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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陈寿嫌诸葛亮没有用奇谋异策破魏，而一味地出师硬拼。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历史上用奇谋异策“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事例不胜举。
越王勾践为了图强复仇，采取范蠡、文种、计然的奇谋异策，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同时，还实施了消弱吴国的七条计策，其中有这么三条：一是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西施、郑旦，以惑其志，可谓“伐谋”。二是向吴王进贡巧工良材，使他把姑苏台修成原计划的十几倍大，使其劳民伤财，民怨沸腾，人心向背，自我孤立，可谓“伐交”。三是谎称国内饥荒，向吴国大量借粮，抒借来的好粮存入国库，又把国库的陈烂粮食发放给本国百姓，谎称是吴王借给的。后来还贷时又把粮食蒸熟，诱使吴国作种籽，使吴国大片土地一年颗粒无收。这样既弄空了吴国粮库，充实了自己，又激发了本国百姓对吴王的仇恨。当然，越王勾践以熟粮还贷，诱使吴国作种，坑害吴民，这丧失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 司马迁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夸赞陈平，说刘邦“用其奇计，卒灭楚。”并闪烁其辞地说：“凡六出奇计，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在楚、汉逐鹿之中，陈平所献奇计之多，远不止六件，但仅此六件，每件都关系着刘邦和汉军的生死存亡。六计中有这么四条：一是捐金行反间，废项羽大将钟离昧；二是无中生有，逼死项羽智囊范增；三是瞒天过海，解“荥阳之围”；四是献美女图像，解“白登之围”。离间钟离昧和范增，等于砍掉项羽双臂，真正起到了“上兵伐谋”的作用。解荥阳和白登之围，两次都救了刘邦和汉军的命。但是，这些奇谋异策，不是丧失人道主义原则，就是为道家所禁忌，或有伤国家民族的体面（指向匈奴献美女图）。陈平也曾自我表白说：“我多用阴谋，为道家所忌。在我活着的时侯即使被废，也就算了。如果我的后代终至不能再被起用，那是因为我多用了阴谋。”陈平死后，儿子、孙子相继承袭侯爵。遗憾的是，孙子承袭侯爵二十三年后，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因夺人之妻而坐法处斩，丧失了光宗耀祖的机会。
大概诸葛亮认为这些阴谋诡计有损于自己的崇高品德和蜀汉的尊严，有所顾忌，避而不用，但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得不丢掉道德和昧下良心，不择手段。越王勾践要是不用奇谋异策，怎能灭掉吴国，雪尽国耻，争霸东方？刘邦要不是用陈平、张良的奇谋异计，不是做了项羽的刀下鬼，就是死在匈奴的马蹄下，那能面南称帝，建立四百年大汉社谡？诸葛亮既要“兴复汉室”，那就得学点汉室的建立者汉高祖刘邦的手法，用奇谋异策破敌。 事实上，诸葛亮对曹魏的斗争过程中，确实有施展奇谋异策的机会。诸葛亮辅佐刘氏集团以“兴复汉室”为政治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曹魏内部的拥汉派活动非常活跃。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正月，太医令吉本等人密谋，准备杀掉曹操的丞相长史王必，“欲挟天子（汉献帝）以攻魏，南援刘备。”后来事败。同年十月，关羽策动宛城守将夏侯音，“执太守东里褒，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后为曹仁挫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九月，魏相国钟繇之亲信，才倾邺都的西曹椽魏讽等拥汉派，密谋趁曹操外出未返之机，袭取邺都，响应关羽。后来谋泄事败。这是拥汉派爆发的举动，潜在的拥汉势力肯定不少。诸葛亮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潜在势力用奇谋异策挑拨离间曹魏的群臣关系，起到“上兵伐谋”的作用，但这些事例不见于史传。就是刘备去世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华歆、王朗、陈群等人先后给诸葛亮来信，要他审进度势，顺天从命，纳土归降，交出益州。诸葛亮当时没有理会。其实，诸葛亮当时若能将计就计，采用假降等手段，诱惑曹魏中计的可能性完全会有。 孙权就不同，他采取黄盖的假降计火烧赤壁，大破曹军；以后又派鄱阳太守周鲂行使假降计，大败魏国大司马曹休。孙权虽与刘备是盟友，但也是上拉下推，恩威并施。为了讨好刘备，把二十岁左右的妹妹嫁给他，不久又偷偷接回。为了夺回荆州，又与大敌曹魏密谋，而对蜀汉“先礼后兵”，背盟害友，因而陈寿在《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后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诸葛亮没有用奇谋异策“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一味地出师硬打硬闹，“其下攻城”，这大概可能就是陈寿所说的“奇谋不短”的真正所在。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大概也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太深，出于对诸葛亮的偏爱与同情，在“七实三虚”的小说里把许多人的智慧移植、嫁接、集中在诸葛亮一人身上，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不时地穿插、虚构一些宣染诸葛亮智慧的情节，象“登坛祭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大概罗贯中也想借此对诸葛亮的“奇谋不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作个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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