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籍影印出版项目，从早期筹划，到试制，已经过去17年；其主体部分的《唐宋编》《金元编》和《明代编》《清代编》，也分别于2006年、2014年竣工。我是最早参与该工程筹划工作的人员之一，负责制作了21种再造善本试制品；参与制订了最初的印制方案；作为该项目出版单位的业务负责人，列席了相关会议与活动，一直到2012年退休。多年来，我经常对《中华再造善本》的技术加工工艺，以及相关的决策过程进行反思，感触良多。“工程”的创意非常好，成绩也很大，各类媒体介绍甚多，本文不再赘述，仅就不足之处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对今后的古籍影印出版和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一点借鉴。
一、筹划阶段的简要回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工作，推出大量影印古籍的同时，还制作了一些特装古籍，作为对外交流的礼品，反响较大，受到各方的关注。1998年，中央有关领导在国家图书馆视察古籍保护工作时，提出倡议，希望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将体现历史文化精髓的善本古籍化身千百，让更多的人了解熟悉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有关部门根据我国古籍保护的现状和需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
“工程”的筹备工作开始于2001年，决定先行出版21种再造善本试制品。按照领导收书范围要宽泛一些，适当做一些供外事活动礼品书的要求，21种善本包括了敦煌卷子，宋、元、明、清、民国刻本和写本等。装帧形式有卷轴、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和精装。还做了三种特装书：书箱为围棋棋盘，并附棋子盒的《忘忧清乐集》；书函系藤条编织为药箱造型的《食物本草》；书盒上方镶嵌了一方精致砚台的《沈氏研林》。装帧设计者为著名设计师吕敬人先生。21种试制品除两种为黑白印刷线装，两种为灰度珂罗版印刷外，均为彩色原大印制。
截至2002年年中， 21种再造善本试制品完工，有关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对再造的善本鉴定后给与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5月正式启动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
《中华再造善本》的前期工作分工大致为，国图善本部会同馆内外专家学者，负责选目；国图出版社负责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包括书的开本、印刷装帧方式等。2002年上半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一直按照出版社的设计方案，彩印，大16开精装，成书尺寸高28.5厘米，宽21.5厘米，循序推进。并且为年底召开《中华再造善本》座谈会积极准备样书。
2002年年中，正式成立了由古籍版本专家组成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全面负责《中华再造善本》的编纂出版工作。
2002年8月初，根据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的决定，将再造善本由精装改为线装，宣纸黑白单色印刷。同年8月30日，编纂出版委员会通过了主任委员的提议：以宋代官书《文苑英华》的尺寸为再造善本的开本尺寸，8开，高33厘米，宽22.7厘米，以彰显“官方印书、政府工程的恢弘气势”。
由于之前已有一批入选的宋元善本，按照彩印的方案制好版，在出版社的请求下，编纂出版委员会决定再造善本总篇幅的百分之五，彩色印刷，线装；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宣纸单色印刷，线装。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相关文件，对两种印刷方式的描述是，“采用宣纸三色套色印刷或四色彩色印刷”（《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其实所谓三色套色印刷，其中一色指的是书叶上有红色藏书印和批注的部分，数量很少；另一色是人工统一制作铺设的浅黄底色；实质上就是黑白单色印刷，以下均以黑白单色印刷称之。
二、关于“再造”的解释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立项以来，社会上对“再造”二字的质疑之声，便不绝于耳。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古籍善本能否再造；其二，要再造什么；其三，如何再造。我以为，作为文物的古籍善本，当然是不能再造的；但它的文献内容和艺术特征，是可以复制，或者说再造的。关键是要再造什么和如何再造。对此，“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方面是这样解释的：“选择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古籍善本，仿真复制后，可以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采用宣纸三色套色印刷或四色彩色印刷，中式线装，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风格。封面用纸仿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年间库磁青纸特制，函套用蓝色布料，达到仿真再造目的”（同上）。《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第一段话，明确提出了“仿真复制”的再造标准；第二段话申明了要对古籍善本的正文、装订方式、封面和函套材料，进行全方位的“仿真再造”。以下我们再来看看《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委员会负责人解释。
“再造出来的书，一定要保留它的原貌，这在现在的科技手段下可以实现了，我们一定要采用。包括书的版式、装帧、书中内容都要和原本一致。这就是存真”（《中国网》2003年7月16日转发《科学时报》记者采访录）。“《中华再造善本》就是选择那些久已绝版又传世孤罕的古籍版本，珍贵、稀缺有价值的古籍善本，采取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照原样影印等现代印刷技术复制出版，造出与原书一模一样的再造善本。使善本、孤本有了“分身术”，确保了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华夏经纬网2009年9月14日转载《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录）。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道，“再造出来的书，一定要保留它的原貌”，“造出与原书一模一样的再造善本”。
先放下装订形式、封面、函套不说，仅就古籍善本的正文而言，上面提到的三色套印（即黑白单色印刷）和四色彩印的印刷方法，能不能做到仿真复制，保留古籍的原貌，乃至“造出与原书一模一样的再造善本”呢？答案是，四色彩印没有问题，黑白单色则绝无可能。为更好的说明问题，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古籍的原貌。
二、什么是古籍的原貌及相关问题
从影像学的角度看，古籍的原貌有两个概念，一是古籍初始状态的原貌，二是古籍现存状态的原貌。所谓初始状态，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状态：纸白字黑，版面整洁无瑕。现存状态，是指历经千百年之后，古籍的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甚至破损，其叶面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而是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
我们将《中华再造善本》中的所谓三色套印本（以下提到《中华再造善本》，无特殊说明的，均指这部分书）与古籍原书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的差别巨大：前者书叶完整，底色纯净发白、无暇；后者书叶的颜色明显发黄，深浅不一，或有污渍，甚至破损。显然，《中华再造善本》在制作时，人为的去除了原书叶面的底色，试图将其恢复为初印时的状态。或许，《中华再造善本》想保存古籍初始状态的原貌？那么，这一想法能够实现吗？当然不能。我们稍加翻阅就会发现，《中华再造善本》中大量古籍的叶面，虽然看似完整，但缺字现象不在少数，有些叶面缺失的文字甚至多达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去除底色时，对文字带来的损伤，致其变形走样，与古籍初印时的状况大相径庭。因此，《中华再造善本》既没有保留古籍现存状态下的原貌，也没有保留古籍初始状态下的原貌。
那么，再造善本与原书差别如此之大，编纂出版委员会的专家，凭什么认定其达到了仿真复制的标准，“与原书一模一样”呢？原来，自清末以来的古籍影印，形成了一个非常顽固的观念：影印复制古籍时，古籍原书的纸张是不需要考虑在内的；并且，如果纸张的颜色发黄、污染、破损，就必须从图像中删除，这通常称为“去除底色”，或者“去脏”；字黑纸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通观晚清、民国，乃至建国以来的多数影印古籍，包括《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古逸丛书》（续编、三编）《古本戏曲丛刊》《四库全书》等名著在内，概莫能外。但是，《四部丛刊》对影印底本的选择非常严格，品相稍差者，并且去除底色后，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大量校勘修复工作，弥补了诸多缺陷。
影印古籍时去除底色，相当于把文字、板框、印章等印刷、钤印、书写在纸张上的信息，从已经变黄，或污染、破损了的旧书叶上剥离出来，重新印刷到白色的纸张（如宣纸等）上面。这个过程会造成两个问题：
其一，无论是早期高反差照相，还是近年来计算机软件去除底色，在去除老旧纸张的底色时，都会同时减轻文字的墨色，使原书中墨色较浅的文字或笔划，变得更浅，甚至消失，增加了不可识读的文字。
还有，去除底色后的古籍叶面图像，接近位图的模式，变得没有层次感了，致使覆盖在文字之上的印章或批校，相互影响，难于识读。对于书叶背面有文字的“公文纸印本”，更是束手无策。《中华再造善本》选目中有一批公文纸印本的古籍，制作多次均告失败，最后只得删除掉书叶背面的公文字迹，使这批珍贵的古籍善本，版本特征荡然无存。
其二，一些古籍善本有缺叶或书叶破损，并经后人修复抄补过，这些信息，原书都可以清楚的反映出来。但去除底色后，修补的痕迹基本不存在了。例如《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鐫刻精善，装帧古雅，系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其首叶及次叶的上半叶残缺，下半叶右上角的“风”字仅存一半，后人据影宋本抄补配齐。由于抄补者技艺高超，抄补之字与原书字迹珠联璧合，难以分辨。上述情况，原书因纸色纸质的差别，一目了然；《中华再造善本》所印则判若两物，书叶装修抄补的痕迹全部消失。我将《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金元编》与原书一一对照后发现，此类事例在《中华再造善本》中为数较多，绝非个例。并且，该《楚辞集注》的内容提要，对上述抄补等信息只字未提，也欠妥当。
古籍书叶的纸张及其状态的变化，是古籍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彰显古籍版本特征方面，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文字内容。以往的许多篡改版本者，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消除书叶挖补、“移植拼接”后，纸张颜色所产生的差异。令人生疑的是，《中华再造善本》去除原书纸张的底色，铺上千篇一律的黄底后，还是原先的版本吗？我以为，以传本扬学为己任的《中华再造善本》，应该保存的是古籍现存状态下的原貌，应该全部采用四色彩印的方式印制。唯有如此，才算得上仿真复制。
我反对影印古籍时删除底色，对于重要的古籍善本要彩色印刷的理由，除了以上所举之外，还有一点：现存状态下的彩色古籍书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资讯，是千百年来岁月积累的结晶，从中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纸张、油墨，不同的保存环境下，古籍图书的不同状态，是我们今天鉴别古书、从事古籍保护研究工作的珍贵史料，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其影印出来，供人们参考使用。
文物行业讲究“修旧如旧”，即使复制的文物展品，也要做旧。文物的旧的表象，俗称“包浆”，是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状态，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古籍善本同样如此，纸张变色并深浅不一，有了污渍，乃至破损（然后修复），那就是古籍书叶的包浆，体现出年代悠久的古籍之美。我们为什么不竭尽全力的去保留它，反而要去破坏它呢？
早期的古籍影印要去除底灰，除了人们观念上的原因外，技术方面的不足也很重要。数十年前的彩色制版印刷，不仅质量差，而且费工费时，成本极高，整部书做彩印几乎是不可能的。近20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彩印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降低了不少，《再造善本》却没有借此机会悉数彩印，实在可惜。
四、关于线装与成书尺寸的商榷
中式线装，被《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委员会列为“达到仿真再造目的”的标准之一。稍有古籍常识的人都清楚，宋元本古籍的多数都不是线装，线装书盛行于明清两代。对这种过于常见的装订方式，实无大规模仿真复制的必要。更重要的是，线装书不便阅览和庋藏的缺点非常明显，早已为前人所诟病。80多年前，张元济先生在《四部丛刊启》中就曾说道：“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四部丛刊》虽仍选择了线装，但却将开本缩小至32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线装书不便存放和阅览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一些专家，对待线装书的观念，比起张元济先生，却有了很大的退步。《中华再造善本》的尺寸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放大了不少：高33厘米，宽22.7厘米。对此，出版社当时的意见是，大16开，高29.5厘米，宽21.5厘米，可以容纳下大多数古籍叶面；新的成书尺寸没有增加多少，实际意义不大，虽未达到高38厘米，宽26厘米的8开成书尺寸，但按照规定，制版、印刷、装订却要以8开的标准计价，价格翻一番，整体成本增加了一倍，非常不经济。而且，一定要将这个尺寸与官方印书、政府工程联系起来，有何必要？实际上，中国古代包括历代监本、《四库全书》在内的多数官书，成书尺寸都未超过大16开，编纂者也是要考虑出书成本的。《中华再造善本》已出版部分的篇幅，即为《四部丛刊》的四倍有余；成书尺寸也是《四部丛刊》的四倍，其庋藏与翻阅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以为，装订形式在中国古籍发展史中的地位，不应被过度高估，从简牍到卷轴，再到经折、蝴蝶、包背、线装，这些图书的装订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无论如何，都是为图书的内容服务的；所谓图书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功能，与书的装订形式并无太大关系。相反，图书的装订形式，是朝着方便使用和存放的方向发展变化的，我们的主流影印古籍，应当与此相向而行。
再有，线装书纸质柔软轻薄，耐用度根本无法与现代纸张相比。许多高校图书馆，按照规定，影印图书应该开架阅览，但由于再造善本为线装书，开架不久，书便被损坏，只得重新入库，束之高阁。不少公共图书馆也因此关系，将再造善本的借阅，参照古籍善本的方式管理，极大的影响了该书的流通使用，与《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让古籍善本从重重保护中解放出来，得以流通”的承诺，背道而驰。
五、关于决策机制方面的问题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国家高投入，特大规模的古籍影印出版项目，能否顺利竣工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取决于科学的制订编辑出版方案，以及管理决策机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处理的有所欠缺，导致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问题主要源自有关方面没有正确的理解与使用“专家”。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领域都存在一个通病：某些专家出了名，就成了“万能家”，无论何事，都必须他牵头去做。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也是如此。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初期，各种机构尚未正式成立，大体的分工是：选目工作，由善本部会同国家图书馆及馆外的古籍版本，以及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负责；出版方面，如书的开本、装帧形式、印刷方式等，由国图出版社负责。出版社起初制定的方案是大16开本，精装，全部彩色印刷。用纸为80克轻型胶版纸。这一方案的制定，基于我们从事古籍影印工作多年的经验。但是，在编纂出版委员会成立后，出版社的上述方案被全部否定，并且将编辑出版方面的所有事务的决策权收归编纂出版委员会。编纂出版委员会的委员中，没有一位国图出版社的人。
我认为，《中华再造善本》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将承担出版工作的国图出版社，排除在编辑出版工作决策层之外，非常不明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组织实施能力》一栏，介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时说：该社“是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一家中央级专业出版社……，制作的古籍影印类图书屡获省、部级以上单位的奖励，且以图书装帧形式精美，印刷质量上乘获得大众好评，曾作为国礼赠送外国首脑及政要人物”。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和发挥出版社的专业技术特长？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编纂出版委员会中，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社科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可惜上述专家学者多数只是挂名，并非决策者。真正决策的专家，在古籍影印出版领域却是纯粹的外行，因此做出了很多不专业的决策。问题是，不合理的决策机制，屡屡为不专业的决策开启绿灯。本文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提出过，并且向有关方面做过汇报，但最终都被编纂出版委员会的专家否定。
《中华再造善本》面世之初，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作出规定，凡有再造善本的，一律提供再造善本，不再借阅原书。但善本阅览室工作人员经常向我们反映，很多读者说再造善本和原书相差太大，拒绝看再造善本，一定要看原书。此类反映，我们也经常在其他单位的图书馆听到。
《金元编》的工作结束后，准备启动再造善本续编时，我和郭又陵社长起草了一份报告，请求改变制作工艺，借以提高《再造善本》的质量，降低成本。具体的方式，改回大16开精装，彩色印刷或灰度印刷。其实，我们当初制订的全部大16开精装，彩色印刷的方案，总成本低于变更后的方案。因为后来的方案，成书尺寸超过了大16开（虽然超过不多），所有加工费都翻番，大幅增加。而且宣纸的价格也很昂贵，又是单面印刷，用纸量翻了一番，总造价就成倍增长了。但我们的意见最终还是被编纂委员会负责人否决了。有关领导的回复是，要按专家的意见办。我以为，所谓专家，应该是特指的，有具体专业限制的专家；抽象的，万能的专家是不存在的，果真出现了这样的专家，事情就难办了。
附录 古籍原书叶与《中华再造善本》去除底色后的效果对照：
图1 《记纂渊海》去底色之前，托裱残叶补写文字的痕迹明显
图2 《记纂渊海》去底色之后，托裱残叶补写文字的痕迹消失了
图3 《楚辞》去底色前，托裱残叶补写文字痕迹明显
图4 《楚辞》去底色后，托裱残叶补写文字痕迹消失了、
图5 《洪氏集验方》背面有宋淳熙七年八年公文和印章痕迹
图6《洪氏集验方》仿真印制后公文和印章痕迹消失了
图7 说文解字 公文纸印本
图8 说文解字 仿真印制后公文字迹没有了
图9 庆元府雪窦明觉大师祖英集
图10 庆元府雪窦明觉大师祖英集 仿真印制后修补书叶补写文字痕迹消失了
图11 化书六卷
图12 化书六卷 国家图书馆 仿真印制后修补书叶补写文字痕迹全无
图13 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
图14 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 仿真印制后印章遮盖文字了
图15 东家杂记原图
图16 东家杂记 仿真印制后 字迹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