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 曾巩《隆平集》

宋代史料概要

缘起

此系列史料推文为《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著）学习扩展笔记，以《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各相关古籍点校本序言等为主要材料，收集裁剪，以期了解熟悉古代尤其是宋代的重要史料书籍。

基本内容

《隆平集考述》

在傳世的宋代典籍中，有一部頗有聚訟的書，這便是《隆平集》。

稱之爲“集”，不瞭解内容的人，或許㑹將此書視爲集部的文集一類。其實，治史者皆知這是一部史書。名與實未必一致，常有距離，對於書籍，亦不可望名生義。

《隆平集》當是略稱，據宋人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國史》和羅願《新安志》卷五的記載，全稱當作《五朝隆平集》，亦有題為《皇宋隆平集者》。由於略稱業已約定俗成，因此也不擬正名，給人以陌生感。

五朝，指的就是北宋最初的五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朝。“隆平”者，興隆太平之意，言盛世也。的確，太祖、太宗開國，真宗時與遼朝簽訂澶淵之盟，换得長久和平，仁宗四十年無爲而治，任由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縱橫馳騁，英宗短短四年，平靜走過。其間雖不無政治問題或社㑹動盪，基本尚屬欣欣向榮的上昇時期。太宗時，編纂的書籍，多稱“太平”，譬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此雖與太平興國的年號有關，更多的是一種對太平的期待。是書名爲“隆平”，還有南宋人編纂的《太平治跡統類》，則既是歌頌，也是對既有歷史的承認。其實，“隆平”二字，也隱括了年號。“隆”者，可以視爲截取自太祖開基之年號“建隆”，而“平”者，則是截取自記事迄止之英宗年號“治平”。這樣的隱括便表明了此書的記事範圍。以“隆平”名書，足見撰者之匠心獨運。

然而，降至後世，主要是由於存有聚訟，這部重要的典籍一直被冷落。較之其他文獻，不僅刊刻甚少，研治者亦寡。以下擬就《隆平集》一書的撰者，展開多層面之考察，以期廓清謎團，並將《隆平集》與《東都事略》、《宋史》等記載北宋史事的典籍在内容上深入比勘，揭示其史料價值。通過此一比較，對《隆平集》的性質試加重新定位。最後，還將縷述自宋以降之刊刻源流。在此一綜合考察中，發人所未發者，所在多有，見仁見智，切望博雅教正。

一、撰者之謎

《隆平集》這部史書的史料價值，歷來爲治史者所認可。不過，在提及此書的撰者時，卻多是躲躲閃閃，閃爍其辭。因爲治史者大多知道關於《隆平集》撰者問題的聚訟，所以不大敢正正堂堂地寫下撰者的名字。

本來，《隆平集》的著作權屬於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這在宋代幾乎毫無疑義。不過，書中的一處記載讓南宋初年的一個藏書家發現，大感疑惑不解，便懷疑這部書不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曾鞏。這個人就是晁公武。他在《郡齋讀書志》卷六介紹《隆平集》時寫道：

《隆平集》二十卷，右皇朝曾鞏撰。記五朝君臣事績，其間記事多誤，如以《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之類，或疑非鞏書。

晁公武的上述質疑，僅見於被認爲是初稿本的衢州本《郡齋讀書志》，在視爲定稿本的袁州本中，唯記有“《隆平集》二十卷，右皇朝曾鞏撰，記五朝君臣事跡”短短一句。“其間記事多誤，如以《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之類，或疑非鞏書”二十五字已被悉數删去。可見，對《隆平集》的質疑，只是晁公武的最初認識，最後還是删除質疑，以求穩妥。不過，白紙黑字，晁公武的質疑還是伴隨著衢州本存留了下來。《文獻通考·經籍考》所録《郡齋讀書志》的《隆平集》題解，即是衢州本，原封不動地移録了對《隆平集》的質疑。這個質疑，到了四庫館臣那裏，又被大加發揮。

編輯《四庫全書》之時，正值乾嘉之學開始形成，疑古蔚成風尚。所以在撰寫《四庫提要》時，館臣便對質疑如獲至寶，附益旁徵，又臚列出以下證據來進行證僞：《宋史》曾鞏本傳不載此集；當時人所作曾鞏行狀並神道碑亦未云及；曾鞏雖曾與修五朝史，然僅短短五月，不容遽撰以進。最後，十分肯定地做出結論：“其出於僞託，殆無疑義。”四庫館臣撰寫的《四庫提要》不僅代表官方定論，並且也是當時一流學者的認識，這無疑顯示出很大的權威性。清代有名的學者姚際恒就很服膺《四庫提要》的説法，也説“其爲僞託無疑”。

對於《隆平集》撰者僞託説的種種證僞，近代學者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中予以詳細辯駁。

首先，余氏從同是衢州本的《郡齋讀書志》卷十九介紹《寇忠愍詩》時又引述曾鞏《隆平集》卷四的文字，來説明晁公武“未嘗斷言其僞”。這其實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側面讓晁公武的僞託説無法立腳。

接下來，余氏便逐條駁斥了四庫館臣的證僞。他説，行狀當撰於未葬以前，“或已棄之敝簏”的此書，作者大約未見。並且，曾鞏還有《南豐雜識》一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著録，卻也不見於行狀。以這樣的反證來説明，未見載於行狀也並不等於就没有編撰過《隆平集》。而對神道碑不載的理由則推測説，曾鞏怱促成書，過早去世，“其子弟以其爲官書，且是未成之稿，故藏之家”。至於擔任史館修撰僅五月之説，余氏則考證，事實是長達八個月。並且以南宋洪邁十八個月撰成四朝國史列傳一百三十卷的例子，來反證曾鞏八個月亦可撰成二十卷之《隆平集》。

余氏長達五千餘字的辯駁，頗爲有力，殆可成定讞。然而，綜觀余氏辯駁方式，多是園點打援，以旁敲側擊爲主，對於晁公武最初指證《隆平集》“以《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這樣的重大問題隻字不辨，置而未答，未免讓人心有餘憾。

九十年代，又有葉建華氏撰《隆平集作者考辨》，刊布於《史學史研究》。在余嘉錫氏考辨的基礎上，葉氏亦力主《隆平集》爲曾鞏所撰。但對於“以《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這一實質性的質疑，葉氏只是沿襲余氏發現的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卷》十九引述《隆平集》這一旁證，同余氏所言“未嘗斷言其僞”相同，説“晁公武並没有斷定隆平集是僞書”，然後以“晁氏之疑，本已不足爲據”一句，將這一問題簡單迴避過去。

“以《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是僞託説的核心證據。這一問題不能迴避，否則有千條旁證也顯孱弱。

其實變換一個角度，這一證據並非不可破解。

我們先來看一下讓晁公武抓住把柄的文字是如何寫的。

《隆平集》卷一《館閣》載：

《太平總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太平興國中儒臣李昉等編次。

按《太平總類》與《太平御覽》乃同書異名，《隆平集》誤記或誤刊，因此備受詬病。自晁公武於《郡齋讀書志》發難之語一出，《隆平集》乃僞託曾鞏撰著之説遂行。

固然，將有名之北宋四大書之一《太平御覽》，與其舊名《太平總類》不分，實爲大訛。然此誤只能或歸於撰者疏忽不察，誤所抄録，或出後人傳抄刊誤。

《太平御覽》之書名變更經緯，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略稱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所載：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爲勞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

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四《太平興國太平御覽》條亦記此事，且記修纂成書與易名之詳細時間：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戊寅，詔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左補闕知制誥李穆、太子少詹事湯悦、太子率更令徐鉉、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克勤、右拾遺宋白、太子中允陳鄂、光禄寺丞徐用賓、太府寺丞吴淑、國子寺丞舒雅、少府監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同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分門編爲一千卷。又以野史、傳記、小説、雜編爲五百卷。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一千卷，宜令日進三卷，朕當親覽焉，自十二月一日爲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讀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因知好學者讀萬卷書，非虚語耳。”

十二月庚子書成，凡五十四門。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類》一千卷，包括群書，指掌千古，頗資乙夜之覽，何止名山之藏？用錫嘉稱，以傳來裔，可改名《太平御覽》。”

據此可知，《太平御覽》於太平興國二年始修，迄八年成書，《太平總類》之書名與一千卷之卷數，於編纂之初均已擬定，《太平御覽》乃成書之後所賜新名，故宋代文獻多以六年間編纂之時所用通名《太平總類》或《太平編類》爲名，記載是書。

然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下所載易名事，或可做别一解讀：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説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

南宋初年江少虞所編《宋朝事實類苑》卷二《祖宗聖訓》門亦有同樣之記載：“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據此，觀《太平總類》改名《太平御覽》之時期，似在太宗一曰三卷讀畢之一年後，故曰“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前引《玉海》成書賜名詔在“十二月庚子”。覆之朔閏，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庚子爲十九日，翌年十二月亦有庚子，爲二十五日。因而，理解爲成書一年後改名，似亦可以成立。

然而，即使改名之後，以舊名《太平總類》著録或記載者，亦未絕跡。《資治通鑑》編纂者之一范祖禹《帝學》卷三援引上述史料，即記作《太平總類》。明人楊士奇編宮廷藏書《文淵閣書目》，卷十一於此書兩處著録，“盈字號第一廚書目”記爲“《太平御覽》一部一百三十册殘缺”與“《太平御覽》一部一百册殘缺”，“盈字號第四廚書目”則記爲“《太平總類》一部一百册闕”。與《文淵閣書目》互爲旁證的是，明代學者楊慎在援引《太平御覽》時，亦記作《太平總類》。倘非升庵出於佞古，則其所閱《太平御覽》，即題名《太平總類》。

此一事實表明，改名之後，此書依然以新名《太平御覽》與舊名《太平總類》並行於世。至少，迄至明代還是這種狀況。

《隆平集》記爲“《太平總類》、《太平御覽》”者，或係撰者失檢，或係以先後之舊新書名並記。

倘若出於後者，其誤不在撰者。蓋《太平總類》之下之《太平御覽》最初或許爲四小字注文形式，即如下示：

《太平總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太平興國》中儒臣李昉等編次。

這樣的寫法，猶言“《太平總類》即後來的《太平御覽》”，本來毫無問題。然而，後爲傳抄刊刻者不察，將原本爲注文的“《太平御覽》”誤羼入正文，遂遭詬病，乃成聚訟，讓《隆平集》一書變得妾身不明，讓曾鞏幾乎失去了著作權。筆者之此種解釋，實出胡適先生所云“大膽的假設”，發迄今之人所未發。然以校勘學角度視之，自信可以成立，至少可備一説。

其實，除了上述外圍證據與記注辨疑之外，最有説服力的應當説還是《隆平集》的内容本身。余氏也注意到，在《隆平集》刊行之後，南宋紹熙年間成書的杜大珪所編《名臣碑傳琬琰集》中，收録有四十三篇題作者爲“太史曾鞏”的人物傳記，均見於《隆平集》，文字幾乎全同，説明這些傳記跟《隆平集》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這也反映了當時人把《隆平集》著作權歸於曾鞏的認識。

《隆平集》一書，宋人多有援引。援引之際，直署曾氏者不少。請看下表：

觀察上表，有五部文獻明確標示《隆平集》的著作權者爲曾氏。這幾部文獻的撰者都值得重視。《唐史論斷》的撰者孫甫，是曾鞏的前輩，與曾鞏有過詩文唱和，曾鞏還爲他寫過行狀。盡管附録爲後人所增益，於作者時代當亦相去不遠。而李燾同編纂過《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和宋朝十三朝㑹要的李心傳都是嚴謹的史家。惹出公案的晁公武，在定稿本袁州本也徑稱“《隆平集》二十卷，右皇朝曾鞏撰，記五朝君臣事跡”，不再游移不定。至於上表中只稱《隆平集》未稱撰者的文獻，是由於在當時不言自明，故無需特別注明。即如表中《長編》四處引用，僅一處注明“曾氏”一樣。據此可知，《隆平集》爲曾鞏所撰，在宋代是一種共識。四庫館臣拾晁公武已棄之牙慧，如獲至寶，大加發揮，實屬無中生有，平添混亂。

二、歷代所重

然而在真相大白之前，人們盡管對《隆平集》的撰者心存疑惑，卻幾乎無人否認這部史書的價值。這也是四庫館臣最終没有把《隆平集》打入冷宫放到“存目”的主要因素。因爲四庫館臣看到，“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燾作《續通鑑長編》，如李至拜罷等事，間取其説，則當時固存而不廢。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訪遺書條例》，亦列及此書，以爲可資援證。蓋雖不出於鞏，要爲宋人之舊笈。”有鑑於此，四庫館臣不得不將《隆平集》“過而存之，備一説焉”。這實際上就是對《隆平集》自身史料價值的認可。

許多宋代的典籍，問世之後都隱而不彰，到後世方始如出土文物一般，漸爲人知，大放異彩，廣爲流傳。比如我曾整理過的宋人趙升的《朝野類要》就是這種狀況。《隆平集》也是如此。不過，它比《朝野類要》的命運要好一些。盡管到明代爲止，流傳頗稀，但不絕若綫。自宋以來，還偶有關注。然而廣泛應用於宋代文史研究，卻也跟《朝野類要》一樣，則是進入清代以後。由於妾身不明，《隆平集》一直在不尷不尬的狀態下流行。《四庫提要》還猶抱琵琶半遮面，説《隆平集》“舊本題宋曾鞏撰”，撰寫《四庫全書》史部提要的邵晉涵，在《舊五代史考異》中引用《隆平集》達十幾條之多，卻對撰者羞道於口。其實，清代學者都很看重《隆平集》的史料價值。朱彝尊的《經義考》、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永瑢等奉敕撰的《歷代職官表》、厲鶚的《遼史拾遺》、王士禎的《居易録》與《分甘餘話》、查慎行的《蘇詩補註》、經史子集四部著述，均有對《隆平集》的引述。大加引述，卻迴避撰者，實在有些彆扭。猶如大嚼美味佳餚卻不能道出廚師是誰一樣。清末耿文光在《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三一記《隆平集》云：“是書大致與㑹典相類，《宋會典》傳本頗少，觀此可得其概，正不必問其真磺也。”在我看來，最後一句實在有些自我解嘲的意味。

三、價值略説

現在，既然已經驗明正身，確認《隆平集》就是出自曾鞏之手，就大可不必羞羞答答地談《隆平集》其書了。

綜觀《隆平》一集，分卷二十。二十卷中，又可分爲兩類。第一類體現於卷一至三。分爲《聖緖》、《符應》、《都城》、《官名》、《官司》、《館閣》（文籍附）、《郡縣》、《學舍》、《寺觀》、《宮掖》、《行幸》、《取士》、《招隱逸》、《卻貢獻》、《慎名器》、《革弊》、《節儉》、《宰執》、《祠際》（封爵附）、《刑罰》、《燕樂》、《愛民》（方藥附）、《典故》、《河渠》、《戶口》、《雜録》，凡二十六門。觀此，《四庫提要》云“體似㑹要”。余嘉錫先生評價道：“每門但分若干條，不具首尾，頗似隨筆札記之體，殊不合史裁。”因此他推測説：“疑是取當時官撰之書，如寶訓、聖政、㑹要及國史、實録、日曆之類，擇要録出，以備修五朝紀志之用，而未及編纂成書者。簡略瑣碎，誠所不免。”余氏的推測頗合情理，可爲不易之論。

第二類體現於卷四至卷二十。分立二百八十四人物傳記，加上附傳，計有三百十一傳。排列順序，誠如《四庫提要》所云，“各以其官爲類”，具體爲《宰臣》、《參知政事》、《樞密》、《宣徽使》、《王後》、《僞國》、《侍從》、《儒學行義》、《武臣》、《夷狄》、《妖寇》。觀此，可知列傳分類基本是“各以其官爲類”。不過，亦非純然。其中“王後”、“僞國”、“儒學行義”、“夷狄”、“妖寇”即與官位無關。

合觀上述兩大分類，知《隆平集》所採體裁乃爲紀傳體。自司馬遷《史記》草創史書紀傳之體，遂成正史之傳統體裁，並爲歷代歷朝國史所因循。曾鞏修纂《五朝國史》，採此體裁，至極當然。

對於列傳部分，余氏亦略有論及，且評價頗高。其云：“《宋史》雜採國史實録，而去取無法。此集純就《五朝國史》加以删修，故其事不大増於前，其文則極省於舊。雖其行文過求峻潔，於事實多所刊落，簡略之譏，固自難免；然瑣碎之處，則可保其必無。《提要》之言，殆專爲卷端二十六篇發耳。究之，有宋一代正史、别史，筆力之高，莫過於此。即其剪截洗伐之功，已非王稱、脫脱輩所能幾及，此豈後人所能僞作者哉？”

余氏駁斥《四庫提要》簡略瑣碎之譏，認爲指責此書瑣碎並無其實，而簡略主要是指前面所説“體近㑹要”的第一類一至三卷二十六篇。當然，余氏亦以“其行文過求峻潔，於事實多所刊落，簡略之譏，固自難免”之理由，來解釋列傳部分。並且認爲“有宋一代正史、别史，筆力之髙，莫過於此。即其剪裁洗伐之功，已非王稱、脫脱輩所能幾及”。余氏此論，用意在於力主此書非曾鞏所撰不可。其實，細觀《隆平集》文字，余氏之説實有過譽，且有欠穩妥之處。

平心而論，《隆平集》之文字，較之《東都事略》和《宋史》，並未顯示出迥異之特色。反過來説，《東都事略》和《宋史》似乎顯得比《隆平集》的筆致更豐滿圓潤。曾鞏之筆力，並未在《隆平集》中顯現。而“剪裁洗伐”，實則就是簡略的褒義説法。余氏並未深考《隆平集》内容本身，僅就外在形式而言，又泥於曾鞏古文大家之名，愛屋及烏，故對《隆平集》亦褒揚有加。

深入比較記載有同樣内容的《隆平集》、《東都事略》和《宋史》三書，可以得出與余氏相反的評價。這就是，《東都事略》和《宋史》相對於《隆平集》，可以説是，文增於前，事省於舊。

何爲此論？因爲具體比較可知，《東都事略》和《宋史》相對於《隆平集》，増加的部分多爲傳主奏疏之類，而在具體事實方面，反而語焉不詳之處甚多。

大略觀之，《隆平集》對傳主多載享年幾何，而《東都事略》和《宋史》則大多但云其卒。對於傳主進士登第之年，《隆平集》的記載也大多詳於《東都事略》和《宋史》。比如，卷六《魯宗道傳》，《隆平集》所記傳主咸平二年登進士第以及天聖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就均爲《宋史》卷二八六本傳所未詳。知人論世，歷史人物之時間坐標不明，有時則很難做到準確定位。再如，《隆平集》對傳主多詳載其子嗣名氏，而《東都事略》和《宋史》則往往略去。如卷五《晏殊傳》載“子居厚、成裕、知止、明遠、祇德、幾道、傳正”，而宋史卷三一一本傳僅載其中“知止一人。”晏殊諸子之中，寫下被譽爲“千古不能有二”名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的有名詞人晏幾道，卻不見記載。卷一四《王洙傳》載“子力臣、欽臣、陟臣、曾臣”，《宋史》二九四本傳亦僅載欽臣一人。又如《宋史》卷二九七《孔道輔傳》僅云“子宗翰”，而《隆平集》卷一四本傳則記作“子宗亮、宗翰”。卷一五《江休復傳》記“子懋簡、懋相、懋迪”，則均爲《宋史》所不載。

具體言之，其例亦不勝枚舉。比如卷一九《張綸傳》記其“天禧五年爲江淮發運使”一事，《東都事略》卷一一二本傳記作“天禧中爲江淮發運副使”，不及此書年份爲詳。而《宋史》本傳記此事則連天禧中亦不載。又如《宋史》卷二九八《馬亮傳》云“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而《隆平集》卷一四本傳則詳記爲：“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自祖韜始徙居廬州。”同是《馬亮傳》，《宋史》載：“㑹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而《隆平集》則記爲：“及械送，詿誤者僅九十人。至京，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具體點出了執政的官職與人名。卷一四《謝絳傳》載：“因進《聖治箴》，曰，《紹聖》、《馭臣》、《内戒》、《慎令》、《警變》凡五篇。”而《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所記則無具體篇名。

《隆平集》中還保留很多不見於《宋史》的記載，更彰顯出寶貴的史料價值。如卷一九《安俊傳》載：“俊歷邊任，有威名戰功。家藏書數千卷，婚姻多擇士人。常曰：吾家集坐，有文士過半，平生足矣。”武人崇文，於此可見一斑。此一史料則爲《宋史》卷三二三本傳所不載。又如李仲容其人，卷一四有傳，《宋史》、《東都事略》則均未立傳，傳記賴此以存。其中記載：“時翰林學士員不足，衆謂當次補，而不爲宰相所喜，乃罷知制誥，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這條反映皇帝秘書的任命出於宰相意志的史料極爲寶貴，卻無法在《宋史》中讀到。又如卷一五《胡瑗傳》記載宋代理學開山之一的胡瑗“累舉進士不中”之事實，亦爲《宋史》及《東都事略》所無。《宋史》列傳多詳載傳主奏疏，然《隆平集》亦並非絕對不録。如《馬亮傳》載“真宗初政，亮嘗上四事，皆見施行。其一言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構，非保全親親之道。”此即不見於《宋史》本傳。

《隆平集》的存在，還可爲《宋史》證誤。比如卷一五《張唐卿傳》，《宋史》四四三有傳，然傳主名作“孫唐卿”，而所記事蹟則全同。按，作“張唐卿”是，此人爲景祐元年狀元，《長編》、《夢溪筆談》等宋代文獻多有記載。

對於重大事件的記載，《隆平集》亦有獨得其實之處。比如北宋重要的王小波、李順暴動，其起事時間，《宋史》卷五《太宗紀》並《太平治跡統類》卷三《太宗平李順》等幾乎所有典籍，均記在淳化四年。今人論及，亦多從之。然《隆平集》卷二十則記在前一年之淳化三年（九九二）。詳細考察史實，起事當在淳化三年，攻陷彭山縣城乃在四年，因驚動朝廷。

《隆平集》的記載與《宋史》等史籍的不同處，則可用作考異，爲追尋歷史真相提供綫索。如卷一八《張永德傳》載：“周祖持賂軍司，得主書計，遂至通顯。”《宋史》卷二五五本傳則記作：“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同傳又載：“吴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鑽其船，引兵擊之，溺死者不可勝計。”《宋史》本傳則記作“夜使習水者没其船下，繫以鐵鎖”。所記均不同。

《隆平集》的存在，不僅可以與《宋史》等主流宋代文獻史籍互證，尚可用以檢證石刻碑記。這裏僅舉一例，略示其端。《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二載有王珪所撰《夏文莊公竦神道碑》。現將《隆平集》卷一一《夏竦傳》與之相比勘，頗可概見其間之巨大差異。

神道碑載：“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莊。”

《隆平集·夏竦傳》載：“贈太師、中書令。初諡文正，考功劉敞以為世謂竦姦邪，諡文正未允公議，改曰文莊。”如此之諡號擬定之曲折，碑中全然不見。源於國史的《宋史》卷二八三《夏竦傳》則具載此事。

神道碑載：“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

《隆平集·夏竦傳》載：“與妻楊訟，左遷。”比較之下，可知碑隱去夏竦妻姓氏興具體事實，含糊云爲“坐閨門”之故。而《東都事略》卷五四《夏竦傳》則所載稍詳：“竦與妻楊氏不睦，楊氏訟其過，左遷。”國史列傳亦不全採碑誌，此事於《宋史》本傳便相當詳細記載：“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內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弟媦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郞、知黄州。”《長編》卷九○天禧元年十二月庚寅條亦載此事：“庚寅，玉清昭應宫判官、禮部郞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郞、知黄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鈎距。竦浸顯，多内寵，與楊不睦。楊與弟倡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罵，皆詣開封府。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然據神道碑所載“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又似未與楊氏離異。

神道碑載：“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爲宰相所忌，復以爲樞密副使。”

《隆平集·夏竦傳》載：“七年參知政事，與宰相吕夷簡不協，徙樞密副使。”比較之下，可知碑雖未隱事實，卻隱去宰相吕夷簡之名，僅以“爲宰相所忌”，含糊載之。

神道碑載：“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

《隆平集·夏竦傳》載：“明年，兼陜西安撫、經略、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共事不協，徙鄜州。”比較之下，可知碑記“進屯鄜州”，隱去夏竦與陳執中共事不協之事實背景。

神道碑載：“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隆平集·夏竦傳》載：“慶曆末，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上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宜草詔出之。遂有河南之命。“此一背景，於碑中亦全然不見。

“喜離間僚屬，以鉤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像這樣《隆平集》所載評價夏竦之語，自然亦不見於碑文。這並非執筆者王珪對這樣的評價一無所知，而是出於或是爲親者諱，或是限於碑誌體例，有意不記人負面事實與評價。“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爲宰臣，惜其數離讒呰，卒不得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在碑文的結尾，王珪的這段議論與感慨，可以説是隱含了許多省略的事實。

由此件個案可見，墓誌、神道碑、行狀類雖爲原始史料，相當寶貴，歷來研究者對於記載人物事蹟之石刻碑誌狀表多所取信，似乎上石入土的文字不誣而難改。其實，這類文字在撰寫之初，便出於種種因素與考量，已經做了相當大的事實挑選，爲墓主諱，將大量不利於墓主評價的負面之“真事隱去”。雖不能指這類史料爲“假語村言”，但畢竟也是片面之辭，不可盡信，須與其他史料參照，加入使用者的辨析，庶幾近實，不可一味佞石淫碑。

有比較方有鑑别。上述個案的載筆異同，凸顯出《隆平集》寶貴的史料價值。

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還從另一個角度反證出《隆平集》的價值，在《跋隆平集》一文中，錢大昕寫道：“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宋天禧元年所置，見於《景定建康志》。予游三茅，嘗至其地。《宋史·地理志》云：'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似改縣名爲常寧矣。句容名縣，自漢迄今，未之有改。此集《郡縣》篇亦無改常寧縣事，不審史家何以舛誤乃爾。”不載反爲是，《隆平集》在記載地理沿革時，並没有發生《宋史·地理志》這樣的錯誤。

《隆平集》自問世之後，其史料價值一直爲學者所重視。關於這一點，宋人的引述，前已列表考察。宋代以後，亦十分看重此書。元人袁桷開列的修纂《宋史》的參考書目，《隆平集》便赫然在列。清人查慎行撰《蘇詩補註》，在《例略》中寫道：“至於宋朝官制，亦不敢略。則本之曾子固《隆平集》、孫彥同《職官分紀》二書，用補他家所未及。雖未必毫髮無憾，固已十得八九矣。”宋代傳世典章制度文獻甚夥，獨取《隆平集》等二書，可見清人之重視程度。此外，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佚《舊五代史》，有十多處，大段引用《隆平集》加以註釋旁證。

他書所存，《隆平集》的記載，亦足資校勘。特别是《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録的四十三傳，個别文字可以互相校勘，以確定正誤。

四、編著之間

如何解釋以上所述《隆平集》與《宋史》等史籍彼此詳略的現象？我認爲曾鞏所採是他接觸到的提供編修國史的原始資料，包括有傳主家族送來的行狀、家傳等，而《宋史》則是移録自加工過了的國史。至於《東都事略》，又多是依據國史或《隆平集》等二手資料進行的編纂。國史的加工，有出於史裁考慮的技術因素，更有時局變化的政治因素。比如《太祖實録》就站在太宗的立場上，爲尊者諱，爲尊者歌，被反復修訂過，《神宗實録》受到黨争的波及，也有所謂的朱墨本。

世人多病《宋史》繁蕪，指責元人修《宋史》時原封不動地挪移宋朝國史人書。我在二十多年前寫有《漫説宋史》一文，認爲從史料保存的意義上説，這反倒正是《宋史》的長處。然而，比較相對原始的史料彙集《隆平集》來説，宋朝國史已經在編纂時做了一定的帶有目的性的加工。對此，我們再舉一例加以考察。

卷一五《王回傳》載：“與臨川王安石友善。安石謂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其學問所得，自漢以來列儒林者罕及也。”觀之《宋史》卷四三二本傳，盡管也援引了“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卻隻字不提王安石，亦不提與王安石友善事。於此可見《宋史》貶抑王安石之一斑。《隆平集》作於元祐黨争之前，自無此種傾向，叙述平實。並且從《東都事略》卷一四《王回傳》可知，王回與王安石、曾鞏均爲深交。於王回，曾鞏亦屬當事人。

除了史實，在反映思想傾向上，《隆平集》也比宋朝國史，至少是比《宋史》保持有原生態。例如卷十七《折德扆傳》載：“既而疾急，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棄士卒而歸耶？太夫人勿見念也。”《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傳》也記載折御卿之語云：“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比較《隆平集》所記，“忠孝豈兩全”之語，疑是道學盛行背景下爲元人編《宋史》時所加。

前引余氏所論卷首三卷二十六篇云，“疑是取當時官撰之書，如寶訓、聖政、㑹要及國史、實録、日曆之類，擇要録出，以備修五朝紀志之用，而未及編纂成書者。簡略瑣碎，誠所不免。”其實，不止前三卷，包括後面列傳，《隆平集》全書均是如此。這是曾鞏爲編修《五朝國史》所做的資料準備，所有資料，或爲擇録，或爲全抄。

關於這一點，我們考察卷一五的《徐復傳》和《高懌傳》，分别均同於《長編》卷一三一和一二六所記，便可知《隆平集》所本當爲國史、實録。特别是《徐復傳》，《長編》卷一三一在叙述了徐復的事蹟之後，李燾寫下一條注文云：“《曾鞏集》有《徐復傳》，與實録、正史略不同。今但從實録、正史，取《龍川别志》附益之。”這條注文提供了一條很有價值的綫索，即《長編》所述徐復事蹟，主要依據實録、國史，而恰恰與《隆平集》的《徐復傳》基本雷同，説明源出於一，但卻與今存於《元豐類稿》卷四三，即李燾所説的《曾鞏集》中《徐復傳》差異很大。作爲同一作者的《隆平集·徐復傳》與《元豐類稿·徐復傳》迥異，這種現象並不難解釋。前者僅爲國史抄録，後者才是真正出自作者的手筆。

《隆平集》與《宋史》同傳同誤的現象，也證明二者源出爲一，均來自宋朝國史。例如卷十五《謝絳傳》載：“景德中積書寖廣。”按，“積”字原誤作“國”，檢《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也一樣誤作“國”。相當的誤字，非出巧合，正表明史料同源。

還有一個現象，表明《隆平集》曾鞏未遑過多加工。在《隆平集》中，提及傳主父祖，除《夏國傳》之外，凡七處，均記云“《五代史》有傳”。最初，我以爲這裏的《五代史》肯定是指歐陽脩所撰《新五代史》。因爲其一，曾出歐門，淵源相授；其二，通常認識爲《新五代史》出，《舊五代史》堙。然而，做學問切忌想當然，當我逐條檢覈上述七處“《五代史》有傳”時，事實便推翻了我的猜想。在這七處之中，只有吕端之父吕琦和符彥卿之父符存審的傳記是新舊《五代史》互見，其餘五處則均僅見於《舊五代史》。這一事實表明，《隆平集》中所有云“《五代史》有傳”者，均指《舊五代史》而言。這説明，即使在《新五代史》問世後，《舊五代史》也依然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内流傳，散佚是後來的事。而曾出歐門，《隆平集》卻不用《新五代史》，也並非不可思議，只能說曾鞏對這一五朝史資料彙編還未更多加筆而已。

指曾鞏對《隆平集》這一五朝史資料彙編基本未遑過多加工，還有一個證據：卷十五於《趙師旦傳》、《曹觐傳》、《孔宗旦傳》三傳的叙事最後，載有“慶曆間，耿傅參任福軍事，死於好水川，其忠義當先録於此，而與王珪、桑譯同列於武臣間，蓋欲見其本末也”幾句話，與前面内容及文意並不銜接，頗顯突兀。我推測這幾句話是曾鞏的識語，以便提醒自己以後進行如此剪裁加工。然而，曾鞏未曾來得及過多加工的此書，到了南宋初年，便被怱忙刊刻，刊刻者不察，這句識語也被作爲正文的一部分加以録入。

不過，話又説回來，對於編入《隆平集》的國史資料，曾鞏還是做了少量潤色和訂正的。説明這個問題，有一個可供比較的參照物。這便是題爲《太史曾鞏》或《曾鞏》的收録於《名臣碑傳琬琰集》中的四十三篇人物傳記。前面提到，《名臣碑傳琬琰集》中的四十三傳與《隆平集》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然而，究竟是原封不動地移録自《隆平集》呢，還是别有緣由？就是説，《琬琰集》四十三傳與《隆平集》的相關傳記在形成時間上的先後關係需要釐清。空論無益，我從《琬琰集》四十三傳中擷取下集卷六的《參政李公若谷傳》來與《隆平集》相比勘。比勘之下，可知二者文字大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相同，但也有極小的差異。在我看來，秘密就隱含在這些極小的差異之中。

《隆平集·李若谷傳》的開頭有一句話：“咸平元年登進士第，多歷外官，累擢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寶元元年參知政事。”在這句話中，“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十個字爲《琬琰集》所無。檢《長編》卷一二一、《宋史》卷二九一和《東都事略》卷五七《李若谷傳》，考若谷仕履，當有。同一作者之文，《琬琰集》無，《隆平集》則有，殊不可思議。揣度其因，或爲《琬琰集》脱漏，或爲《隆平集》増訂。倘出後者，則《琬琰集》所録，或爲曾鞏所撰初稿，入爲《隆平集》者，則爲曾鞏所修訂者。此十字，當即爲其形迹。

二者相較，除了這一重大異同之外，個别文字異同亦所在多有。如《隆平集》本傳載：“荆南駐泊都監王蒙正，恃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屢繩之。監司阿蒙正，奏徙若谷潭州。”“監司阿蒙正”之“阿”，《琬琰集》記作“佐”，《宋史》本傳作“右”，《長編》卷一〇五作“佑”。按，“佐”、“右”、“佑”所記雖不同，“右”、“佑”義同，爲支持、相護之意，“佐”雖有帮助之意，然恐爲“佑”字之形誤，而“阿”則爲阿諛、迎合之意。從表達上看，“阿”明顯於義爲長。又如《隆平集》本傳載：“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隸它郡。久復逸歸，爲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以屬吏條前後罪狀磔於市。”“以屬吏條前後罪狀”之“以”，爲《琬琰集》所無，不若《隆平集》於義顯豁。再如《隆平集·李若谷傳》所附《李淑傳》載淑“賜童子出身，授試校書郎”，其中“試”字，《琬琰集》作“職”，不若《隆平集》準確。

最爲明顯的一例是，《隆平集·李若谷傳》所附《李淑傳》載淑奏疏所引《洪範》云“僭常陽若”之“常”，《琬琰集》作“恒”。按，“恒”字爲宋真宗的名字，需要避諱，所以《隆平集》改作“常”，而《琬琰集》則似爲初稿漏改。

同一作者之一篇《李若谷傳》，《隆平集》與《琬琰集》文字異同頗多。審視這些異同，覺得《隆平集》的文意表達與史實記述，皆比《琬琰集》準確達意。因此，如果排除流傳過程中所發生的文字訛誤現象，如前所言，《琬琰集》所録當爲國史初稿，而編入《隆平集》者，曾鞏又做了少量的潤色與訂正。

這一事實的發現，不光可以證明曾鞏對編入《隆平集》的國史資料做了有限度的少量加工，還可以破除一個誤解。這就是人們歷來所認爲的《琬琰集》四十三傳乃《隆平集》原封不動的移録。余嘉錫先生云：“逮至紹熙甲寅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其中編卷三十八、下編卷三、卷五，共收列傳四十三篇，題爲太史曾鞏撰，均由是書採出。”從上述考證來看，余氏的採出説恐難成立。

不過，曾鞏所做，實在是極爲少量的潤色與訂正。

雖然曾鞏對《隆平集》的内容幾乎没有加工，但分門立傳則是出於曾鞏的考慮。對於卷一至卷三凡二十六門的分類，《〈隆平集〉作者考辨》作者葉氏與《元豐類稿》卷四十九所載《本朝政要策》的分類做了比較，尋覓出兩者的類似性。“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就像傳統目録學意義上的書目一樣，儘管没有書籍解題，從分類便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如何分門，選誰立傳，也顯示了曾鞏的見解與意識，更折射出時代背景因素。

在十七卷人物傳記中，有四卷是武臣，立傳八十四，加上附傳，已近百數，估全書傳記將近三分之一。這反映了迄至曾鞏修書時的時代背景。太祖、太宗開國，掃平群雄，真宗時代與遼朝對峙，仁宗朝對西夏戰争，都給武將的活躍提供了舞臺。審視宋代歷史，多云重文輕武，又强調士大夫的强勢，其實，正如曾鞏在《隆平集》展示給我們的那樣，武臣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此外，大量爲武臣立傳，是否還與曾鞏修史時的現實有關。因爲時值王安石變法時期，擴土開邊也是當時的一個傾向。如此立傳，或是一種對現實的呼應。

除了武臣以及由官位入傳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和宣徽使這類大臣之外，多達兩卷，估全書傳記七分之一、近武臣傳記一半的，是侍從一類人物。在宋代，位居侍從的多是高級文人，文壇翹楚，宰執大臣，多由此出。機運不偶，入傳的這些人纔没有上升到政界頂層。其實，這些人正是士大夫政治的中堅。曾鞏的如此立傳，當亦是士大夫政治現實的反映。

理學，或者説道學，是宋代歷史的一道印記鮮明的獨特風景。但這道風景在北宋還不甚清晰，到了南宋，經過慶元黨禁的刺激，方始畛域分明。然而，《隆平集》的人物傳記除了“以官為類”之外，曾鞏還特别單分一類立傳，此即《儒學行義》。後來奉爲理學開山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儼然入選。在北宋元豐時期，曾鞏便已開《道學傳》、《宋元學案》之濫觴，其對時代脈搏之把握，對學術動向之關注，令人肅然感慨。

很少進行文字潤色或曲筆加工，是因爲曾鞏尚未來得及進行這樣的作業，便在幾個月後脱離了修史的工作。因此，《隆平集》中載録的史料，近乎原生態，這便顯得極爲難得而可貴。因此讚揚《隆平集》的史筆精湛，並不能給曾鞏本人増添多少光彩。《隆平集》就是曾鞏録自國史實録的一種修史資料彙編而已。以此書來爲曾鞏錦上添花，多少有些滑稽。

正因爲如此，在曾鞏去世後，包括其弟曾肇所撰行狀、韓維所撰神道碑以及其他曾鞏的傳記資料，均未將這部修史資料彙編視為曾鞏本人的著作而加以提及。余氏推測説：“肇之行狀，必作於未葬之前，鞏此書或已棄之敝簏之中，肇蓋未之見耳。”在我看來，“棄之敝簏”或爲事實，但並非“未之見”，而是明知而不録的無視。

五、刊行流播

既然如此，南宋時爲何又以曾鞏的名義，對這部存副於家的《隆平集》大張旗鼓地刊刻了呢？任何行爲都有時代背景在。幾遭滅頂之災而重新在江南頑强崛起的宋朝，一窮二白，白手起家，典籍整備與制度設立均是再建的一環。所以不僅依照《崇文總目》等北宋書目，録出《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來按圖索驥，甚至還讓官員用回想的方式，將記憶中的制度，參稽有關資料，描述出來，程俱的《麟臺故事》便是這樣產生的。《宋㑹要輯稿·刑法》一之三四還記載南宋初年要求“省部諸司各令合幹人吏，將所省記條例攒類成册”，就是説讓中央各部委的辦事員憑記憶寫出過去的各項規章制度。寫出之後，又迫不及待地下令：“先令左右司郞官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恐不能專一，可改送敕令所立限刊定，鏤版頒降。内吏部條法最爲急務，責限一月，餘並限一季成書。”

此外，在非常時期非嫡而繼的宋高宗，十分注重强調自身的正統性，他與他的大臣們竭力想把南宋的建立打造成光武中興。光武中興承續的是西漢劉邦的血脈，這是正統的來源。三國時劉備也是打著這樣的正統旗幟。所以南宋初年强調祖宗法，是當時迴盪的主旋律。作為皇宋宗室的趙伯衛，發現這樣一部宋初五朝《隆平集》，自然如獲至寶。加上又與名氣很大的曾鞏有些瓜葛，自然㑹大加宣傳。時乎運乎，《隆平集》於是至極自然地正式刊刻行世。

友人張其凡與他的學生熊偉華合撰有《〈隆平集〉版本考略》，所述《隆平集》版本頗爲確當詳實，其説多可遵從。不過，其從《四庫提要》“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之説，並根據刊刻者趙伯衛之四世祖趙世雄卒於崇寧四年推斷，認爲“最晚在徽宗崇寧年間，《隆平集》已有刊本行於世”。這一斷言似乏確鑿證據支撑。誠如文章所云：“因为没有任何資料能證明曾鞏在史館期間進獻過，也許趙伯衛爲了増加此書的可信度和價值而作的溢美之辭。”趙伯衛所云，也許就是一種美麗的謊言，所以認真不得，更不能把李燾没有質疑“進獻説”作爲《長編》所用《隆平集》爲北宋本的證據。因爲是否《隆平集》進獻於史館，與李燾的述史或考辨無關。

在《隆平集》中，於“搆”或“構”字處，多以小字記作“御名”來加以避諱，據此可知，冠以趙伯衛序的《隆平集》當爲初刻。時爲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

此後，據《〈隆平集〉版本考略》所述，在南宋又有參知政事姚憲的重校本，此有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殘本趙序後的一行題識“淳熙元年掌參知政事姚憲重校壽梓”爲證。

南宋的幾次刊刻，讓《隆平集》在一定範圍内得以流傳，如前面列表所述，除了李燾《長編》和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史學家李心傳的《舊聞證誤》、羅願的《新安志》、林駉的《古今源流至論》等，均曾引用過《隆平集》。《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還明確記録當時的建康府藏書中擁有《隆平集》。因此，到了元代修纂《宋史》，袁桷提出《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亦明確列有此書，希望作爲參考資料。不過，《隆平集》在元代似無刊刻。

《隆平集》在明代，至少主要有兩種刻本。據《中國古籍善本目録》的《史部雜史》著録，其一爲董氏萬卷堂刻本。董氏萬卷堂，刻書頗精，其來尚矣。葉德輝《書林清話》述元代書坊刻書之盛，引《天禄琳琅前編》卷五，記其曾刊《唐國史補》三卷，又引《天禄琳琅後編》卷四，記其曾刻《隆平集》二十卷，並糾正《天禄琳琅》認作宋本之誤，而指為元刊。此亦不確當。董氏萬卷堂刻本《隆平集》，刊刻時期大約爲嘉靖年間。此本多家均有收藏，如上海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㑹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其二爲曾氏裔孫曾敏行刻本，刊刻時期爲萬曆年間。曾敏行等刻本爲國家圖書館所收藏，日本的蓬左文庫和前田育德堂亦有收藏。

《隆平集》在清代，大致流行的版本如下幾種：一爲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彭期七業堂刻本。此本秉承明人批注的傳統版式，於天頭、傳後以及行間刻有夾註、評語和校記。二爲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長嶺西爽堂本。三爲清活字本。四爲叢書《四庫全書》本。在清代的幾種版本中，以彭期七業堂刻本流傳最爲廣泛，也成爲《四庫全書》所採用的底本。

《隆平集》的版本系統並不複雜，南宋紹興趙伯衛刊本——明代嘉靖董氏萬卷堂刊本——清代康熙彭期七業堂刊本，這是傳播的主幹。由於是這樣的一脈傳承，直到清代彭期刻本，宋刻的避諱等風貎宛然俱存。

彭期七業堂刻本採用的底本，爲明萬曆本。萬曆本或是源自嘉靖本，然已頗有脱闕。此由彭期於卷首所刻凡例可知：“是集梓於前明萬曆間。脫落譌舛，意莫能通，讀不可句。”

萬曆本爲曾氏裔孫曾敏行刻，於彭期爲先人，因此，他親切地稱之爲“吾豐舊本”。

彭期的校勘作業，據其卷首校刻《隆平集》序可知，對於手頭僅有一部的“譌脱不可讀”的“吾豐舊本”，由友人劉二至進行初讀點次，彭期和湯敦實兩人進行讎校。觀刊本中所刻校語，最初主要是依據明人柯維騏《宋史新編》等書進行的他校，後來纔得到董氏萬卷堂刻本，方對大段脱闕進行了輯補。除了凡例，卷三《祠祭》門内也記録了輯補經過：“原本第三卷欠一葉，自帝三十字起，至玉有字止。又第九卷《弭德超傳》闕尾，《楊守一》、《張遜》二傳全闕，《曹彬傳》闕首段，而謬附以王荆公事，舛錯失倫。初刻注為闕文，不免遺憾。茲己丑季春，忽得六安州楊君希洛千里貽緘，從董氏萬卷堂善本録示，遂補刻以成全書。隔地同心，誠快事也。”讀此校記，校書之樂，意外之得，溢於言表，可感可觸。

《四庫全書》以彭期本爲底本收録《隆平集》，刪去了彭期本中的校記評語。《四庫》館臣的底本選擇，多有失誤，但這次可以説没有失誤。不過，在録入《四庫全書》時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對此，聊舉一二。

卷九卷《弭德超傳》“怒王顯等居其上”之句，彭期本在“王”與“顯”之間空出三行，《四庫》本亦於“王”下注一“闕”字，並空出三行，以示脱闕。按，檢《東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傳》載：“德超怒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爲汝輩眩惑。顯以聞。”《宋史》卷四七○《弭德超傳》並《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壬子條所記略同。據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底本由於刻板原因，餘出三行，以此爲底本之四庫館臣誤以爲此處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出三行。

同樣的情況也見於他處，同卷《曹彬傳》於“雖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與“涿”之間空出一行，《四庫》本亦於“破”下注一“闕”字，並餘出相當於一行字數之空缺，以示脱闕。按，《東都事略》卷三三《曹彬傳》載：“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歧溝關，我師敗績。”又《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所收李宗諤撰《曹武惠王彬行狀》亦載：“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餘級，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衆于城南，獲馬五百疋，殺奚酋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于新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歧溝關，王師不利。”據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也是底本由於刊板原因，餘出一行，以此爲底本之四庫館臣又誤以爲此處脱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行。

又如卷一三《戚綸傳》“詐爲靈木石之異”之句，“詐爲“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於傳後記有校語云：原本靈上疑脱神字。”據此，《四庫》本記入一“闕”字。按，檢與《隆平集》此傳幾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學士綸傳》，知此處無脫闕。

對於《四庫》本上述所注“闕”字處，我除了運用以上的他校進行考證，還核對了上海圖書館所藏之董氏萬卷堂刻本，亦並無脱闕。

在《四庫全書》電子版已成爲文史研究之必備的今天，四庫館臣的如此處理，實爲貽惑讀者。當然，《四庫全書》本亦並非一無所長，在個別處，也校正了底本彭期七業堂本的一些訛誤。由於四庫本並未記有校勘記，四庫館臣的校勘工作，只有與他本比勘時纔得以顯現。

彭期等在已經校畢開版後之康熙己丑四十八年（一七○九），方得以看到董氏萬卷堂刻本。行間的校語即似後來的補刻。彭期本於書後載有南豐後學曾鴻麟撰於康熙四十七年《跋文讀〈隆平集〉敘後》，説明彭期本在刊行數年之後，又有修訂印刷。修訂版當即包含有對校萬卷堂本之成果。觀書中刻録之校語，知不惟彭期手據之明萬曆本脱闕嚴重，明萬曆本本身在殘缺之前亦訛誤百出，是一個校勘粗劣的版本。從書中刻録之校語，亦可見彭期等人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校勘作業。其書前《校刻凡例》云：“此集止載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事。舊本第九卷原落第七葉，缺《弭德超傳》尾，《楊守一傳》、《張遜傳》全缺，《曹彬傳》缺前段，又誤於《弭德超傳》缺處錯補入神宗時王安石事。今於本卷内註明削去，亦從萬卷堂善本續補。”然而也有彭期無從增補之處。《校刻凡例》云：“第十七卷《趙延進傳》缺文頗多，又《康保裔傳》全缺，俱俟蒐輯續補。”據此可知，彭期所刻《隆平集》還稍有殘缺。不過，話説回來，盡管彭期本也存有訛誤，且偶有擅以《宋史》等文献增删之處，但畢竟是現存《隆平集》中最好的版本。

至今，這部北宋人記北宋史的重要典籍還没有被重新整理出版。聊補這一缺憾的是臺北文海出版社將《隆平集》彭期本收入《宋史研究萃編》第一輯，於一九六七年影印出版，方稍廣流傳，嘉惠學界。

六、校證作業

《〈隆平集〉版本考略》一文指出：“相比較而言，彭期七業堂本在文字校刊上要勝於明本，若需點校整理《隆平集》，則可以彭期七業堂本爲底本，參校明董氏萬卷堂本。”從上述對《隆平集》版本源流的概述可知，這是正確的見解。

因此，我的校證作業，即以彭期七業堂本爲底本，與明董氏萬卷堂本和《四庫全書》本進行了對校。彭期七業堂本源出明萬曆本，對萬曆本的文字訛誤已做了全面清掃，因此，此次整理，未再使用明萬曆本進行重復作業。

如前所述，《隆平集》本是修史所用的資料彙編。鑑於此書這樣的性質，爲了研究者便於使用，校證著力於運用現存宋代典籍進行比勘考證，指出異同與訛誤。這其實是針對《隆平集》所收資料本身所進行的作業，由於已經超出正常古籍點校整理的作業範圍，因名之以“校證”。

由於校證份量較大，《隆平集》原文約有十二萬字，然粗略統計，我的校證已達二十萬字，接近原書的兩倍。因此，如果按原來設想，將校證置於每卷之後，勢必與正文參閱困難，所以在完成之後，在一至三卷，將校證置於各門類之下，第四卷以後，置於各傳之後。

原文分段，彭期七業堂本已做整理，此次作業一仍其舊，不再另行分割。

鑑於《四庫全書》本已將彭期七業堂本天頭行間傳後所刊評語校記删除，此次則移録於校證之中，予以保留。唯記録明顯訛誤之校記，未加録入，以省篇幅。

各傳之傳主姓名，由於均爲正文句中之一部，因此無法另行析出，爲明確標誌，將傳主姓名與傳中附傳人名部分，均以黑體字顯示。

卷末收集部分有關《隆平集》之序跋，並錄曾鞏《宋史》本傳，以供參考。所附部分題跋，承廣州大學圖書館熊偉華博士收集提供，謹此致謝。

爲方便檢索，於書後編製了人名索引。

過去，古人寫近體格律詩，曾慨嘆“排律不可爲”。同樣，作《隆平集》校證，也讓我生出“校證不可爲”之感嘆。儘管這樣的作業成果，有助於研究者利用，但實在費時費力。當年曾鞏彙集國史資料成《隆平集》一編，頂多不過用了八個月，而我從二○○六年開始著手，到完成爲止，盡管中間多有停頓，但斷斷續續也用了五年之久。其實，不光校證不可爲，校書亦不如寫書。校書爲古人作嫁，給今人後人使用，寫書則可名入“三不朽”之一。想想虧得很。不過，在對古文日漸疏離的今天今後，爲了不使曾經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成爲很少有人看得懂的化石，使命感還在促使我不計功利地做下去。所作優劣，自有評説，在我，盡力而已。不過，仍切望博雅君子指正，有以教我。

王瑞來

辛卯盛暑識於日本千葉

四库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

卷五〇·史部·别史类

《隆平集》

二十卷

（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曾巩撰。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为集贤校理，出知福、明诸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纪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体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胪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於依托，殆无疑义。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焘作《续通鉴长编》，如李至拜罢等事，间取其说，则当时固存而不废。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访遗书条例》，亦列及此书，以为可资援证。盖虽不出於巩，要为宋人之旧笈。故今亦过而存之，备一说焉。

四库提要辩证

《四库提要辩证》

卷五·史部三

《隆平集》

二十卷

舊本題宋曾鞏撰。鞏字子固，南豐人。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紀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體似㑹要。又立傳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爲類。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衛序，其記載簡略瑣碎頗，不合史法。

嘉錫案：此集卷一至卷三凡分聖緖、符應、都城、官名、官司、館閣（文籍附）、郡縣、學舍、寺觀、宫掖、行幸、取士、招隱逸、卻貢獻、慎名器、革弊、節儉、宰執、祠祭（封爵附）、刑罰、燕樂、愛民（方藥附）、典故、河渠、户口、雜録二十六門，每門但分若干條，不具首尾，頗似隨筆劄記之體，殊不合史裁。疑是取當時官撰之書，如寶訓、聖政、㑹要及國史、實録、日曆之類，擇要録出，以備修五朝紀志之用，而未及編纂成書者。簡略瑣碎，誠所不免。至於卷四以下列傳二百八十有四篇，考之殘本《宋太宗實録》（存二十卷）有傳者十有三人，曰沈倫、李昉、宋琪、李穆、賈黄中、張洎、石熙載、李崇矩、楊守一、張美、錢俶、侯延廣、田重進（恐猶有遺漏，俟再考）。《名臣碑傳琬琰集》所選之《實録》有傳者三人，曰張齊賢、潘美、王全斌。此十六人者，《东都事略》及《宋史》亦大都有傳。（惟侯延廣一人《事略》無傳，《宋史》附《侯益傳》後。）今試取彼三書與此集比而觀之，輒覺彼繁而此簡。姑以宋琪、潘美兩傳言之，《實錄·宋琪傳》六百五十餘字（卷七十九），《事略》三百五十餘字（卷三十一），《宋史》演至四千二百餘字（卷二百六十四），此集則僅百餘字（卷四）。《實録·潘美傳》一千九百餘字（《琬琰集》下編卷一），《事略》九百九十餘字（卷二十七），《宋史》一千六百餘字（卷二百五十八），此集則僅四百二十餘字而已（卷十一）。蓋宋《國史》之於《實録》已有所删潤，《事略》以《國史》爲本，而稍以野史附益之，（見《玉海》卷四十六。又《宋㑹要》第五十六册亦云洪邁奏言王稱為《東都事略》，其非《國史》而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宋史》雜采《國史》《實録》，而去取無法。此集純就《五朝國史》加以删修，故其事不大増於前，其文則極省於舊。雖其行文過求峻潔，於事實多所刊落，簡略之譏固自難免；然瑣碎之處，則可保其必無。《提要》之言，殆專爲卷端二十六篇發耳。究之，有宋一代正史別史，筆力之高，莫過於此。卽其剪截洗伐之功，已非王稱、脫脫輩所能幾及，此豈後人所能僞作者哉？

晁公武《讀書志》摘其記《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之誤，疑其非鞏所作。今考鞏本傳不載此集，曾肇作鞏行狀及韓維撰鞏神道碑，臚述所著書甚備，亦無此集。據《玉海》元豐四年七月鞏充史館修撰，十一月鞏上《太祖總論》，不稱上意，遂罷修《五朝史》。鞏在史館，首尾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進，其出於依託，殆無疑義。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燾作《續通鑑長編》，如李至拜罷等事，間取其說，則當時固存而不廢。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訪遺書條例，亦列及此書，以爲可資援證。蓋雖不出於鞏，要爲宋人之舊笈，故今亦過而存之，備一説焉。

案《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録解題》，於此集皆不著録，僅見於《郡齋讀書志》卷六。蓋其書紹興時始付刻，而未大行於世，故見之者少耳。《讀書志》曰：“《隆平集》二十卷，記五朝君臣事蹟，其間記事多誤，如以《太平御覽》與《總類》爲兩書之類，（案見本書卷一館閣門）或疑非鞏書。”（此所引衢本也，袁本卷二上無“其間”以下二十五字。）公武之言雖如此，然其卷十九《寇忠愍詩》條下則曰：“或又謗之云，在相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朱能爲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鞏明其不然，曰準審如是，丁謂拂鬚，固足以悦之。”（按晁氏所引見本書卷四《寇準傳》。）是公武仍自信其爲曾鞏所作，未嘗斷言其僞也。考《遂初堂書目》有《五朝隆平集》，不著撰人。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五引曾南豐撰《國史·劉沆列傳》凡百二十許字，與本書卷五《劉沆傳》一字不差，可見此書爲所撰五朝史之底稾。趙伯衛序所謂副存於家，不誣也。《漫録》卷十二《晏元獻節儉》條又云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今《晏殊傳》亦見本書卷五，果有此二語，可與前條互證。余又考李燾《續通鑑長編》引《隆平集》者二，（一見《長編》卷四十八，一見卷九十六。）引曾氏《隆平集》者一，（見卷九十五）書名之上，冠以曾氏，則亦信爲鞏作也。（其卷一百七十二記孔宗旦事，燾自注引曾鞏書，乃指南豐《類稾》卷十五《與孫司封書》言之，非謂《隆平集》也。）李心傳《舊聞證誤》卷一引《王文正遺事》，記張師德兩詣王旦門不得見，旦謂師德奔競，心傳辨之曰，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賢（師德字）守道不回，執政不悦，在西掖者九年，（語見本書卷十四《張師德傳》。）則似非奔競者。”此則直指爲曾子固矣。吳普號爲博洽，有宋一代史學之精，自司馬光外，無如二李者，而其於此集均信爲曾鞏所作，未嘗稍疑其僞。燾於考證最密，如王禹稱《建隆遺事》，雖屢引之，而屢言其僞託。（見卷十七開寶九年十月及卷二十二太平興國六年九月燾自注。）使此集稍有可疑，燾豈得獨無異辭？心傳著書，專證人之誤，纖悉必舉，又豈肯援用僞書，貽人口實邪？《提要》獨執晁公武之單辭，便毅然斷爲依託。公武之學，既不博於吳曾，尤不及二李，未必能别黑白而定是非，況其言又自相矛盾，忽信忽疑，原非定論也乎？

此書最早鋟木於紹興時，原本《說郛》卷九十四載李元綱《厚德録》引此書三十條，直名爲曾子固《隆平集》。李氏書，《直齋書録解題》卷七著於録，稱沈濬道原爲作序。濬，沈畸之子，《宋史》卷三百四十八附見畸傳，乃南宋初人。是則書甫刻行，卽爲人所採用，逮至紹熙甲寅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其中編卷三十八、下編卷三、卷五，共收列傳四十三篇，題爲太史曾鞏，均由是書採出，此可以悟吳曾引爲《國史》之故矣。其證據明白如此，尚得謂鞏未嘗作是書乎？

《提要》又據《玉海》以爲鞏在史館首尾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余按《玉海》卷四十六《元豐修五朝史》條云：“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己酉詔，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見修《兩朝史》將畢，當與《三朝史》通修成書，（原注云，是年十一月廢編修院入史館。）宜以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十一月鞏上《太祖總論》，不稱上意，五年四月遂罷修《五史》。”夫廢編修院與罷修《五朝史》，自是兩事。編修院雖廢，鞏之爲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如故也。（據《續長編》元豐五年四月丙子史館修撰曾鞏試中書舍人。自此以前鞏仍爲修撰，遷官後越二日戊寅，始罷修《五朝史》。）提要引《玉海》削去“五年四月”四字，遂以罷修史爲四年十一月事，故云首尾僅五月，豈非信晁公武之言，遂不惜委曲附㑹，以成其説歟？今以《續長編》及《元豐類稾》考之，《長編》所録元豐四年七月己酉手詔，與《玉海》同，但於“專典史事”句下尚有數語云：“取《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國史》成，一處修定，仍詔鞏管勾編修院。”（卷三百十四。）按《長編》敘此事於四年七月，而《類稾》卷三十六有《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云：“臣去年八月伏奉敕命充史館修撰。”與此不同。蓋手詔雖下於七月二十四日，而鞏奉到敕命，實在八月之初也。《類稾》卷十有《進太祖皇帝總序狀》，《長編》載之於四年十月甲子日，（案是十月十一日。）《玉海》以爲十一月鞏始上《太祖總論》者，誤也。《長編》并云：“詔曾鞏今所擬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案司馬遷安得有編年體，詔語殊誤。）宜止倣前代諸史修定，或欲别立義例，卽先具奏。”（卷三百十七。）是神宗於閱《太祖總序》後尚諄諄以修史之體式義例問鞏，何嘗如《玉海》所言以《總論》不稱上意，遂罷修《五朝史》也哉？是月二十八日辛巳，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乞委開封府縣逐路監司州縣，博加求訪，所有事迹或文字，盡納于史局，以備論次，并中書編集累朝文字御札手詔副本，送本局以備討論。（此卽《類稾》卷三十一史館申請狀三道。）從之。（見《長編》卷三百十八。）是則鞏進《太祖總論》之後，神宗閱之，雖不稱意，然未嘗停其史職。（詳見後。）鞏之博訪史事，正爲從事撰修，安有僅進《總論》一篇，卽行輟筆者乎？《類稾》史館申請狀，除《長編》所載外，其前尚有三條，略云：“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由此可知鞏修《五朝史》之體例。今此集不獨無表志，卽列傳除儒學行義外，亦祇以名位分類，與所言不合者，蓋甫經草創，其撰述尚未竟，本非成書故也。《長編》於十一月末書云：“是月廢編院入史館。”（卷三百二十。）蓋宋初嘗置編修院，（《翰院新書》卷六引《續㑹要》云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專掌國史實録，修纂日曆，（據《長編》卷四百四十九。）本年曾命鞏管勾，至是以將改官制，故廢除之，併其事入史館，則鞏更不須管勾，非罷鞏修史也。鞏於五年二月十五日丁卯上言，乞詔諭典客，問高麗使臣以高氏復國之後嘗傳幾君，及王建之所以興，欲以補舊史之闕。（見長編卷三百二十三，《類稾》未載。）是鞏尚擬撰《高麗傳》，此集無之，蓋亦未成耳。

《類稾》中之《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未知何時所作。然其首既云“去年八月伏奉敕命”，則當上於五年。考洪邁《容齋三筆》卷四云：“本朝國史凡三書，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篹定，㑹以憂去，不克成。”邁所引鞏奏，卽此狀也。邁言因辭而不許，始謀篹定，及以憂去，史乃不克成，雖未必盡然，然邁卽撰四朝史之人，所言辭而不許，自必實有其事。鞏之上此狀，距其進《太祖總論》之時，亦既數月矣，而神宗猶不許其辭，則後之罷修《五朝史》，必當别自有故，而非僅怒其《總論》之不佳可知也。《長編》卷三百二十五云：“五年四月戊寅（月之二十七日。）罷修《五朝史》。（自注云，當考求所以罷修之故。）先是曾鞏上《太祖本紀》，篇末《論》所論事甚多，而每事皆以太祖所建立勝漢高祖爲言，上於經筵諭蔡卞曰：鞏所著乃是《太祖漢高孰優論》爾，人言鞏有史材，今大不然。於是罷鞏修《五朝史》。”（自注云：“此據《神宗寶訓》宇文粹中所編者，當考。”刻本據字下誤衍鞏上二字，今刪去。）《長編》既據《神宗寶訓》明著神宗因閲《太祖總論》不稱意，遂能鞏修史，而又以《總論》之進與《五朝史》之罷，相去已半年，非一時之事，心疑《寶訓》之説爲不然，故於自注之中一則曰：“當考求所以罷修之故。”再則曰：“當考。”特以考之未得，遂未能修改正文耳。

余嘗以諸書反覆考之，則鞏之罷修《五朝史》，蓋爲言者所攻擊也。王銍《麈史》卷中云：“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而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案元豐五年四月乙丑，徐禧兼御史中丞，丙子史館修撰曾鞏試中書舍人，戊寅罷修《五朝史》。（均見《長編》卷三百二十五。）與銍所言之年月先後，無一不合。

朱弁《曲洧舊聞》卷十云：“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弁蓋聞之於昭德晁氏，故能曲盡當日之情事，足見鞏與徐禧實嘗有隙矣。弁雖不言禧曾攻鞏，然考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云：“王性之（銍字）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據此則銍所記徐禧之兩度攻鞏，必確有其事可知也。否則平時信口講説，尚無一語之謬，豈有著書記及國家文獻，而反謬者乎？

《筆記》卷七又云：“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㑹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寝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游雖不知《五朝史》係爲徐禧所攻罷，然言神宗修史之意寢緩，則得之。蓋神宗讀鞏所上《太祖總論》後，雖甚不悦，尚未欲遽行廢罷，特其意寖緩而已。惟其神宗之意已緩，故讒毀之言易入。此所以徐禧之疏甫上，而《五朝史》卽罷修矣。《長編》僅據《神宗寶訓》修入，而未考他書，宜其不知所以罷之故也。

據《元豐類稾》及《長編》所載，（文俱見前。）鞏蓋自元豐四年八月奉敕充史館修撰以後，至五年四月罷修史以前，皆從事編纂，未嘗中輟，（《容齋五筆》言鞏奏辭不許，始謀篹定，乃措詞疏略處，非事實。）是以有此二十卷之成就。《提要》謂鞏在史館首尾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進，實則鞏入館修史，凡八閱月始罷，不只五月也。且以後來之事例之，洪邁以淳熙乙巳六月重入史館修《四朝國史》，至丙午十一月成列傳百三十卷奏進。（見《洪文敏公年譜》及《容齋三筆》卷十三。）計其時纔十有八月耳，而能成書百餘卷，縱使鞏在館僅五月，亦何不可撰此二十卷之書乎？以意度之，此二十卷者，蓋卽史館草創之作，未及成書，而史已罷。既罷之五月，而鞏丁母憂，（元豐五年九月鞏丁母憂。）明年四月遂卒，（均見《類稾》卷五十一附録。）雖欲整齊修飾之而未能也。其子弟以其爲官書，且是未成之稾，姑藏之於家，存其手澤而已。此行狀神道碑所以不載也歟？

南宋董氏萬卷堂本（見《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四）及明清諸刊本均有紹興十二年淄國趙伯衛序，其略曰：“南豐曾鞏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於英宗五朝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頒付史館，副存於家。曾大父淄王昔典宗正，嘗授此書，不敢顓秘，庶幾宦學君子，有所考質。”案《宋史》（卷二百十七）《宗室世系表》三，（表第八。）伯衛乃太祖子燕王德昭之六世孫，贈太師淄王世雄之曾孫，（世雄爲德昭之曾孫、舒國公惟忠之孫，韓國公從藹之子。）贈正奉大夫令郯之孫，贈朝請大夫子之子，其仕履無考。《宗室傳》（卷二百四十四）云：“世雄少力學知名，徽宗卽位，以世雄於太祖之宗最爲行尊，拜崇信軍節度使，襲安定郡王，知大宗正事，崇寧四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表作贈太師，與此不合。）追封淄王，謚恭憲。”序稱其曾大父與表傳皆合。序既云：“曾鞏撰《隆平集》頒付史館，副存於家。”又云：“曾大夫淄王昔典宗正，嘗授此書。”則世雄蓋於徽宗時録副本於曾氏，以授其子孫者也。（或卽是授之伯衛。）以其崇寧四年年七十五推之，當生於仁宗天聖九年辛未，而曾鞏則生於真宗天禧三年己未，（見《疑年録》卷二蓋據行狀神道碑言元豐六年卒，年六十五推得之。）計二人之年，世雄纔少鞏十二歲耳。生既同時，又同朝爲顯官，使此書不出鞏手，世雄豈有不知，而漫録而傳之耶？或疑卽趙氏祖孫所僞作，則世雄者，不聞其能文。觀伯衛之序，敘其曾祖得書之事且不明瞭，知其才斷不足以及此也。以李燾、李心傳之學，而於此書信之不疑，其必有所考矣。

或問曰，鞏之弟肇作鞏行狀曰：“手詔曾鞏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公夙夜討論，未及屬稾。”又曰：“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没，集其稾爲《元豐類稾》五十卷，《續元豐類稾》四十卷，外集十卷。”鞏在史館既未及屬稾，平時又未嘗著書，則安得有所謂《隆平集》者，子顧堅持以爲鞏作，豈其弟之言猶不足信歟？應之曰：肇之行狀，必作於未葬以前，鞏此書或已棄之敝簏之中，肇蓋未之見耳。且鞏之著述不見於行狀者，不獨此一書而已。《宋史·藝文志·小説家》有曽鞏《雜識》（識原誤職）一卷，《遂初堂書目》作《南豐雜識》。劉壎《隱居通議》（卷十四）謂《元豐續稾》有《雜識》二三兵事，然朱子固未見《續稾》者，（説詳《元豐類稾》條下。）而其所編《名臣言行録》引《南豐雜識》多至七條，（《五朝名臣》卷六之一《呂夷簡》下引一條，卷八之二《狄青》下引一條，卷九之六《尹洙》下自注引一條，卷九之九《孫甫》下引二條。《三朝名臣》卷三之一《文彦博》下引一條，卷五之三《吕誨》下引一條。）則不只《續稾》所收二三兵事而已。餘若《宋文鑑》卷百二十六有曾鞏《雜識》二首，（一記孫甫，一記狄青，皆與《名臣言行録》所引同。）《老學庵筆記》卷四引曾子固《雜識》一條，（所引僅正月二十開天章閣賞小桃二句。）施注蘇詩，亦引有《雜識》。（此《義門讀書記》所言，余檢之未得，俟再考。）張淏《雲谷雜記》卷四云：“吳曾《能改齋漫録》載王安國夢游靈芝宫，此事本曾子固所記，見于《南豐雜識》中。”皆不稱爲《元豐續稾》。可見《雜識》一編在南宋時猶有單行之本，而行狀亦無一言及之。然則行狀所謂公未嘗著書者，其可盡信乎？《提要》遽據之以斷此書之僞，可謂信所不必信，疑所不當疑矣。

本文参考书目

陈高华

陈智超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黄永年

《史部要籍概述》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编委会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宋辽金元编》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

编辑：弦歌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