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反对存在主义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愿意自由”这个格言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表述，它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行动内容。这是因为人们一开始就将自由这个词的具体意义掏之一空；我们已经看到，自由只有在介入世界时才能实现：结果是对人来说，他走向自由的计划只有在确定的行为中才能得到体现。 愿意自由，愿意揭示存在，这是惟一和同一的选择；通过这个选择，自由的积极性和建设性步骤才得以确定，这个自由将在不断被超越的运动中使存在过渡到生存。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便是生存对存在的不确定的征服：只有通过承担这些征服行动，才能使它们恢复真实的面目；只有在这种承担的照耀下，进步这个词才能找到它真实的意义。问题不在于接近某个固定的词语：如绝对的知识，或人的幸福，或美的完善；那样的话，任何人类的努力将注定失败，因为人每前进一步，地平线就会后退一步；重要的是人要继续推进他对生存的扩展，并把这个努力当作绝对物予以回收。 如果科学对严肃带来的眩晕做出让步，如果它企图达到存在、包含存在或拥有存在，那么科学注定要失败；但只要科学把自己当作一种自由介入已知物的思想，在每一次发现不以与事物融合为目标，而是以新发现的可能性为目标，科学就能够找到它的真理；而精神主体所投射的东西，就是其自由的具体实现。人们有时主张在技术中寻找一种科学的客观证明；但通常的情况是，数学家关注的是数学，物理学家关心的是物理，而不是这些科学的应用。况且，技术本身也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明；如果技术将它所能实现的时间和劳动经济作为目的，将它所能达到的舒适和奢侈作为目的，那么技术就会显得毫无用处，荒诞不经：因为人们所能节约的时间并不能储存在仓库里。想要节省生存是矛盾的做法，因为生存恰恰只能在消费中才能存在。我们完全可以证明，飞机、机器、电话、无线电话等并不能使今天的人们比过去的人们更加幸福。事实上，问题不在于给人们以时间和幸福，也不在于停止生活的运动：问题在于要实现生活。如果技术宣称要填补存在所具有的缺失，它就会彻底失败；而如果人们认为通过它，生存非但不能指望建立在存在的安全之上，而是将自己抛向自己的前面，以便将自己抛向更远的地方，认为生存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将事物转变为工具，通过向人们打开永远崭新的可能性，从而无限地揭示存在，那么技术就能摆脱任何指责了。至于艺术，我们已经说过，它不应该主张建立偶像：它应该向人们揭示生存，将生存当作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柏拉图的想法，他企图将人们从凡尘俗世中解救出来，把他们送上思想的天国，所以他才谴责诗人们；然而人道主义则相反，它会从反面给诗人们戴上桂冠。艺术将过渡物揭示为绝对物；而因为过渡的生存贯穿很多个世纪，那么在这些世纪的历程中，艺术也应该坚持这个永远也不会完成的揭示。因此，人类的建设性活动，只有当它作为通向自由的运动而被人们承担起来时，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反过来人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运动是很具体的：如发现、发明、工业、文化、绘画、书籍等，它们很具体地布满了整个世界，向人们开放着多种具体的可能性。 我们也许可以梦想一个未来，到那时，人们的自由的用途，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自由扩展：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种建设性活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的计划，积极地构建他的未来。但今天的事实是，有些人只能通过一种消极的活动来证明他们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任何人都在超越自己。但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种超越毫无结果地陷入自身的困境，因为人们将它与它的目的割裂开来。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压迫的处境。这样一种处境从来都不是自然的：人并不会受到事物的压迫；因此，除非是一位敲打石块的天真儿童，或是一位命令鞭打大海的迷途王子，人是不会起来反对事物的：他只能和其他人进行对抗。事物的阻力支持着人类的行动，就像空气的阻力支撑着白鸽的飞翔一样；通过将自身投射到阻力之中，人接受了阻力，把它作为一种障碍，人承担起失败的风险，因为在失败中，他看不到对自由的否定。探险者知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可能会被迫后退，学者知道某个事件可能永远弄不明白，技术人员知道他的试验可能会流产：这种退却，这些错误也还是揭示世界的一种方式。诚然，物质障碍会残忍地阻碍一项事业：水灾、地震、蝗灾、流行病、瘟疫等都是天灾；但这就印证了斯多葛主义的真理：人应该承担起这些灾难，因为他永远也不能为任何事物拒绝责任，任何事物的毁灭对他来说永远也不会是彻底的破产；甚至他的死亡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只有当他是会死的人时，他才是一个人：他应该承担死亡，把死亡当作生命的自然终点，当作任何生活步骤所带来的风险。只有人才是人的敌人，只有人才能窃取人的行为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因为也只有人才可以确认人们处于生存中，实实在在地把人看作自由。也正是在这里，斯多葛主义关于“不取决于我们的东西”和“取决于我们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显得有些不足：因为“我们”人数众多而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依赖他人，而通过他人在我身上引发的东西，其意义也取决于我；人们经受战争和占领，并不像经受一场地震那样：人们必须采取拥护或反对的立场。通过这种选择，外来的意志便成了同盟的意志或敌对的意志。正是这种相互依赖解释了压迫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恶的。我们看到，我的自由要得到实现，就要求走向一个开放的未来：其他人为我打开未来的大门，正是他们组成了明天的世界，确定着我的未来；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让我参与这场建设性的运动，而让我白白消耗我的超验，如果他们让我处在他们所争取的这个水平之下，而他们则在这个水平之上开始新的征服，那么他们就割断了我的未来之路，他们把我变成了事物。生活同时致力于永久延续和自我超越；如果生活只进行自我保持，即生活就是不让自己死去，那么人类的生存就无异于荒诞的植物生长；一种真正的生活，只有在其永久延续的努力融入到超越中时才能得到证明，而且这个超越没有别的界限，只有主体对自身指定的界限。压迫将世界分成两个流派：一些人通过将人类抛向它的前方而建设人类，另一些人则注定要在原地踏步，没有任何希望，其目的仅仅是保持一种集体性；他们的生活是一些机械行为的纯粹重复，他们的休闲仅仅是恢复他们的体力；压迫者从他们的超验中获取养分，拒绝用自由的认可来延续他们的超验。被压迫者只剩下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否认这个人类的协调性，主张排斥这个人类，就是要证明只有起来反抗暴君，被压迫者才是人，才能自由。为了预防这种反抗，压迫的诡计之一就是自我掩盖在自然的处境之中：因为人们确实不会起来反抗自然。当一位保守者想展示无产阶级没有被压迫时，他会说现在对财富的分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没有办法拒绝这种分配；毫无疑问，他会理直气壮地证明，而且严格地说，人们并没有窃取工人劳动的成果，因为窃取这个词意味着存在一种社会公约，而这种公约允许这类剥削；革命者通过这个词所指出的意思，就是现有的体制是一种人类的事实。作为这样一种事实，人们必须拒绝它。这种拒绝会割断压迫者通向未来的意志，即他想独自投射的未来：另一个未来将替代它，这就是革命的未来。斗争不是一些词语或是一些思想，它是真实的，具体的：如果是后者的未来取得胜利，而不是前者胜利，那么被压迫者将实现积极的和开放的自由，压迫者将变成一个障碍，一个事物。 因此，有两种超越既成现实的方式：它与继续旅行或逃出监狱有着天壤之别。在两种情况下，既成现实就出现在超越之中；但一种情况下，它是以被接受的身份出现，而另一种情况下，它以被拒绝的身份出现，这就形成了根本的区别。黑格尔在使用“aufheben”这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时，就混淆了这两个运动；正是在这个模糊性上，建立了某种乐观主义的大厦，这种乐观主义否定失败与死亡。这里让我们把世界的未来看作一个持续与和谐的发展；这种混淆既是原因也是后果，它是对累赘的而又唯心的软弱无能的一种完美总结，马克思曾就此事责备过黑格尔，对于这种软弱，马克思提出用现实主义的强硬性去对抗它。反抗不会融入到世界的和谐发展中去，它不愿意融入其中，而是要在这个世界的心脏爆发，打破世界的连续性。如果说马克思不以积极的语气，而以消极的语气来定义无产阶级的态度，这并非偶然：他没有把无产阶级表现为自我确定的阶级，也没有把它表现为正在努力实现无阶级社会的阶级；而首先是把它表现为一个试图自我消除的阶级。这恰恰是因为她只有消极的出路，所以这种处境必须被消除。 消除这种处境和所有人都有关系，马克思自己也说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在其中：因为每一方都需要众人都是自由的。有的情况下，奴隶并不知道他身受奴役，必须从外部给他带来解放的种子：他的顺从不足以为强加在他身上的暴政开脱。当人们成功地欺骗了奴隶后，奴隶就顺从了，他不觉得他的处境是强加给他的，而是自然直接给予的，是上帝赐予的，是强权规定的，进行反抗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并不是通过放弃自由就可以接受他的状况，因为他甚至不能够幻想另一个状况：他的无知将他封闭在这个世界内部，他可以凭着诸如与同伴们的关系，作为道德的人和自由的人生活着。保守者便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人不应该打破这种平静：不应该给百姓通报情况，也不应该给被奴役的土著人提供舒适条件；应该堵住“煽动者”的嘴巴；这是莫拉斯的一个古老故事所表达的意思：不应该叫醒沉睡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苏醒后走向痛苦。诚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以解放的借口，不顾人们的意志，把人们抛向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他们没有选择的世界，而且对于这个世界他们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卡罗来纳州的黑奴制拥护者很有道理地向那些胜利者指出，那些年老的黑奴在自由面前晕头转向，不知道这自由有什么用，哭着喊着要回到他们从前的奴隶主身边；这种虚假的解放——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困扰着那些曾经是牺牲品的人，像是盲目命运对他们的新打击。那么需要做的，就是向无知的奴隶提供用反抗来超越其处境的方法，就是要消除奴隶的无知；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正是要在无产阶级身上发展一种阶级意识；例如，我们在某个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一生中看到，这样一种任务是多么的徒劳无益：她为劳动者所考虑的利益，首先必须在没有劳动者的情况下给他们做出考虑。但是，保守者不禁要问，你们有什么权力为他人考虑呢？保守者不过是把劳动者或土著当作“一个大孩子”，并毫不犹豫地支配一个孩子的意志。实际上，没有比以外人的身份来干涉一个并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命运更为任意的做法了：这甚至是一种（公民意义上的）慈悲的丑恶行径，他从外部施舍这种慈悲，任凭分配者随心所欲，而且分配者和他的对象是分裂的。只是，自由的事业并不是他人的事业，也不是自己的事业：它是人类普遍的事业。如果我想要奴隶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处境，我同时就要不让自己成为暴君——因为任何回避就等于同谋，而同谋在这里就是暴政——同时让各种新的可能性向被解放的奴隶开放，而且通过奴隶向所有的人开放。想要生存，想要揭示世界，想要成为自由的人，这是惟一的意志。 此外，如果压迫者声称，是被压迫者主动要求压迫，那他就是撒谎；被压迫者只是放弃了不想要压迫的意愿，因为他甚至不知道有拒绝的可能性。外部行动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就是将被压迫者摆到他的自由面前：他可以积极地决定，自由地决定。事实是他决定反抗压迫，直到此时奴隶解放的运动才真正开始。因为如果说自由是每个人的事业，事实上，解放的迫切性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样；马克思说得很有道理：只有对被压迫者来说，解放才显得迫切。至于我们，我们并不相信事实的必要性，而是相信一种道德的诉求；被压迫者只能在反抗中实现他作为人的自由，因为他所反抗的处境的特性恰恰就是要禁止他有任何积极的发展；只有在社会和政治斗争中，他才能无限地自我超越。诚然，无产者并非天生比其他人更加道德；他也会逃避自由，消除自由，无欲望地得过且过，忠诚于一种非人道的神话；而那种“开明的”资本主义的诡计，就是让他忘记对于能否证明自己的担忧；工厂中的机械性劳动已经将无产者的超验吸收一空，并在下班后，向他们推荐各种消遣方式，使得超验完全消失：这就是美国老板采取的政策，他们用体育活动、“小玩意儿”、汽车和冰箱做成的陷阱，将工人牢牢控制住。不过，相对于更优越的阶级的成员来说，这种资本家在总体上少了一些背叛的企图，因为热情的满足，冒险的欲望，社会严肃性的满足对他来说都是禁止的。而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他们与反抗压迫的斗争进行合作的同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人也可以积极地使用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未来没有被阻拦。这就是蓬热做“后革命”的文学时所指出的东西；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可以允许作家，以及学者、技术工作者去实现世界的重建，这个世界，在自由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被人控制时，它应该是所有人的作品。不管是否希望超前未来，不管人们是否需要放弃对自由的积极使用，因为所有人的解放尚未完成，或是相反，不管任何人类的成就是否会服务于人类的事业，正是在这一点上，革命的政策本身有些犹豫不决。就在苏联内部，建设未来和现实斗争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境况下，其决定方式似乎也大相径庭。也正在这一点上，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地发明自己的解决方案。但完全可以确定的是，被压迫者是全身心地参与到斗争中，他比那些拒绝奴役处境的人，比那些不能忍受斗争的人更加投入；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和这场斗争有关，与斗争紧密地结合着，因此如果不能参加斗争的话，人们就不可能在道德方面完善自身。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今天，压迫具有更多的面孔：北非的阿拉伯农民同时受到酋长和法国或英国行政部门的压迫；那么应该和其中的哪个敌人进行战斗呢？法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殖民地土著的利益并不一样：要为哪一个利益服务呢？但这个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道德问题：必须达到一切压迫都被消除的地步；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斗争，并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把自己的斗争融入到总体意图之中；那么应该依照什么顺序呢？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呢？这事关机遇和效率。这也取决于每个人的特别处境。有可能需要临时牺牲某个事业，即这个事业的成功必须服从于另一个更加迫切需要保卫的事业；也可能正好相反，人们觉得有必要保持反抗一种处境的张力，因为这个处境是人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处于战争中的美洲曾经要求黑人领袖们为了总体利益放弃他们自己的要求，而理查德·赖特则不同意，他认为，即使在战争期间，他的事业也应该得到捍卫。无论如何，道德所要求的，就是战士不应该被自己所定的目标蒙住眼睛，以至于落入对严肃或激情的狂热中；他所服务的事业不应该封闭在自己身上，从而制造一个新的分离因素：通过他自己的斗争，他应该努力为自由的普遍事业服务。 压迫者会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他会说，在争取自由的借口下，你们倒过来又在压迫我们了；你们剥夺了我的自由。这正是当时南方奴隶制支持者反对奴隶制废除者的论据，众所周知，美国佬特别钟情于一种抽象民主的原则，所以他们不认可自己拒绝自由的权利，即拒绝南方种植主拥有黑奴的自由：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样一种顾忌令人发笑；而时至今日，美国还多少躲躲闪闪地承认南方各州白人对黑人有虐待的自由。而同样的诡辩也以天真的方式出现在自由共和党（PRL）的报纸上，在所有保守派的机关报上也或多或少以微妙的方式出现。当一个政党向领导阶级承诺维护他们的自由时，这就完全意味着它会为该阶级要求剥削劳动阶级的自由。这种要求中令人发指的并不是以某个抽象公正的名义行事：而是其中恶意地暗藏着一种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它必须通过他人的自由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的运动；而一旦自由返回到自己身上，它就会自我否定，让位于它自己喜欢的某个对象：人们也知道自由共和党所要求的自由是什么：它就是所有制、享受，就是资本、舒适和道德安全。我们遵守自由，只是因为自由以自由为目的，而不是因为它迷失，逃避，自我推卸责任。一种致力于否定自由的自由，它自己就应该被否定。说承认他人的自由会限制我自己的自由，这是不真实的：说人有自由，并不是说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自由就是能够超越既成现实，向着一个开放的未来前进；他人的生存作为一种自由，会确定我的处境，它甚至是我获取自身自由的条件。说别人压迫我，那是他将我投入监狱：而不是别人阻止我将我的邻居投进监狱。 因此，压迫者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个诡计：他也不敢轻易使用；与其赤裸裸地要求压迫的自由，他更乐意以保护某些价值观的面目出现。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在斗争，而是以文明、体制、古迹、美德的名义而斗争，这些事物客观地反映了他所要捍卫的处境；他声明这些东西本身都是美和善的；他要保护一个具有存在那冷峻尊严的过去，去对抗某个不确定的未来，况且未来的价值观尚未获取；这就是“保护者”这个标签充分表达的意思。比如，有些人是某个博物馆的保护者，或某个奖章室的保护者，另一些人则是既成世界的保护者；他们指出一切变化必然会带来的牺牲，然后选择支持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去反对那些尚不存在的东西。 事情确实如此，超越过去并走向未来总是要求做出一些牺牲；认为通过砸碎一个老街区、在废墟之上建设新的房屋就能辩证地保存这个街区，这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任何辩证法都不能使马赛老港重焕生机；作为未被超越的过去，在它那活生生的在场中，过去绝对会晕厥。固执的乐观主义所能主张的，就是在这种特有的和固定的形式下，过去与我们无关，牺牲过去，我们不会牺牲任何东西。因此，许多革命者认为，拒绝对过去的任何依恋，公开主张蔑视古迹和传统是健康的举动。“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在浪费时间，”一位左翼记者在庞贝古城的一条街上跺着脚说。这种态度清楚地对自己作了肯定；让我们转身背向过去，那么过去在现时和将来中就不剩下任何痕迹；中世纪的人们完全忘记了古代，以至于他们中间没有人希望了解古代。没有希腊语，没有拉丁语，没有教堂，没有历史，人们照样可以生活。是的。然而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没有它们，人们同样可以生活；人类并不趋向于缩减自己，相反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遗弃过去，让过去掉进人为性的黑夜中，这是一种使世界荒凉的方式；我将以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对过去人类的努力无动于衷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的前辈所做的对存在的揭示与我们毫不相干，那我们为什么对现在所进行的揭示却有如此的兴趣，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期望将来的成功？肯定人类的统治，就是承认过去人类的作用，也就是承认未来人类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一个范例，即根植于过去能够给解放运动带来救助之法；毫无疑问，在任何时代，人们都没有如此热衷地研究过希腊语和拉丁语；但拥有过去这个事实，无论如何都属于人类状况的范畴；如果我们身后的世界是不毛之地，那我们前面所能看到的只有沉闷的荒漠。我们应该努力为自己的利益，通过我们灵活的计划，去掌握这个曾经参与过去的自由，并把这个自由融入到现实世界中。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过去与我们有关，并不是作为原始的既成事实，而是作为拥有一种人类意义的过去；如果这个意义只能被一个拒绝过去遗产的计划所认可，那么这个遗产也应该被拒绝：保持一种对抗人类的既成事实，而这个事实的价值就在于人类的自由能在其中表达，这本身将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对过去的崇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而且已经系统化：这就是今日的葡萄牙；其代价是对人类的坚决藐视。在所有矗立着废墟的山坡上萨拉查耗费巨资重建了一大批富丽堂皇的城堡，在奥比都斯，他毫不犹豫地挪用产科医院的经费去重修古城，致使产科医院被迫关门；而在科英布拉市郊，本来应该建造一所儿童福利院，他却花费巨资，重建了一批不同类型的缩小了比例的葡萄牙老式别墅，在这个魔鬼般的小村庄里刚刚能居住四个孩子。在所有地方，人们鼓励跳舞唱歌，举行地方庆典，穿戴古老的地区服式：但从来没有开办过一所学校。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极端形式下选择的荒诞性，它宁愿要东西而不要人，而实际上东西只有从人那里才能获取其价值。莺歌燕舞，传统服饰让人兴奋不已，是因为在过去农民生活的艰难条件中，这些发明代表了他们惟一能够自由实现的成就；通过这些创造，他们能多少摆脱一些奴役性劳动，能够超越他们的处境，能够在牲口面前自我认定为人类；在这种庆典还自发地存在的地方，在庆典还保留着这种特性的地方，庆典就有其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是为了无动于衷的游客而重现的仪式，那么这些庆典就成了令人讨厌的资料片，甚至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欺骗。想通过强制手段来控制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诡辩，因为事物的所有价值都来自人类的行为，而人类则想通过事物逃脱所有的约束。因此，所有那些将社会进步与怀旧情结对立起来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意的：如珍惜老花边，喜欢地毯、农民头饰、美丽的别墅、民族服装等，这对于他们现有的现实来说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事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证明了这一点。诚然，他们把那些不能认识到阿朗松针织花边无限价值的人当作笨蛋来看待；然而，说到底他们也知道，这些物品本身并没那么珍贵，可贵的倒是因为它们显示了它们所代表的文明：正如花边那样，人们吹捧着绣工的耐心和顺从，颂扬着从不离针的勤劳的双手。因此，如果我们拒绝耐心和顺从，那就是拒绝花边。而我们也知道，纳粹曾经用人皮做过许多漂亮的精装书和灯罩。 这样，压迫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它所捍卫的内容的名义来自圆其说，因为它恶意地将内容竖立为偶像；这个内容与建立它的主体紧密相连，它要求获得自身的超越。如果人们固执地保持过去事物那死板和僵化的形式，那么他就不会喜欢过去事物那鲜活的真相。过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召唤，而未来有时只能通过毁灭过去才能拯救过去。应该说这种毁灭就是一种牺牲，否认这一点就是欺骗：既然人希望要有存在，他就不能够毫无遗憾地放弃任何形式的存在。但一种真正的道德并不教导人们去拒绝牺牲，也不否认牺牲：而应该承担牺牲。 压迫者并不仅仅想以保守者的身份自我证明。他常常更喜欢企求将来的成就，以未来的名义说话。资本主义自我推荐为对生产最为有利的制度；殖民者也是惟一能够开发财富的人，而土著只能让财富永远荒芜。压迫正是企图通过自己的用途为自己辩护。但我们也看到，声称能给“有用”这个词以绝对的意义，这正是严肃的人的谎言之一；如果某样东西对人没有用，那它就没有任何用处，如果人不能够自行决定他自己的目标与价值，如果他不自由，那对他来说什么都没有用。毫无疑问，一种压迫制度可以成就一些服务于人的建设：但这些建设只有等到人能够自由地使用的那一天才能服务于人；只要压迫者的统治还在延续着，任何压迫的益处都不会是真正的益处。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我们不能只重视事物而忽视人，只有人才能构成所有事物的理性。 最终，压迫者更可能会表明，尊重自由永远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也许他还会强调说，人们永远也不能同时尊重所有的自由。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人应该接受斗争的张力，他的解放应该寻求积极地持续下去，而不是谋求一种不可能的平衡状态和休息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人应该偏爱奴隶制的睡眠，而放弃那不断征服的斗争。不管在人身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他所要承担的失败有多惨，不管他需要应对的困难有多大，他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去拒绝压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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