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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坎坷爱情与人生 卢铭安 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上海病逝。在无锡，当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鲁迅的入室弟子，陈学昭急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与鲁迅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次重重的打击使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失掉了最敬爱的长者。《鲁迅日记》里有三十多处提到陈学昭，有时称“学昭姑娘”，有时称“学昭小姐”，有时直接称呼“学昭”。  陈学昭（1906年4月17日—1991年10月10日），女，汉族，原名陈淑英、陈淑章。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读《昭明文选》，故最初写作便署名“学昭”。浙江海宁盐官人，中国作家、翻译家。曾参加浅草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1927年留学法国期间，曾任天津《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和上海《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留法期间，为鲁迅购买了不少版画书籍。归国后，曾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东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 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从17岁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开启创作生涯，到1927年凭《寸草心》《烟霞伴侣》的稿费登上法国的邮轮；从1935年在战火中归国三年后记下《延安访问记》，到后来写下《工作着是美丽的》；直至写完了她的封笔之作《可贵的痕迹》，长达六十七年的创作生涯，她为世人留下近三百万字的文学创作。 她与毛泽东的三次见面 抗战爆发后，陈学昭就有去延安的打算，只因孩子尚幼无法脱身，直到1938 年夏，她才以黄炎培主办的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的身份，与做医生的丈夫何穆（留法医学博士）一起去了延安。她在延安除了参观访问以外，还受到领袖毛泽东的接见，同时采访了毛泽东。 那天陈学昭刚走进门，便见毛泽东从写子台后侧站了起来：“欢迎你来延安。” 毛泽东一边跟她握手，一边做了个请陈学昭坐下的手势。陈学昭便在写字台对面一张接待宾客的椅子上坐下。据史料记载，俩人对话不多。 “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与西南的交通隔断了，粮食发生问题怎么办呢?” 毛泽东微笑着，用一种沉重而又十分有力的话音回答道：“有办法，靠老百姓么!我们还可以打游击。” 听毛泽东谈到打游击，陈学昭便接着问道：“抗战自去年爆发以来，也有一年了，八路军在前方作战取得了哪些成绩?” “这个——”毛泽东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可以给你介绍去见李秘书长。那边能设法找到你所要知道的种种情况。” “可以。”陈学昭点点头。
左图为1924年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中念书时的照片，中间是陈学昭抵达延安八路军总部时的留影，右图为1952年4月，山海里陈学昭在杭州龙井茶场体验生活，陈毅元帅和聂荣臻元帅专程上山拜访陈学昭。这是陈毅元帅亲自给陈学昭拍的照片。 在延安时与毛主席的交谈，留给陈学昭的影响是伟人礼貌之客气，显得温和儒雅，也很质朴。阔大的前额和犀利的眼神，不时透露出他的智慧。联想到她前些日子在延安的采访和所见所闻，此时的她不由得有点肃然起敬。 1938年11月11日，山海里陈家陈淼生、陈巳生、陈祖芬的姑姑陈学昭因在延安意外遇见了侄孙女陈云裳，写下了《呵！我有仇——并赠云裳》，发表于《文艺战线》1939年2月第一卷。 这次陈学昭在延安共住了近两个月，然后与丈夫一起回到重庆。随后又于1940年冬重返延安，1941年12月，陈学昭在延安生下女儿陈亚男，断乳后入托在宋庆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延安“洛杉矶托儿所”。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陈学昭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并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包括陈学昭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带来巨大影响。她决心到基层体验生活，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接着她又受周恩来的鼓励，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农村窑洞里、在延安撤退时行军的间隙中、在用被褥叠成的“桌椅”上，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这部小说对自己过去那段飘泊的生活作了一个全面回顾与深刻反思。
延安时期的“洛杉矶托儿所”。
山海里陈家九太陈学昭和女儿陈亚男（后排左三）、女婿、外孙女的全家照。 毛泽东与陈学昭只有过一次短时间的直接交流，但伟人的记忆真好，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陈学昭是这样说的：“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 但到1945年延安整风结束，陈学昭已脱胎换骨。因为在那年的７月，她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合影。第三排左一是九太太陈学昭，第一排右二是丁玲。还有毛泽东、朱德、康克清等人。 1945年7月，黄炎培、傅斯年、赵超构等来延安访问，毛泽东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由于陈学昭是从国统区到延安的有影响的女作家，所以也安排她去机场迎接，于是她和毛泽东又相遇了。 陈学昭此时在中央党校担任文化教员，所以毛泽东一边和她握手，一边微笑着对她说：“你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这一夸奖，她顿时感到一阵心热，也很不好意思。 195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保罗·萨德和伴侣特波娃访问中国，陈学昭因曾留学法国，懂得法语，中央便派她陪同。国庆前夕，萨德和伴侣一起在北京参加国宴。当时萨德夫妇的席位离毛泽东的席位很近，于是陈学昭领他俩走到了毛泽东的座位前。毛泽东听了陈学昭的介绍马上站起身子和萨德夫妇热烈握手，陈学昭在旁做翻译。这是陈学昭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成为鲁迅的入室弟子 陈学昭，1906年4月17日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的书香书门第，她原名陈淑英，在家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称她为“九弟”，山海里陈家后辈都尊称她为九太太。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读《昭明文选》，故最初写作便署名“学昭”。 她从小爱好文史，家里父兄们留下的藏书已然足够她课余阅览，早年长期的勤奋读书奠定了她扎实的文学基础。之后，成为二十世纪最多产的女作家之一，从17岁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开启创作生涯，经长达六十七年的坎坷创作生涯，她为世人留下近三百万字的文学创作。
她的父亲陈典常，曾担任过海宁州小学堂学监和海宁县立第一小学校长，父亲具有民主思想，只可惜在她6岁时就病故了，陈家生活也开始走下坡路。为了节省学费，陈学昭考进江苏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这时她的文学天赋已经初现。 为了提早毕业谋生，陈学昭于1922年初只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学校认识了张琴秋。张琴秋是唯一一位被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的红军女将领。 自认识“琴姐” （对张琴秋的称呼），她就开始从爱好文学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入改朝换代的革命之路。经张琴秋当时的丈夫沈泽民（沈雁冰／茅盾的亲弟）引荐，陈学昭认识了沈雁冰、翟秋白、周建人和鲁迅等文学巨匠，并得到这些文学大家的指点，陈学昭先后写出许多漂亮的散文。 从爱国女学毕业后，陈学昭于1924年6月回到家乡，开始频频投稿章锡琛和周建人创立的《妇女杂志》，并与章锡琛和周建人通信，年轻女青年的才华深得赞美，过了夏天，陈学昭就来到上海，住在章、周二位先生住屋斜对面一间阁楼里，继续写作。秋冬，又搬到从事革命工作的张琴秋、沈泽民夫妇的住处，并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 1925年初，陈学昭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不到半年辞职。后来到杭州，住在西湖岸边一座尼姑庵里专事写作。她把钢笔当画笔，写下优美如画的散文集《烟霞伴旅》。 同年夏天，陈学昭前往太原参加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会后与孙福熙、孙伏园结伴去北京，拟见她心仪已久的鲁迅，陈学昭记得那天是9月9日，当她走进西三条胡同的周宅时，她回忆道：“大先生早已知道我熟识周建人先生，所以我一进门，他就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后来我自己单独去过好几次。鲁迅先生他们创办《语丝》，我也投了些稿，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鲁迅先生很鼓励我。” 与鲁迅先生最初的相识，就在她的生活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陈学昭是鲁迅先生最为关注的女作家之一，她一边在两中学教国文，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李大钊的演讲。 1926年，根据陈学昭写的回忆，她与侄孙女陈云裳的丈夫吴文祺、樊仲云一起赴武汉黄埔军校。吴文祺、樊仲云任武汉黄埔军校的教官，陈云裳奉命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陈学昭后来才知道陈云裳和吴文祺夫妇当时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共。在黄埔军校，陈学昭遇见了恽代英，恽代英盛情邀请陈学昭留下，在黄埔军校做女生队的教官。因陈学昭已经决定赴法留学，所以婉拒了。否则陈学昭、陈云裳祖孙又是黄埔军校的师生，肯定成为黄埔军校的一段佳话。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目睹好人遭残害，给陈学昭一次沉重打击，其悲愤之极，越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尽管咒骂时弊，只是毛毛雨缺乏力量。在她眼里上海变成了囚笼，她失望而呐喊：“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 她要远走高飞，到外部世界去呼吸自由空气，看看那海那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陈学昭有了去外国深造的想法，好友杨之华建议她去苏联，郑振铎告诉她学政治去苏联好，你学文学可去法国。鲁迅和周建人也坚持劝陈学昭到国外留学。最后决定，由鲁迅和陈家都绝对信任的郑振铎（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护送陈学昭赴法国读书。
那年她担任了曾参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定每月寄回三篇槁，用所得槁费维持国外生活。在预支《寸草心》与《烟霞伴旅》两本书的版税，有了出国留学经费后，不低头驯服在生活之下的她，终于在5月的一天，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 同年末，戈公振在法国得知陈学昭经济困难，请她担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月薪120元。1931年，陈学昭进克莱蒙大学文科，C教授很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与学昭的文学根底，建议学昭以中国古典文学题材写论文，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末，学昭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词》通过答辩，学位证书由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颁发。 在法国留学期间，她曾于1928年10月回到上海，到第二年1月19日动身再度赴法，最使陈学昭难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沚夫妇家住的两个月。沈家在闸北景云里，后门斜对着鲁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门，沈雁冰那时正在日本。陈学昭回忆说：“早点，我在德沚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晚饭后，乔峰先生不上班，我便多坐一会，鲁迅先生、乔峰先生和我一起聊天，有时也有许先生（许广平）、王先生（王蕴如），大家毫不拘束地谈笑着。” 陈学昭从年轻的时候起便频繁地接触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鲁迅和茅盾，并从他们的友情里得到滋养，使她的创作受到很大影响。 她与众人的交往及评议 陈学昭外表秀气，文字疏朗俊秀，感情浓度很深，富有韵味和诗意。但她生性耿直，不肯说假话。 笔者归纳几段与众人的交往和他们的评议。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对陈学昭说：“你将来的工作岗位在国外。” 五十年代，上面曾拟派她代表中国妇女去海外的国际妇联工作，若成行了，她的后半生的经历就没有那么坎坷了，就像唐纳避开了原本会落在头上的灾难。 邓颖超与周恩来对陈学昭关照较多，反右后告诉她好好学习与改造，争取回到党的队伍，说划她右派分子，他们不知道，如果她在北京，是不至于如此的；学昭问邓大姐要不要去看看周扬，邓大姐说可以去看看。邓大姐送学昭到东单文化部周扬住处大门口说，我不进去了，你也不要说我送你来的。 周恩来夫妇很了解陈学昭，不止一次同她谈起过法国和蔡柏龄。周说，“这总有机会的”，“你的岗位在国外”。 关于蔡柏龄，从事物理研究的人们一定不会陌生。百度等资料是这样介绍：中国物理学家。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幼少年时期随父母几次去德、法等国。1928年毕业于比利时沙勒罗瓦专门学校机械系，1929年毕业于法国格勒诺布尔电工学院电机系，1930年获得巴黎理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1931年到法国强电磁体实验室（贝尔维尤）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萨克莱)工作；同年还参加了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他长期留居法国从事磁学研究和强电磁体设计工作等，曾几次回国。1934年获得法国研究发明局银质奖章，1947年获得埃梅·贝尔泰奖。 从事磁学的研究，以气态和液态分子的磁性和磁光性质、多种反铁磁性固体盐类的磁性与温度关系、大型电磁体的设计研究和强电流的测量等研究为主。参加了法国“土星”质子同步加速器用的电磁体和大型气泡室的电磁体的设计，大型永磁体和高梯度磁场的设计，以及采用磁位计法测量强电流等工作。从实验上最早发现了其中多种化合物的磁化率－温度曲线出现最大值的反铁磁特性，也是最早把反铁磁性理论应用于解释这些化合物磁性的学者之一，对早期反铁磁性研究有重要贡献……”于1988年在德国柏林逝世。 蔡柏龄一直是陈学昭忠诚的朋友，在她离开法国时又前去送行。在陈学昭结婚之后，一直与她保持联系。他早年回国探亲时，在西湖曾寻找过陈学昭的旧足迹，回法国后还为她带去需要的书和食物，由于其父蔡元培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即使是在陈学昭到达通讯不便的延安之后，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与之联系。延安一直关注着蔡柏龄这个严谨认真、有才华的科学家。陈蔡的亲密友谊在共产党的高层中并不是秘密。 1945年，陈毅曾让陈学昭写信给蔡柏龄，劝其回来。陈学昭的信辗转到了蔡的手里后，蔡也真的想过回来，但当时因为只能去国民党管辖的中央研究院，才没有成行。蔡柏龄没有回来，对个人感情是一种损失，但对科学研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命运象和陈学昭做对一般，多次让她和蔡柏龄擦肩而过。一次是她已经受命前往法国正在东北等待时，被告知说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不准时，不要等了。她只好就地待命。第二次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出国，而上级却在前一天通知她不要去了。后来她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打了小报告，说她出国是为了个人的私事。
邓颖超与陈学昭的合影（中国第一次全国妇女会议） 1947年，蔡畅到巴黎参加国际民主妇联大会。当时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是法国人戈登夫人，她的丈夫戈登教授是著名物理学家，曾是蔡柏龄的老师。蔡畅见到了蔡柏龄，就把陈学昭的情况都告诉了他。蔡柏龄请蔡畅带给陈学昭一封，再由邓颖超转给陈学昭，他写道： 我极亲爱的女友： 在戈登夫人家里见到了蔡大姐，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自从您回国之后，我只收到过您一封信，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从蔡大姐口中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我自从我姐姐过世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象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蔡大姐告诉我，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情谊和祝福！ 您最忠实的蔡柏龄 三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七年。 捧着这封千里迢迢转辗而来的信，陈学昭失声痛哭。这封信她一直珍存了十九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在“您最忠实的蔡柏龄”几个字上吻过之后，才将信投入了炉火。 陈学昭一生之中，从没有当面对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工作着是美丽的》并不是一本通常的小说，而是一本自传，陈学昭对自己大半生经历的人物用化名，毫无虚构的报告文学式的记录。 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她对蔡柏龄的感情是这样叙道： 1982年，蔡柏龄带着家人回中国探访。由于他身份特殊，国内的统战部门非常重视。但他将自己在杭州的接待人之一指定为陈学昭。在杭州，她才见到蔡柏龄，相顾无语，唯有泪千行。隔着40多年的光阴，《红百合》和《史记》的诵读声，如暗夜中的流水，犹自传来。 遥想当年，何穆从医学系毕业后，要回国开业。陈学昭与丈夫离开法国时，蔡柏龄前往旅馆送别。分手时，陈学昭站在楼梯口问他：“您回来吧？”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他说。 “收回您的永别！再见！” “那您什么时候出来？我等着您！” “至多两年，我就出来！”她回答。 他们握着手，又一次道别。蔡伯龄说：“好，我等着您！” 然而，二人再次相见时，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也不是两年后，而是四十五年后。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冲击，陈学昭已经是一个步履蹒跚皱纹满布的白发老人了。蔡伯龄望着她，多次热泪盈眶。 爱情无果而终，并未带来其他经历的顺利。
上图是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左二）与女儿（左四）拜访陈学昭。 改革开放后，陈云经常在杭州休养，也一直跟陈学昭来往。甚至给陈学昭即女儿陈亚男多次题字。她80岁寿辰时，陈云曾亲笔书写条幅赠送她，内容是白居易的 《放言》诗： 从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陈学昭和丁玲是延安当时名气最大的女作家，俩人同时参加了当时延安文艺座谈会。丁玲在被打倒前，也追随领导意志，用笔攻击过别的知识分子。在她被打倒后，作为丁玲在延安时期的闺蜜，陈学昭也跟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用笔批判过丁玲。陈学昭为此一辈子受良心谴责，无法彻底解脱。陈学昭在丁玲被押去北大荒改造不久，也被打倒，在文革中更是沦落到天天扫厕所的地步。被打骂是家常便饭。文革结束后，丁玲专程到杭州陈学昭的家里看望老友，陈学昭无法忘记自己对丁玲的愧疚。从如今留下的照片看，丁玲前辈已经放下了心里的怨恨，但陈学昭放不下，就是在拍照片的那一刻，还在忏悔。让人觉得心酸，而且不是一般的心酸。 丁玲放的下，曾评价陈学昭：“……你年轻时如一枝早熟的春兰，峭然挺立在石山上。闲花野草可以趁春风灿烂一时，而你却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于晚秋。现在你已进老年，却正如西子湖边的红梅，傲霜而怒放……” 1986年3月4日， 82岁的丁玲与世长辞， 80岁的陈学昭在绵绵不断的思念中写了悼文《别时容易见时难》 。文章结尾写道：“自从3月4日起，我天天想起她！我们从1957年开始就完全被隔绝了。丁玲同志！我们何时再见呢？！您在哪里？我只能——梦想着您！我只能在梦中再见您！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活着！”
1983年4月23日丁玲（左）到陈学昭（右）杭州龙游路的家中拜访。 这是陈学昭一生的写照。看看（可能是）普通读者的感想： 下面是摘录的一段评论，看了心里非常压抑： ……蔡柏龄始终没有忘记陈学昭这位亲爱的朋友，为她寄过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海涅全集》等书，只要有朋友回中国，总要千方百计转达自己对她的问候。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当年轻的珊棠意识到自己对德伟的感情时，曾这样想过：“她以为不可能要求绝对的永久的情感，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我不想再加评论。但我觉得陈学昭在感情上是无比幸运的，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还是让人有热泪长流心痛，谁说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是战争的残酷，政治的无情，以及我们中国人的过分含蓄…… 而低调的陈家小辈只是说到九太太陈学昭经常在鲁迅那里吃饭给鲁迅家添麻烦了，他们只求太太平平过日子。 陈家九太太陈学昭所有遗留档案都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在鲁迅纪念馆辟有专室收藏。 笔者认为蔡伯龄的研究和目前的超导科技有直接关系。大概在上世纪末，我国的超导材料还很领先，是否与蔡有关，那是内行人才懂。不过，如果陈学昭和蔡伯龄能走到一起，绝对是理想中的好事。此外，陈学昭与蔡伯龄的爱情故事亦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或欧米欧与朱丽叶的翻版，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遗落的关于思念的珍珠。 参考资料：《天涯归客》陈学昭  按续篇：地下党刘晓，陈巳生与孤岛时的抗日救国“星期聚餐会” 笔者的《南船北归：沪港航运界百年风云》一书，近期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卢铭安落笔悉尼 鸣谢：卢铭安先生赐稿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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