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政治著作选》：社会主义（下）

韦伯政治著作选

社会主义（下）

[德]马克斯·韦伯   著

[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  编

阎克文  译

如果把革命的希望作为起点，那就有了两个彼此对立的观点。一个是常规的主义马克思观点，它是基于《共产党官言》的旧传统。它的全部指望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把那种不可避免适合于选举运动的政党组织看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媒介。由此，党或党所支持的政治独裁者将夺取政治权力，进而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这种革命倾向会遇到两个对头。一是那些纯英国意义上的工会，就是说它们对于这些事关未来的计划毫无兴趣，因为这种未来看上去都遥不可及，人们主要关心的是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比如高工资、短工时、产业保护等，以使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尽可能活得好一点。激进政治的主义马克思和这种工联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它的另一个对头就是因米勒兰 (Millerand) 成为法国内阁部长而得名的“米勒兰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所采取的专门的议会政治形式，革命者认为，这种政策导致领袖们远更关心自己的部长职务，基层领导人会更关心谋得一个官职而不是更关心革命，这将扼杀革命精神。最近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激进”“正统”路线又结合了一条新的路线，即通常所说的“工团主义”，来自法语的工会 (syndicat)。正如传统激进主义需要把政党组织的目的加以革命性解释一样，工团主义也需要对工会进行革命性解释。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假设:当伟大的革命时刻来临时，不是政治独裁、政治领袖，也不是政治领袖们任命的官员，而是工会及其同盟经由所谓的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 控制经济。工团主义产生于一种对运动的阶级性质比较严谨的理解。工人阶级才是最后解放的担纲者。所有那些游荡在首都城市、仅仅关心如何谋个部长职位或者如何利用议会格局的政治家，都是些政治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阶级同志。他们也会关心选民，但在这种关心背后则始终是希望从投票数量上获利的报纸编辑和私家官员的利益。工团主义反对一切与现代议会选举制度纠缠在一起的利益集团，认为只有组织成工会的工人阶级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它要让那些为政治——实际上是靠政治——而生却无意创造一个新经济社会的政治家滚到一边去。工团主义者使用的典型手段一般就是罢工与恐怖行动。他们希望总罢工 (由于全部生产的突然瘫痪) 能迫使有关方面——特别是企业家——放弃工厂管理权，把它移交给工会建立的各种委员会。恐怖行动则是由这种组织设法插入决定性的统治阶层以便政治上也使它们陷于瘫痪，有人主张公开行动，有人主张秘密行动，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见仁见智不一而足。这种工团主义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绝对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军事组织，因为任何军事组织都会产生利害关系当事人，直到军士、甚至普通士兵莫不如此，他们至少会为了果腹而临时依附于军事与国家机器的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希望总罢工失败，至少也会成为总罢工的障碍。工团主义的对头首先是从事议会活动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工团主义者充其量也就是把议会用作一个讲坛，在议会豁免权的保护下不断鼓吹总罢工必将来临，借以煽动大众的革命激情。不过，这样反而会扰乱工团主义的现实任务，因此不足为信。但无论如何，在工团主义者看来，严肃从事议会政治不光是无稽之谈，而且简直令人作呕。当然，他们的对头还包括一切进化论者，其中包括只想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的工联主义者;与此截然不同，工团主义者必定会认为，工资越低，工时越长，总的来说劳动条件越恶劣，总罢工的机会就越大。工团主义者的对头可能还有政党政治类型的进化论者，他们认为今天的国家正在长人社会主义，因为民主化正在不断向前推进 (而工团主义者对民主化最为憎恶，他们喜欢的是专制统治)。当然，在工团主义者看来，这至少是极端的自欺欺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工团主义者希望到哪里找人负责管理生产呢?认为工联主义者比较合适当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管他有多么高的素养，不管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了多少年，也不管他对劳动条件有多么熟悉、从而对工厂本身的运行多么了解，因为所有现代工厂的管理完全都是基于对生产的计算和知识、对需求和技术培训的知识，所有这些都越来越需要由专家来做，而工联主义者——实际的劳动者——绝对没有机会获得这种训练。因此，不管工团主义者喜不喜欢，他们都不得不依靠非劳动者，依靠知识阶层的理论家。工团主义者辩称，救赎只能来自团结在工会联盟中的实际劳动者，而不是来自政治家或者任何局外人——显而易见这是个绝对的自相矛盾，因为，至今仍是以法国、意大利为中心的工团主义运动，甚至在战前其内部就有了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工团主义中追求什么呢?是总罢工的浪漫主义以及革命的希望这种浪漫主义让这些知识分子着了魔(bezaubert)。只要观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些人都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在情感上不适于日常生活，要么就是与日常生活及其要求格格不入，因而渴盼出现大革命的奇迹——渴盼出现这样的机会：感觉有朝一日连他们也能上台执政。当然，这些人在他们的圈子中都是很有组织天赋的。问题在于，工人是不是愿意服从他们的独裁。毫无疑问，在战争时期，随着接踵而至的惊人剧变，特别是由于饥饿折磨下工人遭受的痛苦命运，假如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失败提供了合适的机会，甚至工人大众也有可能在这种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夺取权力。然而，无论在工会成员本身还是在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我都看不到有谁掌握了在和平时期管理生产的技能。俄国正在进行一场大实验。困难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还不能越过边界去实地看看那里的生产是如何管理的。从我们能得到的消息来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如今已在那些还能开工的工厂——据社会民主党的报道，这些工厂为和平时期的10%——转而重新实行计件工资制，否则产量就要蒙受损失（我们知道，这个政府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有些人曾在维也纳和德国求学，而且只有很少数是俄罗斯人)。这些工厂把企业家留下来领导企业，并付给他们非常可观的补助金。此外，这个政府还采取了向旧政权军官支付军官薪金的做法，因为它需要一支军队，并且认识到缺少这些训练有素的军官就办不到。旧军官们一旦军权在握是不是还能继续忍受这些知识分子指手画脚，现在我还不好说。当然，目前他们会不得不服从。最后，布尔什维克以撤销面包供应卡为要挟，迫使官僚系统也不得不为他们工作。然而，国家机器与国民经济不可能长期以这种方式运转，这场实验目前看来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令人惊讶的仅仅是，这个组织毕竟一直在发挥功能。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那是一种军事独裁统治——而且确凿无疑，它不是将军的独裁，是下士的独裁，还因为从前线返回的厌战士兵和习惯于农业共产主义并渴望土地的农民会师了，或者，武装的士兵暴力夺取了村庄、强行征收税赋并击毙任何离村庄太近的人。这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无产阶级专政”实验，而我们可以真诚地保证，德国方面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讨论的，希望与这些人实现真正的和平。这里的原因各不相同：在中产阶级社会里享有既得利益的人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会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们做完这场实验吧，它必定会失败，然后可以用它作为一个警示。”我们其他人愿意这样做则是因为我们会说，“如果这场实验获得成功，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基础上的文明也是可能的，然后我们也许会改宗。”

想要阻止目前事态的人物是赫尔·托洛茨基，他并不满足于在他自己的家园进行这场实验，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这样的事实上：一旦实验成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将无可匹敌。怀着俄罗斯文人特有的那种安自尊大，他还想得到更多，他希望通过词语的战争以及对“和平”与“自决”这种词语的滥用挑起德国内战。不过他的消息很不灵通，他不知道，德国军队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来自乡村，还有十分之一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们名副其实地乐于镇压打算发动任何这种革命的工人或者其他任何人。谁都无法与正在为信仰而战的人媾和。你只能设法把他们变得没什么害处，这就是布列斯特的最后通牒与强迫和平的意义。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社会主义者至少在实质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论他走在什么方向上。

如果与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讨论并希望以诚相待(这是唯一审慎的做法)，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可以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怎么看待进化论，就是说，今天的所谓正统主义马克思有一个基本教条，即社会及其经济制度可以说正在严格按照自然规律分阶段地向前演进，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时，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他们对于这个教条是什么态度？即使按照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样的社会也还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因为还有小农与手工业者存在。那么，这些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个进化论教条是什么态度呢？这时的情况将是，“至少”在俄国以外，他们全都会——是的，全都会，甚至最激进的也会——以这个假设为依据，期待着出现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而不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作为一场革命唯一可能的结果，因为还没有什么地方到了后者已经成熟的时代。他们只是希望，就其某些特征而言，这种社会秩序稍走几步就能接近最后阶段，由此即可指望某天开始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秩序过渡。

如果要求他凭良心回答问题，每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恐怕都会如此作答。结果就是在俄国实际上有了一个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阶层，即所谓的孟什维克，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自上而下地给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嫁接上一种社会主义秩序，这种实验不仅荒诞无稽，而且违反了主义马克思教条。这两个宗派之间骇人听闻的相互仇恨就是产生于这种对异端的教条主义指控。

现在，如果占压倒多数的领袖们——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采取了这种进化论立场，我们当然就有理由这样提问了：“既然如此，特别是在战时，从他们的观点来推测，实际上会完成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那可能是内战，接踵而至的大概是协约国的胜利，但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此外，在国家的废墟之中可能会产生出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者，即任何社会主义的最彻底的反对者。尤其是，这将导致资本的极大毁灭和瓦解，阻滞主义马克思所要求的社会发展，毕竟，这种发展是以资本对经济的不断渗透为前提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西欧的农夫是与生活在农业共产主义中的俄罗斯农民不同的类型。俄国的关键问题是土地问题，这在西欧根本不是个重要问题。德国的农夫今天至少都是些个人主义者，他们依恋自己的继承权和土地。他们不大可能被说服移心它骛。如果他们认为这一切受到了什么威胁，更有可能的是与大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工人结盟。

因此，就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希望而言，期待出现一场战时的革命，就是目前所能想象到的最为糟糕的希望，尽管它有可能获得成功。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它也只是意味着政治安排会接近民主制所希望的形式，然而，这会拖着它远离社会主义，因为它必将产生的后果是经济上的反动。没有任何不抱偏见的社会主义者会否认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和平的态度问题。我们都知道，激进社会主义如今已经变得与大众头脑中的和平主义倾向难分难解了，因为大众渴望尽快实现和平。现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每个激进的、亦即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肯定都会坦率承认，对于他这个领袖来说，和平不是他最重要的关切。如果他坦坦荡荡，他必定会说，“如果让我们在另一场三年战争与进行革命和没有革命的立即和平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当然支持那场三年战争。”让他的狂热与良心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但问题在于，军队中必须在战场上坚持到底的多数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是否也与给他们发出这类指示的领袖们持有同样的观点。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纯粹是为了迫使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确凿无疑的是，托洛茨基不想要和平。今天，我所了解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再争论和平问题。但所有国家的激进领袖也同样如此。假如让他们选择，他们也许尤其不想要和平。如果内战有助于革命事业，他们恐怕就会选择战争。战争是为了革命，尽管按照他们的观点 (容我再说一遍) 这种革命不可能通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希望只是，革命充其量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进人一个 (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较高的”发展阶段，一个有朝一日将会达到的、比今天更接近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至于近到什么程度还不可能说清楚)。然而，出于以上概述的理由，这种希望绝对是靠不住的。

与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及革命者进行辩论始终是个棘手的事情。从我的经验来看，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你只能迫使他们一方面就和平问题、另一方面就他们认为实际上会完成一场革命的问题向他们的支持者表明立场，后者就是那个分阶段进化的问题，它至今仍是真正的主义马克思的一个信条，只是在俄国遭到了一个地方宗派的否定，他们认为俄国完全可以忽略西欧的这些发展阶段。迫使他们表明立场对于继续前进是个绝对公平的方式，也是唯一有效或者可能的方式。依我之见，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社会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希望。所有的工人阶级总是会重新回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唯一的问题是，从国家利益来看、目前尤其是从军事利益来看，人们是否能够容忍这种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统治形式、甚至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像巴黎公社或者现在的布尔什维克统治形式那样，在自己的纪律基础受到威胁时不靠军事管制法也能勉强对付下去。托洛茨基以值得称赞的诚实态度多次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军队越是确信军事法庭的作为仅仅决定于维持纪律的客观利益(而不是任何阶级或政党的利益)，即仅仅决定于战争期间客观上必然出现的问题，军事权威的基础也就越是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