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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片时期是瑞典电影最黄金的一段岁月。当时世界上几大电影强国，除了苏联、美国、法国、德国之外，就要数到瑞典了。尤其是德国，瑞典电影给一战后举步维艰的德国电影带去很大的帮助。 那时候瑞典的电影人才在全欧享有盛名，不少大导、明星被挖到好莱坞，这当中就包括电影大师莫里兹·斯蒂勒（Mauritz Stiller）和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Victor Sjostrom），两人在好莱坞命运迥异，不在此文探讨的话题内。 Reza Parsa 这些电影正视了移民作为瑞典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的存在。法里斯他们希望打破陈规，不能再把少数民族表现为反面人物或受害者，应该真实面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都是一个个的人，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亚文化符号。 这些新导演，他们也不愿意被标上少数民族的标签。事实表明，瑞典社会像当初接纳这些移民一样，也接纳了他们的电影。 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葛丽泰·嘉宝、莫里兹·斯蒂勒 单说他们的离去，给瑞典电影带来一片真空，顿令瑞典电影人感到群龙无首，一时乱了方寸。后来斯蒂勒早逝，斯约斯特洛姆回归，又加上有声电影的出现，才让瑞典电影缓过一口气来。 但有声电影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国际市场的丢失。默片主要靠画面讲故事，少量字幕的翻译也不是大问题，有声片开口讲话了，语言不通就被提到了首要的位置，试问，哪有外国观众愿意听瑞典话呢？ 所以瑞典电影在国际上节节败退，一落千丈，只能拼命守住国内市场才有活路。 《假面》（1966） 瑞典是一个小国，人口不过几百万，这等规模的市场容量毕竟有限，所以瑞典电影放缓了追求艺术的脚步，兴起通俗地方喜剧的潮流，讲百姓身边的故事，完全为了抓住国内观众。 这类喜剧，有一个pilsnerfilm的别名，喜欢喝两杯的该知道pilsner是一种源自捷克的啤酒，也就是说，这种电影好比清淡啤酒的口感，让观众看完觉得舒适轻松。 可将三十年代的pilsnerfilm看成是是植根于北欧深厚舞台传统的民间喜剧，影片结局总是快乐美满的大团圆，好人好报，坏人没有好下场，全片的基调是主张维持现状，如果有人要破坏现状，最终必然受到惩罚。 这类电影，总免不了有「反派」的存在，可是，如果反派几乎都是一种人，那就不能说是巧合了。没错，pilsnerfilm的对立面全是犹太人，像莎翁笔下的夏洛克一样奸。 尽管瑞典没有欧洲某些地方那么激烈、暴力的反犹传统，但那个时代对犹太人的排斥日益加剧，很难说和电影的推波助澜没有关系。 那些电影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出角色是犹太人，但一些特征的刻画却令意图昭然若揭，深色的卷发、高耸的鹰钩鼻，辅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再加上浓烈的口音或者典型的犹太人名字，观众自然心领神会。 在pilsnerfilm里，犹太人起码一半是开当铺的，另一半放高利贷，也许干的坏事罪不致死，但终归不是好人，他们通常被当作一种威胁存在。 继斯蒂勒和斯约斯特洛姆后，瑞典电影的顶梁柱就要算古斯塔夫·莫兰德（Gustaf Molander）了。他是演员出身，他喜欢将喜剧的背景放到上流社会，贵族和金钱都成为调侃的对象。莫兰德的电影《至亲》（Kära släkten）中，族人要强行除掉犹太人。 古斯塔夫·莫兰德 威勒·希尔德布兰德（Weyler Hildebrand）在《陋镇》（Söderkåkar）中取笑犹太人。大量此类电影说明，犹太人的反面角色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见怪不怪的范式了。许多带有反犹倾向的片子票房都很好，证明对观众心理的迎合是有效的。 《陋镇》 2 二战中，犹太人在东欧遭到史无前例的迫害，瑞典成为中立国，他们抛弃了原本存在的对犹太人的不满情绪，援助了大量犹太人，在这种环境下，反犹的电影慢慢消失，安德斯·亨利克森（Anders Henrikson）的《危险之路》（Farliga vägar）和莫兰德的《无形的墙》（Den osynliga muren）开始向观众灌输对犹太难民的同情心。 《危险之路》 四十年代轻松喜剧不再流行，被乡村题材的情节剧取而代之，因为二战给瑞典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人感念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于是对传统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田园牧歌式的电影开始走俏，在这些电影中依然会有「反派」，那就是流浪汉的群体。 ▣▣▣
《无形的墙》工作照 流浪汉在银幕上的被诋毁得比犹太人更深，他们完全游离在文明社会之外，男人都是小偷，女人都是荡妇。电影叙事的方式也差不多，影片结束，流浪汉被清除，旧有的秩序得以恢复。虽然大多数电影并没有为流浪汉指定确切的种族，但通常认为是吉普赛人。 有意思的是，就如同二战中瑞典电影修正了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到了五十年代，又有一批电影出来修正四十年代电影对流浪汉的负面态度。 汉普·福斯曼（Hampe Faustman）的《领主和流浪汉》（Gud fader och tattaren）、冈纳·海尔斯特洛姆（Gunnar Hellstrom）的《罪人西蒙》（Simon Syndaren）纷纷对流浪汉表达恻隐之心，认为这个群体在心理上容易受伤害，造成现状的原因不是个人，所以他们是社会体制的牺牲品。 《罪人西蒙》 形象的转变表明了社会心理往更加宽容的方向在发展。 除了犹太人和吉普赛流浪者，银幕上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间比较常见的其他族群还有芬兰人和拉普兰人。在荒野情节剧里，擅长驯鹿的拉普兰人和瑞典拓荒者经常就土地的所有权发生冲突。 虽然并不是所有电影都把拉普兰人刻画成恶人，但他们总是以原始的面貌出现，反对技术进步，反对文明生活。这很像美国西部电影里白人和印第安人的矛盾。 另外少部分电影，从人种学的角度，用半纪录手法来呈现拉普兰人的生活方式，将他们从其他瑞典人那里隔离开来，仿佛他们生活在与世无涉的世外桃源，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芬兰虽是瑞典的邻邦，芬兰人在瑞典电影里也好不到哪去。一些电影以芬兰的森林为背景，将芬兰人刻画成法外之徒。 可以这么说，六十年代前的瑞典人，大抵是因为国内民族结构单一，但凡涉及到外族人，几乎都逃不了「我们vs他们」的对立思路，从商业电影的生意经上来考虑，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是通过身份的绑定，来迎合主流大众的民族认同感，自然拉拢了多数观众，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瑞典社会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更理性的观众一定会认为那是在鼓吹偏见和无知。 从六十年代开始，民族构成巨变，对外族人的态度必然要与时俱进。伯格曼在七十年代拍了两部英语片——《接触》（The Touch）和《蛇蛋》（The Serpent's Egg），都用了犹太人作主角，这些当然都不算伯格曼最好的作品，经常被忽略了。 《蛇蛋》 《芬妮和亚历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被公认为伯格曼晚年的杰作，也涉及到犹太人的问题。厄兰·约瑟夫森（Erland Josephson）扮演的伊萨克·雅各比就是个是犹太人，最后是他用魔法把两位困境中的小孩拯救出来，还给他们一家幸福的生活。 《芬妮和亚历山大》 3 随着瑞典移民人数日增，少数民族更加多样化，涵盖了欧洲各国和近东、中东地区，时至今日，八百万瑞典人中来自他国的已然占了八分之一。据统计整个瑞典有超过150个不同的民族，在短短几十年间，瑞典从单一民族的国家迅速发展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 新一代移民频繁在电影里露面始于七十年代，因为社会地位提高，异族人不用再继续充当反派，而且创作者中越来越多移民，他们爱使用业余演员，比如自己的家人，用母语真实地进行表演。 Johan Bergenstrahle改编自自传体小说的《外国人》（Jag heter Stelios）是关于希腊移民。还有许许多多表现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移民的电影轮番上演。 这些相似的背景的导演的突然出现，是社会构成变化的必然结果，他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也都很相似，多从移民的角度来检视他们在瑞典的生活现状。通过电影告诉人们，移民怎么看待自己在主流文化中的位置。 这些电影并不都是移民们的自说自话，像《猪与珍珠》（Montenegro）用戏谑的口吻来展现移民和本土人的关系，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猪与珍珠》 女导演苏珊妮·奥斯坦 （Suzanne Osten）的《只有你和我》（Bara du & jag）让具有一半非洲血统但在瑞典出生的女主人公打扮得像约瑟芬·贝克（有「黑珍珠」之誉的法国女歌星），再穿上香蕉裙，大胆取笑了对异族人的陈旧观念。 苏珊妮·奥斯坦 90年代有关种族问题的电影更加多元化，新的类型更加现代时尚，背景设定在混杂着多国的城区，如Daniel Fridell的《哭泣》（30:e november）是新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只不过用新移民和光头党取代了蒙泰古与凯普莱特两个对立的家族。 《哭泣》 David Flamholc的《夜车807》（Nattbuss 807）是个跨种族的爱情故事，不过有一个悲剧结尾，Peter Lindmark的《9毫米》照搬了美国黑帮片的模式。 《夜车807》 2000年，三位来自黎巴嫩和伊朗的导演不约而同崛起，使得对移民导演的关注达到顶点。他们是：约瑟夫·法里斯（Josef Fares）的卖座喜剧《三十不立拉警报》（Jalla! Jalla!），Reza Bagher 的《玻璃翅膀》（Vingar av glas）和Reza Parsa的《暴风雨前的宁静》（Före stormen）。 《三十不立拉警报》 《玻璃翅膀》 《暴风雨前的宁静》 因为这三个导演都参与了剧本编写，所以艺术控制权很大。这些电影有喜剧和家庭剧，也有惊悚片，各不相同，都描绘了对瑞典社会的个人看法。片子里的人物和导演一样，都是中东移民。 法里斯10岁时从黎巴嫩来到瑞典，他拍戏爱让父母兄弟齐上阵，Bagher和Parsa还有稍后的Susan Taslimi都是来自伊朗，Bagher和Parsa少年时代就到了瑞典，接受过正式的电影教育，也都有短片的训练，而Taslimi成年后才到瑞典，所以外国文化背景更强，她先做演员，而后才转向导演发展，她的导演处女作曾得到伯格曼的关注。 约瑟夫·法里斯 因为中东移民的增多，电影除了处理民族间的关系，性别问题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已不容忽视。这些更新一批的导演，都能熟练运用成熟的类型套路和叙事模式。 Parsa说，他的主题虽然比较个人化，但只要拍好了照样可以在大众中找到共鸣。因为他们本身便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关注的都是切身的问题，这必然给作品带来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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