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十岁即位，年号万历。此时国库空虚，朝政腐败，朝廷已露衰相。首辅张居正执政后，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十年开创“万历中兴”。不仅如此，张居正还亦师亦父，悉心教导年幼的神宗。可是张居正死后，神宗却对其进行了最严厉的清算，褫夺官衔谥号，全族抄家流放，如果不是迫于舆论，差点就要开棺鞭尸。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亲近的官员一概被弃置。
十年为师，十年陪伴，万历为什么会在恩师死后突然翻脸？ 《明朝那些事儿》把原因归咎为张居正功高盖主：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第七部第五章《和稀泥的艺术》 也就是说万历的“清算”是目的更是手段，要建立皇帝本人的话语权，就非从死去的张居正身上“夺权”不可。《万历十五年》表示万历是被憎恨张居正的官员制造的舆论所蒙蔽： “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第一章 万历皇帝 黄仁宇还把锅甩给郑贵妃和李太后，认为“也许正是在她（即郑贵妃）的影响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黄仁宇本人无疑对万历抱持着一种天真的同情，这种“红颜祸水”论是认真的吗？熊召政的《张居正》对这一段关系着墨不多。前三部中，万历和张居正关系一直十分和谐，关系出现裂痕仅一次，就是张居正让皇帝写“罪己诏”。（详见《火凤凰》第19至21回）张居正病危时，皇帝感情微妙：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我不赞同万历像黄仁宇说的那样天真，万历不是个能随意摆布的傻子，他很聪慧，也不同意当年明月说的万历对张居正清算只是为了夺权，黄仁宇说万历想要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后来才发现自己要对抗的是整个官僚集团，他无能为力，所以彻底摆烂。其实万历的烂早有苗头了吧？熊召政的评价比较接近事实，但可能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万历的“敬重”和“依赖”就消失得差不多了，我认为万历就是对张居正恨到极点，除了通过清算来夺权，发泄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回望这一对悲情师徒，难免唏嘘。怎么评价万历的这一份冷酷刻毒？不能简单用“最是无情帝王家”带过，万历不是一开始就长成这样，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万历的内心最终变得扭曲。《张居正》曾描写冯保和万历观看廷杖，现场血飞似雨，冯保担心皇上受惊吓，而十五岁的万历却无比兴奋，笑冯保没出息。如果说这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无中生有，那么前首辅高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万历帝不予官方敛葬，给了半葬还下旨谴责，而且拒绝文官们给高拱赐谥请求，就是有史可查了。万历的疯狂敛财也是出了名的。这些早就发生在争国本之前。犹记书里万历初登场时，是一个在母妃教导下日日勤勉，也喜欢掏鸟蛋、看蛤蟆戏的活泼少年，十岁登基为帝，即被笼罩在丧父之痛和治国之艰的阴影中，在母亲、师长的耳提面训下，愈发用功，俨然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后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单单是对权力的渴望就可以使人最终面目全非吗？套用一句流行语：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话非常适合放在万历身上。万历被人诟病的任性、好色、贪财是心理问题所致，教导他的李太后和张居正都有责任。总的来说，李太后称得上了不起，她相当知人善任，审时度势，不是她大力支持张居正变法，万历中兴不可能出现。她以社稷为重，自觉约束自己娘家权势；贤淑宽厚，善待情敌陈皇后。但在教育上，李太后是失败的，她期许儿子成为盛世明君，却缺少正确的教育理念，使愿望最终落空。李太后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味追求积极正面，把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切“恶”都拒之门外，最终产生负面效果。 河合隼雄在《孩子与恶》中说：“大家好像总是用心良苦地想制造好孩子、乖孩子，为了这个目的，不遗余力地要排除一切'恶’。以为只要根绝了'恶’，就万事大吉。基于这种过于单纯的想法，犯了多少过失还浑然不觉。这种过失的牺牲品，永远是孩子。”李太后希望儿子成就千秋帝业，从小对他严加看管，万历8岁开始每天读书习字，勤耕不辍，李太后还不满意，想尽办法把可能导致万历丧志的一切都扼杀掉。《张居正》中提到（小说和史实之间可能存在偏差，但历史无法还原，只能从小说中窥得一斑），万历喜欢掏鸟窝，李太后就提前让人把鸟窝清扫掉。万历觉得蛤蟆戏稀奇好玩，李太后立即处罚太监，还让万历长跪，直到有人求情才让他起来。张居正送万历空竹玩，李太后却担心这会误导皇上，让他从此读书不专，不思上进。
李太后对恶的排斥，其实是对生命真实成长直至成熟的漠视。而万历所感受到的，只是完全被嵌在母亲的目光中，手脚束缚完全放不开，所以他一朝出笼，就会报复性地体验他失去的，或者说从来没得到过的。既往的体验感没多少，相应的分寸感当然也极其有限，他根本搞不清楚边界在哪里，最终失去控制。不仅是万历，他父亲隆庆帝、儿子泰昌帝都是这样，后来的纵情声色都是在补偿过往的缺失。所以河合隼雄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小的时候反倒要玩一些杀啊、砍啊的游戏，捏死些虫子什么的。这些经验都是必要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小时候要正视阴暗面，个体身体和精神的蓬勃生长其实是离不开阴暗面的，设想一下，终日暴露在彻底的光明之下，结局大概是眼盲心瞎吧。李太后的第二个问题是过分严苛，母性不足。 李太后对万历动辄罚跪，就连万历私下抱怨一句“当皇帝不好玩儿”，也要被她大声训斥。万历16岁找宫女乐子，铰了对方头发，她立马产生“废帝”的冲动，因为她担心万历一旦成为昏君，自己就要承担千古骂名。她是关心万历的，但她更关心自己的名声，万历成才，为她挣好名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于是她藏起了温暖、包容的母性，给万历“母子一体感”的体验十分有限，史书记载万历和嫡母陈皇后更为亲近。但母子一体感恰恰是人际关系最初的起源，是孩子成长的基础，这种情感的缺失，最终产生了大问题。李太后的第三个问题是灌输太多，引导不足。 李太后对万历有很明确的教育计划，万历登基前，她日日监护，未曾有一天离开。万历登基后，她选定冯保、张居正内外两相诱导，在她眼中，这肯定是负责并有效的举措，盛世明君指日可待，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只能是种子不好。但是应该对万历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全都是李太后一厢情愿的单向任务，她没有考虑过其实每个人的成长，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来完成。我又想到了刘绪源的“投食”的比喻：鱼食撒进池子里，最终鱼儿有没有吃到，吃了多少，这是投食者不知道也控制不了的。河合隼雄在随笔《修复的困难》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去博物馆参观古代美术品修复，发现并不是这里有缺陷所以补上去就行，如果修补用的布比原来的布强韧，反而会伤到原来的布。于是用来修补的布，最好比原来的布“稍微弱”一点，那分寸很难拿捏。河合隼雄以前是高中老师，从这件事中他悟到了，教师的愿望和能量过强，反而让学生的成长力萎缩，修补的一方不能比被修补的一方强。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它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不免想到自己曾经占用学生的活动课，当时还理直气壮觉得是在为他们好，现在想来大错特错了。我一度把“教什么”放在首位，现在认为“怎么教”更重要，就好像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他呈现历史的方式比他呈现的内容更重要，他激发起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读者对明史的兴趣，愿意在读完《明朝》后进一步去探寻、去发现，从这一点上说，当年明月功不可没。而教师也应该以此为目标，帮助学生“完成精神上的自觉性自我发展”。 回过头看万历，接受安排八岁起学习书法、诗歌，小有所成之后，张居正却劝他不宜在上面浪费太多精力，过分沉湎可能步亡国之君的后尘。李太后、张居正的教育理念差不多，他们早就造出一个圣君的模子，剩下要做的只是把万历塞进模子里。最终万历的怨气彻底爆发，对张居正、冯保毫不留情地“清算”，我想他内心深处也一定深恨李太后。 说完李太后，该说张居正，设身处地根本没法苛责他，如果他能和李太后二人刚柔并济，对万历宽厚一点就好了，可一个人又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更改本性呢，这样的“如果”不可能实现。我觉得某些评论如“严于律帝，宽厚待己，嘴上说厉行节俭，自己大搞奢侈腐化”“晚年骄纵跋扈，不把皇帝放眼里”都站不住脚。张居正自始至终不改初心，为明朝殚精竭虑，已奋不顾身，注定是悲剧收场，也是令人感佩之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