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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他的人格……Real Gentleman（真君子）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体育家马约翰 提起清华大学的历史，人们恐怕不会忘记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那么，梅贻琦先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后人何以纷纷敬仰梅贻琦先生呢？ “寡言君子”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梅贻琦先生性格温和，生性沉默寡言，被称为“寡言君子”。梅祖彦在《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中说：“父亲自幼家境清贫，作为五个兄弟和四个姊妹中的长兄，他帮助父母抚养弟妹，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以后在求学及工作锻炼中，他成为一个谦虚、勤谨、忠诚敬业和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少言寡语，慎思熟虑，但也颇有幽默感。” 这种沉稳的性格，为他以后在战乱中处理学校事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先生曾经撰文说：“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当年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何兆武先生这样回忆：“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在战乱时期，学校发生大大小小的运动都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学生的情绪是很容易被时局煽动的。最著名的如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大大小小的学校都参加了这场运动，运动惊动了政府，数千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为了应对这个棘手的局面，学校的几位领导人聚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对策。梅贻琦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见此问道：“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然后，叶公超教授也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实际上，他在倾听大家的心声，琢磨着如何综合采纳大伙的意见，真是所谓“大智若愚”。会后，梅贻琦先生回学校主持大局，挺身保护学校的学生。 西南联大的“船长” 沉稳的另一面便是不急不躁，坚韧和宽容。 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担任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这件事给梅贻琦先生影响甚大，以致他在清华大学一做就是一辈子。 梅贻琦先生主持西南联大的八年可能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时局不稳定，物价飞涨，加上敌机的连年轰炸，打乱了正常生活和教学秩序。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南联大在梅贻琦先生的治理下，依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1941年，梅贻琦先生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梅贻琦先生无不良生活习惯，生活简朴清廉。梅贻琦先生酒量颇大，但酒风却一直很好，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他的学生林公侠认为梅贻琦先生在清廉方面堪称“圣人”：“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可以为万世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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