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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于都城东门外的于都河，河面并不很宽，深秋季节，没有咆哮的浪涛，只有缓缓的微波，显得肃穆庄重，象一个沉思的巨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时，整个根据地的人民和红军指战员们，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都在深深地思索着。我们红一团自下午从莲塘背出发以来，由于人多桥少，桥面狭窄，组织得又不好、部队行进速度不快，待全团通过都河时，已接近午夜了。 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 这次大转移前，红军并没有什么具体部署，敌人却早就作了种种准备。我们的部队一出发，就处于敌人前堵后追的境地了。就在我们离开于都河时，蒋介石已在安远、信丰一线部署了他的中央军和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与我作战。 余汉谋的部队，不同于中央军，穿的军装是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衣，不仅武器装备好，而且沿公路两旁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神气、狂妄得很。看来，蒋介石把他们放在第一线（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敌人对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待在这一带，摆出的是一一副不仅要堵住我们，而且要围歼我们的架势。 红军虽然离开了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带，但大家的心并没有离开根据地，而且信丰一带原来也是我们的根据地，战士们想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想到于都人民送别时的深情嘱托，特别是好久没有见到敌人，没有打上一次痛快仗，而眼前的敌人又是什么“王牌”，心里憋着的一股气、一团火，真是按捺不住了。求战欲望非常高涨，我们团和余汉谋的部队接火是早上八九点钟。 战前师部的通报说，我们前面的敌人是两个团，但战斗打响后发现是三个团。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各营营长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战士们都快憋“炸”了，没有什么问题、拼了，一定能打好！黎林同志告诫大家，战士们情绪越高，干部们头脑就越要冷静，敌人是“王牌”，马虎不得，我对各营营长只提了一条要求：动作要快，要猛。“咬”上敌人后，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松口”，要一鼓作气，把敌人打懵、打乱、打烂！ 战士们真是好样的。一接火，便以饿虎扑食之势向敌人扑去。战斗之勇猛，动作之迅速，是我们指挥员没有完全想到的。余汉谋的部队战斗力虽然强，但由于把红军当成了“溃不成军的败兵”，轻视我们，准备不足，因此一碰到我们勇猛地攻击便不知所措，乱了阵脚。结果这次战斗总共打了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就歼敌六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当团部掌旗员曾西斗同志把红一团团旗插到我们刚刚占领的阵地上时，那真是一片欢腾。不少同志围着曾西斗欢呼跳跃，曾西斗则像个武士，威严地守护着红旗。 那时的掌旗员很不简单，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并且规定，不论部队行进还是休息，旗子都是不许倒的。红旗到那里，部队到哪里。红旗是胜利的象征。战士们清点战利品时，发现其中有一大批步枪子弹，一个个高兴得蹦了起来。因为我们自己兵工厂造的子弹不好用，打不了几发就得用捅条清一清枪膛，这在战场上是件很恼火的事。 如今敌人“送”来了这么多子弹，我们可以换装了！同志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异常活跃……部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样龙腾虎跃的气氛了。 然而，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并没有真正摆脱困境。部队几乎仍旧一直是处在昼夜不停的强行军之中。我们红一团由于担负了前导任务，因此更加紧张，也更加疲劳。兄弟部队占领湖南汝城后，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而是到了广东的乐昌、韶关一线，任务是在乐昌和宜章（属湖南）线上，为中央纵队（即中央机关）开辟道路和作掩护。 乐昌与宜章之间，丛林密布，古树参天。此刻粤汉铁路的这一段还没有完全建成。有些地方已经铺了铁轨，有些地方只修了路基，有些地方路基、铁轨都没有，只在平地上挖出了高低不平的沟豁，枕木、沙石和施工器械乱七八糟地堆放着。 由于这里多雨，土质粘性很强，行动极为不便。我们一个团行军时，首尾的距离有时竟拉得长达二三十华里。况且这是处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之下，通讯联络的工具又少又差，因此，一路上，我们几个团职干部都是提心吊胆的，夸张一点说，连眨眼的时候都在竖起耳朵察听四周的情况，深怕发生意外。 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是我们在这一带通到的最高的山峰。广东军阀派兵在这里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苍黑如墨。有些地方，怪石突出，象直立的巨人，巍然屹立着，有的则象倾斜的古树，马上要倒下来似的；也有些地方凹进去，形成了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洞。就在这怪石、幽洞之间，长满了枝丫弯曲、杂乱无章的树木。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漆黑一团。雨点象倾盆的大水，随着狂暴的秋风扭成水鞭子，一股劲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动步，好象要淹没在这个世界里似的。同志们为了赶路，只得手拉着手，或者一手拉着绑腿带子的头，一手抓着根木根，相互偎依着艰难地向上攀登。 雨停了，深山老林的十月，气候阴冷异常。我们团虽然从余汉谋部队的手里缴获了一批夹衣，但只是少部分同志换了装，绝大部分同志穿的仍然是单衣单裤。一些同志甚至还穿着短裤。为了尽快为中央纵队打开通路，部队有时不能停下找个地方做饭，只好饿着肚子前进。 按照惯例，行军中我和参谋长胡发坚同志带几位参谋在前；黎林同志在中，根据情况随时部署和开展政治工作(那时叫“飞行政治工作”)；特派员在后，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 那时，政治上作和收容工作的任务艰巨，困难很多。就政治工作来说，由于我们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前进的月的又不明确，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对同志们讲。 收容工作中的问题就更多，掉队的同志，几乎全是重病号和重伤员。团里虽然有一个卫生队，但药物极少，不要说及时治疗，就是一般的治疗也难保证。况且实际情况又不允许我们从担负着频繁战斗任务的连队中，抽调人员去照顾掉队的同志。但是大家（包括掉队的同志）都明白，在这完全陌生又几乎见不到群众的地区离开部队，后果是很难设想的。 作为领导干部，我们也知道，非战斗减员特别是伤病员在这样的情况和环境里离队，不可避免的要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同志都不愿意、不忍心，也舍不得丢下那些曾经生死与共、而今为革命负伤成疾的战友。大家互相团结关心，共同前进，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越过九峰山虽然困难重重，付出的代价尽管很大，但整个红一团基本上没有非战斗减员。 翻过九峰山往宜章西进的时候，我们红一团由前导改为后卫，在左翼掩护中央纵队。途中，有座大王山，山势虽没有九峰山险要，但高度不比九峰山低。我们利用中央纵队通过的空隙，在山下整顿了部队。黎林同志和我还专门到后边探望了收容队的同志们、鼓励他们一定要跟上部队。掉队的同志们情绪还好，只是周贯五同志越发的消瘦了。我们真为他担心啊！可是他却满不在乎，一见到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讲述赶队中的趣事、引得大家不时大笑。 傍晚，中央纵队登上了大王山，我们也就跟着出发了。这时，天气还好，可是攀上大王山，天又下起了雨。 那雨虽然不大，但一直不停，致使部队行进的速度很慢，有好几次我们几乎完全停了下来。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实在累人。后来只要是一停下来，大家也不管天上的雨水和地下的烂泥，有的坐下，有的蹲着，有的背靠山崖或大树，还有的同志干脆就站在雨中打起盹来。我们就这样慢慢腾腾地前进着。拂晓时，肖参谋从前面回来对我说：“团长，你知道我们一夜走了多少路？”不待我问答，他伸出五个指头，带着明显的埋怨情绪说：“五里！就走了五里！” “怎么搞的？”我问。 他说：“中央纵队走得太慢，把我们压住了.” 我向他解释说：“机关嘛，年龄大的同志多，又是夜行军，还下雨，哪能和我们战斗部队比呢！” 肖思明却说：“我到前面看了，主要是他们带的东西太多。文件箱子、坛坛罐罐不讲，还有机器哩！一架印票子的机器，少说有一个排抬着；还有一架什么给病号照像的家伙（爱克斯光机），说怕碰怕跌，十几个战士象捧着瓷碗似的抬看它走。路这么窄，他们能走得快吗？团长，整天行军打仗，带着架印票子的机器干什么？捧着架照像的家伙干什么？” 后来我想，连一个十几岁的团参谋都能看清的问题，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却视若无睹。靠他们领导，革命怎么能不受挫折以至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呢！这也说明，错误路线领导者推行的那一套东西，已经丧失了红军指战员的信任，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了。 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减员的情况简直惊人。听说一直作全军后卫的五军团的一个师，几乎完全被敌人吃掉了。而蒋介石除派出嫡系吴奇伟、周浑元、薛岳等部队紧追不舍外，还指令湘、粤、桂等地的军阀和地方武装，在我们行进途中处处设防，节节阻挡。局势确实到了相当严重、万分危急的关头。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当时，错误路线领导者是计划去川黔湘边界，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而该计划已被敌发觉，并有了充分防备)，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十二月底，红军从湖南的通道入黔，一举攻克了贵州的黎平。 贵州是个远离国民党中央政府，又比较贫困的省。那里的确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天无三旧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地最高统治者王家烈虽然豢养了不少队伍，装备差，而且从军官到士兵几乎人人都吸鸦片烟，被群众称之为“双枪军”（即指他们几乎每入都有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战斗力不强。 红军进入贵州，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王家烈更无准备。所以我们连战皆捷。 几天的时间，由黔东开始，占剑河，越施秉、黄平，一九三五年元旦前夕，作为红一军团一师先遣团的红一团、占领了乌江边上的余庆县城。单讲行军速度，也是我们撤离江西以来所没有的。 刚进贵州的时候，听老乡们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就过冬”，我们还不太明白它的含义。进入贵州腹地后，我们才明白：原来贵州这地方冬天虽然很少下大雪，但细雨碎雪经常不断，落到地上就结冰，整个路而一会就象泼了一层桐油似的，滑得很，非常难走。当地群众都叫这种路为“桐油凌”。这种“隆冬”景色，自然是和雨分不开的。然而大家对这些丝毫也不在乎。 此刻，由于追敌一时离我们远了一些，又赶上快过年了，敌人和土豪劣绅办的许多年货，统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部队的情绪比起刚离开江西的时候有了明显的好转。 元旦那天，各连队争着来叫我们几个团的干部去会餐，有的连队一顿饭竟搞了十一大盆菜。这样丰盛的会餐，不仅在长征途中，就是在中央根据地，也是数得着的了。可惜的是周贯五同志在这之前调到红一师师部工作去了，没能和大家一起过上这个欢乐的新年。 我们在这里亲眼看到，贵州“干人”（穷苦人）的生活，确实非常贫困。十冬腊月，不少人连棉衣都没有，吃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我们就把缴获的粮食、日用品分发给他们，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过元旦，他们很受感动。 不少“干人”说：“红军好，红军好，红军一到，'大老肥（指土豪)都吓跑了！” 的确，红军入黔，不止是吓坏了土豪劣绅，更为主要的是吓坏了“土皇帝”王家烈。 全国解放后，我看到一分由王家烈授意，用贵州旅粤同乡会的名义分发给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求援电报、电文很有些意思，开头的称呼是：“广州陈总司令伯南，李总司令德邻，桂林白总副司令健生均鉴”，正文中写道： “……我黔省兵力，素称单薄，机械又系麻败，若以兵力堵剿，无异引烛火以冶金，举杯水以扑燎，揆诸情势讵能有济！伏念救兵如救火，安内必先剿共，黔事已急，刻不容缓，……伏乞我副总司令早兴义师，剋日入黔……临电鸣悒，不胜拜切之至……” 这份电报活现了红军入黔后，敌人惊慌失指、六神无主的丑态。它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道进军贵州的主张是正确的、英明的。进军贵州是红军漫漫长征路上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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