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家“安乐死”医院，病人不再接受治疗，让生命有尊严的消逝

前言

如果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四大苦难,那么临终关怀无疑是为那些身患绝症的病患们带来一丝温暖和慰藉的福音。在中国,关于生命应该如何来,如何去,我们似乎讨论得还不够。而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名为“晚晴院”的医院,正在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生命最后一课的注脚。

一、填满生命的,是事业还是陪伴

“晚晴院”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医院,这里没有忙碌的医生和护士,没有恼人的医疗设备警报声,取而代之的是淡雅的墙面涂料,安静的走廊,和处处弥漫的宁静氛围。

、、、走进病房,你或许会误以为这是高档公寓中的某一间,而不是医院。房内配备有家中常见的电器产品和生活用品,墙上挂着时钟和装裱好的画,窗外是层层叠叠的绿植。如果不是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呻吟声,你甚至会忘记这里还住着病人。但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病人呢?

“晚晴院”位于上海静安区的一家社区医院内,是中国第一家专门面向晚期癌症患者的临终关怀医院。这里不再为病人进行病症根治性的治疗,而是通过心理辅导、舒缓治疗等手段,让绝症患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安详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程。

“晚晴院”的十几位医护人员来自不同领域,有经验丰富的肿瘤科医生,有温柔耐心的护士,也有擅长心理辅导的专家。他们组成了一个多学科团队,共同致力于让每一位病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都能获得关怀和尊严。

这里的每一位病人,都有着无法治愈的疾病和满腔的故事。而“晚晴院”希望做的,是成为他们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的一盏灯,哪怕只能微微照亮,也要让逝者有爱相伴。

二、选择敬业还是体面离世

张晓梅是“晚晴院”的第一批入住病人之一。说起她的过去,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工作填满了她55年的人生。

张晓梅原本在一所著名高校担任地质学专业的副教授,一个充满野心和追求的女性。为了取得专业上新的进展,她经常需要深入野外勘探,即便环境恶劣也从未退缩。校方见她工作努力,又将她调到教学实验室担任研究工作。为了取得更好的成果,张晓梅常常通宵达旦地进行实验。

在同事和学生眼里,张晓梅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强人。但她自己心里明白,这份虚荣的强大是建立在自虐式的工作方式上的。频繁的野外高强度工作和长期的熬夜实验,让她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被掏空。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实验室晕倒,被送进医院后诊断出已经是胃癌晚期。

对张晓梅来说,这样的结果在意料之中。只是当死神真正来到跟前时,她还是忍不住感叹人生的短暂和脆弱。经历过多次手术和化疗,疾病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侵蚀着她的生命。她的丈夫陆东是她的同事,对她一直关心有加,见她身体每况愈下,不禁红了眼圈。

“别难过,我已经准备好了。”张晓梅轻声对丈夫说。她知道屈从病魔对一个强势的自己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面对死神,她也只能谦卑地接受生命的消逝。

这时,她忽然想起自己当老师时,曾经告诉过学生一句话:“要么敬业,要么无业。”她追求事业时的那份拼劲,现在看来好像也有些盲目和极端了。人总要学会爱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给自己更多陪伴,而不是永无止境地奉献。也许,她当初放下些许执念,也不至于把身体搞成这样吧。

不过人生不可能重来,面对无可挽回的现实,她也只能接受。在丈夫的陪伴下,她来到了“晚晴院”,希望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里看到一点光明,让自己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完成这场旅行。

三、谁陪我看落日余晖

“晚晴院”的另一位病人李伯元,今年已经75岁了。40年前,李伯元还是一位身体健硕的公交车司机,那时的他对人生充满希望。可惜好景不长,68岁那年,他的身体发出了警报——频繁的咳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严重影响了睡眠。

起初李伯元不以为然,只当是风寒或者胸口堵塞引起的轻微不适。但症状反复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妻子终于拗不过,把他送进了医院。当医生诊断出他患有肺癌晚期时,李伯元和家人都有些接受不能。

“也许还有机会。”李伯元的儿子小明劝说道。他提议给父亲进行手术以延长生命,但这对于李伯元来说也意味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老来到头,李伯元也没想过要和病魔拼个你死我活。他苦笑着对儿子说:“我活了大半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和妈妈少操些心。”

其实,李伯元心里也很不甘心。他还记得自己刚退休那会儿,妻子笑盈盈对他说:“老伴,咱们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该去看看这个世界了。”

然而现实无情,他得了这病,妻子一下子就老了十岁,眉头里常带忧色。李伯元知道,自己对这个家来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能做的只有尽早断了引线,别延误了妻儿的生活。

更让他捉襟见肘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自理了。吃饭要妻子喂,如厕都需要扶着,这让他备受打击。男人大丈夫,也不想在亲人面前丢脸现眼。

在李伯元的再三坚持下,他被转入了“晚晴院”。这里的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物,还为他做了温和的理疗按摩。护士每日定时来看他,和他聊聊家常,谈谈人生。李伯元感谢医院给他创造了一个舒适、温馨的环境,让他可以安详地离开人世,不再为家人添更多的忧虑。

四、舞动的青春不再复返

如果说李伯元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那么王丽则正值而立之年。她今年50岁,是“晚晴院”最年轻的病人之一。

王丽过去是一所艺术学校的舞蹈教师,曾代表省级文工团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多次获得大奖。然而,舞蹈员经常的节食和高强度训练,让她患上了严重的宫颈病变。王丽是一个注重形象的女生,即使生了病,也舍不得剪掉长发,跳过食物。没人知道,她瘦弱的身躯下藏着细胞异变的恶性肿瘤。

等王丽终于去医院检查时,医生遗憾地告诉她,癌细胞已经侵袭到了整个生殖系统,必须进行手术切除。第一刀下去,她失去了作为女性的生育能力;第二次开刀,她的长发也随之离去。王丽看着镜子里那个身体残缺、头发稀疏的自己,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与抑郁之中。

多次化疗后,王丽觉得她的身体和心灵都已经支撑到了极限。她不想再在手术台上输送生命,而是选择来到“晚晴院”,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找回一些尊严和阳光。

这里的医生告诉她,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而在质量。王丽逐渐学会接纳和看淡自己病后的身体变化,和其他病友一起,互相分享故事,获得心灵的慰藉。她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并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

其实,王丽心中也一直隐隐约约记挂着一件事。青春的时候,她曾和舞蹈队的同伴约定,五十岁时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回学校跳一场舞,纪念他们的青春岁月。

可如今五十岁生日将至,她却没有了表演的资格和体力。王丽静静地坐在病床前,看着墙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不禁红了眼眶。

那个穿着舞裙旋转飞舞的自己,已经不会再次出现了。青春只有一次,错过就再无回头路。

她知道自己不应沉浸在失去的痛苦中,人总要学会释怀。于是王丽整理心情,给自己打气:至少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她还能找到一些安宁。她会好好珍惜与病友间分享的点点滴滴,直到生命的舞台落幕的那一刻。

五、写下人生的最后一页

晚晴院里另一位特殊的病人是周彦。今年78岁的他,是一个散文作家,在文学界小有名气。

周彦以他独特的文风著称,作品多发表在一些知名文学刊物上。但长年累月的写作生涯也让他养成了夜猫子式的生活作风,经常通宵达旦地写稿。今年,他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原本的慢性肝炎病变成了晚期肝癌。

经过8年的治疗,肿瘤仍在蔓延。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但又舍不得匆匆离场。这期间,他的妻子欧阳素素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她明白他的懊悔,却也无能为力。

“我只想在还剩的时间里,再看看这世界。”周彦某天对素素说。

素素最终鼓起勇气与他商量,建议他到“晚晴院”生活一段时日。在那里,他可以远离手术刀的痛苦,也可以好好地与家人度过最后的光阴。

起初,周彦还不太愿意离开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那里承载了他半生的记忆,书桌上还放着未完成的作品手稿。

可他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再写下去了。匆匆离世对他来说也太遗憾,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完成这部小说,这也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件事。

于是,在妻子的陪同下,周彦来到了“晚晴院”。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可以看书、听音乐,没人会催促他为生命而战。医院的护士们也会定期来看他,聆听他讲述他的写作故事,聊聊他笔下的世界。

结语

“这里让我找到了生命的感觉。”周彦说。他已不再害怕死亡,因为他知道它终将来临;他只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的心灵能够获得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