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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孝文帝礼佛图 都城是人文风景最重要的承载空间之一，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统治象征的政治景观，如宫殿、官署和礼制建筑；其次是作为王公、官僚、军人和普通民众生活场所的宅舍、市场、信仰设施和娱乐设施；再次则是都城被放弃之后留存下来的遗址、古迹。前二者是“活”的空间和风景，后者则是作为废墟和遗迹为后人缅怀。 由于统治权力的更迭，历史中那些著名的都城，往往经历过建都—废弃—重建的反复过程。在此过程中，旧都城的空间格局和景观形态，有时会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被刻意延续。北魏洛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东汉至西晋的近三百年中，除去汉末三十年左右，洛阳一直是华夏的都城和权力、文化象征，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西晋末年，洛阳退缩为一个地方城市。一百八十余年后，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在汉晋洛阳旧址之上重建新都，有着很强的空间继承性。 学界对此已有很多探讨。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渴望重塑华夏正统的背景下，洛阳城中被叠压的汉晋文化遗迹，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或者说，生活在北魏新都洛阳的人们，如何看待脚下土地与“过去”的关系？在这方面，正光（520—525）初年出现于洛阳的隐士赵逸及其古迹指认行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  一、隐士赵逸的洛阳古迹指认 赵逸事迹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他自称是晋武帝时人，年龄已经两百五十岁上下，对西晋洛阳如数家珍（“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北魏孝明帝特别给“步挽车一乘”，让其“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记旧迹”。三年后离去，不知所踪。 赵逸在洛阳的三年间，大概指认了数量可观的“旧迹”。《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六处，应当只是一小部分。具体如下：  情节记述最详细的，是城东杜子休宅和城西宝光寺两处。两处有相似性，都是赵逸见到宅、塔后发出感叹，声称此地原为西晋寺院（太康寺、石塔寺）旧址。一开始大家对他的说法颇有疑问（“时人未信，遂问寺之由绪”“人问其故”）。赵逸又对寺院由来做了说明，并具体指出园中某处地下存有遗迹（砖浮图、浴室及井），得到发掘验证。尤其是杜子休园，发掘出了西晋王濬的纪年砖铭（“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最具说服力。两处园中当时都是树木繁茂，并没有事先探掘过的迹象，此点极大强化了赵逸的权威性。 赵逸的指认，引发了时人对于洛阳城市空间“过去”的兴趣： 好事者寻逐之,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时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不管真实性如何，赵逸的这些指认，在当时显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点从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多次提及，不难感受到。问题是，为何会在正光初年出现这样一个沟通洛阳城市空间“过去与现在”的有趣人物呢？  元叉墓志 如所周知，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520）七月，领军将军元叉发动政变，囚禁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改元正光，此后控制朝政约四年半左右，一直到正光六年二月胡太后复政。赵逸出现并活跃于洛阳，恰好是在元叉政变之后的几年间。据记载，元叉上台后“矫情自饰，劳谦待士，时事得失，颇以关怀”，一度让士人颇为期待。赵逸此时出现于洛阳，会不会正是“迎合”了这一时期的某种诉求？ 元叉执政后“颇以关怀”的“时事”之中，明堂营造是广受关注的一件。出土元乂（叉）墓志提到： 于时三雍缔构，疑议纷纶。以公学综坟籍，儒士攸宗，复领明堂大将。公斟酌三代，宪章汉晋，独见卓然，经始用立。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至是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叉执政，遂改营九室。值世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此前实际建设过的都城明堂，有西汉长安明堂、东汉魏晋洛阳明堂、南朝建康明堂和北魏平城明堂。其中，长安明堂建于平帝元始四年（4），“上圆下方，九宫十二堂，四向五室”;洛阳明堂建于光武帝中元元年（56），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建康明堂采用西晋裴頠学说，放弃上圆下方形制，“四柱方屋，都无五九之室”，只有一间方殿。李冲主持建设的平城明堂，则是“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而不为重隅也”。比较奇特的是，汉晋洛阳的明堂、辟雍、灵台，是邻近但各自独立的一组建筑群，平城明堂却是与辟雍、灵台合而为一。  明堂五室的依据是《考工记》，意味着复古周制。九室依据是《大戴礼记》，意味着沿用汉晋之制。也就是说，元叉上台后的改变，意味着取消了一度占据上风的复古周制，改为按照汉晋形制“恢复性”建设。问题是，汉晋洛阳明堂早已毁坏不存，又如何具体建设？能够参考的李冲平城“明堂样”，“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被隋代牛弘批评为“穿凿处多，迄无可取”，缺乏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曾“亲眼见过”西晋洛阳明堂的隐士赵逸，就会颇受关注。此点从汝南王元悦认其为义父，不难想知。这就让人怀疑，赵逸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于洛阳，会不会与此有关？ 此点当然很难确认。如前所说，赵逸事迹中有很多神奇甚或虚妄之处。他取得权威性的两处指认，都是通过发掘验证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在宅中发掘出铭文古物，赵逸之前已经有过。城内永和里据说有董卓故宅，“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邢峦家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有铭云“董太师之物”。董卓托梦向邢峦索回钱物未果，“经年峦遂卒”。此事发生在延昌二年（513）。西阳门内永康里的元叉宅中，“掘故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城内宜寿里段晖宅，掘得菩萨金像，座上有铭文“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于是“时人咸云”，此地乃是荀勖旧宅。城南高显洛宅，据说是苏秦旧宅，曾掘得黄金，有铭文“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此事发生在元叉执政时，元叉还向高显洛索要过这些黄金。杨衒之议论说：“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是僧人伪造。 换言之，赵逸出现于洛阳之前，已经存在借由出土铭文古物“确认”宅舍历史空间的现象。元叉执政时期，这类事情也仍然在出现。而这些难辨真假的铭文古物背后，自然是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城市空间叠加关系。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阅读汉晋文献的同时，对于曾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的汉晋人物和事件，充满想象，从而也对宅地的“过去”抱有了浓厚兴趣。自称“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的隐士赵逸，明显是一个虚妄之人，之所以会在洛阳受到如此的关注和优待，就是由于弥漫于北魏洛阳城中的这种历史空间想象。不过如前所说，赵逸指认的洛阳“旧迹”，是否掺杂了他自己的附会或编造，是很可疑的。研究者在使用这些西晋洛阳的城市“知识”时，需要特别警惕。 二、重建、怀旧与空间考证——北魏洛阳与“过去”的联系 北魏新都洛阳的重建，从一开始就带有历史想象和怀旧色彩。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到洛阳，“巡故宫基趾”，感慨于宫殿“荒毁”，“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接着又“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令李冲、穆亮和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在洛阳被复建为都城的过程中，这些残存的宫殿旧址和地面遗迹，成为重要参考坐标。 除此之外，洛阳建设似乎还参考了某种“旧图”。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六月诏书云：“可依洛阳旧图，修听讼观，农隙起功，及冬令就。”这里提到的“洛阳旧图”，所指不太确定。一种可能，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洛阳城图，如杨佺期《洛阳图》。另一种可能，是李冲等人“经始洛京”时绘造的施工图。东魏迁都邺城时，起部郎中辛术曾上奏：“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这种新造的施工图，仍然要参据以往的地志、城图等资料。辛术上奏还提到：“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为了确定已经毁坏的邺城建筑基址，他请求硕学大儒李业兴参与，“万门千户，所宜访询”。 宣武帝时，为了确定国子学位置，儒者刘芳引用过《洛阳记》的记载：“国子学官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接着又说： 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关于洛阳的空间考证，郦道元《水经注·谷水》很值得注意。该篇洛阳城郭及郊外部分，引用三十余种文献（不包括考证名物类的《释名》《白虎通》等），考证东周至汉晋洛阳的空间遗迹。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为史籍、地志、诗赋、典制、书信、人物传、笔记小说七类。地志类数量最多，有十余种： 《河南十二县境簿》《洛阳记》《洛阳地记》《晋太康记》《晋地道记》《晋中州记》《永初（山川古今）记》《述征记》《洛阳故宫名》《晋宫阁名》。张衡《东京赋》、潘岳《西征赋》、石崇《金谷诗集叙》、阮籍《咏怀诗》、李尤《平乐观赋》、李尤《鸿池陂铭》、袁氏《王陆诗叙》、陆机《与弟书》、朱超石《与兄书》、《文士传》、《竹林七贤论》、《释法显行传》。当文献记述出现歧义时，需要进行考辨。翟泉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处。当时有种说法，认为昭仪尼寺之池就是周代翟泉遗址，依据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郦道元辨析说： 渠水又东，径杜元凯所谓翟泉北，今无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余，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是验非之一证也。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泉源既塞，明无故处，是验非之二证也。杜预言：翟泉在太仓西南。既言西南，于雒阳不得为东北，是验非之三证也。稽之地说，事几明矣，不得为翟泉也。北魏洛阳存留的汉晋古迹中，最有象征意义的自属城南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遗址。班固《东都赋》和张衡《东京赋》都强调，东汉洛阳之所以优于西汉长安，正是由于这些礼制及其文化象征意义，如班固所说：“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对此上节已有涉及。尤其是太学遗址保存的石经，成为最具视觉感的文化遗迹。前面提到，孝文帝曾观览这些石经。与此同时，太学的原址重建问题，也是迁洛后的重要“时事”，不断被提起。宣武帝时，郑道昭任国子祭酒，有感于“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藋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上表请求营修，未获成功。多年后他再次上表说：“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石经和太学所象征的汉晋太学生活动，想必也经常会被北魏洛阳的士人官僚们所追想。 由于工程原因，北魏洛阳也有一些出土发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宁寺建设时发掘的“窟室”，据说该地是曹爽故宅。《水经注》卷一六《谷水》： 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其地是曹爽故宅。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犊，信矣。地面遗迹，出土新发现，这些和文献中的洛阳相结合，构成了北魏新都营造过程中由于空间叠加而造就的历史情绪。郦道元注谷水时，往往会特别提到某些地点与汉晋人物或事件有关。如城西石梁所在的皋门桥，是潘岳《西征赋》提到的“秣马皋门”；建春门石桥，是“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处；洛阳马市是“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直通宣阳门的御街，“曹子建尝行”于此，“犯门禁，以此见薄”；东郊尸乡之野，“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正是这种情绪，使得北魏洛阳不同于之前的都城平城，也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都城氛围。 这可能正是孝文帝所期待的结果。孝文帝是带着对洛阳的种种历史想象而迁都的。太和十七年到洛阳，“至北邙，遂幸洪池”，在龙舟上告诉任城王元澄，他梦到了嵇康之子、死于八王之乱的西晋侍中嵇绍，“神爽卑惧，似有求焉”。元澄答云：“陛下徙御瀍洛，经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所谓“希恩”，自然是奉承之语，但隐含的孝文帝与华夏历史人物的联结心理，是很明显的。前面提到，赵逸指认昭仪尼寺之池与石崇、绿珠有关后，“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北魏元氏诸王斗富，也往往提到石崇，如河间王元琛说：“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又曾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以文章著名的常景，由于出任过长安令，“时人比之潘岳”。生活在北魏洛阳的鲜卑贵族和士人官僚，对于汉晋时代的洛阳人物和掌故显然有浓厚兴趣，经常自我比拟。 北魏洛阳的建设，当然不只是“复制”汉晋。宣武帝时在郭城筑坊，可能有平城时代的习惯因素。孝明帝即位后，城郭内外寺院和佛塔的急速扩张，更显示出佛教对于洛阳都城空间的巨大影响。即便是所谓“汉晋之制”，原本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内容。北魏重建洛阳作为华夏正统象征，其实面临着在汉制、晋制乃至周制之间的取舍。上节提到的明堂形制讨论就是如此。再如东汉洛阳宫殿的题额，均使用大篆字体。曹魏时北宫用八分体（隶书），南宫则用古篆书。北魏迁洛之后，“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可见迁洛之后，在题额书法上就曾经有过改易。这是一种微妙的文化选择心理。 与此相关，在新都建设和空间考证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以往文献记述的讹误。城东建春门石桥原本有铭文“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孝昌三年（527）大雨时毁坏。但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都说，此桥为“晋太康元年造”，杨衒之批评道：“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如果把这种对江南人游记性地理文本的批评，与北魏末年南人陈庆之入洛后与杨元慎的“正朔”争论相联系，其中反映的文化心理是很值得玩味的。 三、从铜铸设施到石经：被迁移的洛阳文化景观 永嘉之乱以后，继起的五胡政权往往形成东西对立局面，处此之间的洛阳，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以至于“久为边裔，城阙萧条，野无烟火”。尽管如此，洛阳始终是人们观念中的特殊之地。石赵政权在灭掉关中刘曜力量、统一东西后，“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并修治过洛阳宫室。石勒在都城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宫室制度等方面也对洛阳多有模仿。 值得注意的是，石赵政权迁移过洛阳的一些设施到襄国和邺城。先是石勒时期，“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石虎之时，又“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他们迁移的，主要是洛阳城中的一些大型铜铸设施。其中有一些是东汉和曹魏时期从长安迁移至洛阳的西汉旧物，有一些则是曹魏时期在洛阳新铸的。 都城中陈列装饰性的大型铜铸物，秦都咸阳和西汉长安已经出现。最著名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之兵”所铸十二铜人，“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由于是按照夷狄形象铸造，也被称作金狄。汉末董卓据长安时，这些铜人（翁仲）大部分被熔毁，仅剩下两个。魏明帝曾计划迁移将其到洛阳，由于太重而未能成功，留在了长安附近的霸城。潘岳《关中记》云： 秦敛天下兵器，铸以为铜人十二，置之诸宫。汉时皆在长安，董卓坏以为钱，余二人徙在青门里东宫前。魏明帝欲徙诣洛，载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诸侯，以为郡县。正法律，均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书也。铜马、飞廉也是西汉长安旧物，东汉明帝时迁置于洛阳平乐观。应劭云：“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二者都是汉武帝时所铸。铜马原本立于长安宫城金马门外，是“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金马门亦得名于此。铜飞廉原在长安上林苑飞廉观，观名即来自于铜飞廉。《水经注》引用应劭、晋灼等人关于飞廉的注释后，又说：“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于建始殿东阶下。”据此，似乎铜飞廉在汉末曾被董卓所熔毁，铜马则得以幸存。如果是这样的话，石赵迁移到邺城的飞廉，或许也是魏明帝在洛阳重铸的。 石虎迁移的“九龙”，也是魏明帝所铸。据记载，魏明帝曾花费巨大财力铸造“黄龙凤皇奇伟之兽”，以及“九龙、承露盘”等大型铜设施，“其功参倍于殿舍”。“九龙”可能是九龙殿前吐水之物。黄龙、凤凰分别高四丈、三丈余，置于内殿之前。承露盘“茎长十二丈，大十围，上盘径四尺，下盘径五尺。铜龙绕其根，龙身长一丈。背负两子，自立于芳林园”。魏明帝计划迁移的长安铜铸物，本来也有承露盘，但迁移过程中折断。上述铜铸物中，黄龙、凤凰和承露盘是否也被石虎迁移，不太清楚。 石虎迁移的钟簴，是宫殿、宗庙和帝陵器物，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均有。前面提到，魏明帝也迁移过长安钟簴到洛阳。潘岳《关中记》云： 汉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铜钟在长安，夏侯征西欲徙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门里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钟，东者杜陵钟也。这些被迁移的铜铸设施中，铜驼最广为人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后来成为西晋都城洛阳的象征之物。陆机《洛阳记》云： 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这些铜铸设施，构成了从长安到洛阳延续的汉晋都城装饰文化。始皇帝金人，汉武帝铜马、飞廉，说起来都是带有权力夸耀性的装饰设施，随着时间流逝，又成为他们帝王伟业的象征。汉明帝、魏明帝的迁移和重铸之举，大概是受到类似政治心理的驱使。《魏略》说，魏明帝“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石勒和石虎迁移这些铜铸设施到都城襄国和邺城，“以华国也”，可能也是希望在新都城再现洛阳的装饰文化，夸耀国威。 被迁徙到邺城的这些铜铸设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又被迁移到长安，最终熔铸为钱。之后，赫连勃勃兴造统万城时曾重新铸造：“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北魏太武帝灭赫连夏后，这些新铸设施去向不明。宣武帝永平四年（511）五月，曾“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这件平城铜龙是否来自于统万，不太清楚。至少从现存文献来看，汉晋都城一直延续的铜铸装饰文化，北魏时代似乎并没有那么热衷。据前引《水经注》记载，洛阳的翁仲、铜驼旧址，北魏时期仍然存在，铜驼街之名也延续使用，但却并未尝试重铸相关设施，以恢复魏晋旧貌。这也成为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重要景观差异。 有意思的是，东魏迁都邺城后，迁移的洛阳设施是石经，时在武定四年（546）。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八月诏书云：“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如所周知，洛阳石经有东汉石经（隶书，四十六碑）、曹魏石经（篆、科斗、隶三体，三十五碑）两种。据陆机《洛阳记》、戴延之《西征记》记载，东汉石经西晋时仅十七碑完好，曹魏石经在东晋末年尚存十八碑。北魏迁洛以前，冯熙、常伯夫先后任职洛阳，热衷营造佛寺，石经诸碑“废毁分用，大至颓落”。东魏迁移石经到邺城时，行至河阳，“值岸崩”，有不少“没于水”。所谓“五十二枚”，从数量来看，可能包括了当时保存相对较好的东汉、曹魏两种石经碑（可能也有一些残石），而不仅仅是东汉石经（“蔡邕石经”）。北齐灭亡后，这些石经碑先是被运回洛阳，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又被运至长安。据说运至长安时，已经“文字磨灭，莫能知者”。 东魏新建的邺南城，一定程度上是对北魏洛阳城的仿建。迁邺之初，辛术曾说：“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邺南城的建造材料，有些也是从洛阳拆除运来。在这种情况下，东魏的石经迁移之举，或许有文化层面的考虑，或许只是为了“复制”新都的需要。不管如何，由于石经的儒学象征色彩，使得这次迁移之举，也包括北齐灭亡后石经先被迁回洛阳，又被迁至长安，具有了更多文化正统性层面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迁徙铜铸设施“以华国也”。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永嘉之乱后，洛阳先后由多个政权统治，但显然铜铸设施较之石经更受关注。“颇慕经学”的石虎，也只是“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祕书”。北魏迁洛，虽以塑造华夏正统为指向，却并未在铜铸设施旧址上恢复性重铸，以重现汉晋都城的装饰文化。换言之，北魏洛阳时代，铜铸设施似乎已不再具有以往那样的都城文化象征意义。这是东魏将石经作为洛阳文化象征之物迁移到邺城的背景。 结 语 在旧都废墟上叠加建设新都城，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这种做法无形中强化了新兴政权与过往王朝的空间延续性和文化联系，也塑造了更具历史感的城市氛围。北魏洛阳时代人们对于魏晋洛阳古迹的兴趣，就是如此。 北魏新都洛阳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文化面貌。从迁都者孝文帝的设想来说，是要恢复性重建一座象征华夏正统的都城。为了这一目的，宫殿、官署、礼制建筑等政治权力空间，“佥复故趾”。不过，设想总归是设想，从之后数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新都洛阳一方面如孝文帝所愿，造就了一种汉晋历史氛围，一方面却又呈现出新的面貌。 汉晋时期的都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象征之物。一种是以大型铜铸设施为代表的夸耀性装饰文化，一种是以明堂、辟雍等为代表的礼制景观。北魏洛阳一直没有恢复性重铸被石赵迁移走的大型铜铸设施；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虽然不断在动议重建，但进度缓慢，一直到北魏灭亡也只是很有限的“恢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者对于寺院和佛塔的营造热情。巨大而华丽的寺院，高耸入云的佛塔，取代大型铜铸设施和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事实上成为北魏洛阳最具视觉冲击性的都城景观。杨衒之在面对再次废墟化的都城洛阳时，选择以佛寺作为记述主体，或许也与此有关。对照东汉时期班固《两京赋》和张衡《二都赋》的都城描绘和关注重点，变化是毋庸多言的。  张衡《西京赋》 混合着汉晋氛围、胡族习惯和佛教因素的北魏洛阳，在新与旧的叠压中，塑造了一种新的都城风景。城南“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的灵台，被汝南王元悦别出心裁的“造砖浮图”于其上，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事例。这就让人感到好奇，对于北魏时代的洛阳人群来说，什么才是他们观念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围绕着赵逸的古迹指认，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对于汉晋时代的热情，与此同时，寺院的香火和林立的佛塔，也展示着都城洛阳的另外一种活力。但不管如何，由于历史叠压而带来的对于“过去”的好奇和热情，确实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都城空间氛围——脚下的土地是典籍中那些历史故事的发生地，不免引人遐想。而这种空间氛围，会在无形中强化拓跋政权与汉晋国家的连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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