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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五年
（一）推官任上
顺治十五年，王士禛赴殿试得二甲三十六名。同年四月，顺治帝诏谕吏部：“设科取士，原为授官治民，使之练习政事。向例二甲授京官，三甲授外官，同一进士，顿分内外；未习民事，遽任内职，未为得当。今科取士，除选取庶吉士外，二甲三甲俱著除授外官，遇京官有缺，择其称职者升补。”（《清实录·世祖》卷一一六）王士禛名在二甲，按惯例本可留京城任职，因这一道谕旨，则须外放为地方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面对黎庶百姓，较之留任京官，往往为知识分子所不喜，王士禛即是如此。《即事作二首》所表现的就是他当时的沮丧心情：“顾已惭通隐，浮沉莫更论。”“终当与啸父，天路试相寻。”透露了意愿未能满足、志向郁郁未伸的烦恼。这年，他因观政留居北京，与汪琬、程可则、邹祇谟结交，时相倡和为诗。至九月，始返新城。
第二年，王士禛谒选扬州推官。这年他寓居北京时间较长，除老朋友汪琬、程可则等仍相交往以外，又结交了刘体仁、梁熙、叶方蔼、彭孙遹等，以诗会友，倡和很多。
顺治十七年春，王士禛赴扬州，正式投身仕途，开始了扬州五年的推官生活。推官是清初在各府设置的执掌勘问刑狱的官职，因是负责一府的刑狱之事，公务相当繁忙，况且扬州时为南北咽喉，舟车毕集，事务尤为烦剧，这对年轻的王士禛是个不小的考验。他只有从容地应付过公事，才能有闲暇徜徉于自己喜爱的文学世界。他的确做到了这点，面对烦剧的事务，在处理时他表现得游刃有余，冒襄对他的工作效率表示过由衷的赞叹：“公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齚指，推为神异。”（《自撰年谱》引）不是深陷于事务堆中而不能自拔，是他能够优游文学的前提。
当时扬州有其特殊的地位。顺治二年清军对扬州屠城十日的暴行，既为当地人民记忆犹新，切齿痛恨，而仍存在于南方的南明政权也极易给此地带来影响。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反映满汉矛盾或与之相关的事件摆到推官面前。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曾溯江抗清。参与对这一事件有关人事的审理，是王士禛到扬州不久即遇到的一件棘手事。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乘清军主力往征云贵、东南一带防守空虚之机，率抗清义士从海上入长江口，溯江而上以图恢复，浩浩荡荡，直抵江宁。对郑成功的这一义举，沿江汉族人民给予了空前热烈的支持，全祖望曾描述道：“大江南北，相率来归。”所攻下的沿江二十四县，“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柱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鲒埼亭文集选注·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煌言）神道碑铭》）但郑成功最终失败了。事后，清政府对这一事件极为恼火。顺治十八年，特派吏部、刑部两侍郎到江宁查办此案，宣城、金坛以及扬州府辖境内的仪真等地被罗织罪名、下狱致死的人不计其数。王士禛参与此案的勘问，即被置身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按清廷特派大臣的前例，是对与此事件有关者严重不贷。如果仅仅是应付公事，王士禛只要简单地顺从上峰旨意即可。然而恰恰相反，因大部分的下狱者实属亡告无凭，王士禛以此为据，将查无实据者尽予开释，而将那些捕风捉影的告发者论罪惩处，并因此遏制了诬陷之风。由于他处理得有理有据，也得到了清廷特派大臣的认可。
从当初欢迎抗清义军的踊跃场面来看，那些被下狱者与抗清斗争恐怕不是丝毫没有牵连，王士禛对他们的尽力回护，如果单纯出于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的正直之心，而不是心存民族之情，实难如此。在当时告讦纷纷，许多人家面临覆巢破卵之危，那么多人的身家性命系于推官断案之手的时候，作为一个在清廷监督之下的汉族官员，王士禛能如此处理是难有可贵的。这不仅是王士禛在扬州政绩中值得特书的一笔，也从侧面证明了王士禛诗中的故国之思与行动上的民族同情心的一致性。由此再看他初到扬州几年在东南游历中时有吊古怀明的咏唱，就十分自然了。
（二）东南徜徉与文坛交游
尽管王士禛为不能留京为官心情低落过，但南下一举，对他的诗歌创作却大有裨益。
“江势横来控南楚，地形前下瞰东吴”（司马光《送杨秘丞通判扬州》），是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江对岸上接南京，南明王朝在这一带曾经作过企图恢复大业的梦，故国遗迹触目皆是。作为自然衬托的，是大江横亘、水波浩荡、烟雨迷蒙、杨柳依依这富有南方特色的风光。这一切，对于王士禛这个秉性嗜好自然，热爱山水，又经历过明清易代的动荡，心存民族意识的青年诗人来说，都是格外易于引起创作冲动的。当他因公务之便上下游历时，其诗歌创作的热情即表现得空前高涨，一发而不可收。
顺治十七年（1860）八月，王士禛任江南乡试同考试官去南京，作诗数十首。同年十一月，他过江到镇江和友人程康庄同游金、焦、北固三山。“京口居江海之会，其山川清远而雄丽”（王士禛《蚕尾文·梅厓诗意序》），自然风光的“清远”，最能拨动诗人的心弦。王士禛在后来倡导的诗论里，视“清远”为诗歌应具备的重要境界，当自然景观与其审美意识是如此契合时，他的诗情也就勃然而兴了。此行共得诗四十首，结集为《过江集》。在上述诗作里，包含了许多颇能代表王士禛诗歌风格的篇章，诸如《高邮雨泊》《青山》《即目》《夜登燕子矶》等，而以《再过露筋祠》尤为著名。诗云：
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
露筋祠在江苏高邮县，里面祀奉着一位为守节而死的姑娘。（据王之垣《舆地纪胜》载，有一女子夜过此地，为守节不入农家宿，结果被蚊子叮死，筋露于外。当地人为她建祠以示纪念）王士禛先前曾路过这里，写过一首《露筋祠》诗。此为再过，他就眼前景物，淡淡的数笔予以勾勒，点染了一种清淡静谧、沁人心脾的意境。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飘忽朦胧，由景及意，给人以绵绵的思绪，悠长的回味。诗的最后一句，以白薯与守节的女子相映衬，透出明显可感的象征意蕴。《冷庐杂识》中载米芾《露筋祠碑记》云：姑娘姓萧，名荷花。乃知这一句既是实写景，又虚照应了姑娘其人，正可谓不即不离，天然入妙。在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中，他十分推崇诗歌的含蓄，手段之一，是诗中的使事用典应妙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如著盐水中，但辨其味，不见其形，以传神的“一鳞一爪”，表达饱满的意向。本诗可称得上是反映这种观念的力作。后来王士禛在编个人诗集时，就以此首代替了前作。而较之明清两代不乏其人的露筋祠题诗，本诗的效果亦可谓卓然不群，所以时人又推王士禛的这首诗为“此题绝唱”（见陆以湉《冷庐杂识》）。
在南京所作的《江上》也颇有影响。王晫的《今世说》里有一段记载：
阮亭为同考至白门，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将尽，始抵燕子矶。王兴发欲登，会天雨新霁，林木萧飒，江涛喷涌，与山谷相应答，从者顾视色动。王径呼束苣以往，题数诗于石壁，从容屣步而还。翼日，诗传白下，和者凡数十家。
《江上》是此行数诗中的一首。王士禛主张作诗不以力构，须兴会神到，伫兴而就，本诗可视为典型。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晓乘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寒潮、黄叶、归雁，十足一幅秋意图。
绝句是王士禛最为擅长的格式，这与他在诗歌风格上追求含蓄蕴籍、冲淡清远是分不开的。他诗论中提倡的兴会神到、偶然得之，也最易由绝句来表现，所以王士禛的诗歌最多的乃是绝句。王士禛曾就自己这个时期的几首绝句这样说过：
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予少时在扬州亦有数作，如：“微雨过青山，漠漠寒烟织。不见秣陵城，坐爱晚秋色。”（《青山》）“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江上》）“雨后明月来，照见山下路。人语隔溪烟，借问停舟处。”（《惠山下邹流绮过访》）“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树。遥送江南人，鸡鸣峭帆去。”（《焦山晓起送昆仑还京口》）……皆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卷二）
这些为王士禛颇为自得的诗，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写景中都有着水波荡漾、烟雨迷朦的意境，它们大都用到了“烟”或“雨”字。不难看出，最能引起王士禛诗情的，是自然景物中为烟雨笼罩时所透出的迷蒙飘渺、淡远清悠的诗韵。这是王士禛审美意念的一个突出特点。
王士禛的律诗大部分具有绝句同样的风格，也有以另一种面貌出之的。如：
振衣直上江天阁，怀古仍登海岳楼。三楚风涛杯底合，九江云物坐中收。
石簰落照翻孤影，玉带山门访旧游。我醉吟诗最高顶，蛟龙惊起暮潮秋。（《登金山》二首之一）
在金山顶置酒小酌，凭高极目，“三楚”“九江”如汇合杯底，尽收坐下，江天宽广，一览无余，令人胸襟开阔而有囊括天地之概。诗人将这阔大地域里发生过的历史变幻喻为自然实景的“风涛”“云物”，境界已见浑阔。篇末将豪放不羁的激情以景语出之，与全诗览景的广阔空间和怀古的时间跨度相融合，更增添了整首诗腾挪起伏的雄健效果。这种豪健雄阔的风格，较之他在扬州时期咏写水乡景物诗作总体风貌的清舒婉丽、飘渺蕴籍自是不同，诚可见王士禛创作上的不拘一格。而类似的风格，更多的还是见于他的古体诗作中，在这年的创作里，突出的是《海门歌》。
对山川景物的尽情咏歌，是王士禛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但在到扬州的最初一二年里，由于他个人对明朝遗迹的敏感，以及南明政权声息犹存，时时可闻，对前朝遗迹的咏怀凭吊自然成为他的诗歌内容之一。即如：
泽国阴多暑气微，一城烟霭昼霏霏。春风远岸江蓠长，暮雨空堤燕子飞。
四镇虫沙成底事，五王龙种竟无归。行人泪堕宫墙柳，技拂长条已十围。
（《淮安新城有感二首》之一。四镇，指明末所封靖南伯黄得功、东平伯刘泽清、兴平伯高杰、广昌伯刘良佐。虫沙，典出《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三军之士一朝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五王”：谓南明的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永明王朱由榔、鲁王朱以海、益王朱由本。杜陵：杜甫）诗中的五六两句直抒对南明败亡的感喟，末句的情调一如《秋柳诗》的兴亡之悲，令人黯然神伤。
在南京的《晓雨复登燕子矶绝顶》诗中又有这样的句子：
永嘉南渡人皆尽，建业西风水自流。洒酒重悲天堑险，浴凫飞鹭满汀洲。
坦率地流露了对南明政权自恃长江天险、终于灭亡的悲叹。另中：“千古秦淮水，东流绕旧京。江南戎马后，愁煞瘐兰成。”（《余澹心寄金陵咏怀古迹却寄二首》）“风景在江山，离宫半禾黍。顾瞻金川门，悲来不能语。”（《木末亭作》）等等，都具有同样的情感。这些诗以沉闷抑郁、甚至悲痛的笔调咏史怀古，其哀怨情调大都因亡明而发。时人张九征为王士禛这两年诗作序中说：“登览之余，别深怀抱。”钱谦益的序则说“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杜陵，指杜甫）都隐约点到了这两年诗作中他的这段情愫。
顺治十八年（1661）初春，王士禛到苏州、无锡。在苏州，他去太湖游览，喜爱湖中渔洋山，取以自号。其自述道：
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筇履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雨雪，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还元阁上，与是山朝夕想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入吴集序》）
这次游历，他作诗六十余首，题为《入吴集》。诗集中留下他游虎丘、拜谒五人墓、去寒山寺、登惠山等纪游诗篇。
其后又到江宁勘问郑成功入海事，三月到南京，将此行所作诗结集为《白门集》。相对苏州、无锡的创作，他在南京作的《秦淮杂诗》影响要大得多。他到南京后住在秦淮河畔布衣丁继之家里。当年的秦淮河，两岸歌楼舞榭，河中画船游舫，歌舞声乐，繁闹非常，是南京一大胜景，为来往过客，尤其是达官贵人的乐游之所。王士禛到南京时，丁继之已经七十八岁，他目睹了当地昔日的繁华和因朝代更替带来的变化，熟悉南明王朝许多与秦淮河息息相关的轶闻掌故。他将这些讲给王士禛听，王士禛根据他的讲述和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了《秦淮杂诗》二十首，诗中或咏明人府第的荒芜，或咏当年名妓的遭遇，充满了凄哀的兴亡之感。如第一首：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既说“年来肠断”，又将“浓春烟景”的江南春光视为“似残秋”的肃杀。一切景语皆情语，如此写景，其悲凄哀婉的心境跃然纸上。这组诗一出，再次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陈维崧所谓“两行小史艳神仙，争写君侯断肠句”（见《渔洋诗话》），前句是对这组诗哀艳风格的品评，后句即为对当时情形的形容。
这年，王士禛拿自己的诗就教于时居常熟虞山的钱谦益。钱谦益时已八十岁，为文坛泰斗，他很赏识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诗人，称读其诗“如游珠林，如泛玉海，耳目眩运，且惊且喜”（《钱谦益先生尺牍·与王贻上》，欣然为之作序，同时又作五言古诗一首相赠。不仅在序里有“与君代兴”的勉励，诗中且有“瓦釜正雷鸣，君其信所操。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俪，并，偕）的句子，表示了对这位年轻诗人的极高期望。一位诗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能得到文坛领袖的如此评价，是颇为难得的。王士禛极看重钱谦益的序和赠诗，在数十年后谈及此事，他仍深以钱谦益为自己“生平第一知己”（《鱼子亭杂录》），而且在编选《渔洋山人精华录》时，从历年人们为其诗撰写的数十篇序文中，只取钱谦益一篇置于卷首，表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
这年冬天，王士禛有事往淮阴，天寒大雪，乘船泊在甓社湖中，他在船上一夜作《岁末怀人绝句》六十首，兴之所至，纸尽，以公牒牍尾续之，淋漓皆遍。诗中所写，几乎都是他往年游历中相唱和的布衣之交，词旨清丽，感情深挚。
康熙元年（1662），王士禛再往江阴，登君山，路过丹阳，游观音山和曲阿后湖，都有诗。在此行的诗作中，最著名的是他过仪征时所作的一组《真州绝句》。清晨，他登上临江楼，只见长江浩荡，百舸争游，江上晨雾的迷蒙，使得行帆显出一种轻柔妸娜的朦胧美，于是引发了他难以遏制的诗兴，诗的第一首即抒写了他此时的感受：
晓上江楼最上层，去帆妸娜意难胜。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离心到秣陵。
王士禛在谈诗时说自己平生服膺两句话，其中一句是梁萧子显的“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花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渔洋诗话》）。本诗乃是“登高极目”而不能已的绝好写照。第四首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诗写真州江边渔家风情，一、二句白描渔家江边居住景致，笔触恬淡疏阔。三、四句写江边傍晚风光，色调浓郁，亦淡亦浓，抓住江乡的景观特征，画出了它的迷人风采。后两句是王士禛诗中名句，当时曾被人取其诗意画作图画。
康熙二年（1663），王士禛充江南武闱同考试官到江宁，过如皋县时，途中作《论诗绝句》四十首。诗系募仿元好问《论诗绝句》而作，品评历代诗坛名家，由建安七子直至明代郑善夫，反映了王士禛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致评价。其中“铁厓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一首，每每被人们视为王士禛论诗不偏废宋元的依据。组诗的最后两首，是王士禛写自己的。诗云：
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
九岁诗名铜雀台，三年留滞楚江隈。不如解唱黄獐者，新自王戎墓下来。
（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卷二注：“《竹枝歌》，巴渝之遗音。……凄惋悲怨，……有楚人哀吊屈、贾之遗声。”三闾，屈原。空舲峡，长江峡道之一，在湖北姊归县东南。铜隺台，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卷五据诗意推测王士禛《落笺堂初稿》中有《铜雀台》诗。楚江，扬州为东楚，故曰楚江。王戎墓，在洛阳）
前一首表述了个人对诗的审美嗜好与创作感受。王士禛在其笔记《分甘余话》中说：“唐郑綮云：'诗思合在灞桥驴子背上。’胡擢云：'吾诗思若在三峡间闻猿声时也。’余少时在广陵作《论诗绝句》，其一云'诗情合在空舲峡’云云，用擢语也。”他借胡擢的话，申明了冷雁凄鸣、哀猿悲啼、竹枝词的“凄惋悲怨”这些发自大自然和民俗风情的回声，都是足以牵动诗情的因素。他个人的一生创作，也的确是逢此必有诗的。后一首感叹自己九岁就以《铜雀台》诗为人称诵，有了诗名，时至今日却已留滞扬州三年，还不如唐代善歌《黄獐》的赵仁奖，他仅善一歌，即能从王戎墓侧来到京师得授台官。（事见尤袤《全唐诗话》。台官，尚书或御史的别称）一如他当初不愿身放外任的情绪，表现了他不甘心沉寂下僚，期望身入京师宦途通达的心境。
此行之前，王士禛曾接到明遗民诗人邵潜的信。信中诉说了自己年迈，且无妻儿，苦于县衙徭役之事。王士禛到如皋，第二天清晨就去拜访这位前朝老人。两人促膝长谈。县令闻知像王士禛这样的府官对邵潜尚且如此礼敬，因此免除了对邵潜的徭役摊派。由此亦可见王士禛对明遗民的感情。
次年，王士禛因事又去南京，公事料理完，即与诗友方文遍游牛首、祖堂、栖霞诸山，以及城郊鸡鸣、长干、瓦官各寺院，所到之处，既不废题诗，又为文纪游，诗文结集为《后白门集》。其后出游至泗州（安徽泗县），拜谒唐将南霁云庙，感怀其壮烈事迹，作歌行体诗《南将军庙行》：
范阳战鼓如轰雷，东都已破潼关开。山东大半为贼守，常山平原安在哉！
睢阳独遏江淮势，义激诸军动天地。时危战苦阵云深，裂眦不见官军至。
谁与健者南将军，包胥一哭通风云。抽矢誓仇已慷慨，拔箭堕指何嶙峋。
贺兰未灭将军死，呜呼南八真男子。中丞侍郎同日亡，碧血斓斑照青史。
淮山峨峨淮水深，庙门遥对青枫林。行人下马拜秋色，一曲淋铃万古心。
诗中颂扬了南霁云的爱国情操，激情饱满，气势激越，感人至深。
康熙四年（1665），王士禛在卸任之前再次来到如皋，与邵潜、陈维崧、许嗣隆等名士于三月三日上巳日修禊冒辟疆水绘园。众人分体赋诗，成《水绘园修禊诗》一卷。由此可见王士禛与布衣诗人结交的热情。而他与众人倡和时所展露的才情，又被诗友杜濬评价为“酒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自撰年谱》）。
从顺治十七年到康熙四年的五年时间里，王士禛的足迹踏遍了扬州一带的山山水水。“所至多文章之友，从游者亦众”（《居易录》卷五），使他广泛地结交了朋友，开扩了眼界，领略了诗坛风气，极有助于他诗歌观念的逐渐成熟。每到一地必有诗，他的学生盛符升称之“题咏遍大江南北”（《蚕尾后集·总述》）是不过分的。作为绝大部分“兴会神到”的游赏写景之作，它们在最能代表王士禛创作风格的篇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人们公认的王士禛诗歌代表作，许多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三）红桥倡和
在扬州本地，王士禛的文学活动同样是频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忆扬州》）。扬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文化名城，昔日“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司马光《送杨秘丞秉通判扬州》）的胜景，吸引过无数文人墨客来这里尊前酒边、吟咏唱酬，形成了其地传统的文采风流。明清之际，这里仍然文人凑集，文化高度发达，它为王士禛提供了一展文学抱负的良好文化氛围。
著名诗人吴梅村曾这样描述过王士禛在扬州的情形：
吾友新城王贻上为扬州法曹，地殷务剧，宾客日进。早起坐堂皇，目览文书，口决讯报，呼（P37不清楚）之声沸耳，案牍成于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坐客见而诧曰：“王公真天才也。”（《梅村家藏稿·程昆仑文集序》）
他这种“昼了公事，夜接词人”（《自撰年谱》引吴梅村语）的生活，使其交会了众多的诗文朋友。正如他自己说的：“扬州衣冠辐辏，论交遍四方。”（《居易录》卷五）当时扬州及东南一带的诗文名士，几乎没有不和王士禛过从的。广泛的交友，使王士禛在扬州的诗作中赠友酬答诗占了一定的比例，《赠陈伯玑金陵》是这类诗歌的佳作之一：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
情意深挚而风韵绵绵。
一些路过扬州的诗人也时常来拜访他。康熙三年（1664）六月，朱彝尊到扬州，投诗王士禛，王士禛作《答朱锡鬯（chang,畅）过广陵见怀》诗，中有“江左清华唯汝在，文章留别几人存”句，表示了对朱彝尊的钦敬之情。朱彝尊和王士禛后来被论为“南朱北王”，并峙南北诗坛，他们在年轻时就结下了互相尊重的友谊。
考察王士禛在扬州的交往，中间很多人是入清不仕的前朝遗民或布衣诗人，诸如林古度、吴嘉纪、屈大均、方文、孙枝蔚、陈恭尹等。王士禛对他们十分看重，往往是主动先去拜访他们，礼敬有加，毫无官员架子，因此能与一些原本清高、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如侨居扬州、轻易不见人的孙枝蔚和他竟成为莫逆交；屈大均也说“最早知音是阮亭”（《翁山诗外·屡得朋友书札感赋》）。他同吴嘉纪的交往也很不一般，在他为《梅斋诗集》所作序中写道：
宦广陵，一夕雪甚，风籁咬眺（原文需拼字），街鼓寂然，灯下简箧中故书，得嘉纪诗，读且叹，遂泚（ci,此）笔为序。明日遣急足驰二百里寄嘉纪于所居陋轩。嘉纪感余意，为刺舟来郡城，相见甚欢。
这种颇具魏晋名士风度的交友风格，既是出于他与明遗民在感情上的某种沟通，也是其个人风格的体现。这与他日常所居的另一种喜好正相映衬：
予生平喜竹，所居辄种之。顺治庚子、辛丑间任扬州推官，于谳事厅前后皆种竹。爰书之暇，辄啸咏其下。厅后故有小亭，可置床几，倦即偃息其中。……少年高迈之气，不为卑冗缚束如此。（《居易录》卷二十一）
生活中流露出的类似气质，和他对诗歌意韵的追求是相吻合的。随着王士禛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他已具备了具有个人风格的审美见解。加之同诗坛友人的广泛往来，对诗坛风气感触日深，在为自己及他人诗集作的序言里，他已开始阐发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其基本倾向，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神韵说”。而作为提出“神韵”诗论的标志，是他在扬州第二年为自己孩子学诗而“摘取唐律绝句”编辑的《神韵集》。从此以后，王士禛的诗歌理论即以“神韵”为楬橥。
每当暇日，王士禛则喜欢和友人徜徉于扬州周围的名胜古迹，“谈诗沽酒，没有虚日”（《清代名人轶事》）。扬州城西北的平山堂，是宋欧阳修知扬州时所建，宋、元、明各代文学名家诸如苏轼、苏辙、梅尧臣、王安石、秦观、文征明等，都曾登临其地，赋诗歌咏。继古人遗风，王士禛常常与诗友泛舟来到这里，相互唱酬，有《九日与方尔止黄心甫邹訏士盛珍示集平山堂送方黄二子赴青州谒周侍郎》等诗。后来，鉴于王士禛在扬州仅五年即结大案八十三起的显著政绩和他出色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与平山堂的密切关系，扬州人曾一度将他配祀在欧公祠欧阳修旁边。（见黄叔林《渔洋山人本传》）
“平山堂外春风到，取次红桥烂漫游”。（王士禛《宗定九画红桥小景于便面见寄赋怀三首》）到红桥下泛舟，修褉赋诗，是王士禛在扬州诗友之会的主要节目之一。红桥是扬州著名胜地，王士禛在《红桥游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榭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拏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袨服，流照明镜中，所谓红桥者也。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菡萏作花，香闻数里，青帘白舫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
他经常到红桥，其中最有影响的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在康熙元年（1662），他和袁于令、杜濬、丘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陈允衡、陈维崧等人修禊红桥，共相倡和，合为《红桥倡和集》。王士禛又填《浣溪沙》词三阙，其《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崖赋》一首云：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词中“绿杨城郭是扬州”被人们视为摹写扬州景貌的传神之笔，轰动一时。有人因句意作成图画，而红桥也因这次诗友之会名声大噪，当时人路过扬州，总要到红桥一游。
第二次是康熙三年（1664），王士禛和林古度、杜濬、张纲孙、孙枝蔚等人修禊红桥，王士禛作《冶春诗》二十首。诗全为绝句，它们或写景，或发思古之幽情，写得清丽婉转，神韵渺然，被时人誉为“独步一代”（见《香祖笔记》卷七引）。例如：
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阑干九曲红。日午画舫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将偶然所见画船美女匆匆而过的突发印象和怅惘感受，以轻松含蓄的笔法写出，尤见情韵幽情。又如：
三月韶光画不成，寻春步屧可怜生。青芜不见隋宫殿，一种垂杨万古情。
既写眼前之春景，又因景而萌生思古之幽情，由景及意，韵味自现。
《冶春》组诗问世后，当时名士皆相属和，于是传为扬州文坛的一段佳话。不少人以诗记载了当时的胜况，陈维崧诗云：“官舫银灯赋冶春，谦夫才调更无伦。玉山筵上颓唐甚，意气公然笼罩人。”（《居易录》卷四）宗梅岑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向刘郎演《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红楼齐唱《冶春词》。”（同上）直到王士禛离开扬州二十年后，孔尚任经过扬州，也题红桥云：“阮亭合向扬州住，杜牧风流属后生。廿四桥头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同上）道出了王士禛在扬州留下的文学影响。王士禛个人也十分珍视在扬州的这类文学活动，数年后，当他看到一幅红桥景物图时，即回忆起自己在红桥赋诗的情形，发出了“好景匆匆逐流水”、“一醉红桥便六年”（《宗定九画红桥小景于便面见寄赋怀二首》）的感慨。
康熙三年十月，王士禛官迁礼部主客司主事。次年七月登舟北上，扬州名流在禅智寺为他饯行，离别酬唱诗由寺中禅师结集为《禅智倡和集》。
扬州五年，是王士禛文学生涯中十分难忘的一段。这期间，他共作诗近千首，几乎占他六十余年文学道路诗作的四分之一，他的大部分词也填于此期。显而易见，扬州五年是王士禛一生创作的高潮阶段。王士禛自己对此也颇为满意，他曾借明人徐祯卿的诗句把自己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概括为“文章江左，烟月扬州”（《渔洋诗话·俞兆晟序》），将卸任离扬时则有诗云：“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自撰年谱》，邗江，亦称邗沟，是自扬州西北至淮安县北入淮河的运河。扬州因邗沟古时别称邗州）所流露出的，都是一种自得心境。诗句中称为官数年只“数卷图书”陪伴，其口气又带有对自己为官清廉的自诩。视为官清廉为人生准则之一，并为做到了这一点而欣然自适，是王士禛值得称道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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