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这场世纪大审判！七十多年前，他亲手将东条英机送上了绞刑架

1948年11月12日，持续两年，共开庭818次的东京审判终于结束了。共有28名被告被审判，东条英机等7名被告因为自己滔天的罪行被送上了绞刑架。

由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全世界，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每一条都令人发指，到审判结束时，判决书都写了1231页。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惯例，这份判决书本来应该统一书写，但现场有一位中国人却表示反对。他说，有关日本侵华的部分，只有中国人才最明白自己的痛苦，这一部分的内容必须是中国人自己来写。

在他的坚持下，法庭也只好让步。最终，这位中国人在这份长达90多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里，亲手书写了10万多字，将中国人民受到的伤害和痛苦全部写了下来。

这位中国人究竟是谁？他在这场世纪审判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让我们一起回顾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其实，日本早在7月时就已经无法继续执行作战任务，但日本军国主义贼心不死，仍然觉得自己能战胜正义。

当然，正义也不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同盟国的部队不断对日本进行的反攻，并展开了包括东京轰炸在内的空袭行动，美国还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

最终，昭和天皇要求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协定，并以录音的形式，发表了《终战诏书》。

虽然日本宣布自己投降了，但是他们必须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9月11日，日本受降一周后，麦克阿瑟直接下令，把39名战争犯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等待日后交给法庭审判。

这些嫌疑人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及其战时内阁阁员，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走上法庭，那么很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东条英机在家中得知自己将被审判，直接选择自杀，想用这种卑劣的方式躲过审判，但好在盟军的军医不会让这位罪行累累的战争犯死得那么轻松，军医花了大力气将东条英机抢救回来，为的就是让他被法律判处死刑。

1946年2月25日，由11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法官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受到了日本的伤害。

为了审判的公正性，战争犯们也有权申请律师辩护。这些不要脸的战争犯，为了能在审判时脱罪，竟然花大价钱请到了日本著名的律师团为自己辩护。

而且这些战争犯在撤离战场时，就销毁了大量证据，现在又有“黄金律师团”帮忙，在场的每一位法官都知道，要想定他们的罪，恐怕要打一场极其艰难的“战役”。

在11位法官中，当然也有来自中国的法官，他就是梅汝璈。

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全程参与了这次世纪审判，在东京审判的国际舞台上，运用法律武器严惩了日本战犯，捍卫了国人的尊严，亲手将这些欺辱中国同胞的战争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是怎样成为东京审判的法官的，他又是如何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的呢？

梅汝璈

1946年，梅汝璈受国民政府任命，成为了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中的一个，也是法庭上唯一的中国法官。

梅汝璈将法律作为武器，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尊严，还把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战争犯，亲手送了绞刑架。

梅汝璈是怎样成为东京审判的法官的，他又是如何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的呢？

1904年的江西南昌，在一户平凡普通的农家中，有一名男婴出生了，他就是梅汝璈。

1924年，天资聪颖的梅汝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学业，并凭借极其优异的成绩，踏上了赴美求学的道路。

来到美国后，梅汝璈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并成功获得了文学学士以及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学成归来的梅汝璈成了一位“教书匠”，他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中担任教授，像无数前来求学的学生传授法学知识。

梅汝璈本以为，自己报效祖国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悉心传授给学生，谁知，他将用更高调的方式，捍卫国家的尊严。

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从国内无数优秀的法律人士中选中了梅汝璈，推举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得知自己被提名的梅汝璈没有推辞，面对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梅汝璈立誓：“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开始，澳大利亚籍庭长韦伯宣布把中国法官的座位排在英国之后，自己的左右两边则坐英美的法官。在场的法官都没有表示反对，只有梅汝璈站了出来，义正言辞地拒绝了韦伯的决定。

梅汝璈认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这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不仅是要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更是要给那些被他们残忍杀害和侮辱的中国同胞一个交代。

韦伯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尊重，更是对中国的歧视和侮辱。

梅汝璈气愤地脱下法袍，当庭提出抗议，甚至表示自己拒绝参加法庭预演。在梅汝璈的坚持下，全体法官表决同意，法官的座次按受降签字国顺序排定，梅汝璈也得以坐在韦伯旁边。

将战犯定罪

梅汝璈以为，法庭上有中国自己的法官，现场还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在场的每一个国家都曾受到日本的伤害。按照常理来说，大家应该同仇敌忾，一同严肃审判日本战犯，谁知审判开始后，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处处节外生枝。

日本战犯要么是对自己的罪行矢口否认，要么就是抬出“人道主义”的大旗，祈求法庭能宽恕自己。更可恨的是，每一个战犯不仅可以聘请一位日本的辩护律师，他们每个人都还有一位美国律师帮着辩护。

这些辩护律师要么是抓住证人话语中的漏洞，提出一些带有陷阱的问题，让证人的证词前后矛盾，要么就是利用证人语言不通，给证人使绊子。

当时参与翻译的周锡卿教授就表示：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提出了种种有碍于法庭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我们原以为，抗战时我们与美国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现在美国理应与中国站在一起严肃审判日本战犯，实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经常受到歧视，心里很不痛快。”

对于梅汝璈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取证。由于法庭采用的是英美那套审判体系，必须要人证物证全部齐全，战犯认罪的情况下，才能给战犯定罪，这给中国代表团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为了给战犯定罪，梅汝璈和代表团日夜奋战，就为了找到充足的证据。同时，他们还得应付英美的歧视。

被审判的战犯是分国负责的，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板垣征四郎被分给了菲律宾负责。为了能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终于夺回了板垣征四郎的审理权。

在梅汝璈和代表团的努力下，一共找到了上百位证人出庭，还找到了许多机密电报。

梅汝璈找到了一份真实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电报。电报的结尾，德国人是这么说的：“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

面对这份证据，战犯松井石根直接在法庭上怕得惊慌失色，两股战战，站都站不稳了。

在这些证据面前，战犯们知道自己逃不过制裁了，而世界也为日本毫无道德的行为感到震惊。

虽然证据很多，但到最后定罪量刑的时候，法官们竟然还产生了分歧。回想起自己国家受到怎样的伤害，自己的同胞又是付出怎样的代价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梅汝璈气得直接找到韦伯，直言：“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最终，在梅汝璈的努力下，法庭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死刑判决，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战犯，全被送上了绞刑架。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惯例，这份判决书本来应该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侵华的部分，只有中国人才最明白自己的痛苦，这一部分的内容必须是中国人自己来写。

经过梅汝璈的坚持和交涉，他最终在这份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上，代表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判决，这对日军侵华罪行起到盖棺定论作用的10多万字，历史意义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