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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经风雨1 1926年5月下旬，我和邹进贤等到达上海。 上海，高楼摩天，黄浦江上米字旗、星条旗和太阳旗在军舰上迎风乱舞，帝国主义者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内陆人管它叫“十里洋场”。我们身着夏布长衫，满口浓重的川调，在这里显得很“土”。 和上海大学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我们就住进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的学生宿舍，和四川籍同学左书雅、刘希吾住在一起，左和刘是党员，后来都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一所“培养建国人材”的学校，校长是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实际管理学校的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是溜秋白，总务长（又称校务长）是从事工人运动的邓中夏。中国文学系主任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学术界名流。它和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起被称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大的师生和租界的武装巡捕英勇搏斗，更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我到上海时，上大的人学考试期已经过了，只能作为试读生，但党的关系却就编人上大特别支部的小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党小组长是康生（赵容）。这时，正逢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上大的学生酝酿着罢课和组织纪念活动。校内气氛紧张，没法上课。我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却接受了两堂“政治课”。 第一堂是租界巡捕的警棍。 5月30日那天，上海各界以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纪念革命的节日，我到南市华界去参加群众游行。这一天，租界当局戒备森严，特别是老西门一带，拦着一道铁丝网，把租界和华界隔开，其间堆着沙包。参加游行的人分散穿过租界，准备到华界的豫园去参加集体行动。谁知靠近老西门时，工部局的巡捕和军阀政府的警察，抡起警棍，劈头盖脑地打来。我措手不及，脑门上挨了一棍，鼓起了一个大包。人群被打散了。第二天，报上刊登，上海有7万工人罢工，并联合各界群众及学生举行五卅纪念大会。 第二堂课是军阀孙传芳的木笼。 在师寿坊的宿舍里，我得知有许多从四川来的进步青年：重庆女二师的廖苏华（竺君）、李伯钊，廖的哥哥廖划平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在全国学联的有中法中学的郑鼎勋，他是交大的学生，全国学联主席；余泽洪，后来长征时四渡赤水，在川黔边的古蔺牺牲了；还有后来改名阳翰整的欧阳继修。 10月5日，我随邹进贤到国民通讯社看望他的老乡。国民通讯社在闸北上海火车站附近，是广州政府办的。这时，北伐大军快打到武汉了，控制东南5省的军阀孙传芳加紧镇压革命党人。我们刚走进国民通讯社的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查封通讯社，在场的人全被押上囚车，解到龙华附近的凇沪警察厅。一路上，邹进贤教我准备好口供。后来才知道，这一天全国学联同时被查封。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被查封了。 到警察厅后，搜过身，问了姓名，就被关进旧式拘留所的木笼里。它三面是墙，一面是木栅栏，里面不见天日，泥土地上坐着一伙蓬头垢面的人，汗味、屎尿臭熏得令人作呕。对面的木笼里关的是女犯，阴暗中，我辨认出六妹的同学李伯钊，她才十五六岁，是重庆女二师学生运动的骨干，时常到我家来找六妹。因为有看守在，我们没有打招呼，只是隔着木栅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两天后，过堂了。狱警问我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原来，他们从国民通讯社的花名册上找不到我们的名字。 我们回答：我们刚从重庆来到上海，到通讯社来找老乡，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人，你们搞啥子名堂嘛？这才花了30块大洋，让我们交保释放。出来后，我把李伯倒被捕的消息告诉在上海大学的廖苏华。她说：李伯倒是在浦东的工人区担任平民夜校的教员，共青团组织正在通过济难会营救她哩！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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