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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遇难的历史影响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1925年8月20日），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窑前村人（今属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政治家、社会活动家。 1921年，孙中山回粤就任大总统，任命廖仲恺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兼财政部次长。1923年到1924年，廖仲恺先后担任广东省长和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在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与此同时，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及互相帮助下，廖仲恺的思想发生了较为深刻的转变。他从一个较为单纯的爱国革命志士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认识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内涵与重要性，从而坚定地拥护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支持工农运动特别是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廖仲恺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及其利益代言人、反动军阀、国民党的右派进行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左右派发生分裂，廖仲恺坚定地延续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纲领，与汪精卫并列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 廖仲恺虽身为国民党高层，却时刻关心体察民情，关心工农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期间，凡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都会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把领导工农运动的重要岗位交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是，或许是他的联共政策招致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不满，或者是党内左右派为夺取政权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廖仲恺最终不幸遇害。廖先生的遇难，不但是国民党的损失，更是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一、廖仲恺对推动国共合作所作出的贡献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担任常务委员。国民党改组成功，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纲领性意志。此时，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和帮助下，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前线。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了新的高潮。 一是工農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部此时都陆续成立了工人部。1924年11月，廖仲恺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在廖仲恺领导下通过的国民党及革命政府的文件和决议，作为工农组织的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从这个层面讲，廖仲恺可以称为中国工农组织与运动的先驱。除了立法活动，在各地商团、地主与工会、农会的冲突斗争中，他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的一边。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由于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已十分激烈，尤其是原本就有很多阻力的三大政策此时更是受到了右派及保守势力的严重挑战。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坚定地执行三大政策。在对待工人运动方面，廖仲恺依旧表现出了他作为民主革命党人对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同情。1925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廖仲恺同共产党员与工人们站在一起，亲自主持了广州与香港罢工工人及社会各界群众的游行与集会。他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意义，在对工人群体的讲话中，他指出“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争民族的人格”。在罢工运动的进行过程中，廖仲恺给予罢工群众极大的物质帮助，并与共产党人结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 二是为建立黄埔军校呕心沥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尤其是在经历屡次因缺乏革命武装而导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廖仲恺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1923年10月，在廖仲恺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上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提案》：“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新建陆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亲任校长，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七人筹备委员会，廖仲恺和鲍罗廷负责具体筹办事宜。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成立典礼，廖仲恺、蒋介石及广州革命政府各军政要员出席。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成为廖仲恺付出极多心血的事业。军校从筹备到建立，人员、装备、教材、设施等无不紧缺，廖仲恺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和处理，军校的所需经费也要他负责筹措。 作为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军校贯彻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并重的方针。“黄埔精神”的核心便是坚持民主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正是黄埔作为革命摇篮的内涵所在，也是革命新军“新”的地方，那便是与反动军阀相比，革命军和学生军有理想和信仰，甘愿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军校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国民党新式党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被誉为“黄埔慈母”。 二、廖仲恺遇难的政治影响与后果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同夫人何香凝从家中驱车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车至中央党部大楼门前，突遇暴徒行凶，廖仲恺随即倒在了血泊之中，同行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也被击中受伤。尽管及时送至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廖仲恺最终不幸牺牲，“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终年48岁。 廖案的发生，距离孙先生逝世刚过去五个月，除了夺权的阴谋，“廖案”更可被看作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国共合作及三大政策的挑战。作为党内左派力量的核心，廖仲恺的遇害预示了国共分裂的必然结局。 （一）“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内的政治格局及其影响 一是汪蒋联盟的成立与蒋介石的崛起。“廖案”发生后，广州当局在苏联派遣的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支持下，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非常之局势。”查办“廖案”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事实上，尽管此时查清“廖案”还真相于天下是十分必要紧迫的事，但无论汪还是蒋此刻的心中所念却是能够借此时机清除政敌。1925年的汪与蒋都是以“左派”面目示人。汪精卫自不必说，蒋介石在“廖案”发生以后到国民党二大时期里，更是极力拥护“联俄联共”，而此时的蒋利用“革命的面目”进入了鲍罗廷的视线。“廖案”的发生，无疑给蒋提供了进入权力核心的契机。在“廖案特别委员会”的三人中，汪与蒋彼此心照不宣。经调查，国民党右派集团曾经在胡汉民的家中开过多次“倒廖会议”，成员有邹鲁、许崇智、林直勉、吴铁城等，最后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亲自出面收买凶手。真相既已查明，此时作为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与汪精卫互相配合，用武力及收买下属等措施逼许崇智下野离开国内，又在鲍罗廷的暗中帮助下，软硬兼施，将胡汉民赶往苏联。至此，汪蒋联盟大获成功。 廖仲恺事件的发生，给了汪精卫尤其是蒋介石一个极佳的机会，之前的他尽管已得到了鲍罗廷的信任，但是毕竟还离权力核心尚有距离。借着清查廖仲恺遇刺，他顺势赶走了国民党的两大右派权势人物，一跃成为国民党实质上的二号人物。廖仲恺遇刺成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洗牌的关键事件，而蒋介石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涌动 1.戴季陶主义。1925年，国民党著名的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戴季陶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思想便是主张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反对孙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容共政策、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有国共两党历史纠葛的因素，也有国民党内部被共产党组织同化的担忧。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甚至“主义”，戴季陶主义其实是较为孱弱的，尤其是与中共的马列主义相比。无论是从哲学层面，还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范式，“戴书刚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 2.西山会议派。所谓“西山会议”，指1925年11月，国民党内部有资深经历的一批老同志，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会议。西山会议派打出“正统孙文主义”的旗号，因其反共的主张，是自国民党中分裂出的一大派系，而国民党中央自始至终认其为“反动集团”。 西山会议派提出的议案虽多，但核心其实只有两项，即改变孙中山生前所定而在当时仍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的联俄与容共两项政策。杨奎松认为，尽管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的合法性或有不足，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廖案”发生后，除了国民党内部势力的重组和洗牌，对国共关系的影响和冲击也不可小觑。在经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后，两党的关系已经不可能亲密如初，只是，即使国民党内部最激进主张“清共”的右派分子，恐怕也未必会料想到国共将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到日后的血雨腥风。 （三）廖仲恺牺牲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一是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受到冲击。相比右派的思想与组织，国民党左派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组织上都比右派更加式微，而如汪精卫、蒋介石这样日后背叛革命之人，在1925年却都被人归为左派，左派的组织能力可想而知。国民党本身就是成分颇为复杂的政党，其成员出身从工人、学生，到大地主与资本家，以及买办阶级，无论是从成分还是组织上，都决定了国民党形成繁乱的派系有其必然性。对于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尽管过去有学者认为，其在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获得了相对的成功。然而，王奇生认为，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作为改组的核心任务的党务组织，国民党完成的并不成功。 此外，尽管力推“联俄联共”，然而孙中山对国共关系的表述却较为模糊，其主张的是“容共”，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共产党被逐步消化至国民党内。实际上，国民党部分元老对“容共”政策的不满未必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更多的是对共产党员加入后，自身地位的不保及大权旁落的担忧。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选举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新入党的共产党人一举拥有近四分之一的席位，而国民党的各级机关中的主要干部，除了共产党人，也多换成了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尽管此时，孙中山以其个人权威强力推动国共合作的形成，但国民党的部分元老对联共政策的不满却不可能消除。孙中山逝世后，这种矛盾终至爆发的临界点。 正因为国民党的组织空虚，在鲍罗廷的眼中，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吸纳共产党加入后，中共的组织优势发挥明显。由于没有人才吸纳培养机制，也无健全的基层组织，下层百姓自然会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凡此种种，都是国共自合作开始之际就难以解决的矛盾。廖仲恺遇刺，有学者认为是因港英殖民政府对廖仲恺在省港大罢工的表现有所不满以致被害，也有观点认为是胡汉民“倒廖”，为争取权力实施的派系争斗。然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右派势力对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的打击、对“联共”政策的不满被长期压制后的反扑。 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的，国民党本身作为一个极为松散型政党，其成员的组织与服从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领袖个人的权威。孙中山逝世后，权力空虚、内斗严重，廖仲恺对国民党左派，尤其是对“联共”政策的重要性不止是象征意义上的。从事件上看，廖仲恺死后，再没有哪位国民党权力中枢人物像他支持省港大罢工一样支持共产党组织的罢工及其他活动;从国民党内部分化上看，随着廖仲恺遇刺、宋庆龄被边缘化、邓演达出走，左派的领袖只有汪精卫，以及暂时与左派结盟的蒋介石，而他们先后背叛革命。在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后，国民党最终成为了代表大地主、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控制的政党。 二是中共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廖仲恺遇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当天就赶往医院看望，他十分悲痛于廖仲恺的牺牲，写下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念文章。在悼文中，周恩来写道：“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件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仲恺坚持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革命献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作为孙中山的挚友与得力的助手，廖仲恺信仰“新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共合作的关键推动者。历史证明他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好朋友”“真正的國民革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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