我们离开了北平，各自辗转到了美国。“五哥”从事保管“清华基金”，设置研究员名额以维持若干留美学人，“恢复《清华学报》”，并从旁协助华美协进社若干业务，而其自定生活费甚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先前住的还是一栋通常的公寓，后来退掉了，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大概是势须撙节而然。我的大侄女祖彬，几年来住美国洛杉矶。她除维持一个子女四人的家庭外，还挣扎着给大学研究生们打论文。这样赚来的辛苦钱，不时五块十块地寄给她母亲，贴补日用。我在美国比较有办法些，过些时日后我们夫妻都有了固定职位，生活比较安定，衣食可说无缺，但是无法同“五哥”谈他的经济状况。我偶尔给他寄张支票，有些兑取了，有些始终未兑。我想这不是他遗忘，他似乎自有分守，自有道理。我既然无奈他何，亦只得三思而后行，顺其心意，以免徒增他一层烦恼。在这一节，我只可以后备队员身份自居。

一九六〇年，“五哥”病倒的消息传到我处，真是迅雷贯耳，焦急万分。幸而不久五嫂自美赶回陪他，而他的病况亦和缓下来。我延至一九六一年春方得脱身来台，住了一个月，主要任务是陪“五哥”。他的病况那一阵的确好了些，后来听说祖彬侄自美来省视他，他那一阶段的病况又好些，可见一个人的心理确能影响他的生理。他自己更是乐观。“教育部”的“部务”幸而得以摆脱，但是学校的公事，他仍在床上批阅处理。适逢“清华”原子炉筹备已达最后阶段，咫日即可开炉应用，说是要请当局大员参加开炉典礼，他自己兴致勃勃地准备去新竹主持招待。我在离美以前就同若干医生谈论过“五哥”病况，到台北又听了高天成院长两次报导以及他的意见，我不得不承认“五哥”所染是不治之症，问题只是能延迟多久而已。“五哥”以及若干他人都表乐观，我当然不愿打断他们的高兴，只可保持一种“但愿如此”的态度。在他的病床前，我曾婉转提过两点：一是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一是立个遗嘱。对这两点，他毫无反应，我明白都非他所愿。他不许我为生人设奖学金，必是出诸谦虚，而并非忌讳。至于不立遗嘱，大概是因为既无遗产之可言，又何须遗嘱一举？这是我的揣测，我想大致不差。

在我们离台前，有一天天朗气清，春风和畅，“五哥”的病况亦恢复到满意点，便叫汽车中午由医院开回金华街一一〇号。路上他叫车夫绕道“中华路”，他很高兴地指给我们看新建的“中华商场”。我们家人聚餐，大概是吃了一顿烂面。饭后，他把家里三间屋子巡视了一周，叫我到书房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柜橱里还存有各种好酒若干瓶，他看了看，然后向我点首微笑。上车回医院前，我给“五哥”、五嫂在汽车前面照了个相。不料回院后第二天，他感觉不支，并且又发起烧来，看来这回家一举，是过了力，是闯了个祸。原意那次回家，乃有演习用意，如若经过良好，校友返校节有试赴新竹的打算。退一步讲，亦可以在金华街办事处举行一个校长亲临的集会。然而病况经这一反复，一切计划，只可打消。现在想来，那回家吃面的一天，怕是“五哥”卧病时期最健旺、最愉快的一天了。我们原定四月底离台，期近颇觉依恋，“五哥”竟亦明言叫我们多住两天，于是展到五月初才动身。临行到医院再看了他几分钟，我敏感今番作别，不同往常，强打精神说了几句淡而无味的安慰他的话。他呢，只点了点头，哼了几声。我们退出，登上汽车赴机场。果不其然，这就是我同“五哥”的永诀！多少朋友来送行，但是五嫂不在其内，我们一致认为这时五嫂必须留守在台大医院特一病房。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美国爱我华镇接获电报，说是“五哥”于十九日与世长辞了，兄弟手足从今幽冥永隔了。好几天寝食俱废，甘苦莫辨。自念对于“五哥”病况从来客观，目为不治，至于人的生死问题，因为常要给各班学生们讲哲学、讲宗教，亦能说有个一知半解。但是，临到“五哥”离我而去，竟无法不动情，动情而竟无法遏止。“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我自念平生所受感染影响多端，而无一人能超过“五哥”。若干朋友呼我为“小梅”，我负责燕京大学时期，熟朋友们竟称我为“小梅校长”，以示区别。而今已矣，“五哥”与我长辞矣，“小梅”的绰号可以解除矣，但那喂糕干的恩德，亦就反哺无从矣。呜呼伤哉！

“五哥”逝世以来，曾有若干纪念仪式、若干纪念刊物，无论向我征稿与否，我都觉得义应参加，有所表示，但均无法提笔，一两次勉强地写了几行，便写不下去了。现事隔三载，姑为一试，仍是边写边拭泪。生疏粗陋的文字，亦殊不愿加以润色藻饰。文中不无涉及吾家琐碎，有扰读者清神，尤觉不安。

一九六五年三月抆泪撰于台北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六五年五月号）

我最初认识梅月涵先生时的一件小事

王云五

我最初认识梅先生，是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上旬。那时候他是中华民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监督，我则初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因前此八年的任务系主持编译，对于管理及业务经营向无经验，故于接受新职以前，征得商务的董事会同意，就职后立即出国考察工商管理。此行历国八九，而美国即为所经历的第二个国家。

在参观访问之余，特来华盛顿，入其国会图书馆参考图籍十余日，中间只以半日从事于游览名胜。同游者有沿途偕行之程弢甫、刘式庵二君及梅先生与其时在国会图书馆研究之江亢虎君，而由我国使馆某君驾车导游。余偶在阿灵顿国家坟场附近发见一个小型的飞机场，系供当地上空游览之用。我突然兴发，询同游者孰愿试飞，盖彼时飞行事业甫萌芽，一般人有飞行经验者殊鲜。程、刘二君质言不敢尝试，江君则侈言曾经长程飞行，对此短程试飞不感兴趣。唯我坚持欲试飞，即无相伴者，亦将独自为之。梅先生微笑不语，余试邀之，点首应允。

询明试飞办法，需费美币五元，可在华盛顿附近上空飞行十分钟。及谛视飞机，体甚小，且无上盖。机师语以登机后，腰部紧束皮带，座位左右各附着铁环，如飞行骤遇气流转变，机身动荡甚至倾侧，既有束腰之带，又得紧握铁环，绝无可虞。及缴费时，机场管理员邀余等各签署一志愿飞行文证，大意谓“设遭意外，可通知住在某处之家属或亲友”。余以出于自愿，梅先生却属被动，余签字后，梅先生方在握管待签时，余力劝梅先生重行考虑，不必冒非必要之危险。梅先生仍微笑不语，唯此时一变顷间之点首而为摇头，盖表示不必重行考虑也。于是相偕登机，同游诸人亦群趋机旁，与余及梅先生殷殷握手，片刻之小别，竟如久别者然，殆亦由于心理上之紧张也。

机身冉冉上升，达五六千尺之高度，俯瞰城市房舍，有如画图。是日天朗气清，飞机在空气中行动，既鲜摩擦，较彼时驰行于大路上之汽车尚舒适，只于下降时，机身突然倾侧，虽无机顶隐蔽，以有两铁环及腰带，绝无危险。着陆后，诸人咸趋前相迓，梅先生独紧握余手，笑谓顷间为患难朋友，现在则为安乐朋友矣！

余于是重有所感，盖就余推测，梅先生登机前未尝多言，独首肯与余同飞，实未必出于自愿，仅对独行之远客表同情。及睹机身简陋，又须签署有如遗嘱之文件，觇其神色，似甚严重，余故临时劝阻，则又以重然诺，摇首婉谢。下机后，心绪之紧张解除，故有患难与安乐之幽默语。足见此时之安乐的表示正反映顷间患难的含蓄，即此一小事，可见其伟大处。余则于出国辞别两老之际，承切嘱遇事谨慎，不可冒险。是日出游以前，梅先生等来逆旅相邀，适写家书，未竟遂搁置。及过机场，偶起好奇之感，尽忘父母切嘱。游罢归来，曾写一短诗，中有“未完家报当遗嘱”之句，即记此也。

此事距今三十有七年，余未尝公开发表。日前“清华大学”月涵堂落成，余应邀讲话，偶及此事，事后《传记文学》编者刘绍唐兄坚请写出，为书此以畀之。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六期（一九六七年六月号）

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

叶公超

我没有从梅先生读过书，所以没有资格称他为老师，但他长我十几岁，他于一九三一年接任清华校长，我已经在清华教书，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师友之间的朋友。我想，有许多现在六十多岁的人，对于梅先生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尊敬。一位朋友活着的时候，格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十分容易得着一个客观的评价。假使是仅限于师生的关系，受过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总不免有点拘束，有许多话也就不好说。我处于师友之间的地位，倒没有这种拘束。

我的遗憾是生得晚一点，没有机会和早年的梅先生接触。我初次认识梅先生，是一九二八年在华盛顿，他做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时候。我不是清华的学生，因为陪一位清华的同学去看梅先生，才有和他见面的缘分。他留我们吃饭，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对美国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而且英文说得极好。留学生对于驻美的政府官吏，通常都有两种印象：一是只知道向国内打报告，而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形；二就是英文说得极坏。梅先生却不然。不过，我那次对梅先生的印象，不能说是“好”。年轻的人总有点怕寡言的人，尤其是脸上不多有笑容而寡言的人。从那次见面直到梅先生到清华园来做校长，我只见过他几面，而内中有一两次是跟胡适之先生一起去看他。胡先生和梅先生相识大概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梅先生的话仍然是那样少——胡先生的话照例是多的。有一次好像是胡先生说了几句笑话，他自己觉得很可笑，他那种很自然亲切的笑，和梅先生的轻微的笑，好像停顿在笑的边缘似的，使我得着两种笑的比较。那次之后我才知道梅先生也会笑，只是他的笑的程度很浅。梅先生做校长之后，我和他的接触就频繁了。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我常常有机会和梅先生谈天，有时候一起喝酒，对于他的认识，可以说又深入一层。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凡是寡言而审慎的人，多半都是因为早年家境不好，中年受过颠沛的人。梅先生家里虽然早年清寒，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挫折，不过他是长子，早年负着家计和教养弟妹的重担，因此也就形成了他一生的令朋友最钦佩的性格，就是他沉默的责任感。沉默是梅先生个性中的特征，他和朋友们很少提到他早年的生活，更少说起他任何艰苦的经历。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他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对于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我们在生活里常看到，像梅先生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是好用权术和心计的人，但是梅先生是沉默而真诚的——确是两种特质难得的结合。

记得一九三五年前后，共产党已经开始发展到学校里。有一天，清华园传遍了宋哲元将军要派人来逮捕学校的亲共分子的消息。先说是只限于学生，后来传说教职员中也有亲共分子，一时人心浮动。我晚上到梅校长家里，碰见几位同事在那里和梅校长谈话，座中有叶企孙、陈岱孙、冯芝生、顾一樵、金岳霖等教授，这几位都是清华的院长和评议员。我仅是一个教授，那时候也不是评议员，平日也很少参与所谓校务，但是既然进到客厅里，梅先生便留我坐下来谈谈。我坐了十几分钟，好几位同事都说过话，梅先生不停地抽着烟，一言不发。又经过十几分钟，梅先生还是不说话。结巴的冯芝生终于问梅校长：“梅先生，你……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你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梅先生低声地回答：“我正在想。”在座的金岳霖先生——他是富于幽默感的人——接着说：“梅先生，你可以不可以一面想，一面发出想的声音来？”梅先生也很幽默地回答：“要是发出声音来，我也许就想得更慢了。”大家哄堂大笑。不等大家笑完，梅先生就说：“这事是不能交涉的，这是中央来的命令，而为我们学校本身的安全，我们也不能反对他们来搜查和逮捕嫌疑分子，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军警合作，在他们来了以后，学校里的秩序不至于紊乱，而同时不发生意外的事件。”后来，梅先生把他所想的一个临时组织说出来，我认为相当地有价值。这一桩事和我所知道的许多别的事，都可证实梅先生的沉默与寡言并不是寡断。

有一桩事，外面有人对于梅先生曾经一度有误会，梅先生逝世三年了，好像还没有人提到这桩事，我略知其中的经过，所以想趁这个机会，替寡言的师友说几句话。迁台之前，梅先生就到美国去了，他到美国去并不是做寓公，而是去继续保管“清华基金”。这个基金是中美两国政府当初共同决定交给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保管的，而这个董事会是由中美两国人士组成的，要动用这基金的款项，必须大多数的董事同意，而事实上假使有一两个董事不同意，案子是提不出来的。那时就有人——我也在内——认为“清华基金”的利息不应当完全用于美国维持少数研究人员，而要拿回台湾来，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业。那时我在“外交部”，我的态度当然是支持这种主张的，同时胡适之、蒋廷黻两位先生都和我的看法一样。梅先生个人的主张实际上也和我们相同，但他还是“清华大学”校长，他的责任感不允许他轻易发表意见，尤其是在没有提出具体计划之前，他不愿意向美国方面的董事表示任何意见。他在纽约告诉我，假使手里没有计划，而先表示意见，其结果美国方面可能先提出一个具体意见来，那时候我们就要感到尴尬了。同时他也劝我，以“外交部长”的地位，不要和美国的任何董事谈起这桩事。我说不成，我以“外交部长”的资格，在原则上一定要告诉他们，希望将来这钱要有计划地用于台湾。他问我：“假使他们问你，有没有计划，你怎么样说？”我当时的回答是：“计划可以大家同时想，钱却一定要用在台湾。”梅先生沉吟许久，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很想弄一个长期的科学计划出来，不过'清华’的钱太少了，任何长期的科学计划都不够。这一点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所谓“长期的科学计划”，是我从梅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的。后来，大概隔了两三天，我去看胡适之先生，才知道他和胡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所谓“长期的科学计划”，梅先生的主要思想是不要用这笔钱来盖房子或是做宣传——即使提出盖房子和做宣传的计划，董事会也绝不会通过——而要用于实在的科学发展。梅先生是学电机的人，在大陆许多年都教的是物理，所以他对于原子科学比较有认识，今日“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创办，就是梅先生和几位弄原子物理的清华同学设计的。

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我不敢说梅先生没有说过假话、说过虚伪的话，没有恭维过人，不过我敢说这些话梅先生说得最少。有人说——不是我——梅先生有时候说几句虚伪、恭维人的话，也是带着真诚的情感，我不知道梅先生听见这句话会怎样地笑。

最后，我不敢说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或政治家，但是他做人，我认为是很足以为我们的师表的。顾亭林说：“读书最易，做事较难，而最难者莫过于做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六五年五月号）

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黄季陆

一

陈辞修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安葬台北县泰山乡，我在参加送殡行列悲感的气氛中百感交集，他生前的志节和功业，现正激荡于每一个人的心上，沉痛地表现于对他死后的追思。我自一九五〇年春“行政院”改组，他由台湾“省政府”主席调任“行政院院长”，到他一九六四年因病去职，除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段时间离开“行政院”，改任“考试院考选部长”之外，可以说我在“行政院”追随他的时间要算是自始至终，未曾间断。我曾担任“行政院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和“内政部”“教育部”两任的“部长”，说到公私方面的关系，回忆起来真不知从何说起！往事不堪回首，为了避免胸中的郁闷，只有从以往轻松愉快的事上寻解脱，因而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他阳明山官邸一次吃酒的故事，而这一故事的主人翁并不是他，而是“为酒无量，不及乱”的梅贻琦先生。

辞修先生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割治胃病以前，自负是一个饮酒的强者，自此以后，他因为遵照医生的警戒，便不敢多饮酒了。他说过许多他以前豪饮的故事，其中他最引为得意的一次是奉命到山西太原接洽公事，被山西的“饮者”围攻，这次真是吃酒无量，并未示弱，同时圆满完成了他奉命前往的使命。我常以“好汉莫说当年勇”“能者表现在今朝”来挑起他饮酒，可是到了他真正不服气拿起杯来要吃的时候，为了他的健康，我又自行退兵了。他时时作弄我，要我饮酒，我说，因为身体太胖，医生嘱咐我不能多饮酒。当我出外应酬时，我的太太亦曾一再以此相戒。当我兴致一来不能自抑，端起酒杯要饮时，他向我取笑道：“你不怕回家太太责骂？”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我拒绝不饮时，他又向我取笑：“现在为何又怕呢？”我说：“为人要忠实，不能因为太太不在而妄自饮起酒来。如果你一定要我饮，我并不敢辞，不过这只能说是你的命令，不是出于我自发自动的。”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吃得个酩酊大醉，而他亦时时以我假传命令贪饮为笑谈，使此类聚会轻松而愉快。辞修先生对人亲切而富幽默感，对事负责而坚定，到台十余年来，我追随他做事，他那种信任之专、对人之尊重的风度，真使我永志不忘。当然，我们之间并不是件件事都融洽无间，有时在观念上亦会发生距离，在他的个性上，这是一种很大的忍耐，迄至他逝世为止，在我的感觉上，他对我的信任与尊重并未有所改变。这也许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今天最值得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月有一次工作会谈的小组聚会，参加的人有辞修先生、蒋梦麟先生、梅贻琦先生、袁守谦先生和后来加入的傅秉常先生。每月每人轮流以便餐做主人一次，每次都有饮酒的机会，辞修、梦麟、秉常三先生都饮酒不多，梅贻琦先生则是我所仅见的能饮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从不向人求饮，可是谁向他敬酒，无不有求必应，数量的多少完全由对方决定，从来不予拒绝。他酒量之大，饮酒态度之雍容有度，安详而不任性，可以说得上是酒中的圣人！在无数次与他同席中，每次我总得以他为对象，向他挑衅，使他一醉为快，可是每次我几乎都遭遇了失败。当有时我吃得过量带着醉意时，他仍是那样雍容安详而看不出醉意。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便是在阳明山陈辞修先生的官邸，这次梅先生醉倒了，醉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使我事后感觉十分冒失！梅先生这一次的大醉，大约是起因于辞修先生有了两瓶友人送他的拿破仑白兰地酒，他视之为一种稀罕的珍品，在酒过数巡之后才特别拿出来招待我们，于是引起大家饮酒的兴趣，趁此机会以一醉为快。

由于大家在先已吃了不少其他的酒，待到陈先生的拿破仑酒出现时，除了桌上每人略事品尝少许外，其余大约由梅先生、袁守谦先生和我三人共同分担，而梅先生一人饮得特别多。他在饭后大家休息闲谈时独坐一处，一声不响，闭目不动，待到大家要散席回家时，他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辞，于是大家才发现他已醉不能行了。我很得意地向他取笑说：“梅先生今晚如何？”他只是摇头不动，仍然不能起立同走。我以为这只是他一时醉了，并不会太为严重，于是我扶着他上车，并陪他回到金华街“清华”办事处的寓所。车在门前停下了，梅先生已醉到泥般的不醒，没有办法扶他走下车来，于是只得由办事处的工友把他背到卧室，放置在床上，使他能安静地养息，并一面为他取来大量的饮料，使他能借此把酒的强度冲淡，清醒过来。不料他滴水不进，只是闭目不语，频频以足用力往下起伏不停地伸缩，似在表示他十分难过。此时我和与梅先生同住的查良钊先生都慌了，于是我们打电话请了一位执行医生业务的“清华”校友前来为他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他才安静地熟睡。我大约候至第二天早晨二时，才回家就寝，但心中仍不禁悬悬不安，痛悔不应使高龄的梅先生饮酒过多，万一真正影响他的健康，那就太不幸了。

我记得这大约是一九六〇年秋天一个礼拜三晚上的事，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四，我其时任“考试院考选部长”，礼拜四上午是“考试院”的例会，我照例必须前往出席。由于放心不下，我在早晨八时左右前往出席院会之前，特顺道再往“清华大学”办事处一视梅先生醉后的状况。我看他安睡未醒，用手摩了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呼吸，似乎都很正常，我才放心离去。正午十二时“考试院”院会完毕回家用饭，我又顺道前去他的住所一看情形。进入住所的门内，我问一位照护梅先生的工友梅先生的情形如何，这位工友立即对我说道：“梅先生不在了！”我听了这位工友先生的答话，真如晴天霹雳，心中十分惊慌！于是我再追问一句：“究竟情形如何？”工友很从容地答道：“梅先生到板桥国民小学教师研习会讲话去了。”

原来“不在了”这句话，在我们四川话里的用法是“死去了”的意思，所以我听了不由得不惊慌。此时我知道，既然梅先生已能去教师研习会讲话，当然酒是已经醒了，健康当然更没有问题，我才转忧为喜，心神才镇定下来。现在回想起这件事，这位工友的话究竟是由于各地方言的使用意义不同呢，还是有意和我开玩笑？抑或是怪我和梅先生闹酒，使他吃得一个大醉，几乎闹出事来，他因此不高兴而出此言？由于这一次的经验，我自此便不敢和人闹酒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更不能勉强他吃酒太多。就我个人而言，在壮年时代时时任性豪饮，取快一时，十杯是醉，百杯同样是一醉，又何必舍百杯不饮，以图一快呢？但在年岁渐渐增长之后，别的豪气还可勉为保持，只是对吃酒一项却有今昔不同之感了！

二

自从有了惹起梅先生这次可怕的饮酒过多的经验，我便抑制自己不挑战式地迫使人吃酒，与人闹酒和狂饮的习惯确实改变多了。当中自然亦难免有几次例外，那便是和王云五先生同席时，总不免要多喝几杯，只是和这位长者同饮，我完全居于被动的地位，我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由于云五先生酒量大、兴致高，为人又极豪放，在没有人陪他饮酒时，我当然是他选择的对象，不能不勉强相陪，以表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弱者。因此，亦曾醉过几次。醉了之后回到家中所招致的后果，自然没有饮酒时那样痛快而豪放了！云五先生饮酒和梅先生有点不同，梅先生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王先生吃酒后话最多，梅先生则醉后一声不响。云五先生醉到不能再饮，同席的人亦不让他饮时，最好的检验他醉的程度的机会便是他用英文演说的时候，他的英语讲演之流利，要在大醉之后才听得到，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梅先生和王先生有一共同之点，便是醉后不让人搀扶的那种不服老、不认醉的态度。云五先生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后，曾对新闻记者讲过几句话，表示他饮酒的态度和哲学，他这几句话大概嗜酒的人都有同感。他说：“吃酒伤胃，不吃伤心；要得不伤心，痛快喝一杯！”

我少年时代并不太嗜吃酒，虽然偶尔一醉，并不成为一种贪饮的习惯，因为前一辈人对青年子女的教训，都认为吃酒是一种无益身心而醉后又易于失性闯祸的不良嗜好。我喜欢吃酒是从中年以后才开始的，而且竟成为一个吃酒有名的“酒霸”。

在一九一五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我经常和住在租界内从事反对袁世凯帝制的同志保持联系。有一次，因为我年幼，不易招人注意，他们要我做一件危险的工作，运送几支手枪和少数其他危险物品，由法租界到英租界的一个机关，交给一位从事实际行动的同志。他们交给我一包扎好的东西之后，顺便给我一杯酒，要我饮下。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饮这杯酒，他们说：“饮了可以壮壮你的胆子。”我听了此话，把酒杯接过来，狠狠地向地下一摔，酒洒得满地，酒杯亦打碎了。我很自负地说：“一个有胆有识、献身革命的党人，要靠饮酒来壮胆才能工作，那真是笑话，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于是我掉头不顾，悻悻而去执行任务，这是我拒绝饮酒的一次最有价值的回忆。

当我乘着黄包车到了英租界跑马厅与一品香旅馆之间马路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位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作“红头阿三”的印度人，命令拉车的立即停车“抄靶子”，亦即是突击检查的意思。由于当时上海租界经常发生盗案及绑票等事件，此类突击检查之事常常都会遇到。照习惯，一遇到这类检查，被检查的人应站起来，将两臂伸起，任由巡捕全身搜索。我当时很沉着，我把放在大腿上的那包危险物顺便放在两位巡捕站立的那一面的座位上，亦即是车座的右面，任由他们全身搜索，结果一无所得，我便得以安然通过，达成任务。我当时纯是一种很自然的下意识动作，态度安详，一点没有表现出慌张，巡捕的注意力似乎只在搜身，而没有注意另有危险物放在最接近他们的一面。我回到法租界宝康里八号的机关，大家知道这一经过之后，大大称赞我的机智勇敢，于是命人买了一些豆腐干、花生和烧鸭之类佐餐，举杯为我庆功。此时我放肆地大吃大喝起来，喝得一个大醉，因此一醉竟几乎闯出一场大祸来！

我酒后回到南洋中学的宿舍，南洋中学是在中国地界日晖桥，位于军事基地龙华与上海兵工厂之间。大约是在半夜的时候，忽然听见炮声隆隆，是停在兵工厂附近河里的兵船向龙华北洋军队的基地轰击。南洋中学正是在大炮弹道的中间，其时但听见大炮的发射声，并没有听见炮弹爆炸的声音，大约发射的是些穿甲弹的缘故。在炮声不停之际，我很兴奋地知道是海军起义了，是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第一次炮声，亦即是著名的肇和兵舰起义之役。我深悔不能留在租界机关部亲自参加战斗，不久，忽听见宿舍下面马路上紧急行军的步伐声，原来是驻龙华地区的北洋军队向兵工厂方向增援。此时宿舍和马路上的电灯全熄，一片黑暗，紧张的战争气氛笼罩着一切。我住的一间房间的窗户正靠着马路，我此时酒意正浓，在兴奋、紧张和愤怒不能控制的情形下，便顺手拿起一张坐凳，向黑暗中在马路上前进的军队投掷，隐隐造成他们一度的惊慌，一部分军人惊散之后又复集合，奉命前进。南洋中学亦被军队的长官命人把大门把守监视。到了天明，在肇和兵船起义遭遇失败之后，军队派人与我们慈爱的校长王培荪先生交涉，要查究捕人，经过王培荪先生的苦口求情，以及指为年少无知，出于一种误会的解说之后，事情亦便不了了之。大约是有人报告王校长此事是我做的，因此王校长便派人找我谈话。正巧我其时到租界的机关部打听消息，已数日不在校内。待我回到校内去见他，我并不否认是我做的，他很嘉勉我的坦白勇敢，不过他仍勉励我此时要用功读书，充实自己，报国之日正长，不可逞一时之忿而误了将来，因小而失大。最后他劝我转学离校，最好选择一所设在租界的学校完成学业，比较安全妥善。于是我选择了在徐家汇李公祠的复旦公学，完成我的中学学业。王培荪先生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献身教育，以培植青年，蔚为国用，诚笃而仁厚的长者，我至今深以不能在南洋中学毕业，多聆他的教诲为遗憾。

以上是我幼年时代拒绝吃酒以表示勇敢，及达成任务之后得意忘形而大吃其庆功酒，几乎闯下大祸的一段可笑的追忆。这段故事是不是酒后才能做出来，在我的个性和自信上，恐怕即使我不吃醉酒，亦会做得出来。那一次的庆功酒，我事后和机关部的曹叔实诸先生闲谈，追问他们为何不使我知道起义在即，他们都说我年岁太小，要我安心读书，所以不让我参加。当日最真实的内情是他们并不是为我庆功而吃酒，而是他们在出发之前饮酒来“壮壮胆子”。因之，我骂他们是“懦夫”，直到多年之后，我仍以“懦夫”二字来取笑他们！

三

我幼年时代对饮酒既无特别嗜好，为什么我说到了中年反而因吃酒而有名呢？

一九二六年，北伐的浪潮高涨，革命的势力已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我由上海经武汉、宜昌回到四川，抵达重庆之日，正是一九二六年的国庆纪念日。自重庆由水路经泸州转富顺到达成都，则正是一九二七年元旦。我自幼离开家乡四川，这次回乡虽然是为了公务，但对于我土生土长的四川的风土人情，这次才有获得了解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吃酒，我由无名而变成有名，平时不感兴趣忽而变为兴致勃勃。到达成都之后的第一项遭遇便是应酬，应酬愈多，则饮酒的机会也愈多。成都是著名的小北平，小吃之精巧，富有一种特别的风味，是成都最令人难忘的一项享受。可是，为了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应酬，多半是丰富的酒席，场面虽大，久之反觉得可厌而乏味。

邓锡侯是四川军人中最圆滑、好客而能饮酒的人，家藏的佳酿更不少，他被人称为“水晶猴子”，即是圆滑之至的意思，特别是在诱人吃酒方面，也算得上是一位能手。由于他以饮酒著名，他的高级幕僚人员亦大都是量大的饮者，俗话说“物以类聚”就是这个道理了。一次，他设了一桌丰富的酒席，在南门外百花潭他精致的别墅康庄宴请我，陪客尽是他的高级幕僚人员。百花潭这个地方风景优美，花木争妍，离青羊宫、武侯祠和杜工部草堂都不远。百花潭这地方是很有来历的，相传唐时有位姓任的老妇梦神人授以大珠得孕，生了一个女儿，自幼虔诚礼佛。一次，忽一僧过其家，满身疥疮，臭气四溢，见者趋避，独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求浣，女欣然接受，临溪洗濯，每一漂衣，就有莲花应手而出，一时五色莲花浮游溪上，蔚为奇观，其地遂名为百花潭。邓锡侯这次宴请我，是颇有用意的，大约是他安排要把我灌醉，从我的口中得着一些他急切要知道的政治内幕消息，特别是关于日益恶化的“容共”问题。我事先亦有所警觉，有所准备，预备在吃酒的时候，于轻松愉快之中，用话来打动他，使他赞助我。由于彼此心中各有打算，于是“饮酒”便成了相互利用的媒介，他的目的是要我“酒后道真言”，我的打算是“酒后要慎于说话，不要耽误了大事”。

入席之后先是大家举杯共饮，继之以个别敬酒，每饮必干一大杯。照理我亦得向每人一一回敬，如此巡回互相敬酒，使我渐渐感觉面热、心燥，头脑昏昏的，但此时饮酒的兴致反而更为增加，起初只是一杯一杯地饮，如品铁观音茶样地饮，后来简直是一杯一杯不计数地往肚里倒了！

最后，这位能言善辩、饮酒无量的主人，世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先生亲自出马敬酒了。他的敬酒技术和诚意迫使你不能不饮，他不属于使对方吃亏，自己却滴酒不进的一类，为了使客人高兴畅饮，他自己饮两杯而劝客人只饮一杯以做交换。这种待客的诚意，使客人认为是一种便利，而感觉主人的隆情盛意不可却而大醉，以致上了他的圈套！他这种敬酒的方法并不常有，而是在预先安排下，先利用陪酒的人把客人灌得一个半醉，而后他才亲自出马敬酒，一击便把客人打入醉乡。任你有多大的酒量，在这种情形下，无不变作他饮酒的俘虏，我此时当然亦不能例外了！他的这种策略，说句老实话，亦并不是一点酒量都没有的人能办得到的。他固然会引人吃酒，同时亦很有安排，有计划，妙语动人，使人感觉愉快轻松，盛情难却而饮酒。他最大的本钱还是在自己酒量大，本钱厚，不是如一般专弄技巧诱人吃酒，以人家醉了难受为快，而自己却一点量都没有，妄想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可比。有人说他盛酒的酒壶是特制的一种机关，一面盛酒，一面盛水或茶，以酒的颜色为配合，敬客人的是酒，而自己吃的则是水或茶。因此，他可以使人醉倒，而自己则若无其事。此事经我一再查明，完全与事实不符，关于他酒壶有机关的谎言，大约是那些饮酒胜不过他，而又不服气的人，引以为口舌聊以自宽、自慰，为自己解释而已。

在邓锡侯这位主人巧妙的安排下，我醉了，我倾肠倒肚地吐了，把方才所吃的一切都即席奉还了他，所不同的是：吃时在桌上，吐时则都掉在地上！他和他的高级幕僚原来计划乘我酒醉，套我当时政治问题的口风，我只是说：我回川预定的行程是六个月，现在已经满了三个月，再过三个月就有眉目了。三个月之后，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底，一天的早晨，邓到我的住处看我，一进门便大声说：“恭喜，恭喜，南昌的消息，全面的'清党’已经开始了。”

而这一时候，正与我酒后所说的三个月之后的时间相合，他们对我的看法加重了其神秘的猜测，而更为对我尊重。

四

自这次吃酒大醉的经验，我发现了饮酒的几项原理：第一，醉了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痛苦；第二，酒并不是毒药，不会发生吃得与吃不得的问题。因此，吃酒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根据以上原理，我自此以后便放胆吃酒，目中无人，自视几乎是无敌于天下的可笑。前面我说过，我幼年的时候对于吃酒并无特别嗜好，到了中年，其实那时才二十七八岁，却对酒负有能饮的盛名，很少有人敌得过我。这是由于“敢饮”，不一定是“能饮”！敢是勇气，能是量；有了酒量不一定敢饮，却是有了勇气的人，虽然量不大，亦能豪饮起来。天下任何大小的事，其成功的因素多半是勇者才能做得出来，能者如无勇敢的精神，便亦只有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了。

在抗战发生前几年，我又回到了广州，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中，遇见了以能饮酒闻名南北的罗文干和杨熙绩两先生。当主人请大家入座的时候，他们二人独据一桌，声言：“能吃酒的才请到这一桌来。”大家听了他们二人的豪语，怕吃酒的都却步不前。此时我的好胜心和能饮的自负心忽然涌上心来，我走向那一桌和他们两人坐在一起。我向他们二人挑衅，我说：我们吃酒便吃酒，不用纠缠，我们三人举杯共饮，相互不为增减，以示公平，吃到不能再饮为止，谁先倒下是谁输，否则不算饮酒的好汉。如果你俩同意，便请其余的朋友做证。于是大家都鼓掌赞成，坐看我们三人吃酒决战。乃没有料到罗文干、杨熙绩两位先生对于饮酒只有虚声，而无实力，不到席散，便已“烂醉如泥”。罗文干先生表现的是昏迷不醒，抬送回家；杨熙绩先生则倚酒骂坐，失去常态，使在座的人为之不安。看见他们二人如此情形，我又乐了，因为此时我的神志仍十分清楚，特别表示如平时的安详，我的能饮酒的自负心亦随之而增强，愈有目空一切之概！所有与会的客人都一致称赞我是“海量”，认我居然能胜过以能饮闻名南北的罗、杨二人为奇迹！他们不耗费一点本钱，竟称我为“酒霸”！这一“酒霸”的荣衔，自此便不胫而走，每遇饮酒的场合，都被人围攻，被人暗算，被人以打倒我为快，我为此不知吃尽多少苦头，醉了不知有多少次，身体不知受了如何的损伤！大名之下不可久居，树大招风的成语，真是一项宝贵的人生教训！其实我的“酒霸”这一荣衔，细细研究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罗文干、杨熙绩二位先生以往本是饮酒的能者，但是此时已上了年纪，我则仍是壮年，我把吃酒认为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的原则应用来对付他们，当然他们便不是我的敌手了。如果我当时与他们二人年岁相若，我未必能够取胜，这是他们二人失算的地方！

五

吃酒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或嗜好，但酒后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和风度，“观人于微”应用在吃酒方面可能更为有效。像梅贻琦先生那种雍容有礼，能饮而不放肆，不挑衅，不逞能，一声不响，有求必应的饮酒风度，真可说得上君子之风，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仅吃酒是如此，做事的态度亦如饮酒一样。他在筹备“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别人都要灰心生气的事，他却能处之泰然，不怨不尤，忍耐地去克服。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行政院”任“政务委员”，没有实际的主管责任，他为了“清华”由美运来的许多精巧细密的科学仪器，如天平之类，被度量衡检定机关视为普通称煤炭一类的量器扣押起来了，使他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而来到我的家里，求我的援助。我把负责的朋友请来，恺切地告诉他们，现在精密的科学仪器是用来研究科学的，有些物质元素，不但肉眼不能发现，就是普通的显微镜亦发现不出来，你们如何能用普通量称煤炭、石头的眼光，来等量齐观地对付精密的科学仪器，予以留难？你们这样做，阻挠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罪遗子孙！他们推说是受了法令的限制，不得不如此。其后，此事虽获解决，但当时我已气不可抑，发为一种怒吼与感叹，而梅先生却安详如平时，反而安慰我不必生气。他说：“这样的事很多，我们终得忍耐，努力去解决，何必如此着急自恼呢？”本年海外学人回台，暑期讲学会开幕时，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致辞中对胡适之和梅贻琦先生发展科学的贡献极为推重，他说：“梅先生做事公平无私，不偏不倚，一声不响，口衔着纸烟，听人倾吐一切。他最后所提出的意见，无不切中肯要，公平合理，正直无私。”陈先生最后的结语是：胡、梅的精神不死，科学成功！

梅贻琦先生饮酒的态度和雍容安详、沉默寡言、做事公平认真的美德，固然很值得我们敬仰学习，但是他的生活亦有他幽默而平易近人的一面。记得在一九五六年，我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会议，他是团员之一，我们在东京同住太子饭店，相处非常愉快。没有到过东京的团员同人，对于东京流行的现代歌舞非常向往，企求一观。大家因为梅先生为一严肃的长者，想约他同往，又不便启齿；不约他，又有些过不去。于是我便以大家的意见转达梅先生，不料梅先生的答复轻松而令人不失望。他说：“这算什么！我已经看过两次了！”后来我回到台北，和蒋孟邻（蒋梦麟）先生谈及此事，孟邻先生说：“月涵的话是真的，他所说的看过两次的话，有一次还是我和他同去的。”这两位老人在严肃的生活中都有其轻松、平易近人的一面，现在他们二人均已作古，令人不胜怀念。梅先生在筹备“清华”原子研究所时期，几次约我前去参观，我都不克前往。有一次，我不使他知道，偷偷前去，后来他知道了，特别问我看后的感想如何。我说：“我秘密前去不让你知道，是不怀好意的。”他问我：“如何你要不怀好意？”我说：“我在先认为在台湾科学如此落后，环境如是困难之下，你很难筹办一所合于标准的原子研究所。看了回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是你的成功。我不但满意，而且更愿尽我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你，共同努力来使我们在发展新兴科学方面突破现状，进入原子科学的时代。”

真是不幸，在“清华”原子炉“临界”开始工作时，他已病倒在台大医院，而接任他“教育部部长”职务的正是我。在我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就任那一天，我对道贺的朋友说，我预备把“清华”原子研究所改名为梅贻琦原子研究所，以纪念他的努力和贡献。由于后来有少数人士对此加以非难，未即实现，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商同陈可忠校长，把“清华”原子反应炉的建筑改名为“梅贻琦纪念馆”，这样总算了却我一项心愿。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四期（一九六五年十月号）

悼念先师梅月涵先生

刘崇

旬余前，《传记文学》主编人嘱崇以在清华先做学生后任教职的经验与认识，为清华人一致爱戴的梅校长写小传，尚未克属稿，先师竟已归道山。悲痛之际，仓促成篇，以志哀思而已。三四年前，曾请先师告知家世先德，承录示云：“幼年曾见《梅氏家乘》，尚略记忆。此《家乘》载：明初一将军梅殷，原籍武进，尚太祖之公主，生二男，燕王夺位，将军旋卒，公主携二子北上，后移居天津。在津梅氏人口不繁，多以教书或'做盐务’为业，鲜有经商致富者，因而梅家有'穷念书’的雅号。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数人。”先师之曾祖名汝钰，祖名茂先，皆曾中举贡。父二十余岁时，考中秀才，以后两试不第，乃从事盐务，家境非裕，但对子女之教育，必尽力成全。师兄弟五人，学有成就，先人之赐也。

月涵先师于前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生于天津，幼时曾经庚子之乱，短期避地保定。十五岁时，张伯苓先生在津创办南开学堂，先师是其第一班学生，十九岁毕业。翌年（一九〇九年）应政府之美国退回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录取四十七人，先师名列其中，遂赴美入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电机工程。学成归国，于一九一五年入清华任教，此后几乎终生为清华服务。初任教时，青年俊逸，有卓立超群之风度，即为当时师生所重视。所授为数理课程，如物理、图形几何等课。崇时在校受业，不特钦佩先生之数理专精，且感觉其国学根底亦胜侪辈，写中国字，秀而刚劲，有如其人。一九一九年夏，与师母韩夫人结婚，时年方三十，于今四十余年，伉俪之笃，亦足为清华学生之模范。一九二五年，清华改大学，初任教务长为张彭春先生。次年，张先生辞职，校中诸教授即公推先师继长教务，师之忠于所事、清正不苟，此时已为众望所归。一九二八年，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赴美视事。三年后，清华因数易校长，群情不安，国民政府乃电召师回国，任命为校长，于是年十二月就职，至去年十二月，恰达三十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故今年校庆日（四月二十九日），有梅校长任职三十周年之庆典，先师且自病榻录音，勖勉同学。放播之时，在场数百听众感动万分，乃今尚未匝月，音犹在耳，而师已与数十年来亲承教诲之清华学生永别矣，痛哉。

回念先师主“清华”校政三十年，感人以诚，昭人以德，列举事迹，恐只能表达微末。崇于去冬曾就所知，写《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一文，兹节录于下：

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一九三一年），清华已在国立大学中有相当声誉。文、理、法三学院规模颇具，唯工科只有土木工程一系，尚未能成为学院。梅校长就任后，便增设电机、机械两系，成立工学院，增聘教授，扩充设备，兴筑教室与工场。这个新成立的学院，在几年里进步很快，成绩可观。理学院也是校长所特别关心，尽力培植的。各系致力研究，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得国内外的科学界的重视。理工毕业生参加各种专科留学考试，也多获录取。衡量这些成就，我们当记得这几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正是“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野心一天比一天猖獗。在如此危难的环境中，清华竟有如此蓬勃的气象、切实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校长的领导有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北平为日寇所占，在平院校仓促迁往内陆。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后更西迁于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经费支绌，物质艰难，师生们在颠沛流离的景况中，维持煞费苦心。幸得三校校长（蒋梦麟先生、张伯苓先生与梅先生）诚心合作，尽力克服困难，于烽火警报之中，不特弦歌不辍，而且努力求提高学术水平，清华更增加设立几个特种研究所（如航空、金属学、农业、社会调查等）以应特殊的需要，使得滇池上的昆明城在抗战几年里成为学术重镇，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者两千多人。抗战结束，三校各自复员，清华准备返回北平西郊的校园。因校舍曾被日军占用，破损甚多，屋宇需修缮，仪器设备需补充，图书需整理，经校长与诸教职员的努力，始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重在清华园开始上课。这时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近东北战区，更感受到战争影响，学潮时起，主持校政者真是棘手万分。梅校长于群情恟恟时持之以镇定，靠平时的德望维持学校的秩序，同时引导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复校后的二年多，不特各院系渐复旧观，而且颇有成就，各地优秀青年，多愿投考清华。

一九四八年冬，共产党军队突由南口进至北平西郊，与国民党军队战于学校墙外。已而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处在郊外的清华园处于共产党军队的势力范围。梅校长适于前一日因公入城，遂留在城内，国民政府派遣专机迎接校长去南京。一九四九年，去法国参加联合国教育组织大会后，转到美国，去从事保管及运用“清华基金”。用基金每年的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的研究工作，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书刊，“恢复《清华学报》”，专载对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文。

一九五五年，“教育部”前“部长”张其昀先生观察国际潮流所趋，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奋起直追，乃与梅校长筹商“恢复清华研究院”。聘若干学者成立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先在新竹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由梅校长主持一切。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备历艰辛。而尤感困难的是，指导做这种研究的人才难于聘请。原子科学的研究，近年突飞猛进，学者必须在科学发达的环境下从事积极的研讨，而且要与其他从事研究者保持联络，始免落在人后。因而留美、留欧的学者，鉴于台湾的设备缺乏、书刊不全，多不愿长时期离开他们现时的研究处所。罗致人才遂成为建立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头号难题。梅校长对于这个难题的谋解决，可说煞费苦心。他曾几度去美国，访问留美的学人，敦聘他们回来为研究所效力。先后曾有几位回到新竹，或担任教学，或主持兴建，指示装配，虽然各只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的停留，终使这研究所基础树立，规模粗具。又研究所在成立几年中，所培植的青年科学家也已有几位学成归来，为所服务，更使研究所的前途乐观。同时梅校长又努力获得美国在台机构的赞助与合作，于资助实验室仪器设备之外，聘请了几位核子科学专家，来加强教授的阵容。

至于梅校长本人对于研究所及反应器建立的努力与贡献，在原子炉落成典礼中，“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梅博士，他是真正建设'清华’原子炉的人。自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起，从设计筹划一直到建设完成，他无止无休地辛勤工作，事必躬亲地努力实现了他的宏谋大略。为了这个研究所进步的科学研究，梅先生费了时间精神，缜密地思考，决定了这一座最能适合我们要求和条件的原子炉，在设置的地点方面，在订购一切装置上的必要零件方面，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今天各位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所看到的这一座高等学府，有现代最新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三百万电子伏特的范氏加速器，以及我们今日庆祝落成的水池式核子反应器（原子炉），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清华’原子炉，在科学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今天庆祝原子炉的落成，还另有一个意义，因为这也表扬了梅校长几十年对教育与科学贡献的最高成就。”

梅先生在“清华”任教十几年，任校长三十年，及门弟子二三千人以上，对于这位校长始终爱戴。得人爱戴如此，所以致此的原因似可略为检讨。一个原因，是梅先生处事的态度谨严。梅先生曾向访问他的人说：“我受的是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处理事情拘谨一点，慢一点，也许就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这种态度，不说别的，在日常谈话里，随时表现。顽皮的学生曾集梅先生常用的字眼来作打油诗，有句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口头语，是梅先生说话的分寸不苟，不欲轻做肯定，而不是犹豫，不着边际。遇到重要关头，同学都晓得梅校长是守正不阿、坚定不移的。还有值得佩服的，是梅校长善于分辨重轻，明识大体。于处理校政，他始终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则，遇事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主持其大要，而以计划及执行，委之能胜其任的教职员，以诚信相孚的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做，所以各方面有欣欣向荣的进步。梅先生就任校长时，便向全校师生提出一个“诚”字，约大家相见以诚，他的实事求是、诚恳待人，便是这“诚”字的实行，也收了诚实的效果。最使人钦佩的是梅先生的人格感召。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又饶有风趣，富有幽默感。不喜做洋洋长篇的演说，而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寻味。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清华的巨额基金，丝毫不苟，是以梅夫人居美国时，有时不得不以所居分赁，以维家计。为人处事，力主朴实，避免浮夸。他人方侈言原子科学，耸动听闻，而梅先生潜心努力，于不事声张中使“清华”研究所健全成立，原子炉运用得宜，奠立高深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功俱在人心，无须丝毫宣传，这就是梅校长主持“清华”的一贯作风。

先师于两年前，在“教育部长”任内辛劳致疾，病居医院将达两年，数频危殆，乃以师之意志坚强及医护之尽力，几次转危为安。在病榻上，对于“部务”及“清华”研究所之事，尚密切关心，策划进展。“清华”原子炉之筹备，在师病困之前，迨启用成功，已缠绵床褥，不克亲往新竹一视，但在启用前后，师之用心，只有参与其事者始得知之。闻侍疾者言，每需参阅文件时，师言在其架某格，往取辄不爽，可见其用心之缜密，处事之不苟。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先师逝矣，遗爱将永留人间，为万千青年之楷模。

原载《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回忆梅月涵校长

罗香林

一

师长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还有两种作用很大的促进方法。一种是经常对学生耳提面命，使学生知道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道理，而特别感到师长对他的亲切，而不能不努力向上，这是一种“有言”的方法。另外一种就是经常以和悦的态度与学生接触，使学生感到亲近师长就好像坐在“光风霁月”照临的草地上，非常舒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说得出的东西，但也觉得非常满足，慢慢地就把品性提高了，这是一种“无言”的方法。

梅月涵师在清华，由担任教务长，以至做校长，除了在教室讲课，在大礼堂主持有关集会做报告或演讲外，所施的课外教育，大概是将“有言”和“无言”的方法一齐相机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感觉满足而不永远景慕的。

二

我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考进清华大学新制第二级的，那时梅先生已接任教务长，大概因我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考得稍好，所以梅先生对我很注意。有一天，我因为有点小事，要去报告教务长，临走，梅先生忽然问我：“你是读什么系的？”我说：“我原想读经济系，现在改读历史系。”梅先生听了，即说：“你入学考试的国文考得很好，为什么不读中国文学系呢？”我将我父亲提倡实业救国，叫我不要像他那样专习诗古文辞，又因为怕读物理学不能选读理科，只好违背父命，改读历史等等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就说：“学历史也好，只是要好好读。”接着，他又问我：“第一级的同学罗兴林，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罗兴林好像是安徽人，而我则是广东人。”“对啦，你们的口音不同。”梅先生听我说后，即自己补说。起初，一年级的同学多数都说梅教务长很少说话，但我深深觉得，梅先生对学生有时也是喜爱说话的。

到了第二年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即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我自校内的医院病愈出来，接到了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年同伴到上海肄业的同学陈汉标君自上海的来信，说他本年考得清华大学新生的备取，至今没有得到学校的通知，不知能否补上，要我向学校商量。我即刻往见梅教务长，说陈君是我在中学里争考首名的同学，已在厦门大学攻读一年，再投考本校的一年级，无奈仅考得备取，现今仍留在上海，没有入别的大学，专等本校的消息，最好给他补上。梅先生说：“因为南北还有战事，恐怕交通滞阻，所以在上海考得备取的，都没有给他们通知递补。”我说：“不能补，也要早给他们通知，叫他们不要等候，可以改入别的大学。现在既未发通知，别的人我不知道，而陈君则一定会因此失学，非常可惜，可否准他来校？”梅先生想了一会儿，就说：“好罢，你即打电报给他，要他在双十节以前到达学校。”我很高兴地即给电报与陈君。到了十一月中，陈君才来到清华，我即领他去见梅先生。梅先生听说是我发电报催他来的，便说：“我不是要他双十节以前到校吗？现在开课已久，怎还好补呢？”我说：“这都是受时局的影响，人既来到，总得给他想法才对。”梅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准许陈君入学，但第一学年限他选读最少的学分。这可知梅先生是非常爱护学生的。

陈君读的是心理学系，在清华属理科。照学校的规定，心理学系，除了心理学本身的课程外，第一、二年必须兼修大学一年级水准的自然科学四种，即物理、化学、数学与生物学。陈君长于数学，各种心理学和实验也修得很好，但很奇怪，他入学考试的物理学试卷竟成绩不够，只能先读补习物理，第二年才选修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先生说他考得不好，要他在三年级再为重修。到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大考完毕，我也考完了毕业试，准备入研究院。一天，忽然接到陈君自青岛寄来的信，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通信了，今年大考，物理又不及格，言外含有不吉的意念。

我读了陈君的信，不觉吓了一跳，生怕出了乱子，即刻拍一电报给他，说已与学校当局讲好，可以及格，请他在青岛安心度假。发电报后，我即去寻找吴有训教授，他答应给陈君补考。但陈君对物理，当时已考得怕了，要再补考，恐怕还是不妙。所以，我即刻又去找心理学系的主任叶麟教授，我建议最好将心理学系须选修四种自然科学的规定，改为至少须有三种及格。叶先生很为同情，并且一再称说陈君是心理学系很好的学生，关于心理学本身的课程，无一不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品德也好。最后他说：“待孙国华教授回校后，当即召开系务会议，提请学校，修改规程。”我向叶先生致谢告辞后，回到宿舍，即写信给陈君，请他于暑假完毕即回学校。后来陈君果然以最优的成绩于心理学系毕业，先在该系担任助教，再后又由于梅先生由留美学生监督而回任清华校长，知道陈君的学行，乃和心理学系的主任商量，派他赴美国埃奥华大学专攻变态心理学，得到最高的学位，成为中国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这更可以知道梅先生对专门人才的培植，是无微不至的。

三

我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别清华园，而返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室的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的纂修。以后，即以连年忙碌，从未返过北平，再去清华谒见师长，但与诸师长常有通信。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大战，平津各大学首先迁移。清华与北大和南开大学，复自长沙迁至云南昆明，而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梅先生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在校主持。而我亦于一九三六年冬，自南京中央大学的讲师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授，而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兼在中山大学授课。到了第三年冬，广州危急，我将图书馆的重要书籍运往广西桂平，而自己则先送内人到了重庆，依岳父朱逖先先生家居住。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学已迁至云南澂江，改聘我为史学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我于三月底自重庆乘云南汽车公司客货混合车，经贵阳赴滇。于四月六日抵达昆明，住小东门圆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号谒见梅先生，报告我在广州的住所被敌机所炸，幸好我未受伤，以及今后我将在中山大学专心教书等情形。梅先生听了，似很高兴，即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将去澂江的时候，梅先生亲自到旅店来看我，而且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领，只好先自典当周转。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从此，我每次由江出昆明，都必谒见梅先生和其他的师友。联大的师友如闻一多先生等也曾到过江，访问我们。我在澂江时，也曾将以前在清华研究院时收集的关于百越的资料写成《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虽然没有向梅先生请教，但在艰难的环境中还能从事撰作，这是深受梅先生所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的激励和影响的。

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中山大学奉命迁回广东的北部，我又和许多在昆明的师友相别。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我随罗慈威将军于九月中旬自重庆乘军用机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政府的委员和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校长。第二年，西南联大亦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等校各自迁回原址。一天，忽然接到梅先生于五月五日寄给我的信，内说：

香林仁棣大鉴：

前闻荣任粤省政府委员，适当战后，人民望治情殷，抚辑更始，任务艰巨，谅诸君必可游刃有余也，曷胜企盼。兹有恳者：此间联大三校，奉命复员，本学期课业，已经结束。第一批复员员生，约九十人，定于本月七日，乘公路局车，约三辆，按救济总署运送义民还乡办法，随同东去，前往梧州，再行转往广州，分别返乡。预计本月二十日左右，可以到穗。以后每隔一日，即有一批到达。本月共有五六批，每批人数八九十人。彼等到穗后之暂时住宿问题，拟请吾棣，惠予协助，俾得解决。至一切接运奔走，及详细备办事项，已另函托李景羲弟代为偏劳。尚祈商嘱李君，以利进行。专此奉托，顺颂勋祺。

梅贻琦敬启

卅五年五月五日

大概由于李景羲兄的善于接洽和交涉，在广州接待东返三校同学的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很顺利地达成了任务，我是因人成事罢了。从这封信分析，也可以知道梅先生对学生迁回原址复学安排的妥善。

四

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日在清华园正式开课的，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共产党军队进围北平，梅先生于是月二十一日由国民政府所派专机接赴南京。这年恰值梅先生六十初度，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的会员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集会庆祝，分会会长杨兆焘兄要我撰作寿文，送呈梅校长作为纪念。我仓促撰作，并请河北王壮为先生书写寄呈，这寿序说：

梅月涵校长六十寿辰序

寿序权兴于元，而盛于明。归震川集，存者尤多。迂儒以为非古人所有而讥之，是不然也。寿序应为与否，以其词信否为之断。若其信也，赠之匹夫匹妇可也。非然者则其人虽通显，于吾词为不类，不作可也。岂能以非古人所有而限今人之必不为哉。今岁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月涵先生六十初度。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使香林为之辞，以寿先生。《礼·中庸》曰：为政在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故士君子出而置身廊庙，则必郅隆政化，处则教育人才，以培国家之本。先生年二十七，即任教清华，越数年，长教务，年四十二为校长，以至于今。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所由为国家发扬学术、教育人才者，可谓至矣。同人等昔肄业校中，每趋谒，则先生之语之也，必雍然蔼然，曲折而入于道术。离校后，又常闻先生奖借同人者甚厚，以知先生宅心独厚，教化周流，其荣寿无涯，可预期也。香林无似，学术日就荒落，今为此序，益觉有负先生昔日所以期许之者之至焉。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敬祝。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前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长受业罗香林敬撰。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

这寿序，我自愧写得过于朴拙，然其中所道“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和“宅心独厚，教化周流”等，则确是梅校长伟大的所在。

梅校长逝世，到今十年了。早想写篇纪念的文章，将梅先生的上代明太祖时的驸马梅殷的史迹略做考证，并将一九四九年三月梅先生自南京到广州时和广州同学谈话的情况，以至我到台大医院谒见梅校长时，梅先生最后对我的谈话一并写出来，作为我师事梅校长的纪念文章。但因我近来特别忙碌，而几本有关的日记簿，又因几年前搬屋的关系，不知放在何处，迄未寻得，未能凭空追述，只好改写了这篇片段的回忆。

罗香林于香港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在大树底下躲雨——梅故校长月涵先生追忆

顾献樑

好像凄凉寂寞的生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三时，第三届“中国小姐”评判委员会在台北市怀宁街新公园“中国之友社”举行第三次会议，姗姗来迟的是邱委员士荣先生（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代院长，名妇科医师），他一面喘气就位，一面和蔼可亲地向大家说：“很抱歉！很抱歉！迟到，迟到，因为梅'部长’刚才已经过去，我们院方必须办理一些规定的手续，兄弟责任所在，等一切都妥当，签了字才来的。”

大家在心理上似乎都没有准备听到这样一项突然的坏消息，异口同声一致表示严肃的惋惜。而我，本届“中国小姐”评判委员中唯一清华园出身的一名，眼前辉煌的灯火刹那间好像全都熄灭了。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我不但什么也不再看到，而且什么也不再听到。隔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忽然发觉《大华晚报》耿社长修业先生，正在以双重身份——第一、二两届的主办组织的代表人和第三届的联合主办单位的代表人——井井有条地报告第一、二两届的选美经过，同时发表对于第三届的希望。

会议散了，我们全体都到台北宾馆参加酒会，第一次正式和六十三位准“中国小姐”见面，这也是她们集体公开亮相的第一次，那是多么五色缤纷的一个场面！

终场以后，当我匆匆赶到南京东路一段极乐殡仪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以为一定有不少人在那里守灵，想不到连一人半影都没有看见。于是我想，那一定是自己听错了，校长的灵还没有从台大医院移过来，但是我又错了，馆里的人告诉我：“灵下午移过来了，可是此刻人都已经走了。”

“今晚还有没有人来守灵？”

“那就不知道了，先生，您明天上午来吧。”

从生凤活凰的热闹场中赶到灯火半明欲灭的处所，一切颜色都失落了，只剩下了死亡第二站的黑白灰色，看不到一朵微笑，听不到一声欢笑，却也没有号啕大哭或泣不成声的抗议，肃穆沉痛，寂寞凄凉是难以形容的！突然，悲从中来，我热泪盈眶。在黑暗中，总而言之，一切都已经输给了死神，多部声音的哭泣也盖不住他，那面目狰狞的恶祇，一串串的得意冷笑。

然而，这样的凄凉寂寞，我们的校长会耐不住吗？谁说！他生前就经过，恐怕还不止一次，多多少少次呢！家常便饭了。

我立刻想起，他从北平城里被接了出来，经过南京、上海、广州、巴黎，最后到了纽约，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他在海外过着失去了清华园的第一度（六十岁）和第二度（六十一岁）生日，有谁理他！到了第三年（一九五一年）六十二岁，他组织了“清华大学”（翌年改“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不限“清华”门户，一视同仁——“研究，并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根据“《清华学报》”：“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生日又热闹起来了，贺客盈门。

死，如果也只不过是好像做一个凄凉寂寞的生日，那么，校长，我应该为您高兴，而且引以为安慰，因为您不是最爱清静的吗？至少今晚在极乐殡仪馆，您还可以清静一夜，不过，明天天亮以后，吊客就盈门了。好在您虽然爱清静，有时候却也爱热闹，至少您爱看、爱听我们热闹。您听了，看了，一定会悄悄地微笑，轻轻地点头，于是，我们好像一群小孩子在一棵大树底下躲雨。

造像？速写？面具？

第二天一早，张光世（“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营业处经理）、崔兴亚（“中国石油公司”营业处副经理）两位级友匆匆赶来找我，希望我尽量安排做两件急事：第一件是请一位画家给校长速写最后的遗像，第二件是请一位雕塑家来给校长抢做一副最后的面具，为了纪念，为了将正式画传神像和做雕塑像的参考，光世和兴亚二位仁兄多么有心！充满诗人气质的学人孟昭彝（“中国石油公司”总地质师）也非常赞成，而我当然乐意为这两件事奔走。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节省手续，我心目中自然立刻想找杨英风先生（名雕塑家兼画家，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台南延平王祠郑成功新像、檀香山“总领事馆”孙中山先生新像、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院长”适之先生新像等制作人），请他同时做那两件事，他一定愉快胜任。事实上，去年和前年，我曾经问过校长本人，有没有兴趣做雕塑像，我说纽约的李叔明先生（上海中华书局前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业余雕塑家）已经为适之先生做了一座像，杨英风先生也已经为蒋梦麟（孟邻）先生做了一座像。校长本人毫不迷信，立刻说：“欢迎。”但是，他周围一些人认为那是不吉利的，于是作罢。现在画最后的遗像和做最后的面具也因为他们而作罢，说是“必须征求梅师母同意，因为那是要惊动校长的”。我也明白此等比较现代的处理，在人多嘴杂和感情激动的景况下，在我们这神州古国，是不容易顺利进行的。生前没有能够安排为他雕塑像，死后没有能够安排为他画像和做面具，校长，我们太对不起您！

梅园恰到好处

校长决定安葬在新竹新“清华园”，承蒙梅师母韩咏华夫人和张建筑师昌华学长（“清华”原子炉设计人，台北市艺泰建筑事务所总负责人）不弃，邀我参与墓园地点的选择和勘察，一致同意了梅园所在。师母非常客气地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挑一块最清静的地方，教校长好好地安息？在纽约的八九年，你是常常见到他的，请你多给想一想，咱们得教他高兴。”

至于梅墓设计人的昌华兄，在他照例的周密考虑之外，我知道他最注意通盘的建筑美，就是建筑物本身的真善美是绝对不够的，必须相对地顾到环境美、庭园美、风景美、形势美，也可以说是“新”的风水美——中国古代的风水最近已经引起相当多的欧美现代建筑家和风景设计家的注意和研究了。

凡是见到南港胡墓和新竹梅墓的人，相比之下，恐怕都会发生这样的感想：

梅墓朴素，恰到好处。

胡墓简陋，令人感伤。

哀荣自然梅先生不如胡先生，长眠处胡先生却逊梅先生一筹。

但是，不论梅园或胡园，在经营风格上，都远胜台湾大学里的傅园。

生死，我们都很容易联想到三位先生。

以后，我想追记他的生前。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六三年五月号）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

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徐贤修

一九三一年的秋天，中国南方正在闹水灾，在南京过江的时候目睹灾情严重，想不到三十小时后，到了北平，却是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进清华大学，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巍峨的大礼堂、庄严的科学馆、藏书丰富而尽量开放（书库）的图书馆，加以水木葱茏的校园……这一切令一个来自小城的中学毕业生印象深刻，不期而然地产生了肃然之情。面对这样良好的求学环境，更立下了自身砥砺、力图报国的志愿，这种心情，想必是每位青年初入大学校园的普遍感想。足见环境与学风，对青年的将来影响之深远。

到校后才几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梅校长到校履新，记得梅校长第一次对学生讲话，提出“大师比大楼”更重要的主张，强调学术上成就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成为数十年来清华不断努力的目标，影响至为深远。

开学不久，有些学生觉得日本侵华的意图已明，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有“爱国有心，避难乏术”的妙文。梅先生认为这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心理表现，极为痛心失望，并且剀切地告诫：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而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文告的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如上。这篇文告为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加以清华运动场上所提倡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和“尽你所能”（do your best），造成一种很重要的学风，无形中发挥了精神力量，坚强了爱国情操，值得现在办大学的人参考。

另一方面，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与各尽所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的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梅先生爱护同学犹如家人弟子。一九三六年，抗日情绪非常激昂，青年在直觉的爱国动机下往往有偏激的行为，往往容易为人利用。而最容易受人煽动的题目，是反对当时的政府。因为青年的心情是纯真的，而行为比较冲动，不能做冷静判断。当然，青年的正义感、历史观是值得敬佩与重视的。

那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听说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在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的“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挽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开始梅先生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足见梅校长当时的苦心。最后梅先生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当时深得与会同学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梅先生勇于负责维护学风，爱护青年的苦心可以在另一事件上得到证明。在爱国抗日的口号下，有一次，不同主张的同学们发生了争执，不幸迁怒于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潘先生是名社会学专家，幼年时因酷爱足球而伤足，失掉一腿，通常用拐杖，竟有人夺去潘先生用以支持身体的拐杖。当时梅校长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当时，在场同学很感动地高呼“拥护校长！”这是一难忘的感人事件，可惜美国在越战中，各大学校园内发生的反传统、反权威的示威，缺乏像梅先生一样的深知爱护青年的校长，能够面对群众，以舍己救人的伟大精神感化迷途的青年，以维护大学的基本传统。

梅先生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离开大陆之后，梅先生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清华学报》的复刊”。一九五〇年以来，这一刊物因为梅先生的远见，结合了我留美的“汉”学家（这个名词可能有人反对）。这一大群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美国各著名大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有学术地位的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得国际上汉学家的重视。而梅先生更有深意，一旦“清华”恢复整体的大学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渊源。不幸的是，有人给予清华一个理工专长的帽子，而把当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所，如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等先生的贡献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是福是祸）。那时，清华筹备经年，国内二十余专家答应支持的国学研究所（先以文、史、哲为基本，逐渐扩张为文学院）的计划，不幸因为“门户之见”而牺牲了。梅先生有生之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

梅先生做事必准备妥当，始付诸实施，故事事有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的卓越的远见和兢兢业业的精神，创办“清华”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多方奔走，罗致物理、化学、核工、数学人才，先期派人受训，建成远东第一座原子炉，以至有今日核能发电的发展，而有关人才的培养，以至有后来的理学院的脱颖而出，不能不钦佩梅先生的远见。

梅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他的诚挚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爱护青年的热情，终生致力于造育人才，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幽默感人的种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头，更必为后来教育家的典范。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六期（一九八二年六月号）

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孙观汉

“相识”经过

从一九三六年清华公费开始，到现在回到“清华”，我和清华的“相识”刚好是五十年。一九三六年从杭州浙江大学毕业后，很幸运地考取清华公费，本来准备去美一年，转英二年后即回国，但因日本的侵略，继之以内战，致不克回国，乃在美住下，没有想到一住四十多年，比李伯（RipWinkle）先生的大梦还长上一倍多！

最初的三年，每月接受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津贴，使在美的前半期能致力于学业的求进和研究。其间也曾做些国民外交，间接地可算替清华做了些服务工作，同时也有机会和清华校友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留学问题，其中有一封信，胡先生后来带回大陆，留在那边，四年前曾被发表，传到台湾。那封信中，指出留学生学习做人比学习学问——无论科技、人文或艺术——还来得重要，即使在今天，仍值得大家参考（见拙著《我看中国女人》）。清华公费指定的科目是光学玻璃，初期约有十年的工夫研习基本科学和玻璃，能在世界玻璃文选中留下些创新的鸿爪，总算没有辜负了清华公费。

因为战乱民苦，兼之和亲友隔离，那时期可说无时不怀念着祖国。一九五八年听到梅贻琦先生在台“复校”，并以发展核子（即俗称原子）科学为起点，因为当时我在主持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子研究室，对近代核子科技相当熟悉，因此写了封信去探询，没有想到梅先生立刻回信，要我来台帮忙，即使短期也欢迎。当时鉴于台湾的经济困难，心中不忍花费“政府”和“清华”的经费，于是请求到美国政府以文化援助各国的傅尔勃那脱的教授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因傅氏奖学金的薪给不及在美所入，又蒙西屋公司补贴不足，条件是离美不能超过一年，并且回美后必须回到公司，就在一九五九年来了“清华”约一年。

“当飞机由美转东京到台北（松山机场）停下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长袍、足着黑色布鞋、外形瘦弱、面带笑容的老先生，一个人加紧脚步地走向飞机（注：梅先生得到特别许可，可在飞机场上行走），来接一个离乡二十二年，'近乡情更怯’的游子。”这是我和梅先生第一次的会面。

当时的台湾，一切还很落后，不过对我来说，好似回到乡下的老家，一点也不觉得怎样。美国人喜说笑话，有的把一种鸡尾酒叫作马丁尼的比作性爱，他们说：“好的马丁尼果然好，不好的还是好。”这正是我当时对台湾的心情，好的我热爱，不好的我还是“爱”，当时对“清华”，也是一样，因此我在台湾度过了忙碌和兴奋的一年。

时间不停，一下子离开那时候又是二十七年，而再度回“清华”也已五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我和“清华”的关系，以及我长期在美的背景，我可主观地，也想客观地谈谈“清华”在台“复校”以来的成长。

在台“复校”

三十年前，“清华”开始在台北筹备“复校”，二年后正式搬到新竹现址。大致说来，“清华”这些年来的成长紧跟着整个台湾的成长。譬如说，在这一时期，台湾大专学校的数目、研究所的数目以及校中师生的数目，大概增加了几十倍到一二百倍，科目和院系也扩增了许多，学生的学位也从学士增升到硕士和博士，“清华”的情形大致也一样！

一九五九年初刚到新竹的时候，学校也搬到不久，校中只有一个原子研究所，所就是学校，学校就是所。校园中只有二幢“大”建筑物：一幢是目前的旧物理馆，里面有一座三百万伏特的范氏加速器待装；另一幢是进了校门右边那幢办公楼，里面除了办公室外，还有小小的几间图书室。校园却很大，约有八十四顷，大部分是荒地，原子炉的地址就在很远的后面山谷中，当时还只是一块空地。去原子炉的路旁和左右面的山上都是野草、杂丛、毒蛇、乱坟等，山上的路也无法走通。那时没有昆明湖和相思湖，成功湖也只是一个荒芜的池塘，长满杂草。因为梅先生从开始就了解教授必须聘自国外，所以他很有远见地造了十座教授宿舍，就是目前尚存在的东院日式住宅。那些住宅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可说已极考究，但以国外的标准来说，房中没有冷暖气的设备，是非常不便的。不过冷气机在那时的台湾还是稀有的奢侈品，学校中唯一的二座，都用在精密的仪器室中。那时社会上机械水准低，宿舍中的抽水马桶时常需要一修再修，也是头痛的事。至于员工和学生的宿舍、餐“厅”及“会堂”，都是小房子，简陋得比不上目前在梅园左侧的那几间“民房”，这些小房子也早已拆除，以建造目前的大礼堂和餐厅。前几天自强楼边的那座员工宿舍，因要改造八层楼而被拆掉，要是我们那时有那么一座钢骨水泥的楼房给学生做宿舍，那真是天堂生活了，由此可见二十多年来进步的一斑。关于学生的生活，去年有一位自美国来的客座教授郭子斯先生，是当时的学生，他和我常去目前的小吃餐厅——又名“清华城隍庙”——吃早点，他说目前的享受和前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会使他回美后念念不忘！

那时的师资，多数是兼职，大部是从台北的大学里“拉夫”而来，后来当过“清华”校长的陈可忠先生，也自师大来兼任教务长。由于师资极缺，又因为我的太太是美国人，是大学毕业生，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英文老师。客座教授有三位，都是临时性的，就是吴大猷先生、邓昌黎先生和我。我到的时候，吴先生已回加拿大，邓先生稍迟来，也只停了三个月就回美了。这几位临时“班底”的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只有四五位，比起目前约三百位教授中百分之九十二有博士学位的，真使人羡煞哩！幸亏后来陆续从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受训回来的四五位同人，他们那时虽还没有博士学位，但有最新的核子科技知识，不但成了生力军，也成了后来“清华”和台湾核子科技的主力军和拓荒者。这其中有目前已退休的郑振华先生，他主持了原子炉的安装和运转，后曾为“清华”原子科学院院长多年，“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是他一手创立和发展的，直到一年前，他还是“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实际做事的秘书长。当时安装和运转范氏加速器的李育浩先生，目前已继郑振华先生之后，为“原子能委员会”秘书长。还有二位后来又去美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钱积彭先生和曾德霖先生，他们将当时的授课标准提高了不少。钱先生后来又创办和发展了“中山研究院”的核能研究所，曾先生是目前“清华”的原子科学院的院长。没有他们和其他有关几位的奉献（dedication），“清华”前期的进展是很难预测的。

当时同学们最大的诉苦是师资的不足，那当然没有错，我唯一能回答他们的，就是等将来轮到他们自己学“成”时，希望他们不要忘了当时的苦楚，能回来帮忙。现在一算，在十七位毕业同学中，有四位取得博士学位，已回来服务，他们目前都是“清华”的资深教授了。

那时候梅校长任“教育部长”的职位，在台北不能分身，所以除了重要的经费支配和新建筑物的扩充外，其余的事务和职责几乎都落在我身上。校中除了装置原子炉和范氏加速器二件大事外，还有二项重要的任务，一是学生论文的指导。在第二届十七位同学中，只有五位已找到台大的教授指导论文，余下十二位同学的论文，只好由我来指导。在没有办法中，我们分成六组，每组二人，幸能如期完成，获得硕士学位，皆大欢喜。至于论文的品质，即使以目前的标准来看，尚差强人意，此点容后节中再提。另一项是公共关系的推进，一个机构或一所学校的公共关系本是重要的，对当时的“清华”来说，更是重要，因为我们要争取外界的援助，包括经费、设备和人才的援助。那时美援还没有停止，美国每年援助台湾的经费有一二十亿美元，其中有一部分用在发展教育上，因为我多年在美的背景和经验，深得当年美援助教育组主任史密特（Harry Schmidt）的信任，再加上梅先生长“教育部”，我们获得了不少的美援支助。那时国际上推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因此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AEC）曾二次派小组人员来“清华”考察，我们也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和赞许，争取了以后几年不少客座教授和仪器的支助，对“清华”的成长多有帮助。“清华”属于“教育部”，因为梅先生是“部长”，那方面我们可不花时间和精力在公共关系上，不过有时“立法委员”们也来观光式地视察，仍得好好地招待他们。记得有一次，因我戴了台湾农夫所用的三角笠帽，“立法委员”竟找不到欢迎他们的主人，那次以后，我只好把那价廉物美、有艺术意味的三角帽带到美国去欣赏了。

当时学校中的各种困难，记得的已很少，下面这些零星小事，可举一反三地推测当时的情形。

干冰是二氧化碳凝成的固态，实验室中应如用水一样方便，可随需随取，但当时因一切缺乏，市上根本没有，我们得用压缩的二氧化碳气体令其急速膨胀而自制，这几乎像需用水时得自己掘井一样麻烦！学习核子科学的人都会知道，要使快中子变慢得用白蜡，市上也没有，我们得特别和“中国石油公司”商协才能得到。原子炉水池内的铝衬层，如向外采购，既贵且慢，好不容易和“高雄中铝公司”恳商，才依我们的设计制成。诸如此类，每需一件物品或材料，就得到处收寻，有的非得到日本或美国采购，又得等上数月。研究生没有实验室，得从头设计安装，连所需的桌子也须新做。原子炉位在山谷中，因为建筑设计的失误，有一天台风狂雨，使原子炉的地下室进了大水，许多机器浸水，清理了一二个月，使整个计划推后了一段时间。还有，装置范氏加速器时，有美国公司派来的工程师帮忙。有一天，这位工程师喝醉了酒，在晚上把价值九千美元的真空管打破了，当时因为没有人看到，他不肯承认，于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证据，推定是他的失误，结果由美国公司另运一支赔偿，虽然省下了九千元美金，但时间又拖了好久。有一天，一位研究生名叫陈家骅的生了病，相当严重，当时我在原子炉工地，劳娜——我的太太立刻把他送到新竹的一所“医院”。记得他住的病房，地是泥土，又暗又湿又脏，住在里面，不生病的人也会生病，回想起来，还觉可怕。

总之，目前随意可办成的事情、随时可取到的物件，那时几乎件件得动脑筋，并用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在人力、物力、财力缺乏的初创时期，做事的效率显得更低了。

今日“清华”

目前“清华”的情形，各方都有报道，尤以校长毛高文先生的报告最为详细精要。大致说来，组织方面已设有大学部，另外计有四个学院、十五个研究所、十二个学系，加上九个科技中心，内包括计算机中心，还有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图书馆和各所系的“支馆”。正副教授约三百人，大多数有博士学位。因“清华”重质不重量，学生人数三千多人，不算很多，不过其中一千多人是研究生，却也可观。行政和辅导人员，已超过初创时全校师生和员工的数倍。建筑物有六十多幢，前时认为大而“无用”的校园面积，目前已感不敷。校园从大部荒野，变成名副其实的园地了。预算也从每年一二十万美金（原子炉例外）增加到一千二三百万美金。从这些数字来看，正如前面所指，在短短的二十六年中，“清华”的校舍、所系、师生人数、经费等，扩展了几十倍到一二百倍，研究生的人数实际上增多了约六百倍！这种突飞猛进的速度，不但大陆的清华望尘莫及，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清华”目前的规模和校园，许多世界的著名学府也比不上，譬如以加州理工来比，“加工”就小和挤得可怜，以牛津、剑桥来比，英国的名大学就陈旧不堪。以生活享受而言，前面已提到，“清华城隍庙”里的小吃部，不是使纽约有名的石溪大学里的郭子斯教授神往么？

很明显，在硬体方面来说，近年来的进展真是名副其实的突飞猛进。

怀念梅公

谈到“清华”，如果不谈一位历史人物，那就谈得不完整了。这位人物，就是前在大陆当过多年清华校长，后在台湾“复校”的梅贻琦先生。那时大家都尊敬他，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当时为“教育部长”，“'部长’是，'部长’对”的声音常不绝于耳。校友尊敬他，因为他是大陆来的老校长；校中师生员工尊敬他，因为大家怕他。实际上，梅先生的伟大在二十七年以后来看，可显得更清楚。简单说来，他对“清华”有爱心、有眼光、有魄力，与当“教育部长”无关！

梅先生的外表，有如蒋梦麟先生，都是瘦弱“无”力的样子，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他和蒋梦麟先生都是外柔内刚的，他们内心的坚强是成功的主因。梅先生很爱酒，“清华”中酒量最大的就是他。在宴席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人的敬酒，他干杯（绍兴酒）时那种似苦又乐的表情，至今尤新。他也喝洋酒，每当我去金华街台北办事处请示校务的时候，一近午夜，客人都已回去，他就拿出名贵的法国白兰地来，请我同饮。他有迟起的习惯，酒旁“议”事，常到午夜二三点钟，弄得我第“二”天早上得挣扎起床。从这些接触中，我了解他内心爱“清华”，有如他爱酒一样生根和自然。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如何爱“清华”，事实上，他爱“清华”有如母亲爱子女，事事关心，也有如子女爱父母，万事“清华”至上。讲句笑话，并且只有“清华”人可以听，当时如果他在“教育部”开会，只要是“清华”的事，我可从会场中把他请出来！因此他爱惜每一文钱，历年来，他把人人眼红的清华庚款的美金，分文都用在校务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界中，千百年来有一种传统和极普通的习俗，就是公私不分，公帑私占。在这种恶风下，梅先生能如泥污中的一枝清荷，一文不沾，怪不得当时社会上都敬他有“两袖清风”的美德，这是他爱“清华”的事迹。

除了爱心，他还有远见，在那时的社会环境中，“复校”是创新和勇敢的构想。同时，鉴于当时极需科技，他选择了当时最新、最重要、所知最少的原子（核子）科学为起点，意在迎头赶上。“清华”当时经费有限，他不惜花资，在美国和阿冈国家实验室订约，优先培植基本人才。装置原子炉和三百万伏特加速器的构想和眼光，在当时的情形来说，远超于目前的同步辐射加速器。那时台北没有现在繁忙和拥挤，他却在远离台北的新竹收集大块的土地做校址，他的远见使新竹后来成了台湾的科技中心。很明显，要实践以上的远见和构想，非有魄力不可，正如走路，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终于锲而不舍地达到了他的理想和目的。

年轻的一代和对人生经验不熟悉的人们，目前在一夜间可任心所欲，飞到美洲的任何地点，他们不懂为什么哥伦布要花那么多天到达美洲而还受人颂扬。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书本中都已有答案，只是大家不加注意。看来，要了解先驱者的情形和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简易的事！

在结束这段之前，得附带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上面提到，那时的社会认为梅先生最大的美德是“两袖清风”，实际上来说，这是社会对自身的讽刺，把一个公务员的守分当作“美德”，这好像在旧社会中把一个不偷汉子的女人认为是一种美德一样。显然，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台湾已有一百多所大专学校，如果校长们的美德是以两袖内没有清风来决定，那岂不是笑话？这是社会的进步，在庆祝“清华”七十五岁的时候，我们也得同时庆祝！

特出学院

原子科技的发展成了“清华”的传统，二十多年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研究所扩张而成了一个学院，很有可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学院，“清华”可以此为荣。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不可停留在过去的桂冠上。因为原子科技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课目，是否可把原子科学院合并到理学院和工学院中，近年来已成了一种构想的讨论，我们不妨客观地来谈一下。

一所学府的目的是服务社会和大众。工业社会中的“活命素”是能源，没有能源，人类就回复到原始时代。各种能源中，石油的聚量恐怕已只有几十年，煤约有几百年，核子能是最长远和最丰富的能源。核子分裂，经过滋生，可供应几千年；核子融合，经过研究发展，可应用几百万年。台湾少油和煤，发展核子能是唯一途径，但核能发展中，问题重重，亟待研究解决，无疑已成为高等学府的职责。从另一方面来讲，因为核能的巨强，不幸产生了原子弹（核弹），有带给人类巨劫的可能性，对防止核弹和减少核弹伤害的研究，无论在人文方面或科技方面，都亟待进行，一所高等学府已责无旁贷。所幸“清华”原子科学院的方向，已针对上述巨大问题的一部分，如能把原科院当作基础，加以扩张，来研究以上的基本问题，实为理想。从将来的历史来看，“清华”之有原子科学院，不但特出（unique），而且是明智的！

新的方向

生命科学已是科学的前哨，生命科学的发展很可能引起科学本身革命性的突破。“清华”本着创新的传统，增设生命科学研究所，是新的方向，是好的方向！

科学中分科，分成物理、化学、生物等，原是人为的操作，自然间的现象根本不可能指定属于哪一科门的范围，研究那些现象，常需要各种科门的知识综合起来。譬如环境科学所需的知识，就几乎包括一切科学，除基本科学外，还有气象、海洋、地质等。技术和工程方面也是一样，不能单属于某种工程学科，譬如登月的企图不能单属于航空工程或太空工程，而需要一切工程和一切科学的综合知识。“清华”现在采取跨校、院、所、系的作风，如能养成习惯，对打破“门户之见”“本位主义”等恶习应有帮助，这对社会的贡献，可大于科技本身的贡献。

“清华”一向以理工为主，原子弹发明以来，事实迫着人们理解：科技可造福人类，也可危害人类。慢慢地，人们便了解，单靠科技，很容易变成科技的奴隶。要使科技变成人的“奴隶”，对人本身的了解和研究，已有基本的需要，“清华”最近设立人文社会学院，可谓迎合时代之需！

以上所谈的新方向，是二十七年前或三十年前的“清华”意想不到的！

硬体与软体

如果假定过去的进步多属硬体方面，让我们来一谈软体方面的情形。大致说来，硬体方面的进步不但容易看出，容易测量，并且也比较容易做到。反之，软体方面的进步不但不易看清，不易测量，并且也不易做到。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软体的求进是比较困难和迟缓的。但是无论如何，软体的重要性不下于硬体。

二十七年前初到“清华”的时候，看到大家很努力，很用功，但似乎缺少一种真正为学问而致学，为求知而感兴趣的风气。大家用功和努力，似乎都是为了自身的利害。学生为考试，为学位，为争取名次……教授为职业，为升级。学校和学校间的关系，亦以利害为先，与学问的求进无关。记得那时“清华”和台大都在做一世界著名的物理研究，叫茅氏效应（Mossbauer Effect），“清华”的仪器远胜于台大，我竭诚地跑到台大请求共同合作，却被一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拒绝！其实当时即使双方竭诚合作，以世界的标准来看，还是幼稚不堪，而井蛙之争却重于学问的求进。目前台湾的学风，从社会的舆论上，从友朋的谈话间，从我自己有限的观察中，我的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似乎告诉我，比从前没有进步多少，希望我是错的。

让我旁扯一下，二十七年前台大和“清华”合作不起来共做茅氏效应研究的事，不知何故，使我联想到目前“交大”和“清华”同学间梅竹赛的中断，我一点也不知道内幕，如果去仔细研究一下，猜想一定有许多互相指摘“不公平”“不合理”“不礼貌”等的“大”原因。不过，如果有人站在地球卫星上来一看，他们会发现在地球的一角有牛津和剑桥，另一角有哈佛和“麻工”，学生们都在运动场上争得“你死我活”，而新竹却平安无事，一片升平景象，给人一种礼仪之邦的感觉！

以学术的水准来看，在师资方面，正如前面所指，数量虽少，并且都是临时性的，但水准（如吴、邓二先生）恐怕不会低于目前。关于学生的硕士论文，与我直接有关的六篇，三篇在台湾发表，三篇在海外。在台湾发表的，有一篇里面的中子摄影照片恐怕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张中子照片，并且当时还以中子摄影技术用作中子浓度分布测量的方法，也非常新奇（novel），可惜那篇论文后来因我离校，没有发表，目前已不易找到！在海外发表的，其中有一篇是美国的专利（第三三七三一一六号），其中所合成的含铀玻璃，铀含量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这个世界纪录，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人打破。附带一提，作这论文的两个学习理论物理的学生之一，就是目前在“清华”物理系的单越教授。虽然当时的设备差，但研究生的学术水准大概比目前不会差。

由上的讨论，或可总括一句，过去软体方面的素质，如有进步，恐怕远不能和硬体方面的进步相较。

最后的话

大致说来，在量的方面和硬体方面，“清华”和台湾其他大学已在慢慢接近世界第一流大学；在质的方面和软体方面，还差相当一段距离。我们不妨问一声：为什么哈佛、剑桥能，为什么“麻工”“加工”能，而“清华”不能？

根据我在美国四十多年的观察，深信台湾教授和学生的先天素质没有比西方教授和学生来得差，但后天所表现的素质就比不上西方的学者们，这是为什么？社会的环境和传统的包袱显然要负起一部分责任，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尤其是致学的风气和先驱精神（dedication and pioneering spirit to study），该由谁来负责呢？为考试而读书，为升级而研究是不够的！

要“明天会更好”的先决条件是今天的耕学，希望当“清华”一百岁的时候，同时也能庆祝诺贝尔奖的莅临！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新竹“清华”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六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