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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戏有幸。上世纪初，唱片灌音技术传入中国时，京戏正处在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史称老生“后三鼎甲”）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唱片中。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这些印着名伶名字的唱片并不都是他们本人所唱。早期来华灌音的唱片品牌克莱姆峰（Gramophone）、哥伦比亚（Columbia）、胜利（Victor，旧译“役挫”“物克多”）等均有大量名实不符的赝品。“后三鼎甲”署名唱片中，谭鑫培除百代公司的“七张半”之外，其它均为赝品；汪桂芬则无真片。这些结论业界是有共识的，唯独对于孙菊仙存世唱片的真伪，始终存在争议。 
署名“孙菊仙”的唱片 一、署名“孙菊仙”唱片概貌 “后三鼎甲”之中，孙菊仙的署名唱片最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公认的伪片，一听便知非出于名伶之口。表格一[1]: 
还有一些历来公认是伪片，但目前有研究者提出新说，判为真片[2]。笔者经过比对认为仍属赝品：表格二: 
1928年，曾经手物克多唱盘（Victor）灌片事宜的买办徐乾麟，披露孙菊仙昔年曾在四马路金谷香番菜馆，应邀灌录12吋唱片《朱砂痣》、《骂杨广》（即《忠臣不怕死》）等多张[3]，经比对有三组唱片与上述诸片确为同一人所唱： 表格三： 
本文要辨正的孙菊仙唱片为表格三这一部分。 二、争议由来已久 吴小如先生说：“所有孙菊仙片无一真品，此尽人皆知。”[4]实际上，这只是日久年长，话题淡出，资料湮没后的一种假象。早在孙菊仙本人和诸多合作者以及灌片经理人还在世的时候，有关孙菊仙唱片的真伪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议。孙菊仙早年一再声明自己有所谓“三不主义”，即不留影、不灌片、不收徒[5]。晚年则改称“二不”：“生平不喜摄影，不欲灌片。[6]
八十五岁的孙菊仙，载《梨园影事》 1918年出版的《鞠部丛刊》载（周）剑云《孙菊仙之僻见》一文，也提到了孙菊仙的“二不主义”：菊仙生平以两事自誓：一面容不入照相馆。二声音不入留声机。故春秋七十有九而摄影不过两次。其戏片外间亦有两张，菊仙曾登报否认。[7] 
周剑云 4年后，著名票友、剧评家苏少卿撰文再次转述了孙菊仙的“二不主义”：“予誓不留声及摄影”[8]。然而，有的报道却透露了不尽相同的信息。名作家，也是唱片爱好者的周瘦鹃在他的“个人之小杂志”《紫兰花片》上报道：孙菊仙不肯以其诸名作唱入留声机片，谓如必欲吾唱者亦无不可，惟只唱一遍，脱不（原文如此——引者注）中程决不重唱。百代难之，故迄今未收其音。[9] 这则报道的信息显示，孙菊仙对唱片灌音似乎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深恶痛绝，而是无可无不可。只是对一个唱段要重复演唱感到不满。而这个表态恰恰暴露出他对灌片过程明显是有经验的。
丁悚 漫画家丁悚（慕琴，1891-1969）也是一位留声机爱好者。他从蜡筒时代即开始玩唱片，常在报刊撰文介绍留声机及唱片资讯。周瘦鹃说他“有留声机迷，一日不听即悒悒不乐”，把他看作是“留声机片顾问”[10]。1928年1月出版的《梨园影事》，有一篇丁悚的《谈唱片》，记述了徐乾麟指认孙菊仙在上海灌片事。徐乾麟是早期为外国唱片公司组织在华录音的谋得利洋行买办。他说：“孙氏此说（指'誓不灌片’——笔者注）实欺人之谈。物克多唱片假冒孙名者虽有，但十二吋多种确系孙老所唱。”丁文详细转述了徐乾麟的回忆：……地点在四马路金谷香菜馆，操弦者为小桂芬[11]。初渠确不愿唱，无奈先暗与其夫人并爱孙接洽妥当，事前付定资各四百元，约事成再付孙四百元，共千二百元。遂由其夫人邀往金谷香午膳。既至，闻隔室琴声悠扬，遂往参观，小桂芬与孙本稔，乃面请尝试一二段。初坚不允承。其夫人向孙耳语谓吾已收该公司定款，非唱不可。孙始谓徐曰，汝欲予唱若干耶？徐谓十二段如何？孙摇首谓不能，恐嗓音不够。徐谓如此则听尊意可耳？于是即开始灌收，如《朱砂痣》、《骂杨广》等确为孙所唱，谓予不信，好在老孙未死，予（徐君自称）亦健在，尽可对质也云云。[12] 物克多所发行之十二吋片固已为世人所公认矣。而北平富豪所藏之蜡筒尤以老孙所留之音为独多。时智侬（慧宝）因藏有孙氏之蜡筒偶尔模拟便以孙派二字相标榜。[13]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同时代人相信孙菊仙不灌片，剧评人求幸福斋主人、张肖伧等都以听孙菊仙说过为由，认为“孙菊仙生平未留留声片”。[14]
1930年5月18日《晶报》 争论的顶峰，是孙菊仙本人亲自出面与唱片公司交锋。1930年5月，年届九十高龄的孙菊仙返沪，应上海舞台聘请登台演出。期间，先是向《晶报》记者声称“生平不喜摄影，不欲灌片，在津时，某唱片公司愿筹万金灌六片，坚却之”[15]，继而又向胜利公司提出声明“本人在光宣间并未收过音片，唱片实系伪造”[16]。演出结束后，上海伶界联合会举行“欢迎大会”。临别，大家想请孙一起合影留念，孙菊仙以“生平没有拍过照，没有灌过片两语答之”[17]。报道经上海最具影响力的《申报》刊出，很多人因此转变了立场[18]。不过，胜利公司方面并不认可，也向记者发表声明，称老孙“年迈龙钟，发言奇特”，表示“细查当时纪录账目，均记有出资聘孙收音事”，且有琴师等“在场人颇不少”，认为“老乡亲讳言收受包银，殆为其情性耳”。[19]
1930年7月9日《晶报》 当事人针锋相对，各执一词，直到孙菊仙去世，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剧评家苏少卿撰文坚说孙菊仙“唱片不存”[20]。而丁悚1946年在《大美电台周报》撰文谈唱片，则坚持以他听孙菊仙的记忆，判定自己所藏的一张《忠臣不怕死》“是他亲自所灌”[21]。天津名票王庾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了系列京剧讲座，其中有一讲专讲孙菊仙。据吴小如说，王庾生曾得“孙菊仙亲炙” [22]。有天津听众回忆，王先生在讲座中表示孙菊仙是有真唱片的。可惜，天津台的戏曲录音全部毁于“十年浩劫”。该台现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录音，据说是“文革”结束后，从各地的交换节目中复制回去的。王庾生的讲座，只交换了关于余叔岩的一讲，我在上海电台主持《梨园风景线》节目时，翻出播过。其它则未见。所幸天津艺术研究所的吴同宾、李相心两位先生对讲座进行了记录整理，并在八十年代初编辑出版。讲到孙菊仙晚年的怪癖，王庾生明确说，“他从来不照戏妆像，也很少灌唱盘”。[23]这个表述，与听众的印象是一致的。
王庾生《南天门》剧照 可是，上海一位同样老资格的名票罗亮生却坚信孙的“二不主义”。罗先生是谭派名家陈彦衡的十大弟子之一，也与孙菊仙熟稔。罗之弟子李名正记录整理了他晚年的口述：尤其孙菊仙，戏剧界都知道，他有生平不照相和不灌唱片的迷信观念。从前，我曾同一班同好在友人任子木家聚集歌唱，孙亦常来，而且唱的兴趣特别好，可是，每逢大家唱戏录音时（任君备有特别的留声机一座，蜡筒比较大，录音能达三分钟左右），孙从来不肯参加，即使请他随便来一二句，也坚决回绝不干。[24]
罗亮生 如果把孙菊仙有无唱片传世作为京剧界的一桩“学案”，以上这些当事者本人和听过、学过孙菊仙演唱，或与孙菊仙有各种交往的“见证人”的观点都可以看作是证人证言。这些意见相左的证词，既给我们留下了难题，也为研判提供了重要依据。全面研究这些证词，与唱片实物和其它旁证进行验证，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不二途径。三、证言质证 孙菊仙唱片的真伪在后世成为一个文献难题，关键原因是无直接证据。就是说，没有公认的真孙菊仙唱片可供比对。早期在华发行的京剧唱片，克莱姆峰（GRAMOPHONE）大多为赝品，哥伦比亚（COLUMBIA）、物克多唱盘（Victor）等都真伪掺杂；大品牌，只有百代一家无假片。凡是在百代灌过唱片的演员，如谭鑫培、汪笑侬、时慧宝、双处、三麻子、金秀山、龚云甫、小子和等等，其唱片不难辨别真伪。然而，百代无孙菊仙唱片。因此，关于物克多（Victor）的孙菊仙唱片，说真说伪都缺乏直接证据。对今天的研判而言，在这一点上，争议双方都没有优势。有关孙菊仙唱片的诸多争议，由于当事人的许多“证词”，本身不是专门针对孙菊仙唱片的全面的论证，多是涉及孙菊仙或唱片历史的报道、口述，各有各的语境，需要进行仔细的研判才能分辨真伪。也就是说，如果作为证言证据需要质证。首先来看两位当事人的证言。一是孙菊仙本人，二是灌片的经手人徐乾麟。一般来说，唱片的真伪，演唱者本人的表态是强有力的证据。之所以成为问题，乃是孙菊仙“三不主义”的誓言漏洞太大，而且是孤证。凡说孙菊仙无唱片的，唯一证据就是这个“二不”或“三不”主义，别无他证。
周剑云说：“（孙）菊仙生平以两事自誓：一面容不入照相馆。二声音不入留声机。故春秋七十有九而摄影不过两次。”这是自相矛盾。已经有过两次怎么叫“面容不入照相馆”？何况事实上还不止“两次”。据梅花馆主说：“余所见老孙之像片凡三，一半身照藏北平王君处，一大半身照藏沽上朝歌斋（曾刊上海画报），一全身照见《顺天时报》……”[25]目前发现的实际有6张，还有两张是戴眼镜的头像，一为正面，一为侧影，另一张是与袁寒云合影。为此，王庾生曾替孙菊仙圆说，称“他从来不照戏妆像”。可近年又发现一张他与时小福合照的《黄鹤楼》剧照，照片共7张。然而，孙氏照样自称“生平没有拍过照”。不过，照片证据太过直接，别人实在无法替他辩护。还有一不，即所谓“不收徒”。但众所周知，马连良[26]、马最良都是孙菊仙弟子[27]。“三不主义”，有“两不”已被证明是虚妄，剩下的“不灌唱盘”怎么证明就靠得住？
胜利公司说他“老迈龙钟，发言奇特”未始全无道理。从照相与收徒两事看，孙菊仙是可以把自己的“不喜欢”、“不愿意”直接当作“没做过”的。另一位当事人徐乾麟，是谋得利洋行的华人买办。外国商业唱片机构在华最早的录音即由谋得利洋行经手组织。按理说，他对丁悚讲述1905年安排孙菊仙灌片的经过也是同等有力的证据。可惜的是，他作为证人有一点瑕疵。因为，谋得利经手的这几次录音，有许多名家的假唱片，不止孙菊仙一人。由一个造假的始作俑者来证明孙菊仙的唱片是真的，未免令人起疑。
这恐怕就是当事人俱在，孙片的真伪问题却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其次，再来看行家的鉴定。一是王庾生，一是罗亮生。二公一在天津，一在上海。两人在票界的资格差不多。王庾生得过孙菊仙的亲授，能唱孙派，在对孙菊仙嗓音、唱法上的鉴定上应该比罗亮生更有发言权；而罗亮生虽是有名的谭派票友，但参与过多家唱片公司的灌片，对早期唱片的灌制过程更了解一些。王庾生的讲座本来讲得很明白，应当也是孙菊仙有真唱片的有力证据。可是，成书后在“也很少灌唱盘”一句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上“（他的唱片很多，都是赝品）”[28]。这是自相矛盾。前面说孙菊仙“很少灌唱盘”，表明孙菊仙是灌过唱片的（只是不多而已），又注说“都是赝品”，令人费解。王庾生不是一个词不达意的人，他的讲座措辞相当严谨。譬如，说到孙菊仙不愿照相，他就不用什么“面容不入照相馆”、“从不照相”之类流行的说法，而是说“从来不照戏妆像”，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家并未发现孙有剧照。那为什么后一句反而自相矛盾了呢？
讲座的整理者之一是吴同宾。吴同宾是吴小如（同宝）先生的胞弟。小如先生历来认为孙菊仙不灌唱片。吴先生没有见过孙菊仙，他是听自己的外祖父和母亲说的[29]。吴先生的外祖与孙菊仙有恩，吴先生很相信这一点。同宾先生受家庭的影响与兄长的观点一致，可能认为王庾生这个说法不确。但是，同宾先生也尊重王老，未擅自改动他的原话，而是用括号在后面加了一个注。用国内媒体的行话来说，这叫把握“舆论导向”。也就是说“都是赝品”这句话乃是此书整理者的观点，而非王庾生先生的观点。罗亮生的《戏曲唱片史话》没有专谈孙菊仙唱片，而是介绍早期留声蜡筒和唱片中的赝品涉及到孙菊仙唱片：当时谋得利洋行也正开始发行（胜利“Victor”出品）中国戏曲唱片。其中，京剧名角所唱的也同样是冒牌的居多。该行华人经理徐乾麟认为对唱片录音何必要顶真，只要雇些打唱班（即堂名）的人来唱，写上名角的名字，即便当又省费，而且一样可以行销。何况那次录音所邀的角色中如冯二狗，他学孙菊仙几乎可以乱真。其他如筱荣祥、孙瑞堂以及在堂会唱老生名阿狗的（忘其姓）等也都是以唱工出名的。但冒充毕竟是假的，对于听过名家本人的演唱及对唱法有所研究的人来讲，终究是能够在演员各不相同的口法（音、字、腔）和功力上来辨别真伪的。[30] 罗先生说谋得利洋行录音作假的大体情形并不差，但如果以此作为判定孙菊仙唱片真伪的依据，却有两个关键的不明之处。第一，罗先生说“那次录音”，是哪一次？徐乾麟及其谋得利洋行经手的录音，以物克多（Victor）品牌出版过的唱片，起码有三次，每次都有署名“孙菊仙”的作品。1903年一次（灌录7吋与10吋盘两种），1905年和1908年各一次（均灌录10吋和12吋盘两种）。1903年是美国G&T公司来华录音，先是发行克莱姆峰（GRAMOPHONE）唱片。1904年以后，G&T公司与胜利公司签订了一个内部协议，为避免不必要的竞争，G&T公司在印度发展，胜利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31]所以，这批唱片有一部分曾以役挫（Victor早期译名）唱盘品牌再版。本文表格一中的孙菊仙唱片即这一期，全是假的；1905年这一期有真有假；1908年全是真的。罗文只说“那次录音”，到底指哪一次？这关系到他到底知不知道孙菊仙署名唱片有三次录音，到底有没有全部听过，还是仅听了某一次中的几张假唱片。从罗的回忆里，我们无法知道。
再版1903年克莱姆峰唱片的役挫唱盘 天津王跃进藏品 如果罗先生没有全部听过这三期唱片，那么他的这个叙述就是一个无效证据。假设罗先生全部听过这三期唱片，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罗文中说“何况那次录音所邀的角色中如冯二狗，他学孙菊仙几乎可以乱真”，指“假孙菊仙”是冯二狗冒充。现存的物克多唱片表明，冯二狗起码参加了1908年的录音，灌制了大量唱片。除了各种丑角戏，还一本正经灌了一段孙派《雪杯圆》，学孙菊仙确有是处。冯二狗应是这次录音的底包，除了自己署名灌片外，很多名伶的片子里都有他“搭架子”配唱。他的声音特点明显，即使不署名也不难分辨。如恩晓峰的《卖马》、《翠屏山》、《乌盆记》等段子里的丑角都是他配的。可是，经过比对，所有署名孙菊仙的唱片，没有一张是冯二狗代唱的，与冯二狗完全是不同的嗓音。
（张洪涛上传）
雪杯圆冯二狗饰莫怀古 王云亭
操琴 【1908年胜利唱片42251-A】 [二黄原板]一日离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莫成蓟州丧了命，害得我一家好离分。义仆替我丧了命，逃亡湖北隐残身。休提名姓忙趱紧，[摇板]我去到蓟州看分明。
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一、罗先生没有听过全部唱片，以讹传讹；二、仅凭记忆，又受到孙菊仙本人誓言的影响，听错了。两者必居其一，所以罗老多年以后的说法，证据效力几乎为零。四、“孙菊仙无真片”是个传说 罗亮生先生在口述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即对唱片“是能够在演员各不相同的口法（音、字、腔）和功力上来辨别真伪的”。奇怪的是，我们现在就是看不到这些“听过名家本人的演唱及对唱法有所研究的”老先生用这个方法来分析评判“孙菊仙”唱片。张肖伧没有，苏少卿没有，连提出这个原则的罗先生自己也没有。从举证责任来论，“真片说”倒无须举证分析。而指责他人“有罪”——作伪，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并不能因为物克多公司有过假唱片就此认定所有唱片都是假的。事实上，许多名角如王凤卿、汪笑侬、金秀山、王长林、孟普斋、小子和、冯二狗、时慧宝都在物克多灌过唱片，其中很多人在该公司的唱片都是有真有假，需要分析鉴别才能确定。“控告”唱片是赝品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就是通过声音分析指出破绽。苏少卿先生对谭鑫培的假唱片写过多篇文章分析指伪。1922年的《某公司戏片为赝谭辩》一文，分析物克多（Victor）的假谭鑫培《捉放曹》唱片，“声音、板眼、行腔、韵味及字声之阴阳，断定为赝品无疑”，几乎是逐句逐字分析评判[32]。1947年，他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谭鑫培、王长林的《黄金台》”唱片，又撰《冒充谭鑫培的唱片》一文，从“嗓音极嫩，板眼不稳，而腔调亦俗”等方面判定其为“冒名之赝品也”[33]。现在知道，苏先生讲的这几张唱片，是谭鑫培之子谭小培代唱[34]。本文表格三的那些孙菊仙唱片，演唱者的修养、功力远高于谭小培，连素来认为孙菊仙无真片的吴小如先生也认为，唱得“雄浑朴茂，古色古香”[35]。指伪更应当详加分析，方能令人信服。可是，在苏先生数十万字的评论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一句分析评判，也无从知晓他到底听过哪些孙菊仙唱片，谈孙之唱片，就只有“孙菊仙之怪癖”[36]。不仅如此，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对孙菊仙唱片所谓“作伪者”的指认也令人费解。有的指认双处，有的指时慧宝，求幸福斋主指认吕月樵，而张肖伧则说“孙之唱片行销极早，吕月樵未得名时已有孙片。据云冯春航之兄二狗，昔时学孙调颇毕肖，与月樵之纯以假嗓出之者不同。谋得利之孙片，或出诸冯二狗之口也。[37]”然所说均属猜测。罗亮生晚年的口述，也因循这些旧说，别无新证。问题是，这些被指造假的名伶个个久占申城，而且都有公认的真唱片，没有一个能与任何一张孙菊仙唱片对得上号。也就是说，“伪片论”在最根本的证据——唱片本身上，要么失语，要么错误。周瘦鹃的报道显示，孙菊仙向百代公司提出，要他灌唱片他“只唱一次”，“中程决不重唱”。这也是孙菊仙的一个大漏洞。该文发表在1922年，所言之事可能更早，而在这之前，唱片录音在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经历过的只是极少数人。从来没有在唱片公司灌过片，如何知道灌片要反复重唱，没有亲身体验何故如此反感？凑巧的是，孙菊仙的唱片中，1905年的《朱砂红痣》、《奇冤报》以及1908年的《杜十娘》都有重灌的印记。同样的内容，重复各灌了12吋和10吋片两种。《朱砂红痣》是从头场“洞房”开始的。孙的“借灯光”特别短，只唱两句慢板即转原板。12吋片从孙的摇板唱上起，中间还有吹打、讨赏等白口。当他原板唱完“说有何妨”后，琴师按台上的演法接着往下拉原板过门，应该是旦角接唱——这可能是拉习惯了，1908年再次灌这一段，琴师王云亭也是同样的处理——这个时候，灌唱者倒真是没经验，直接跟乐队说话示意改，全录进去了。本来就是挎板领奏的鼓师顺势就开了摇板——这一场后面老生的两段唱本来就是摇板。可是，孙菊仙的意思却是要唱最后一场“认子”的散板。于是就着摇板伴奏硬唱了4句散板的词。10吋片则作了纠正。去掉了念白吹打，紧缩篇幅，原板唱完，鼓师双键领奏丝边、大锣扭丝，正常开唱散板“你是我亲生的儿呀名叫玉印”等4句。唱片公司把两个录音全出版了，给我们留了一个极好的佐证。同期的《奇冤报》也有10吋与12吋两版。10吋为两面，题《奇冤报》[39]，12吋一面则题《乌盆记（计）》[40]，唱词有删减。1908年与小子和合作的《杜十娘》，也同时录了12吋和10吋两版，内容相同。常见的是12吋版，唱得比较款式；10吋版较少见，唱得比较急促。至于灌片过程中，还有哪些唱片重录过多少次，现在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孙菊仙对百代公司提出的“决不重唱”要求，极可能是经验之谈。把以上几点联系起来看，“孙菊仙从不灌片”的传说无法摆脱以讹传讹的嫌疑。“无真片说”证据不足，指认作伪者完全错误，相互矛盾，论证根本不成立。五、“真片说”的证据能表明真片存在的可能性 相反，倒是没有举证责任的“真片说”一方，有来自方方面面，可以与唱片进行真实性验证的信息，且无大的漏洞。经手人徐乾麟的证词，除了其负责的洋行曾有作伪“前科”之外，证词本身并无不妥。如前所述，早期物克多唱片有真有假，乃是基本事实。徐乾麟此时没有特意说谎的动机。丁悚的文章出版于1928年1月。徐乾麟向丁悚聊起这件事应在1927年底，或1928年1月初，距最后一批孙菊仙唱片的灌音整整过去了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唱片业大洗盘，已不是当年的格局。孙菊仙的唱片真也罢，假也罢，对徐乾麟，对胜利唱片公司已无足轻重。胜利唱片业务已由徐子小麟接手。徐小麟也不再专为一家唱片公司服务。他成立了数家公司分别代理几家唱片公司的业务。而市场这方面则向来喜新厌旧。1928年已经是四大名旦、“前四大须生”的时代。孙菊仙等老伶的片子再名贵，在当时的市场上乃“隔日黄花”。即使公认是真片的谭鑫培“七张半”唱片也不再热门。按，老谭的真片都是钻针片。百代公司后来淘汰了钻针唱片，改制钢针片，好比ISO向安卓投降。可是，这么重要的文献资料，只有一张《四郎探母》被翻成了10吋钢针片再版。[41]而谭派传人余叔岩1925年灌的“六张半”钻针片，除了半张《断臂说书》的对白，未翻钢针，其它全部转成钢针再版。孙菊仙的唱片无论真假，命运也与老谭的片子差不多。物克多（Victor）戏曲片从1915年起就只灌10吋唱片，不再新出12吋片。孙菊仙的真片大多是12吋片。我的印象里只有一面《忠臣不怕死》被截成10吋片再版。处境跟老谭唱片一样，不过聊备一格，略胜于无。周剑云1918年时就只说“其戏片外间亦有两张”[42]，可见早在10年前，业界人士对孙片已经很隔膜了。1928年的时候，徐乾麟自己甚至也拿不出几张来，仅给了丁悚一张《朱砂痣》[43]。唱片都没得卖了，作为商人还有什么必要再编故事，作伪证来宣传一番？
谭鑫培《四郎探母》1913年录音，百代钢针唱片 要说徐乾麟是为自己洗地，谋得利经手的唱片录音，造假不是一个两个，那真是洗不胜洗。他自己上来就说“物克多假冒孙名者虽有……”[44]并不讳言曾经造假。若为维护“声誉”计，何苦自己丑事重提，单单洗白老孙这几张唱片？从动机和叙事逻辑上看，徐乾麟证言的可靠性明显高于孙菊仙自相矛盾的“三不主义”。孙片的合作者里有名旦冯子和，即小子和。其哲嗣冯玉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多个场合说过，《杜十娘》、《三娘教子》唱片中的小子和，确实是他父亲，操琴者为“内廷四大名琴师”之一的王云亭。而孙菊仙对小子和有提携之恩，幼年玉铮曾随父亲去见孙菊仙，每次都见父亲毕恭毕敬，不可能与假孙菊仙合灌唱片。冯先生这里实际说了三件事，征诸唱片件件可证：首先，孙片中的小子和是真的。小子和在百代公司有公认的真唱片，与1908年的《杜十娘》、《三娘教子》诸片比对，可以确认；第二，1908年这批唱片的胡琴确实非常好，琴艺在1905年的小桂芬之上。刘曾复先生也说过这个“胡琴相当地好！”[45]。王云亭原先在宫里就曾为孙菊仙伴奏。庚子之变，孙菊仙在北京的家被毁，逃难至上海演出。一开始，胡琴、配角都不顺手，每天还要为之说戏，苦累不堪[46]。遂写信邀请王云亭与金秀山父子一同南来[47]。可见冯先生所言不无根据。第三，1905年物克多唱片中另有署名“孙菊仙、小子和、毛仲琪”的一张《桑园寄子》“登山”，其中的“孙菊仙”与同期的“时慧宝”显系同一人伪托，而里面的“小子和”与1908年的真小子和也判若两人。真对真，假对假，也不是毫无根据。
冯子和《三娘教子》剧照 不过，真小子和不可能与“假孙菊仙”同时署名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小子和的感情。按当时唱片的生产程序，如果哪位底包在小子和的片子里给他配了几句，谋得利洋行事后给他署上“孙菊仙”的名字，这不是小子和本人所能控制的。本文认为，小子和这两张唱片之所以不可能与“假孙菊仙”合灌系受制于梨园惯例。孙菊仙是梨园名宿。《三娘教子》一片的内容篇幅，明显主角是孙菊仙，小子和只在末尾配了两句，这符合两人在梨园的身份地位。不可能反过来，小子和这样已经享大名的青年演员去给一个谁都叫不上名来的乏角配唱。《杜十娘》一片尤其不可能。此剧是孙菊仙与小子和新排的本戏，也正是孙菊仙慷慨提携后进的明证。唱片内容看得出主要是灌小子和的所谓“梅花板”新腔。正因为有孙菊仙在场，特地要他一起合灌，所以小子和的慢板只唱了三句，原词的核心内容都没来得及唱全。否则，完全可以旦角一人独灌，多唱几句，不可能特意找个乏角来占时间。更不要说，这种新编本戏，临时“钻锅”能不能有人会？听这些唱片里演唱者的咬字，特别是念白，是一个风格，就不可能假。大家都知道，孙菊仙是票友出身，年近三十才下海唱戏。苏雪安说“他不太讲求念字，但没有刺耳的字音”[48]，王庾生更是直言不讳，说他“字眼虽然很清楚，但是字音并不讲求，唱白里有时还夹杂一些天津土音字[49]”。听一听《忠臣不怕死》、《黄金台》等片子里的白口，实实在在能体会到这种“天津土音”风味。而那些赝品倒恰恰都没这个缺点。在唱片辨伪中，口音、咬字的规律是最硬的证据。在真孙菊仙的唱片里，至今未见有人找出真正的破绽[50]，也找不出不属于孙菊仙的东西。相反，老先生们提到的孙菊仙演唱特点，只要唱片里有的内容，大多可以印证。譬如，《李陵碑》的“回龙”，通常唱“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我的儿喏”，孙菊仙认为“作为一个大将才出场就表现颓丧，对于表现杨继业的雄心壮志，还觉得有所欠缺”。他唱的是“内无粮外无草好不忧愁”，“腔的情感表现焦虑而雄健”[51]。征诸唱片，果然！1905和1908年都灌了这段，其它地方略有不同，这句不变。这类例子不少，苏雪安、王庾生和陈富年等的著作均附有一些孙腔曲谱，自可比对。虽不可能丝毫不差，骨干腔和基本走势与唱片都是一致的。有人说，风格一致并不能证明唱片就是真的。这话逻辑上不错，但是，“一致”至少不能是假唱片的证据，特别结合当时唱片造假实际情形看，高度一致才是真的。从目前发现的早期唱片史料去反观历来的“伪片论”，可以发现其指伪的思路与当时造假的情形恰恰是相反的。即“伪片论”大都以为假唱片是一种“高仿”行为，因此多在学孙有成就的名伶里猜测仿冒者，自然是猜不着的。留声机最初进入中国，在灌录者和消费者眼里只是一种“玩具”。那时候没有什么版权、名誉权的概念。真正把唱片当做一种媒体，当作传诸后世的文献，要到梅兰芳、余叔岩这一代。据德人史通文的叙述，外国录音团队来华录音是临时邀约当地买办组织演员。1903年盖斯伯格来上海录音，每个录音只付4美元[52]。可是，1907年，百代公司约谭鑫培唱了一段《洪羊洞》，一段《卖马》，即送了他“两只大土（相当于五十两银子）以作报酬”[53]。据物克多公司的记录，约孙菊仙灌片每段也得百元[54]。早先4元的价格当然只能约些票友和打唱班随便唱唱，然后“写上名角的名字”[55]。造假者在主观上也没有防范有人去查证。否则，你就不可想象，同一人的录音，有的写“孙菊仙”，有的又署“时慧宝”；也不可想象，两种演唱水平天差地别的录音，都署“孙菊仙”名，同时出版。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当时的制假是率意而为，并不提防后人深究。所以，听过真孙菊仙唱片的老先生，无论主假主真，很少有说他唱得不好，特别是唱得不对的。而那些假唱片，很少能说是唱对的。王珮瑜毕业那年，上海戏曲学院（当时可能还挂在上海师范大学名下）请刘曾老来沪出席毕业典礼。主事者把刘老隐藏在很远的一个度假村内，以防外人打搅。刘老赴沪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带了摄制组赶去想录点刘老聊戏。刘老是听过孙菊仙演唱的。聊到孙菊仙的这些唱片，我说我觉得不像假的，谁能唱得这么活？刘老脱口而出：“还不能气魄这么大！”后来，我们做《后三鼎甲汪、谭、孙》的时候，刘老在镜头前重伸了这个意思，说“我觉得还是他本人唱的。从唱片来看的话，他唱得不是很死板的。有他自己的创作，他见识很广，把程大老板的东西，甚至于奎派的东西，还有别人的东西，他综合起来”。[57] 孙派传人中，很多学者以为成就最高的当属双处。吴先生说他“学孙氏接近其盛年”[58]。张肖伧甚至认为他“学孙菊仙可称青出于蓝[59]”。双处的唱调高响逸，激情饱满，悲情戏最为酣畅淋漓，但与孙菊仙的唱片相比，修养功力似略逊一筹。 孙菊仙在庚子以前，人称“孙大嗓”。庚子之乱，全家被毁，逃亡上海，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嗓音气力大不如前。从当时报纸的评论上看，他的身体和嗓子时好时坏。有时嗓子坏得几乎无法唱，有次在天津下天仙贴出《失空斩》，上了台竟然不唱，与观众聊天，说：“我今天不大舒服，又兼着下雨，这出戏唱不全了，并且不定唱得好唱不好，众位多包涵点儿，改日再补吧！”到了城楼，只唱了六句，油腔滑调，一扫而过[60]。从唱片里也可以发现，1905年这一期，嗓音明显不如1908年的。1908年的这一批，不仅嗓音状态好，由于琴师给力，特别精彩，演唱火候也更深。总的说来，两期的调门比双处略低。双处的用嗓虽然足，却略显紧张，孙菊仙唱片（特别是1908年这一期）用嗓则非常松弛，高低自如；双处的演唱饱满激越，但缺乏孙的自由挥洒，也缺少孙的玲珑。可以说，听双处的唱片，令人回肠荡气，不过还是演唱，而孙菊仙的唱片，很多就像说话，娓娓道来。唱到这样的境界，说不是孙菊仙，那是谁呢？虽然在逻辑上并不能说，不知道是谁，他一定就是孙菊仙，但是，唱戏不是搞秘密工作，无论业余专业，唱戏就是要给人听的。唱到出类拔萃，灌了那么多唱片，在当时的伶票两界竟无一人知晓，这是没有他例的，也不符合早期灌片的实际情形。六、孙菊仙为什么要一再否认灌过唱片？ 孙菊仙的“三不主义”，究其本质是一种价值观，而非客观事实。（周）剑云《孙菊仙之僻见》曾记：至索其像片印入书中，虽至亲好友亦必拒而不与。或问其故，菊仙曰：书无论如何佳，将来必有滞销之日。一经过时，随手乱抛甚或撕成单张包裹铜币，岂非糟蹋人？即不然以予脸子卖钱亦不愿也。话匣本玩具之一。闷损无聊籍以取乐。今则栗子店亦有之矣！随开随唱，与沿街乞儿何异？予非供人玩弄者，故予之唱虽出重金不入话匣也。[61] 孙菊仙自己也称“此三事虽近怪癖，然余不失为票友本色则彰明较（昭）著矣”。然而，观念归观念，事实归事实。如前所述，孙菊仙的多幅相片在其本人在世时频现报刊；马连良、马最良等为孙菊仙弟子的报道也屡见不鲜。“三不主义”，“两不”竟成虚谎，从未见孙菊仙直接“辟谣”，为什么单单要否认灌片？而且，数十年间反复声明自己“从未灌片”，物克多所售孙菊仙唱片均系伪托。其原因，显然不在价值观。如坚守信念，“不照相”、“不授徒”就不会破戒。1937年1月31日《戏世界》报头版，有篇短文称孙菊仙亲述，不愿灌片的理由是“操收音事业者，胥为外商。国人经营者不获一觏。绝不愿以一次代价，使彼获生生不已之利益。”[62]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最接近孙菊仙的真实意图。在某种意义上，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外商”云云，未免唱高调；“绝不愿以一次代价，使彼获生生不已之利益”则是实质。孙菊仙灌片在商业唱片录音进入中国之初，国人对唱片的出版发行模式近于无知。习惯于以“戏份”、“包银”取酬的伶人更没有版税之类的概念[63]。等到唱片发行后，孙菊仙才发现同一唱段，重唱数遍，竟被制成10吋、12吋唱片同时发行牟利，便引起不快。这很可能就是他回答百代公司“中程决不重唱”之由来。1909年以后又发现，物克多唱盘在发行单面片之后，又有双面片问世。这才明白自己灌唱一次，得一次片酬，片商是可以一版再版，“获生生不已之利益”的！于是，更觉“上当”。从1910年起便不断否认自己灌过唱片，本意即在断其财路。当然，物克多唱片早期的造假污点也为孙菊仙的否认作了背书。
孙菊仙否认灌片的声明虽然一直在流传，但在早年，行家中相信的人并不很多。梅花馆主曾言：“孙氏之片，愚可证明为绝非冒牌。即知音家丁慕琴、罗亮生、陈道安、舒舍予诸君亦皆公认为真品。”真正形成压倒性舆论优势，产生广远影响的，是前述孙菊仙最后一次来沪时在不同场合的反复声明。年届九旬的孙菊仙此时已成“梨园人瑞”，人气爆棚，威望极高。而二十多年前的老唱片淡出公众视野久矣；加上唱片的识别本来就不如相片那样直观简单。即使是行家，如不是收藏全备，仔细甄别，很难不受孙菊仙自白的误导。罗亮生晚年的口述彻底改变观点，恐怕就是这种结果。丁慕琴（悚）虽然仍相信孙有真片[64]，但1933年《梨园影事》再版时却撤下了《谈唱片》一文。《梨园影事》的第二版为参加当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整体内容经过修订补充，发行量与存世量均远超初版。有关孙菊仙唱片真伪的重要证言遂被湮没。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向有替尊者、贤者讳的传统。一些精研孙派艺术的票友更是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沉默，但私底下却仍然研习孙菊仙的唱片。1941年，孙派名票李东园[65]在《游艺画刊》连载了一篇长文《朱砂红痣》（以下简称“李文”），全面细致地讲解老孙这出名剧。据说，李东园早年与马连良一起拜的孙菊仙，后来去了台湾，晚年在台湾有不少演出录音，包括孙派的全本《朱砂痣》。孙的这出戏，李东园肯定不是听了一次两次，研究得也相当深。细读之下可以发现，有唱片的部分与无唱片可凭借的地方，其行文是有所不同的。我以为，李文中的相关段落主要是依据1905年物克多12吋的《朱砂红痣》唱片记述的。凡是这张唱片上有的东西，不分巨细，一字一句，连几句对答白口都不肯放过，甚至错误也照单全收，精细剖析，惟恐不详不实；而其它部分则有详有略，有虚有实。李文题目叫《朱砂红痣》，开篇第一句即言：“朱砂痣，一名麒麟送子，又名行善得子，老乡亲[66]演之，则贴《朱砂红痣》”[67]。末一句显然是受了唱片的影响。从大量的戏报广告看，孙菊仙在上海贴此戏大多只写《朱砂痣》，1908年那张唱片也仅题《朱砂痣》。窃以为，戏报的写法，除了特殊情况，譬如老谭的《刀劈夏侯渊》、夏氏兄弟的《土地捉老谭》之类，一般与名伶本人没啥大关系，主要是戏园经营方的事。清末的戏报广告常把三字剧名凑成四个字，不独《朱砂红痣》。诸如《捉放曹操》《计取荥阳》《大战长沙》《大劈棺木》《群天水关》《乌盆鬼计》《李陵碰碑》《过文昭关》……半通不通，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为了戏报排版整齐凑字数，没啥特别意义。
1911年2月5日《申报》广告 前面说过，孙菊仙1905年灌的这张12吋片有个明显的错误，他把最后“认子”的散板“你是我亲生儿名叫玉印”一段唱成了摇板。台上演出这里不可能唱摇板。孙派这段词句本来就比谭派、汪派少，且从“宣和年四月八成都调任”句起就转散板。韦久峰的百代唱片是这样唱，李东园自己后来在台湾演出也是这么唱的。可是，他的文章却记成“唱摇板”，称“此末段二黄摇板幽然动听，音调极尽缠绵” [68]云云，显然是受了这张唱片的误导。如前所述，孙菊仙当时再灌10吋片时，已经把这个错误改过来了。所以，我判断李先生只听过12吋片这一版。孙菊仙唱无准词。这在李文中也有表述[69]。拿唱片来讲，三张《朱砂痣》张张不同。慢板头一句，1905年两张别出心裁，都唱成“观看容貌”——上句撬辙当然也无所谓，但又何必呢？1908年又恢复普通的“观看娇娘”，却把句尾的大腔略掉——存心就不想好好留东西。第二句，1905年唱“观新人”，1908年又恢复大路词“只见她”。第三句，1905年12吋片唱“问娘行因何故”，“故”字后垫虚字唱一峭拔小腔，10吋片则改为“问娘行休悲戚呀”，词意欠通；1908年又改回“因何故”，但没腔了。
李东园《文昭关》剧照 而李文的相关记述，从词句，语气，咬字，口法，行腔……细枝末节都记得与1905年的12吋片一模一样，这对于孙菊仙的唱念来讲，很难说是巧合。李文中只有两个小地方与唱片不一致，而有一处恰恰是记录唱片的明证。一处是“观新人”，李文记成了“观其人”，显是误听；另一处“容貌”记成“容章”，虽然合辙，却晦涩难解，应是凑辙口造成的误记。从情理上说，如果是综合多次听戏学戏的记忆来记述，不必凑这么个生硬的词。韦久峰、白文奎、吕月樵等学这一段，都唱普通的“观看娇娘”。而李文的“观看容章”，显然是囿于唱片。[70]
（韩廷封白）下面领赏。掌灯待我观看。（家院）啊！（韩唱）[二黄慢板]借灯光暗地里观看容貌，观新人与前妻一样风光。问娘行因何故泪流脸上？有什么衷肠话细说端详，说又何妨！
尽管如此，对唱片研究来说，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一个特殊价值。它恰恰说明，像李先生这样痴迷孙菊仙，长期观摩学习孙菊仙，对孙派艺术有精到研究的票友，内心恐怕并不相信孙菊仙本人“一生从不灌片”的自白[71]，反而对手中的孙片视若珍宝。李文的相关段落正是对孙菊仙唱片沉潜往复，不断揣摩的成果。
（原载《中国京剧》2021年第4-6期，此处略有删订）
注释 [1]本文表格所列者，为笔者见过唱片实物的“孙菊仙”署名唱片，同一录音重版不列，仅见复制录音或存目者不录。 [2]刘鼎勋《孙菊仙唱片研究》，《京剧谈往录四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96-498页。 [3]丁悚《谈唱片》，《梨园影事》四马路大东书局1928年1月版。 [4]吴小如《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87页。 [5] 自新《三不主义之孙菊仙》，《北洋画报》1935年第26卷第1350期 [6] 昭绥《老乡亲之养生及习性》，1930年5月18日《晶报》。 [7]（周）剑云《孙菊仙之僻见》，《鞠部丛刊》之“俳优轶事”，大东书局，1918年。 [8]苏少卿《孙菊仙之怪癖》，天津《大公报》1922年3月27日。 [9]周瘦鹃《留声机片零话》，1922年《紫兰花片》第1期，P36。 [10]周瘦鹃《留声机片零话》，1922年《紫兰花片》第1期，P42。 [11] 上海有多个唱老生的“小桂芬”，此为吴桂芬，又名吴春明，一作吴春芳。 [12]丁悚《谈唱片》，《梨园影事》四马路大东书局1928年1月版。 [13] 梅花馆主《菊部脞志（五）》，《戏剧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29年。 [14] 张肖伧《蒨蒨室剧话》，《菊部丛谭》1926年版。 [15] 昭绥《老乡亲之养生及习性》，1930年5月18日《晶报》。 [16] 阿剑《记老乡亲唱片》，1930年7月9日《晶报》。 [17] 《上海伶界联欢迎老乡亲》，1930年5月22日《申报》第四张。 [18] 1926年9月5日《新闻报本埠特刊》载梅花馆主《续留声机片琐话》一文云：“然孙氏诸片愚可证明为决非冒牌。即知音家丁慕琴、罗亮生、舒舍予诸君亦皆公认为真品。” [19]阿剑《记老乡亲唱片》，1930年7月9日《晶报》。 [20] 苏少卿《好酒比好戏——八十年陈酒比孙菊仙》，《上海生活》1939年第10期P20。 [21] 丁慕琴《唱片漫谈》，《大美电台周报》1946年2月4日第4期，P7. [22] 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P2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3] 王庾生《京剧生行艺术家浅论》P202，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24] 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京剧谈往录三编》P398，北京出版社1990年。 [25]梅花馆主《菊部脞志》，《戏剧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29年。 [26]王庾生《京剧生行艺术家浅论》P202，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27] 《戏剧旬刊》1936年第4期照片页载马最良《假金牌》剧照，说明云：“马最良是马昆山子，马温如从弟，老乡亲之弟子”。 [28]同上。 [29]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P2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0]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京剧谈往录三编》P398，北京出版社1990年。 [31] [德]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P67，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32] 《小说新报》第7年第1期，1922年。 31 New
Novels. Year 7, No. 1, 1922. [33] 《新光》，1947年第1期。 [34]吴小如《关于京剧老唱片》，《吴小如戏曲文录》P7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5]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P2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6]《天津大公报》1922年3月27 [37] 张肖伧《蒨蒨室剧话》，《菊部丛谭》1926年版。 [41] 蓝心钢针片目录号：33153-1-2，黑心钢针片目录号：34838ab [42] （周）剑云《孙菊仙之僻见》，《鞠部丛刊》之“俳优轶事”，大东书局，1918年。 [43]丁悚《谈唱片》，《梨园影事》四马路大东书局1928年1月版。 [44]同上 [45]电视专题《“后三鼎甲”汪、谭、孙》第二集，上海广播电视台《绝版赏析》，2007年。 [46] 《梨园杂录：孙菊仙竭力帮忙》，《世界繁华报》1901年11月29日，转引自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续编】肆P154，凤凰出版社2015年。 [47] 《梨园杂录：胡琴妙手》，《世界繁华报》1901年12月21日，转引自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续编】肆P168，凤凰出版社2015年。 [48] 苏雪安《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P9，上海文化出版社。 [49]王庾生《京剧生行艺术家浅论》P202，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50] 有人找到几句唱错词之类的低级错误，有的还是自己听不明白，就认定是“假冒伪劣名牌”，实属想当然。 [51] 陈富年《京剧名家的演唱艺术》P1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52] [德]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53]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京剧谈往录三编》P399，北京出版社1990年。 [54]阿剑《记老乡亲唱片》，1930年7月9日《晶报》。 [55]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京剧谈往录三编》P398，北京出版社1990年。 [57]电视专题《“后三鼎甲”汪、谭、孙》第二集，上海广播电视台《绝版赏析》，2007年。 [58]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P2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9]张肖伧《蒨蒨室剧话》，《戏剧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60] 《天津白话报》1910年6月15日。 [61] （周）剑云《孙菊仙之僻见》，《鞠部丛刊》之“俳优轶事”，大东书局，1918年。 [62] 者香《孙菊仙生平不灌片》，《戏世界》1937年1月31日第1版 [63] 直到1928年，京剧之顶级名伶仍然不能接受版税制片酬：“此次胜利公司未能灌梅兰芳、余叔岩唱片之原因，因该公司要求不先付代价，于售唱片时，每片提一角赠予，情愿订立合同，梅、余以此办法，殊有未当，故毅然阻绝云。”《顺天时报》1928年10月16日第5版。 [64] 丁慕琴《唱片漫谈》，《大美电台周报》1946年2月4日第4期，P7 [65] 李东园（1901-1979），天津人。集邮家、京剧票友、形意八卦拳传人。据说，与马连良一起拜孙菊仙为师。 [66] “老乡亲”始为天津观众对孙菊仙之昵称，后孙亦用作艺名。 [67] 东园《朱砂红痣》，《游艺画刊》1941年第2卷第13期，P7 [68] 东园《朱砂红痣（续）》，《游艺画刊》1941年第3卷第6期，P8 [69] 东园《朱砂红痣（续）》，《游艺画刊》1941年第3卷第1期，P9 [70] 窃以为，一定要学唱片凑辙口的话，当以“容妆”比较通顺易懂。 [71]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天津卷》后记载：“孙的高足李东园先生在手记中也提到孙本人录制过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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