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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出口贸易的增长传递了何种信号？这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哪些领域的出口贸易将呈现出积极的趋势？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前及未来的出口贸易状况？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出口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达234万辆，同比增长76.9%。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79.5万辆，同比增长112.7%，这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国国产新能源车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具备强大竞争力和明显的性价比优势。目前，中国已经构建了从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得以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势头不仅为中国车企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为全球汽车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中国汽车品牌在大多数单一市场份额较小，并面临来自欧美日韩汽车品牌的竞争。此外，欧盟正在评估对中国新能源车企发起“双反”调查，可能会征收额外关税——这都是中国新能源车面临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车企主要以本土生产为主，向全球市场辐射。相比之下，老牌汽车强国和跨国车企则采取多中心向外辐射的策略，并将海外出口转变为海外生产。在此背景下，不少中国车企，如长城、比亚迪、长安、哪吒、广汽埃安等，也在积极布局海外，希望通过海外生产和跨国贸易实现双轮驱动。那么，中国汽车出口贸易的增长传递了何种信号？这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同时，哪些领域的出口贸易将呈现出积极的趋势？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前及未来的出口贸易状况？为此，中外管理传媒专访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张伟。中外管理传媒：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那么，汽车产业的出口情况，是否会成为一个常态趋势？它对其他产业有没有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张伟：咱们先看今年1-6月份的数据，外贸出口的“新三样”——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的出口增速迅猛。仅今年前4个月，“新三样”合计出口额3534.8亿元，同比增长72%，使出口增速提升了2.1%。在“新三样”中，锂离子蓄电池，1-6月份增长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了69%；太阳能电池出口额增长了1800亿元，同比增长了17.9%；电动载人汽车（即电动汽车）的出口额增长了1328亿元，同比增长了183%。从这么高的增速上来看，以电动汽车带动的“新三样”，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会呈现非常好的发展态势。“新三样”的发展给中国外贸带来了什么影响？ 首先，“新三样”带动了产业和产能替代。20年前的中国出口主要就是服装、家电、家具这“老三样”，而“新三样”带来的是外贸结构的转变、优化，体现了产业能力的升级。其次，“新三样”带动机电产业发展。机电产业是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别，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增长迅猛，出口额达到了6.6万亿，同比增长了6.3%，占整个出口总值的58%-60%。在今年全球贸易走低的趋势下，机电出口取得这样的增长实属不易。再次，“新三样”带动了服务业发展。我们出口了汽车、蓄电池，紧接着不就是维修、零部件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吗？对中国企业来讲，这块业务才刚刚开始，能拉动的市场空间非常大。我们预计2023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应该是1410万，比2022年要增长29%。而全球电动汽车60%的销量在中国，我们是第一大市场。今年，我国电动汽车内销量预计是880万辆，预估会突破1000万辆。另外，欧洲、美国是我们的第二和第三大市场，预计会消费300万辆和100万辆。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已经达到18%-20%（注：超过了新技术扩散曲线中15%的临界点，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扩张将继续提速，用户群体也会从尝鲜者向主流消费人群转变）。因此，在未来20年中，新能源汽车市场无疑将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此外，“一带一路”市场，如东盟等，都是崛起的新市场。在匈牙利、泰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很大的投资量。目前，在俄罗斯市场上，90%的电动汽车均由中国生产，因此，海外市场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汽车制造业奋斗了40年，一直在追赶西方汽车工业，直至2015年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才使得中国实现了在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展望未来20至40年，中国有望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外管理传媒：中国企业该如何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机会，要做哪些努力？张伟：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非常长，我们要持续专注于这个市场，做深、做专、做稳。当然，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芯片问题、资源问题等。同时，我们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体系和标准，不能只卖汽车而不顾其他方面。最近，华为的Mate60问世成为爆点。美国虽然一直在试图封锁我们，但也没封锁住。因此它一定会给我们制造出更多的麻烦，会设置更多的壁垒。从制程上看，华为手机可以和苹果掰掰手腕，但目前还只能做内销，因为出口面临的法律挑战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另外，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技术标准方面尚未取得突破。以芯片为例，虽然在制程方面有了新进展，达到了7纳米的水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DUV（深紫外光刻）技术的极限已经达到了2-3纳米，这将对我们的制程和加工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制造能力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关键，只有在业内拥有更好的良率才能实现盈利。如果我们的良率无法达到60%或70%，那么产品开发就会亏本。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能在未来两三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前的差距，并努力弥补它。就像“新三样”一样，我们是在埋头苦干几十年之后，才能迎来爆发。而且，科技创新已不再是大企业的问题，中小企业也有很强的创新活力。在欧美国家，中小企业的创新占比达60%甚至70%。我相信，“科学无国界”，只要科学达到了某个水平，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阻挡。就像音乐和艺术一样，别人或许可以封锁一两年，但最终也封锁不住。中外管理传媒：目前，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和政治环境的日趋紧张，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张伟：今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我国出口、进口和进出口总值，全部都在下降。这一趋势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地区，如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中体现。在我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除了澳大利亚和非洲的进出口总值有所增长外，其他十个贸易伙伴如中国台湾、韩国和美国都经历了下降，其中中国台湾的跌幅最大。因此，这一现象反映了全球需求都在减少，并不仅仅是中国外贸企业自身不够努力，或出现了问题所致，这是整个外贸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和俄罗斯的外经贸关系在不断升温。从7月数据来看，中俄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36%。首先，要挑战的是全球的外贸市场，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是挑战美国，那就太简单了。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要挑战低增长、负增长的全球外贸结构，而是要在全球“外贸盘子”都在缩小的情况下，找到如何才能够保住订单的新产品、新方式。外贸不能拖中国经济的后腿，这就需要我们找到新的产品和多种创新策略，包括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其次，要转变贸易方式，从一般贸易转型为其他贸易模式。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主要依赖一般贸易、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等贸易方式，占据30%-40%的总市场份额。然而，今年1-6月份，一般贸易下降了4.5%，来料加工下降了3.8%，进料加工下降了5.4%。西方国家的联合围堵给中国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如关税壁垒和科技壁垒。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转变贸易方式的步伐。一些贸易已经转移到非洲，例如服装、鞋帽等行业；日本、韩国、美国的加工贸易，也转移到东南亚和东盟地区。因此，我们的紧迫任务是调整贸易方式，尤其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要尽早作出调整。一些中国的服装和家具企业已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柬埔寨、越南等地。当下，许多标准和规则都由西方国家制定，对中国企业并不公平。为了获得公平的市场环境，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特别是领先企业，需要创造和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标准，并努力适应和克服现有标准的限制。最近，欧洲通过了《新电池法》，对中国电池企业进军欧洲市场提出了巨大挑战：该法规要求企业提供碳足迹标签和声明，达到较高的碳中和目标；到2025年，镍电池回收率必须达到80%以上，废旧电池回收率不得低于50%；每个电池都必须有电池护照和二维码以确保信息披露。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长期以来，我们在制定标准方面存在短板，因此我们必须挑战欧洲的游戏规则和标准，力争做得更好，并主动改变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需要勇敢地应对这些挑战，并通过创新和合作来推动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规则。近年来，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中国订单流失了32%。美元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原因在于维持低通胀，以提高美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和生活质量。然而，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避免通胀和滞胀对民众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是美国的美元体系。尽管美元在未来30年甚至50年可能继续主导世界，但其对全球的影响已经减弱。现在，人们在国外使用信用卡支付时会直接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进行支付，这表明不再像过去那样“非美元不可”。张伟：新能源汽车和数字产业是未来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在外贸方面，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区域包括东盟、俄罗斯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2022年，我们流失了32%的进出口额，如果没有“一带一路”，中国的外贸将面临严重衰退。另外，中俄双边贸易在上半年达到了7900亿的规模，增长超过50%。中国汽车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就是俄罗斯。此外，俄罗斯的手机市场，90%以上都是中国生产，同时我们还向他们出口中轻工业品和轻资产，今年在这一领域将超过1万亿元。而我国可以从俄罗斯进口粮食、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产品。可以说，中俄之间的贸易没有界限，而且交通便利、结算方式灵活、资源互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需要在市场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力方面，加强控制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市场销售渠道的控制，这对于满足庞大需求十分重要。市场控制能力强了以后，产品销售渠道就更多，价格就更具有“统治力”。另一方面，品牌影响力也是关键因素。中国在工业品牌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只有工业品牌强大，生活类品牌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如果工业品牌不强大，中国产品还将一直处于产业链下游。我们要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算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去突破。张伟：首先，积极进军欧美市场。这就像是打一场战争，我们要创造一个市场，制定一个标准，不能选择容易对付的对手，而只有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站稳脚跟，才能在全球范围立足。所以我们必须向欧美和日本市场发起冲击。其次，产业升级。我们过去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代工制造，现在要向自主品牌发展。这对于中小企业，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三，注重新能源的国际拓展。新能源不仅仅是汽车，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延伸。我们在新技术、新能源以及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要将这些技术拓展到国际市场上去。第四，供应链建设，特别是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建设。必须研究欧美国家和国际能源署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标准。对于新能源供应链的上游，中国的原材料相当紧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意识：仅仅因为我们在稀土领域排名第一，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危机感。在国际赛道中，供应链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确保能源来源在未来30年或50年内不会中断，这一点至关重要。综合来看，这些挑战和策略需要中国企业采取积极行动、追求创新、加强合作，并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际标准的变化来调整和改进自身发展策略。同时，也需要注重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以促进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外管理传媒：有哪些“新业态”，是中国企业需要把握的方向？张伟：2022年的数据显示，在整个23类大数据细分领域当中，排在第一位、投资最多的是医疗大数据，第二位是汽车大数据，随后是区块链大数据、工业大数据和金融大数据。我认为，大数据与新能源以及碳中和需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产品，这个领域商机无限。目前，人工智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想象力，并且人工智能的开发才刚刚开始，进展就非常快。比如，ChatGPT的应用范围已经延伸到了制造业环节，而从语言环境跃升到制造业环节，这个巨大突破也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因此，外贸企业有一个新商机，就是要做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业态——服务贸易，做好“运营商”“供应商”和“服务商”。比如：第一，高端市场的产品设计和运营。像产品外观设计、产品质量和品牌提升等服务，这是新一代的运营商、供应商、服务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第二，技术和产品输出。真正赚钱且利润空间高的服务形态，就是“商业存在”，它在服务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什么是“商业存在”？比如，美国的花旗银行在中国设立总部，星巴克和麦当劳在中国开设大量门店，它们都是“商业存在”。然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输出就比较少，而这些服务是真正赚钱的业态。第三，中国标准和解决方案的输出。这包括工业标准、产品标准和在新兴业态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将基础设施配套和交通体系的经验模式进行输出，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新兴产业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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