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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宁娜》中的男人们

 景昕的花园 2023-10-10 发布于北京


奥布朗斯基

奥布朗斯基,无论从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来看,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从社会角度来看,他正是俄罗斯行将经济破产的小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他基本上没有可以维持自己或家庭生活质量的能力或头脑——“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这种事情倒是很有才干的。(列文)”。为了维持家用,他只能出售自己妻子的嫁妆;而且是贱价出售;而且贱价出售却还沾沾自喜;而且被列文戳破贱价出售之后,他仍不以为然。在列文气冲冲地指出这是一桩“愚蠢的买卖”、为“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败落下去”而懊恼、痛心时,他却只是“温和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人无辜地受到嘲弄责骂一样”,只是“事情做了也就做了”,甚至觉得这是“打破阶级界限”——他恐怕完全没有想到这种打破阶级界限对他和他所属的阶级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在这笔卖妻子嫁妆的钱——包括打折预支的钱,更别提多莉后来公开声明反对这笔买卖——挥霍一空后,他不得不“违反他祖先所树立的只为政府效力的先例”,去钻营“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要知道,无论从基督徒、还是从特权贵族的角度来看,银行家、商人都是很可鄙的。更何况,他钻营这个职位的两个对象,一个是已经与他妹妹闹僵、并且对这个职位提供的薪水颇有异议的妹夫卡列宁,另一个则是“故意让他和别的申请人们在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的犹太人——“他,奥布朗斯基公爵,一个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居然会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待了两个钟头”。这让他感到难堪,而他还不得不“小心地隐藏他体会到的心情”;这让他感到屈辱,然而这屈辱并没有阻止那个犹太人“几乎拒绝了他的请求”。最后的结果,虽然书中似乎没有提,但显然地,他没有得到这个每年可以得到七千到一万卢布的职位——而与之对比的银行家、公司董事们,年奉则是一万二到五万不等。

奥布朗斯基和他所处的小贵族阶层正在走向破产,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遑论自救了。

那么,家庭呢?正如“贫贱夫妻百事哀”所揭示的一样:当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走到下坡路上时,这个家庭也一定会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在整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处,多莉和安娜各有过一次谈话。第一次是在开头处,安娜劝说多莉原谅奥布朗斯基,让这个家庭回归“圆满”;第二次则在接近尾声时,(电影里)多莉向安娜表达了自己的羡慕和无奈,也标志了她的家庭永远无法回归圆满(不过小说中似乎只表现了安娜在离开时眼睛里有些异样的神情。电影里的安排似乎更好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很多,也包括多莉在目睹安娜的感情生活后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奥布朗斯基。他出轨,入不敷出,谋求着卖掉妻子的嫁妆,这种种行为都表明他不足以承担起丈夫对家庭的责任。这个家庭中如果没有孩子,也许早就支离破碎了。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奥布朗斯基是个婚内出轨的男人。这一条就足以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了。除此之外呢?在物质享受上,他有着一切纨绔子弟们的知识;在精神追求上,他却有如三岁小孩一样懵懂无知。除了他毫不关心他妻子之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与列文之间的关系。他与列文是从小的同伴和朋友;而且列文在精神世界中的探索与追求在整部小说中都可算是最深刻的;可是奥布朗斯基“对他(列文)在乡下做的什么事情……从来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实在不感兴趣”。这种不十分理解、也不感兴趣,既针对列文所从事的农业改革及其背后的社会变革,也针对列文对爱情和婚姻的思考和观点。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反对、只是不理解列文,那至少说明奥布朗斯基也思考过;然而他表现出的却是不感兴趣——这恐怕只能说明奥布朗斯基并没有在这些方面动过脑筋。

这就是奥布朗斯基。社会地位、经济、家庭和个人品德全都面临破产,然而却毫不自知、更无法自救的小贵族。


卡列宁

人们说卡列宁是顶顶虚伪的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 裘德洛扮演的卡列宁


首先,他对安娜的所谓“饶恕”,所谓的“基督徒式的感情”,是他的真情实意吗?不是。

当多莉找到他,请求他“饶恕”安娜时,他是如此的愤怒,斩钉截铁地拒绝饶恕、要求离婚。“我不能够饶恕,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为这个女人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而她却把一切践踏在她天性接近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毒的人,我从来没有憎恨过谁,但是我却从心底里憎恨她,我甚至不能饶恕她,为了她给予我的伤害,我太恨她了!”这才是他的真实感受,也是整部小说中他最接近有血有肉的人的地方。如果卡列宁出于这样的愤怒、憎恨,一怒之下和安娜离了婚,我敬他一杯。

但是,在安娜的病榻前,在越来越增长的混乱情绪中,卡列宁“宽恕”了安娜。但这并不是出于“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而是出于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喜悦心情”。前者出于怜悯、放弃惩罚对方,就像“不忍其无罪而就死地”、不愿看到动物被杀害而放下餐刀;而后者恰恰是惩罚对方之后、心满意足地放开对手,是饱餐之后才离开餐桌——然而他还要将这种复仇的喜悦描述为“有人拿了你的内衣,那么把外衣也给他”!

虚伪!

更加戏剧性的是,在安娜痊愈之后,她变成了渴望离婚的人,而卡列宁却为了拒绝离婚的人。当奥布朗斯基代替安娜来恳请他离婚时,当奥布朗斯基提到他“真是要多宽宏大量有多宽宏大量;你同意了给予她一切:给她自由,甚至离婚”时,卡列宁却“需要时间来考虑我答应过的事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当初答应安娜给予安娜自由和离婚时,卡列宁认为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彼时安娜身患产褥热,已经气息奄奄了。这再一次证明卡列宁的“饶恕”完全不是基督教教义上的“饶恕”;而且更说明了,他的“饶恕”除了报复得手的喜悦之外,还包含了沽名钓誉的成分。

因此,当出于报复和沽名钓誉的“饶恕”遭到现实的挑战时,卡列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报复:他决绝地拒绝了与安娜离婚。

为什么不与安娜离婚是报复呢?如果不离婚,她就无法与瓦伦斯基结婚。这不仅仅使得她无法像瓦伦斯基的妻子那样出入社交界,而且使得她无权抚养他们的女儿——考虑到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再失去女儿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并且,她也无法收回她投入到与卡列宁的婚姻中的那部分财产,因而无法经济独立、只能全面的依附于瓦伦斯基。

↑ 全面的依附于瓦伦斯基,无论是经济、社会(社会地位或交际关系)、还是感情,完完全全地依附于他。


然而,她与他却不是夫妻,而只是情人——这是多么不稳定的关系!瓦伦斯基对安娜的厌烦有一部分是源于安娜的近乎神经质的不安全感;而安娜的这种不安全感则完全来自于这种不稳定的依附关系。这种不稳定的依附关系又从何而来呢?

也许卡列宁并没有有意地、精心地算计到这一点。但他对安娜施加的报复确确实实的引发了这一悲剧。

而且,从他个人来说,难道他就是忠于婚姻的正人君子嘛?卡列宁和莉季娅伯爵夫人之间是怎么回事,虽然书中没有写明,难道他俩当世人都是瞎子吗?

从社会角度上来说,卡列宁与奥布朗斯基、列文、瓦伦斯基都是贵族阶级;但卡列宁是这个阶级中的大官僚阶层。他身居高位,掌握着国家权力。那么他有没有意识到奥布朗斯基所没有意识到的社会变革呢?他有没有采取措施呢?

我相信他是有意识到的。从他对奥布朗斯基钻营的职位的看法(“如今付出的大量薪俸即使我们政府财政政策不健全的症状”),对妇女教育的看法(“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混淆起来,把妇女教育认为是有害的,其原由就在此”)中可见一斑。

尤其是“从各方面去调查少数民族状况”一事,更可帮助我们钻进这些贵族官僚的脑袋里、肠子里。这本是可以推动社会改革、改善国计民生的一件事情。事情的起因是卡列宁管辖的部门被敌对的部门提出了问题并发起了调查,但是卡列宁对此想出的好主意不过是“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做出莫大的贡献”。而他的好主意就是转而攻击这个敌对部门的政见——攻击方式就是“从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

这个事件的更多细节我就不摘抄了。但是从上面的总结就可以看出:整件事情其实与少数民族无关;与少数民族是否悲惨无关;与如何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无关。它只与卡列宁能不能提高官场中的地位、能不能打败他的对手有关。它也与“对国家做出莫大的贡献”无关——与之有关的仍然是卡列宁能不能提高官场中的地位、能不能打败他的对手。

以做事动机来指责一个人也许有些诛心。卡列宁的调查动机并不高尚,但他所作所为也许确能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境遇呢!但是,如果做一件事的动机不在于这件事本身,那么这件事情鲜有能完成的,更遑论做好。以这件事情为例:卡列宁如果能顺利地“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他还会继续关心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吗?还会继续推动后续的调查、改革工作吗?何况,我们考察、任命官员,是为了让他们升官、打败自己的对手,还是为了让他们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呢?

尤为可耻的是,这居然还是卡列宁对国家做出的莫大的贡献!

虚伪!

列文
与其他几位贵族阶级的男人不同,列文对社会发生的变化最为敏感,也做出了最为深入的思考和最为积极的响应。

↑ 列文与基蒂


他生活在农村,这使得他最接近俄国社会与经济的第一线。他了解在那儿发生着什么:农民们越来越不愿意依附于地主,而越来越倾向于被雇佣。或者说,依附于地主的——也许是农奴?——农民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受雇于地主——也许主要是由新兴的商人们转变或兼职而成的地主——的雇佣农却越来越积极。并且,还需要注意一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愿意雇佣农民的地主?也许是因为城市中工业、商业、银行业等现代经济的兴起使得新的富裕阶层随之兴起——银行董事、公司董事、还有买下多莉的树林的那个投机商。而这些人无论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受文化影响,都不可避免地要将眼光投向农村。或者反过来说:农村中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滞后于城市、社会已经发生了的变化的;而农村开始发生这些变化,正可说明在城市、社会中的变化已经相当的深入了。

列文清楚的了解农村发生了什么;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农村变化背后的城市、社会的整体变化。他从个人、从宗教的角度去思考过;他与农民、与贵族、与他的革命者哥哥探讨过。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一度认为劳动是沟通灵魂、救赎灵魂的行为,是获得最简单的幸福和愉悦的事情。为此,当他的脑筋拧成结的时候,他会很乐意去挥汗如雨地割草。他也曾认为是盲目引进外国的东西——机器,制度,商业行为等——腐蚀了俄国社会、并进一步要腐蚀俄国农村。为此,他奋发提笔,写作了不少论文。

尽管从我们读者、后世来看,他的观点站不住脚、逆时代潮流而动,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因为他在思考,他在努力前进,他在努力回应社会、时代的怒吼。对比书中其他几位贵族代表——奥布朗斯基,卡列宁,瓦伦斯基——列文真正是那个阶级在那个时代的灵魂。而且,虽然列文、列文的思想、列文的阶级、列文的时代,最终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粉末,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留恋或怀念一切美好的事物,即使它过时了、不合时宜了、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粉末了。

列文就是这样的美好事物的代表。

从另外一个角度,感情与家庭的角度,来看列文的话,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列文在本书开始时,总希望能先把感情的事情也归纳到理性的范围内想得清清楚楚。但是,当发现情感并不在理性的世界中时,列文干脆放下了这些思虑。也正赶上基蒂从国外回来、并由于瓦莲娜的熏陶而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此时的列文,终于不再是脑中思前想后脚下却顾虑踟躇的哈姆雷特,而是想到了就去做的小福丁布拉斯了。在内心强烈感情的驱动下、在若隐若现的拼字游戏中,他终于向基蒂袒露真心、并获得了期望的回应。这也许算是感性的胜利。这样的婚姻生活确实会让很多人艳羡。

↑ 列文与基蒂做拼字游戏


也许列文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当全书最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的时候,对基蒂却仍欲言又止。他也许真的想清楚了什么……可是对他的妻子,对婚姻中的伴侣,却又觉得——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

↑ 列文,基蒂和他们的孩子

无论他获得的领悟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看了若干遍都没看懂),但是,情感和理性无法取得一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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