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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 2007-12-31 08:52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 杨世文 [摘 要]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人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关键词] 北宋，儒学，经典，圣人之道
Yang Shi-we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h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For the objects of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and explaining the new values of Confucianism, scholar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d given a new position to the Confucianism. They had put forward new understand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the doctrines. Their rethinking had based on the faith of classic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They also criticized the views about Confucian of Han scholar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were just inside the classics. But,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it, we must exceed the methods used by Han scholars. Those views determined the orientation of study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Song Dynasty. 一、北宋初的尊儒思潮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登上了国家最高意识形态的宝座。但是，魏晋隋唐以来，由于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儒学统治人们思想的空间受到挤压，大大缩小。特别是唐代，道教、佛教的地位甚至一度居于儒教之上，孔子地位竟然不如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北宋真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连以重儒著称的宋仁宗，也竟然写了一篇《尊道赋》，说：“三教之内，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谒于公卿。……朕观三教，惟道最尊”[1]。作为一个以儒教立国的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以儒教为贵，这种局面是正统儒教信徒不能容忍的。因此，北宋不少学者对儒学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以重建儒学的权威[i]。 从汉代以来，很多学者对“儒”进行了定义[ii]。《史记 太史公自序》录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比较儒家与诸子，评骘其得失。在司马谈看来，儒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以六艺为法，以礼乐为事，虽对于维持政治社会的和谐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和最高的“道”。司马谈的观点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之前儒家学说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黜百家、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首肯，从此儒家思想取得了封建王朝正统意识形态的宝座。到东汉班固修《汉书 艺文志》时，儒学地位已经远远地陵驾于诸子之上。所以班固对儒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汉书 艺文志》是沿袭西汉末刘歆的《七略》的说法。因此，至少在西汉后期，儒家“于道为最高”已被普遍接受。 但是，北宋学者对汉人关于“儒”的定位是不满意的。他们对司马迁、班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对“儒”的定位实际上是贬低了儒学的价值。我们以孙何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班固在《司马迁列传》中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孙何撰《尊儒》一文，虽然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但是，他对于班固的说法，也不满意，认为：班固“洎己著《艺文志》，则反因《七略》之书增纵横、杂、农三家为九流，儒虽首之，终不免齐书并列，而又序其下曰：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何谓迁既失之，固亦未为得也。”孙何不满意班固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儒家与诸子并列，二是认为儒术出于司徒之官。孙何认为“儒”既为“人伦之大宗，世教之总名”，当然就不应当与诸子并列。 孙何认为诸子百家只是得儒家之一偏，儒与诸子的关系，不仅仅是先后的关系，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iii]。因此在孙何看来，班固既为史臣，秉笔削，就应当“刮去诸子，以扶正道”。即使要“好奇尚异”，著录诸子，“亦当独尊儒术，然后附见八家”。诸子只是儒家的附庸，不能与儒家并列。反映在目录中，就只能著录儒家的著作；即使要著录诸子书，也只能作为附录。他批评班固“今反齐书并列，以为等夷，不其大谬欤”！ 至于司徒之官与儒家的关系，孙何也对班固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司徒之官只是六官之一，不能包六经而括五常。如果承认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就大大贬低了周公、孔子“建皇极，叙彝伦，垂于无穷，为百家法”的历史功绩，显然降低了儒家的地位。 孙何对班固的批评，是出于尊儒的目的。在文章的最后，孙何说得非常明白，儒学受到诸子百家的轻侮，作为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如果承认儒家与诸子并列，承认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无异于“借寇兵而资盗粮”，将会“贬损大教”[2]卷十七《尊儒》，宋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因此，出于对儒家文化独尊地位的维护，必须对班固的说法进行批驳。 对孔子地位加以提升，是应付佛、老挑战的手段之一[iv]。因此北宋出现了又一次尊孔高潮。在宋儒看来，古代虽有许多圣人，但是孔子无疑是最伟大的圣人，所谓“夫子贤于尧舜”，是宋儒提出的新观念。如柳开说：“昔先师孔子，大圣人也，过于尧、舜、文、武、周公辈”[3]卷六《答臧丙第一书》。孙复说：“所谓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创制立度，或略或繁，我圣师夫子，从而益之损之，俾协厥中，笔为六经，由是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此夫子所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远矣”[4]卷二《上孔给事书》！王安石说：“圣之为称，德之极；神之为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谓圣人者，于道德无所不尽也”，“夫圣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后世莫之增焉者之称也；苟有能加焉者，则岂圣也哉”？据此，他认为“夫伏羲既发之也，而其法未成，尧而后成焉。尧虽能成圣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备也”。孟子说“孔子集大成者”，这是说“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贤于尧舜也” [2]卷二《夫子贤于尧舜论》。他们强调孔子的伟大贡献，目的在于重新确立孔子创立的儒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二、对经道关系的重新定位 宋人对儒、对孔子的地位极力加以提升，不但要把儒学地位放在诸子之前、之上，把孔子放在佛、老之上，更重要的是要把“圣人之道”发掘出来，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信仰、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从而消除佛、老异教对人心的危害。宋人尊孔，并不在于把孔子推向神坛，将孔子人格神化，而在于推崇孔子之“道”、孔子之“教”，强调“道”“教”的重要性，认为“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师之道之教也”[3]卷三《重修孔子庙垣疏》；“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则之，义以宜之，仁以伸之，礼以致之，道所谓正者也”[3]卷六《答陈昭华书》；“孔子之道与天地久，与日月昭”[5]卷三一《新息重修孔子庙记》；“君臣之道，非孔子之教不严；父子之道，非孔子之教不亲；夫妇之道，非孔子之教不别”[6]卷七四孙昱《重修文宣王庙碑》（景德三年）；“道者何？经天下，治国家，修身诚意之大本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之所以为圣贤，本此者也”[7]卷二六《上通判屯田书》。自从韩愈撰《原道》等文，着重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弘扬“教道”，从此“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大中之道”等语词屡屡见于儒者的著作之中。北宋儒者主要是继承了韩愈的思想观点，并加以推演、阐发。如石介撰《辨私》一文说：“儒者好称说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于其师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8]卷八。在石介看来，孔子之道就是“治人之道”，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日也不可废。圣人之道根柢坚实，枝叶茂盛，才屡历劫难而无庠。他在《宋城县夫子庙记》一文中以饱满的热情赞颂圣人之道虽经无数次劫难，但由于根柢深，枝叶茂，渊源濬，流派远，所以最终会安然无庠，传之无穷[8]卷十九。 圣人之道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很多宋儒继承了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论”，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扬、王、韩一脉相承[v]，不少宋学家还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如柳开、王安石、二程等等。理学家们更相信“圣人传心”之说。不过，圣人之道著于六经，这是北宋初儒者们的共识。因此，尊孔的同时，也对儒家经典极力称颂。如宋初柳开云：“先圣孔子，……作《诗》《书》《大易》《春秋》《礼记》之书，取三才洎万物经而纬之，极其道者，不越于数言。身非天地之广，寿非天地之永，殁而且久，终古益赖。以是而言，斯与天地并德而称大也，天地其无间然乎”[3]卷四《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因此柳开极力抬高儒经的地位，认为儒经与“百子”的关系，是“龙”与“鸟兽”的关系[3]卷六《答陈昭华书》。但是，如何才能准确把握六经中所反映的圣人之道呢？北宋初儒者就已经有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体现在对“圣人之旨”与六经之“辞”的关系的认识上。如柳开在《昌黎集后序》一文中说：“夫子之于经书，在《易》则赞焉；在《诗》《书》则删焉；在《礼》《乐》则定焉；在《春秋》则约史而修焉。在经则参而语焉，非夫子特然而为也。在《语》则弟子记其言，纪焉，亦非夫子自作也。圣人不以好广于辞而为事也，在乎化天下，传来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辞广而为事，则百子之纷然况起说，皆可先于夫子也”[3]卷十二。在柳开看来，重视的并不在乎经之“辞”，“辞”（这里指经典文字）与圣人之道的关系并非特别密切。但是，稍后的种放却在《辨学》一文中说：“大抵圣人之旨，尽在乎经，学者不当舍经而求百家之说”[2]卷十六；《送张生赴举序》也说：“圣人之旨，总著乎经；经之旨，咸隐乎辞。求圣人之旨，则穷乎经而味其辞，湛乎思而一其信，斯所以索圣人之道者也” [2]卷一六四。显然在种放看来，以经典的深入研究、对辞指的深刻领会，是通向“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 仁宗时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他认为“宗经”为“劝学”、“育才”的重要手段，因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正因为六经体现了“圣人之意”，所以“贤俊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9]卷九。同时蔡襄认为：“圣人之道行于世，当时被其泽；载于经，后世承其教。五经之不传，后人无从而知道之所之也。今之人知乎道之所之者，以五经之存焉耳”[10]卷三十《策问三》。后人欲识“圣人之道”，必须借助于经典。 对于圣人之道与经典文本之关系的认识，北宋儒者大体上都强调从经典文本的角度去理解“圣人之道”、“圣人之旨”，不放弃对经典文本的注释、研究。种放撰《辨学》一文，批评一种“舍经而求百家之说”的学风，认为：“大抵圣人之旨尽在乎经，学者不当舍经而求百家之说。道德淳正，莫过乎周孔，学者不当叛周孔以从杨墨”[2]卷十六。他认为应当在经典之中去探求圣人之旨意，而不是其他。如果儒者不由经典，不守圣人之说，自叛其学，就会使儒学精神日益消失。所以经典是通向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北宋中期苏轼也说：“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11]卷三《孟子论》。 不过，道在六经，但熟读了经典文本、文句，并不意味着拥有了“圣人之道”，这是宋人的普遍看法。如王禹称在《既往不咎论》一文中认为：“仲尼之教，应机而设，语于一时，流于千载。千载之下，君子学之乃可以为事业，小人学之亦可以资奸佞，明圣得之谓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饰非”。 接着他以“既往不咎”一语为例，说明君子与小人、明君与庸主都用此语，因此他得出结论：“是知圣人能立言，不能使人从其言。施之明君则为政之饰也，施之庸主则饰非之资也，用之君子则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则巧言之助也。”因此，“教之存亡，在人而已” [12]卷十五。关键还在于发挥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学者要具有主体意识。程颐认为明道与治声律、为禄利是截然不同的：“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声律、为禄利而已，则与夫工技之事将何异乎？”“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13]卷八《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这样，就引出了一个如何把握“圣人之道”的问题。 三、难易之争――圣人之道的把握 圣人之道载于经典之中，但是，圣人之道是“简易明白”还是“难知”呢？在宋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早在西汉末扬雄撰《法言》，就提出“五经不可使人易知”的观点，认为如果圣人之道“易知”，就如“天俄而可测，其覆物也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载物也浅矣。”因此，在“简易”、“难知”这两种判断上，要求学者作出自己的抉择。如蔡襄在《策问》中就要求应试者回答这个问题[10]卷三十。蔡襄倾向于认为，圣人作五经，本不欲“密而不彰”，而是要让人“易知”。但虽有多人为五经作传，却并没有弄明白圣人之道，因此，扬雄之言似乎又有些道理。曾巩在《策问》中也说：“六经之书，太极以来至于天地人神事物之变，远近大小微显之际、异同之旨无不备者，而其要则在于使学者知顺性命之理，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而已。然其言不一，其意难知。……”[14]卷十三《策问十一道》（之七）曾巩认为六经之中包罗万理，但圣人之言不一，深奥难明。 但是，北宋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六经简要”。如欧阳修撰《六经简要说》，认为“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但“人非聪明不能达其义”。当然，承认“六经简要”，并不是要否定六经文字。今天要探求“圣人之意”，还得依靠经典。所以欧阳修在《系辞说》批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 [15]卷一三0。苏轼在他的几篇经论中也反复阐述了“六经之道简易明白”的道理。如在《诗论》中说：“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太深，而求其法之术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春秋论》也说：“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在方册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又甚明而易知也。”但为什么“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之所主”？在苏轼看来，“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者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圣人之道看得如此神秘高远，只要我们明白“六经之道”近于“人情”，不必过为深求，也许对于我们接近圣人之道更有好处。但是，世人往往做不到这点，而曲为之说，不得要领[11]卷二。苏轼从社会心理上分析了“求道过深”的原因，确有见识。与苏轼同列蜀党的吕陶，也有类似的观点 [16]卷十五。 程颐以“道”概括经典中的义理。他批评汉儒的繁琐哲学是不知六经简易之理。有人问“汉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经者，何也？”程颐回答说：“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17]第232页。他认为“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门，不由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17]第671页《与方元寀手帖》。因此他提出：“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意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17]第378页。程颐还认为读经应了解圣人作经之意，说：“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人气象”[17]第284页，“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17]第1207页。也就是说读经要善于从训诂章句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把握经典的核心。 在经与道的关系问题上，“永嘉九先生”之一蒋元中的《经不可使易知论》值得一提[vi]。关于经典与圣人之道的关系，蒋元中认为“道”不以经而存，圣人作经非专为“道”而设，而是为“求道”而设的。蒋元中提出“经载道也，道在心也”的观点，认为“以经明经”不是真知经，提出“以心明经”的主张。也就是要“观其言而明于身，反其本而复于心”，也就是说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批评汉儒汉儒对经典花了如此大的力气去笺注训释，但并没有真正把握“圣人之旨”，这就给学者造成一种误解，认为圣人之经难知，圣人之道难知[18]卷二八下。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 由以上所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宋学者通过对汉代以来儒学观的反思，努力提升儒学的地位，以重建儒学的权威。他们特别重视“圣人之道”。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王安石《答曾子固书》所谓“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19]卷七三，是这一认识的最好概括。北宋学者对经道关系的认识，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鹤鸣馀音[M]. [2]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M]. [3]柳开.河东先生文集[M]. [4]孙复.孙明复小集[M]. [5]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M]. [6]曹南文献录[M]. [7]强至祠部集[M]. [8]石介.徂徕石先生全集[M]. [9]范仲淹.范文正公集[M]. [10]蔡襄.蔡忠惠公集[M]. [11]苏轼.苏文忠公先生全集[M]. [12]王禹偁.小畜集[M]. [1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M]. [14]曾巩.曾子固集[M]. [15]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 [16]吕陶.净德集[M]. [17]程颢、程颐.二程集[M]. [18]乾隆温州府志[M]. [19]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 注释：
[i] 关于此问题，我在《论北宋学者对汉唐经学的重新审视》一文中有所论述。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十辑，巴蜀书社2001年6月版。 [ii] 近现代也有很多学者对“儒”的起源与职能进行了考察。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有《原儒》一篇，影响颇大。近现代对儒家历史起源的争论，一般皆因此而起。如傅斯年、钱穆、胡适、冯友兰、郭沫若、侯外庐、金景芳、杨向奎等，皆对“儒”及“儒家”有所界说。徐中舒先生《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一文，立足于字源学考察，对“儒”的产生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关于诸家说儒，可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第八章《师儒》，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3 月。 [iii] 孔武仲《宗伯集》卷十六《儒墨使人得失论》云：“故有圣人，而后有诸子。同乎圣人，而异乎诸子者，谓之儒。”其看法与孙何近似。 [iv] 关于北宋初儒家文化面临的挑战，我在《论北宋初的文化忧患意识》一文中略有分析。文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v] 北宋中期以后对韩愈的批评渐多，程朱派理学家最终将韩氏从道统中剔出。个中原因颇为复杂，此处不拟多谈。 [vi] 据《宋元学案》卷三二《周许诸儒学案》，蒋元中服膺洛学，可能是私淑，元丰中太学有“永嘉九先生”之目。这篇论可能即他为太学上舍生时所作，“太学诸生盛传诵之，至刻之石”，可知在当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后来张九成（横浦）对此论也非常称道。 编辑：sangxuan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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